在两宋时期，李清照是独一无二的。她卓然于诸大家之外，自成一体。后人无法将之归属于某一群体或流派，她那独立不羁的个性和艺术风格，新人耳目。所以，这里单独设章节，讨论李清照的前期歌词创作。

　　李清照的创作成就，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男性词人。宋代文人对李清照就已经拳拳服膺。王灼说：“若本朝妇人，（李清照）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朱彧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萍洲可谈》卷中）历代众多心高气傲的文人墨客更是倾倒于她的卓越才华。“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沈去矜词论）将李清照与后主李煜、诗人李白相提并论，推崇至极，无以复加。清代执文坛牛耳者王士祯，也自豪地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李清照俨然为婉约词的宗派大师。其他赞美之辞，比比皆是。“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李易安词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陈廷焯《云韶集·词坛丛话》）“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锋大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芳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沈曾植《菌阁琐谈》）李清照以其天才的文学创作、无穷的艺术魅力，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王僧保作《论词绝句》总结说：“易安才调美无伦，百代才人拜后尘。比似禅宗参实意，文殊女子定中身。”（《古今词辨》）

第一节　李清照的个性与成因

　　宋代出现如此一位杰出的女作家，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与唐人比较，唐代也有许多女诗人，却没有一流的作家。佼佼者如薛涛，充其量也不过是二三流诗人。宋代则出现了李清照这样的超一流的女词人。究其实质，这首先与词的文体特征有关。宋词具有浓厚的女性文学之特征，词之柔婉低约的审美特征，就与古代女子的群体性格相互吻合。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大量的男性词人代女子“作闺音”，以女性口吻抒情达意。而且，男性词人越具女性气质，歌词就写得越出色，如秦观、晏几道等等。但是，这毕竟隔了一层，有隔靴搔痒之遗憾。李清照以一女子，知音识律，用词抒写女性心灵，当然是得心应手。这就决定了歌词这种文体应该产生一位超一流的女作家，李清照于其间应运而生。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宋代又何以只产生李清照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呢？这就与李清照独特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以及因此形成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文体的适应与个性的突出两方面结合，造就了宋代一位卓越的女性作家。

　　一、李清照的生平

　　李清照(1084-1151？)，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人。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字文叔，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之后，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名列“苏门后四学士”，《宋史》为其立传。李格非的文学创作，受到人们相当高的推崇。南宋韩淲《涧泉日记》卷下转引他人评价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司马迁）之后，一人而已。”虽为过誉之辞，但能说明宋人对其文章的推崇备至。《宋史·李格非传》的评价比较平实，说：“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 李清照的母亲王氏，则是仁宗朝重臣状元王拱臣的孙女①，同样出身名门，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宋史·李格非传》称其“亦善文”。父母双方的家学渊源，为李清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缪钺先生因此称“易安承父母两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论李易安词》）

　　李清照大约出生于家乡济南章丘②，童年时代随父居住在都城汴京。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赵明诚是宰相赵挺之之子，以父荫，历任州郡地方官，是著名金石收藏家。婚后，夫妻伉俪情深。两人之间有相聚的甜蜜，有别离的思念。婚后第二年，即徽宗崇宁元年（1102），政坛上的风云动荡再次波及到她的家庭。这一年，徽宗受蔡京的鼓惑，决意继承父亲神宗、兄长哲宗的变法遗愿，再度全面推行新法。崇宁者，追崇熙宁之意也。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被打入“元祐党人”之列，赶出了京师。李清照第一次经历了生活的风波打击。崇宁二年（1103），赵明诚结束太学求学生活，出仕为官。夫妻两人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生活变得滋润自得。

　　大观元年（1107）七月，赵挺之死后被罢免官职。李清照经历了再一次的生活风波打击。在政敌蔡京的指使下，朝廷大兴刑狱，因父丧去官的赵明诚兄弟锒铛入狱。所幸的是这场暴风疾雨很快就过去了。赵挺之的三个儿子一齐被罢免官职，赶回老家闲居。李清照陪伴着赵明诚，婚后第一次回到山东青州居住。这一次回青州，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妻共同乡居了十年时间。政和元年（1111）初，赵挺之夫人郭氏奏请朝廷恢复其已故丈夫被罢落的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徽宗诏令同意。赵挺之的三个儿子，应该就是在这一年陆续恢复官职，再度跨入官场。大约在政和七年（1107）前后，赵明诚再度离家，开始了新的一轮仕途奔波生活。直到宣和三年（1121），才出任莱州郡守。这时候，赵明诚已经有能力将李清照从青州接出，到任所团聚。这一年的秋天，李清照离开居住了十几年之久的青州，风尘仆仆，前去与赵明诚相聚。依据宋代官员三年一任的惯例，赵明诚结束莱州任期后，应该是宣和六年（1124）转守淄州（今属山东淄博）。

　　赵明诚在淄州任所，迎来了北宋动荡乃至灭亡的最后一场大灾难。靖康年间，金灭北宋，44岁的李清照举家南渡。两年之后，赵明诚在赴任湖州途中中暑病故。在颠沛流离之中，夫妻一生辛勤收集的金石文物损失殆尽，李清照在孤苦无依的生活中结束了作为词人的一生。

　　以上所述，详于北宋，略于南宋。李清照南渡之后的作为，《南宋词史》还将继续涉及。

　　二、李清照的个性及其成因

　　作为一位一流的艺术大师，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方能塑造出“这一个”，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中国古代的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多地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没有读万卷书的必要，没有行万里路的机会，只能静守闺中，老死牖下。“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辨为美也。”（司马光《家范》卷八）相比之下，古代女子更缺乏个性特征。所以，中国古代不乏女性作家，却多数是二三流的，只有李清照能够卓立于众女子之上。从李清照的一生所作所为来考察，她是一位个性鲜明、超越尘俗的女性，是一位别开生面的独创性作家。李清照能够卓立于众多女性之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这与她始终真率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爽直、自由、不羁的个性密切相关。这种个性特征表现于文学创作，成为李清照跻身于一流作家行列的重要原因。

　　个性是一种“具有意识性”的构成物，“是由个体的活动参加于其中的客观社会关系系统的运动而产生的。”在这种“客观社会关系系统”中，个体通过社会活动或教育等等习染而形成个性。一个人的童年、少年、青年之成长期，同样是个性逐渐形成、最后定型的时期。个性一经形成，其内质则很难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探索李清照个性之成因，必须把目光回溯到她早年的生活及其环境。

　　首先李清照有着良好的早期教育和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李清照自幼便生活在一个学术空气与文学艺术空气都十分浓厚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李清照早年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少女时代的李清照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她精通音乐，而且，还擅长书法、绘画，她的作品，明清之际还较多地见诸记载。当然，李清照最为擅长的还是文学创作，《碧鸡漫志》卷二称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才华横溢的李清照，在少女时代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学天赋，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卓尔不群的个性。

　　历代士大夫家庭不乏聪慧的才女，却很少能象李清照那样脱颖而出。这里更关键的原因是李清照生活在一个宽松开明的家庭环境之中，天真少女之身心都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率真的心灵较少受到扭曲。这与其父李格非的学术渊源有关。李格非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其仕途沉浮与苏轼休戚相关，流传至今的《洛阳名园记》，颇有纵横家的议论气概，与苏轼文风一脉相传。可见，李格非的学术思想、人生态度都深受苏轼的影响。苏轼所论，崇尚真情与个性，鄙视程颐等理学家所倡导的“灭私欲则天理明”等违背人之本性的伦理规范。苏轼尤其反对将人的本性与欲望割裂，他说：“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苏轼所说，顺应人的自然真性，个人的语言行为乃至人格都可能得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因此，苏门师生的文学创作，较多地流露出创作主体的真情本性，经常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少有现实或世俗的顾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对此深恶痛绝，苏轼的政敌也多以此为口实，攻击苏门师友。例如，元祐三年（1088），后来成为李清照公公的赵挺之攻击黄庭坚“恣行淫秽，无所顾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一）；元祐六年（1091），杨康国攻击苏辙“所为美丽浮侈，艳歌小词”，苏轼尤过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五）。这与南宋人士对李清照创作的指责，如出一辙。李格非置身于苏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通脱的学术环境之中，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深受影响。表现于家庭管理与子女教育方面，李格非并不轻视或束缚女性，任随李清照自由发展身心，为李清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

　　李清照有《如梦令》词，描述自己少女时代的生活，是最好的文献资料。词云：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里的“溪亭”、“藕花”、“鸥鹭”都是泛指，是李清照某次出游时的所见所闻。这时，李清照应该已经来到汴京父亲的身边，歌词所写的是汴京周围某处的景色。这首词记载了李清照自在浪漫的闺中少女生活。词写自己由于醉酒贪玩而高兴忘归，最后误入“藕花深处”。由于不期而来的划船赶路少女，却把已经栖息下来的“一滩鸥鹭”吓得四下飞起。小词的笔调极其轻松、欢快、活跃，语言朴素、自然、流畅。令人诧异的是一位大家闺秀，居然可以外出尽兴游玩到天色昏黑，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以致“不辨归路”，“误入藕花深处”。迷路之后，没有迷途的惊慌，没有归家惟恐父母责怪的惧怕，反而又兴致勃勃地发现了“鸥鹭”惊起后的另一幅色彩鲜明、生机昂然的画面，欢乐的气氛洋溢始终。这样自由放纵的生活对少女李清照来说显然并不陌生，也是充分地获得父母家长许可的。否则，只要一次严厉的责骂，美好的经历就可能化作痛苦的记忆。这首词显示出少女李清照的任性、真率、大胆和对自然风光的喜爱，这样的作为及个性与李格非自由的家教、家庭环境的宽松密切相关。

　　与李清照同时代的袁采记载说：“司马温公（光）居家杂仪，令仆子非有紧急修葺，不得入门中。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袁氏世范》卷下）如果李格非也象司马光一样，甚至象《牡丹亭》中陈腐不通的杜宝，不允许女儿到自家花园游玩，李清照当然就没有上述的机会和情趣了。即使当今社会，许多父母对未成年女儿的牵肠挂肚之管束，也要比李格非严厉，更多一些规范和戒条。遥想一千多年前，古人有如此通达开明的态度，真是令人钦佩。李清照自主、自强、自信的品格在这样的环境中缓慢形成。成年之后，李清照始终不肯“随人作计”的独立性格，对爱情的大胆率真追求与表达，就根植于早年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

　　其次，李清照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古人通常早婚，结婚时往往性格还没有最后定型。作为一位18岁的少女，李清照结婚时性格不能说是完全成熟了。婚姻，对于任何时代的女子来说，都是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是人生旅程的一大转折。她们不得不结束有父母可以依傍、可以撒娇的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承担起一定的家庭义务与责任，要以新的角色身份去面对陌生的公婆与丈夫。这种巨大的转变和陌生的身份，对一位位稚嫩的少女来说，往往是前期的心理与经验准备不够，而显得突兀。尤其是对古代女子而言，婚姻，意味着在重重的束缚之外，又增加一条“夫权”的锁链，许多家庭因此埋下悲剧的祸根。这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婚姻状况，对女子个性的最后成型，影响至深。古代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对彼此陌生的男女青年骤然间被组合到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相互之间在兴趣、性格、爱好、文化修养等诸多方面经常存在着巨大反差，夫妻之间很少有恩爱可言。古代女子更多的是“所嫁非偶”，婚姻就是青春生活的坟墓。在婚后凄风苦雨的煎熬中，许多女子被渐渐消磨去才气与个性，憔悴枯萎，在凄凉无告中默默离去。宋代另一位著名的女词人朱淑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淑真的才华与创作成绩在宋代女作家中仅次于李清照。她“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所嫁非人，只能在断肠悲苦中吟咏自己的余生。没有这一段婚姻的不幸经历与非人折磨，朱淑真的创作成绩或许不在李清照之下。因此，李清照有了自己称心的丈夫，满意的婚姻，李清照确实是幸运的。

　　从李清照与赵明诚后来对待婚姻生活的态度来看，两人都是感情比较投入、比较真诚的。他们都具有率真的个性、对美好事物执着追求的纯情。他们的结合，是这种个性与纯情在现实社会中所得到的某种体现。两人真是十分的幸运。他们的婚姻，从整体格局上没有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但是，两人在婚前有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了解，乃至彼此产生倾慕之情，这为他们的婚姻奠定了良好的感情基础。这在男女隔绝的封建社会里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那种一见钟情、生死相恋、白头偕老、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只能到戏曲、小说中去寻找，只存在于文人的幻想世界之中，现实人生则要平淡实际得许多。而李清照与赵明诚这样一些朦胧的婚前感情交往，就是那个平淡实际的现实社会里的一束束火花，是平淡中的惊奇。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虽然不如戏曲、小说中的故事来得离奇，却完全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赵二人情趣十分相投，婚后生活美满。他们节衣缩食，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题签，以读书为娱乐。夫妻诗词唱和，堪称神仙眷侣。崇宁初，李格非入“元祐党籍”，政治上遭受迫害打击，赵挺之则附和蔡京新党，成为朝廷新贵。在这一场政治风波中，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政治倾向也完全相同，一起站在“元祐党人”的一边。李清照向赵挺之进言说：“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赵明诚政治态度同样明朗。陈师道《与鲁直书》说：“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后山居士集》卷十四）李清照作于晚年的《金石录后序》，以大量的篇幅回忆与赵明诚情投意合的恩爱生活，夫妻深情，款款流露。

　　相对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为李清照的个性持续发展提供了又一种良好的氛围环境。李清照对生活更加充满信心，其自主、自强、自信的性格最后定型。终其一生，这种性格品质没有改变。

　　三、自强自信个性的表现

　　虽然李清照幸运地获得了父母之爱和丈夫之爱，但她仍然无法摆脱那个窒息女子才华的社会给她带来的无形压力。李清照从来都是以强烈的自信与之做不屈的抗争。她的《渔家傲》最能说明这种个性特征，词云：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通过写梦游太虚、谒见天帝来抒写现实中的内心苦闷，并表露出自我的倔强追求。今夜的梦境是奇特的，天空中弥漫着云涛与晓雾，变成了云雾蒙蒙的朦胧世界。在恍惚之中，词人已经置身于天上银河如此一个虚无飘渺的神话世界里，迷蒙的银河中闪烁的群星如同挂满蓬帆的航船，点点片片飞舞。词人的梦魂似乎就是乘此“星帆”进入天帝的居所，受到天帝的热情接待。天帝的殷勤问语，表明词人是天上“谪仙”似的人物，是天之骄子。事实上，这还是李清照自信、自强个性的流露。李清照自视甚高，人称李白为“谪仙”，李清照就是以此自拟。“归何处”的问语，又流露出李清照在现实世界中的迷惘彷徨。今夜星河弥漫的浓浓云雾，似乎又成为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影。现实人生路途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李清照在庞大的现实阴影下奋力地挣扎，但世乏知音，“学诗谩有惊人句”，孤独寂寞感油然而生。这是脱落了少女、少妇时代的天真无邪、单纯幼稚之后的人生感受，其中凝聚着词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充满着现实生活中频遭挫折的悲剧感。倔强的李清照并不甘心在这种寂苦中沉默，而是依恃天帝的鼓励，如鲲鹏展翅，欲乘风高飞远举，奔向理想中的“三山”仙境。李白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李清照就是有李白那样开阔的胸襟、强烈的自信，以及卓然于世俗之上的优越感。后人以李清照比拟李白，两者之间在个性方面也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梦境中的天帝，其实就是李清照自强不息的个性，支撑着她永不向命运之神低头。南渡之后的李清照，国破家亡，丈夫去世，孤独一身，晚景凄凉。又受到再婚与离婚的打击，频频遭受世人冷眼，心境趋于灰冷。再也没有“九万里风鹏正举”的豪情和自信。所以，这首词也不可能作于南渡之后。

　　李清照这种自强自信的个性，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规范相违背，李清照与现实观念、周围社会的碰撞、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种种叛逆的方式。简单梳理，大约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李清照敢于作诗讥刺公公赵挺之，以下犯上。崇宁元年定“元祐党籍”，赵挺之时官尚书左丞，为朝廷执政之一，乃当朝新贵。李清照诗“炙手可热心可寒”，化用杜甫《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以杨国忠比拟赵挺之，官职身份相当。杨国忠是历史上遭人唾弃的祸国奸臣，应该为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负相当的责任。李清照的大胆比拟，完全无视上下尊卑的家庭等级观念，其大义灭亲的勇气，令人瞠目。袁采《袁氏世范》卷上说：“有小姑者，独不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爱偏。然为儿妇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尊长久而自悟。或父或舅姑终于不察，则为子为妇，无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李清照所为与之公然相背。

　　第二，李清照始终关切国事，不愿默守闺中。上诗赵挺之，是对徽宗年间的政坛发表意见。南渡以后，面对沦陷的北方家乡，李清照更是难以抑制内心的忧愤。她以沉痛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南来尚觉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的诗句。对小朝廷君臣的软弱恐惧、屈辱退让，李清照愤恨满腔，她以典故讥讽说：“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同时，她以历史英雄人物鼓舞时人斗志，《乌江》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朱熹批评说：“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正是立足于性别歧视的立场，不满李清照的锋芒毕露，恰好从相反的角度突出了李清照的叛逆性格。

　　第三，李清照在《词论》中敢于批评男人世界中之名流。宋代重文轻武，许多著名文人兼为朝廷重臣，誉满国中，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李清照则从不随众，她以“知音”的身份，冷静分析词坛名家的创作，一一指出他们的疵病之所在，笔锋涉及苏轼、秦观、黄庭坚、王安石等16位词人，其中许多是父执长辈。

　　第四，李清照晚年的再嫁与离异。李清照在绍兴二年（1132）夏再嫁张汝舟，婚后便发现“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的错误，毅然讼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与之离异。李清照再嫁至离异，为时不过百日。这一段史实，有李清照的自述，史籍中也言之凿凿。后人曲为之辩，否认李清照再嫁的事实，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确证。另外许多学者也列举大量宋人再嫁的实例，以为李清照再嫁的旁证，具有相当说服力。然而，北宋自司马光便倡导“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家范》卷八），至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求寡妇守节的呼声越来越高，伦理规范也越来越不通人性，越来越严厉。北宋中叶以后，士大夫家妇女少有再嫁者。唐代公主再嫁者28人，宋代除宋初的秦国公主以外，以后公主八十余人没有再嫁者。李清照在这种社会风俗的转变之中，再适张汝舟，继而讼夫离异，举止确实惊世骇俗，故后代学者对此屡生疑问。但是，这种行为方式，恰恰与李清照的个性相一致。

　　第五，文学创作独辟蹊径，敢于流露真感情，将内心世界坦陈在作品之中，自成一家。李清照真率地描写自己少女时期欢快的生活和对爱情的朦胧向往，尤其是婚后毫不遮掩地将对丈夫的爱恋、思念之情倾诉于笔端，招致“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的斥责。无论是对李清照持推崇或贬斥态度的评论家，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李清照词“往往出人意表”（宋彧《萍洲可谈》卷中），“创意出奇如此”（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二），“独辟门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等等。李清照文学创作之巨大成功，相当大程度上得力于她“无顾藉”的个性。如果李清照稍稍堕入“温良恭俭让”的魔道，文学史上必将少一位光彩耀人的女作家。

　　李清照在她的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载云：“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渭南文集》卷三十五）一位女童竟受封建礼教毒害如此之深。李清照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扼杀之下个性泯灭，被默默吞噬。只有倔强自信的李清照留芳青史，李清照是幸运的。

①关于李清照母亲王氏的出身，有多种说法：《宋史·李格非传》称其是"王拱臣孙女"；庄绰《鸡肋编》卷中则称李格非为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婿"，似乎李清照的母亲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附录·李清照事迹编年》辨析说："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当代学者大都认可王仲闻先生之辨析。陈祖美先生的《李清照评传》也采用王仲闻先生之说，认为李清照母亲更可能是当时宰相王珪的侄女。然陈祖美先生近期又撰文，依据李清臣《王珪神道碑》所言"……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之说，断定："王准孙女是他（李格非）的前妻，前妻早卒后，又娶王拱臣孙女为继室。"于是，史料文献中的两种矛盾记载，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应该说，这是根据史料做出的更具说服力的判断。不过，陈祖美先生又推断：李格非在前妻去世后，曾鳏居七八年之久，李清照为前妻所生，出生后不久母亲即去世，父亲在京师为官，李清照一直寄养在原籍，与今天唯一见诸记载的小弟李迒乃异母姊弟，"大约是在16岁的花季，来到父亲和继母所在的汴京'有竹堂'。"（《对李清照身世的再认识》，《文史知识》1998年第10期）这样的推断，有两点可疑之处：其一，李格非曾鳏居七八年之说没有任何史料证据。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子早年丧偶，续弦就成为头等大事，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人伦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生殖养育、广大门庭的封建孝道。所以，以常情常理推测，李格非长期过着鳏夫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其二，李清照如果早年丧母，父亲又不在身旁，孤苦伶仃地寄居在原籍，一直到16岁，怎么在李清照早年的诗词里一点也读不出"林黛玉式"的身世孤苦、凄凉，有的只是少女的浪漫、欢快。因此，我认为"李格非先娶王准孙女，早卒，再娶王拱臣孙女"之说成立。然前妻早卒，不曾生育，李格非丧偶不久后当再娶，李清照与李迒都是李格非续弦王氏所生，李清照早年是幸福地生活在父母身边的。

②李清照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这正是李格非奉调回京的前一年。宋代下层官员，俸禄低微，有时甚至连保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有县尉曾题诗自嘲说："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做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童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墨客挥犀》卷二）而且，宋代一任官员考评升迁期间，一般都有进京述职或等待新任命的空闲时间，他们往往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回家探亲。很难想象此时俸禄微薄的李格非会拖着产后不久的妻子与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女旅途奔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李格非在京师生活安定之后，才将她们母女接回一起居住。此前，李清照与她的母亲一直生活在济南家乡，李清照也应当出生在家乡--济南章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