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御用词人与北宋后期的俗词创作

　　大晟词人是宋徽宗时期御用文人的代表，此外，还有曹组、王安中等等，形成宫廷词人创作圈。如前所言，这些词人创作中以雅相尚，大致树立起一个风雅词的创作传统。然而，御用文人的创作又是复杂的，他们的审美趣味是随着徽宗的口味而变化。徽宗作为一国之君，是正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他必须倡导雅正。况且，对雅词他也是有所嗜好的。作为一个享乐的个体，徽宗生活奢靡荒淫，他同时又嗜好俚俗谑浪的格调。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合，徽宗表现出不同的嗜好。于是，御用词人的创作也就呈现出两种趋向：在创作雅词的同时，不避声色与俚俗。这股俗词创作的风气影响了北宋后期的整个词坛，俗词创作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盛况，是北宋俚俗词创作的黄金时段。由于徽宗年间同时存在着强劲的“风雅词”之创作倾向，而且，这种创作倾向得南宋词人大声弘扬，南宋朝野又普遍抵制徽宗年间蔚为壮观的俗词创作，所以，北宋末年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引起词论家的重视，成为词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一、徽宗的喜好与世风的转移

　　宋徽宗从本质上讲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纨绔子弟。他在位26年，尽情享乐，奢侈糜烂。作为帝王，他既无治国方略，昏庸无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负，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徽宗所为，一改北宋历朝帝王的规制，同时带动世风的转变。

　　徽宗年间的社会财富之积累，达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朝野呈现出繁华似锦的虚象。北宋自太祖开国，至徽宗朝已涵养生息一百五十余年。虽然北宋社会内有“冗官”、“冗兵”之积弊，外有辽、夏“岁币”之支出，但是，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向前发展。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辽“澶渊之盟”订立，此后，北宋内外一直没有较大的战争骚扰破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国库也日益充裕。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当时仅京师一地，就有府库92座。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检视内藏府库，共74座，“金银、锦绮、宝货，积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满盈溢。”金人“役禁军搬三日不绝。”（皆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都市经济的繁荣，更是盛况空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崇宁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霄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孟元老的叙述作了形象的注释。这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历史长画卷，再现了汴京都市风采。

　　徽宗即位之前，北宋皇帝对生活之享受大致采取双重政策与态度。北宋初年，太祖“杯酒释兵权”，劝石守信等臣下“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因此，北宋君主并不限制臣僚的生活享乐。这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一种手段，以此化解上下矛盾。北宋多数帝王自身的生活则相对简朴，以保持励精图强的形象，维持国计民生，平衡财政收支。周煇《清波杂志》卷一载：宰臣吕大防等对哲宗解说祖宗法：“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家法最善。”其中之一乃“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而且，“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至太平者。”宋人史书、笔记多言北宋诸帝俭朴之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太祖“躬履俭约，常衣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闱帟幕无文采之饰。”卷二十四载：太宗“未尝御新衣，盖浣濯频所致耳。”“盖念机杼之劳苦，欲示敦朴，为天下先也。”卷一百九十八载：仁宗“所御幄帟、裀褥皆质素暗敝，久而不易。”《燕翼詒谋录》卷二载：真宗一再下诏，要求“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亦言仁宗“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袘，色已故暗。”等等。北宋帝王一般都能遵循“祖宗家法”，以身作则，抑制社会享乐风气的过度蔓延。

　　徽宗的作为恰恰与此相反。北宋后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繁华的虚象，给统治者的纵情声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口实。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谀奉承声中，统治者失去了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对日趋恶化的内外矛盾和危机很少觉察。徽宗年间，正色立朝、直言进谏之士，都被远远排斥出朝廷。徽宗听不到一点不同意见，臣僚奏章中充斥着谀颂之辞，社会的繁华虚象也仿佛在证实着“圣王”业绩。因此，徽宗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毫无愧色地认定自己可以追迹尧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国力异常强大。出现在这一时期文人诗词中最为频繁的词语就是“太平”、“升平”，如“歌太平睿藻”（万俟咏《雪明鳷鹊夜慢》）、“岁熙熙、且醉太平”（曹组《声声慢》）、“升平歌管趁飞觞”（王安中《鹧鸪天》）等等。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放纵享乐。蔡京等奸佞也以享乐为手段，诱导徽宗不理朝政，沉湎于声色歌舞。宋太祖用来控制群臣的手段，被蔡京反过来用以控制徽宗。《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载：

　　崇年元年七月，以蔡京为右仆射。时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蓄，大抵扫地矣。上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耳。”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太平之奉，区区玉器，何足道哉！”

　　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为，经蔡京等奸佞怂恿、鼓励，且曲为之解说，才日益放肆享受。蔡京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弃物。”（《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同上，卷九十三）这些言论深得徽宗欢心。于是，徽宗不以国家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崇宁元年（1102）三月，命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诸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花石纲之役》）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象杭州凤凰山，都人称万寿山等。徽宗甚至多次轻车小辇，微服出行，出入狭邪，因此与名妓李师师之间便有了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清波杂志》卷六记徽宗君臣宴乐说：

　　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袍带鲜泽，行缀严整。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东望艮岳，松竹苍然；南视琳宫，云烟绚烂。其北则清江长桥，宛若物外。都人百万，邀乐楼下，欢声四起，尤足以见太平丰盛之象。��

　　上行下效，徽宗年间奢侈成风。蔡京“以金橘戏弹，至数百丸。”（张知甫《张氏可书》）王黼“于寝室置一榻，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名曰‘拥帐’。” （《清波别志》卷三）君臣朝歌暮嬉，酣玩岁月。徽宗年间世风趋于浮靡。

　　淫靡世风表现在歌舞娱乐方面，就是俚俗词风大为盛行。徽宗虽然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很高雅的欣赏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乐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别喜爱淫俗谑浪、靡丽侧艳的风调。平日与群小相互戏谑、游乐，无所不至，群小也因此获得高官厚禄。蔡攸得宠于徽宗，“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袖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以献笑取悦。”（《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王黼后来官至宰相。宣和间讨徽宗欢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彦，“本银工子也，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艳的口味。徽宗的喜好与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风为之一变，词风为之一变。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词，皆不避俚俗，且为时尚所趋。

　　宋词起于民间，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乐要求，以俚俗语写艳情是其必然的倾向，所以，宋词与市井俚俗有着天然的联系。与散文、诗歌相比，歌词更容易与徽宗年间追逐声色的淫靡世风融为一体，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达难以遏制的“人欲”。经柳永大量创作，北宋俚俗词风得以确立。但是，俚俗词风一直受到宋词“雅化”倾向的压抑，不得舒眉一搏。北宋末年新的社会环境和淫靡世风，为俚俗词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柳永词风得以张扬。以俗语写艳情，以至滑稽谐谑，盛行于宫廷和社会上层，并影响到整个词坛的创作风气。这是柳永之后俚俗词最繁荣的一个时期。《碧鸡漫志》卷二描述徽宗年间词坛创作概况说：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于无韵。 田中行极能写人意中事，杂以鄙俚，曲尽要妙。

　　政和间曹组元宠,……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冠也。夤缘遭遇，官至防御使。同时有张衮臣者，组之流，亦供奉禁中，号曲子张观察。其后祖述者益众，嫚戏汙贱，古所未有。

　　由此可见，宫廷审美趣味的转移，影响面极为广泛。原来流行于民间下层的艳曲俗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和社会上层。作俗词、唱艳曲，不仅不妨碍仕进，而且有可能“夤缘遭遇”，飞黄腾达。所以，词人们再也不必自我掩饰、自扫其迹，或曲为解释，而是大张旗鼓地创作俚俗小调。同时，从边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倍受青睐。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社会上下层的共同趋尚，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构成宋代俗词创作最为昌盛的壮观。流风遗韵，一直延续到南渡之后。《碧鸡漫志》卷二又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时风浸染，积重难返。南宋词坛后来强烈的“复雅”呼声，便是对这一创作倾向的全面反拨。有为之士，还将这种创作现象与北宋亡国联系在一起抵制。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战乱频仍之时，特意下诏到扬州，销毁曹组词集的刻板（《碧鸡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此后，俗词就失去了适宜创作的环境，就再也没有如此辉煌的时光。

　　二、俗词创作之概况与成就

　　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以下拟从三个方面评介。

　　1、俗词作家队伍之广泛

　　正如前言，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潮流汇卷了社会上下层，所以，参与到俗词创作之中的作家，数量极其庞大。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词创作之中，他们的歌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从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士大夫文人，乃至被排挤出朝的元祐党人，以及释道神仙与民间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出不同内容、不同风貌的俗词。

　　首先是徽宗亲信近臣。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彦等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以俗词相谑浪调笑、献媚讨好，就是诸多手段之一。蔡攸政和末提举大晟府，一度主持供奉朝廷的词、乐之修订与创制工作，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详见《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李邦彦等人当年“人争传之”的俗词，今天已经全部失传，这大约与他们的作为给北宋带来灭顶之灾有关，或许南宋人士对他们的唾骂、痛恨而殃及池鱼。然而，从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窥豹一斑。

　　王安中，政和间以善写阿谀颂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官至尚书右丞。为文丰润敏拔，“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传世。王安中的词应制谀颂成分很浓，他的审美趣味是紧随着徽宗转移的。其《洞仙歌》云：

　　深庭夜寂，但凉蟾如昼。鹊起高槐露华透。听曲楼玉管，吹彻《伊州》。金钏响，轧轧朱扉暗扣。 迎人巧笑道，好个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见淡净晚妆残，对月偏宜，多情更、越饶纤瘦。早促分飞霎时休，便恰似阳台，云梦归后。

这首词写一次艳游的经历。上阕写所游之秦楼楚馆清幽高雅的环境和美人的歌乐一曲，是初到歌楼的一段熟悉、应酬过程，双方都还有点温文尔雅。下阕则转入两情相悦、携手相亲、梦入巫山云雨的艳事记载，语言风格也转为浅俗流利。词人用口语恣意描写歌妓娇媚依人、巧笑玲珑、情意缠绵、楚楚动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时时回想。徽宗游李师师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这批词人的创作趣好及职能，与上述亲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颂圣逢迎为其主题。不过，他们的地位则远远不如徽宗的亲信近臣，他们是依靠阿谀攀附权贵进身的。他们的词作风格，最受徽宗的审美趣向支配。历代词论家都从“风雅”的角度观察大晟词人的创作，多数人故意忽略了他们大量靡曼谐俗的艳情小曲。先来读两首大晟词人的作品：

　　草草时间欢笑，厌厌别后情怀。留下一场烦恼去，今回不比前回。幸自一成休也，阿谁教你重来？ 眠梦何曾安稳？身心没处安排。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但愿人心常在，到头天眼须开。（晁端礼《河满子》）

　　几日来、真个醉。不知道，窗外乱红，已深半指。花影被风摇碎，拥春酲乍起。 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来向耳畔，问道今朝醒未？情性儿，慢腾腾地，恼得人又醉。（周邦彦《红窗迥》）

晁端礼虽未到大晟府任职而卒，但他的词作则已随同流俗，且时时依据大晟府的要求从事创作。《河满子》写男女相思艳情。当年聚散匆匆，别后烦恼无限。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却要强自支撑：“阿谁教你重来”。这种种假意掩饰，最终被苦痛所冲破，下阕转为对天的祷告与对重逢的期望。整首词都是由俗语组成，浑似备受离别煎熬的市井歌妓脱口而出的肺腑诉说。与柳永词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饰，平白朴实的口吻倾诉出满腹真情。其俚俗化程度更为彻底，将柳永的俚俗格调更民间推进了一层。

　　周邦彦的这首《红窗迥》十分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红窗迥》是徽宗年间十分流行的、适合以俚俗语言与戏谑口吻叙事抒情的一个词调。王灼曾言及曹组有大量的《红窗迥》之作，但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周邦彦的这一首词就弥足珍贵，它保存了当时词坛创作盛行的一种风貌。全词以浅俗口语组成，写与歌妓厮混之惬意。两情相悦，相守相伴，温馨和美，不关心窗外春已老去，“花影摇碎”，乱红满地。每日再伴之以醇酒，酒不醉人人自醉。伊人善解人意，娇语解颐。结尾更因伊人之调情弄俏，再度醉入温柔乡，全词有着浓厚的色情味。这首词口语化程度同样十分彻底，如喜用对话问语、民间俗语“济楚”、儿化音句式等等，平白如话。张炎批评清真词“淳厚日变成浇风”（《词源》卷下），刘熙载指责清真词“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艺概》卷四），王国维比较欧阳修、秦观和周邦彦说：“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人间词话》），都是对周邦彦词风浅俗艳冶的不满。这些评语“头巾”气过浓，不足为凭。

　　《全宋词》只存五首《红窗迥》，有二首作者名失传，另二首作者为柳永、曹豳，都是用特别浅俗的语言、戏谑的口吻叙事抒情。由此可以揣想曹组失传《红窗迥》的风貌，以及徽宗年间词坛创作风气之一种。而且，这五首《红窗迥》字数各不相同，分别为53字、55字、57字、58字、63字，说明《红窗迥》是流行于民间下层的一个非常活泼多变的词调。

　　大晟词人的俚俗词，大都专写男女艳情。他们设想歌妓“翻思绣阁旧时，无一事，只管爱争闲气。及至恁地单栖，却千般追悔。”（晁端礼《玉胡蝶》）思念至极，便会转为怨恨，“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晁冲之《临江仙》）与情人相对时，又有了千种娇媚风情，“殢娇不易当，著意要得韩郎。”（万俟咏《钿带长中腔》）面对如此情深之佳丽，男方也不免“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周邦彦《解连环》）这类题材和风格的词作，大晟词人写来总是那么细腻真切、自然感人。也有个别作品流于无聊恶俗。晁端礼《滴滴金》上阕说：“庞儿周正心儿得，眼儿单，鼻儿直。口儿香，发儿黑，脚儿一折。”雕琢过分，已失去俗语的天然韵趣。这也是淫靡世风的极端表现。

　　《碧鸡漫志》卷二认为晁端礼、万俟咏“源流从柳氏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六评晁冲之慢词“紆徐排调，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语，个别词论家也注意到大晟词作之靡曼谐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仅仅限于供职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围还聚集着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们的作为就与大晟词人一样，围绕着徽宗的喜好逢迎创作。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曹组字元宠，颍昌（今河南禹县）人。六举未第，著《铁砚篇》自励。宣和三年（1121）特命就殿试，中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徽宗在玉华阁亲自召见，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官至阁门宣赞舍人。有《箕颍集》20卷，不传。《全宋词》录曹组词36首。关于曹组被召殿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载：

　　亳人曹元宠，善为谑词，所著《红窗迥》者百余篇，雅为时人传颂。宣和初召入宫，见于玉华阁。徽宗顾曰：“汝是曹组耶？”即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帝大笑。球、补皆当时供奉者，因以讥之。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曹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得帝王欢心的，其作用类似于朝廷弄臣。这首《回波词》《全宋词》漏收，可以让读者窥见曹组作词的风格，略略弥补百余首《红窗迥》失传的遗憾。曹组的《红窗迥》虽然已经全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浅俗艳冶者，大致也能展现他这方面的创作才华。如写佳人姿态各异、各有千秋说：“无限面皮儿，虽则不同，各是一般好”（《醉花阴》）；写细读佳人之来信说：“香笺细写频相问，我一句句儿都听”（《忆瑶姬》）；写窗外景致的微小变化给人带来的感触说：“窗儿外、有个梧桐树，早一叶、两叶落”（《品令》）等等。曹组当时流行于词坛的，就是这种风格的作品。黄升《花庵词选》对曹组也有同样的评语，说：“曹元宠工谑词。”

　　再次是在野的作家群。朝廷以外，也有大量的俗词作者。徽宗年间党争残酷，元祐党人纷纷被贬出京。元祐党人及门生，学术见解和政治观点虽然与执政者完全不同，作词则依然深受时风影响。《碧鸡漫志》卷二说：“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晚年皆荒醉汝颍京洛间，时时出滑稽语。”赵令畤字德麟，元祐年间苏轼爱其才而荐之于朝，徽宗时坐与苏轼交通，入党籍，罚金。他叹息老来处境，自慰道：“少日怀山老住山，一官休务得身闲，几年食息白云间。”（《浣溪沙》）又发牢骚说：“人世一场大梦，我生魔了十年。明窗千古探遗编，不救饥寒一点。”（《西江月》）这二首词都是用直白的语言抒发情感，与赵令畤“清超绝俗”的总体风格截然不同。

　　李廌字方叔，少以文章见知于苏轼，为“苏门六君子”之一。早期词清疏淡远，徽宗年间，受世风影响，逐渐创作了一些靡曼谐俗的作品。如政和年间，李廌见一善讴老翁，便戏作《品令》云：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 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然。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不仅从观念上坚持认为歌词须十七八女孩子持红牙板娇语曼唱，而且通篇用口语，如同对平常人做平常解说。词中所用的戏谑口吻，也是徽宗年间词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此外，还有其他社会各阶层的人参与到俗词的创作之中来，如民间艺人、释道神仙、下第举子、市井歌妓等等，下文在讨论其它方面问题时将继续涉及。

　　2、俗词题材内容之多样

　　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是淫靡世风的产物，主要迎合人们贪图享乐的需求，所以，题材偏于写艳情相思，如上文所例举的多数词作。然而，俚俗词的广泛流行和普遍阶层词人的参与创作，必然带来歌词内容上的突破。部分词人已经习惯用俗词表述自己的种种情感，他们的创作往往超越艳情的范围。结合苏轼开创的“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创作传统，徽宗年间俚俗词内容方面的突破同样是广泛且深远的。

　　第一，是对社会现实针砭批判的愤世之情。徽宗年间朝政黑暗，权奸当道，民不聊生，仁人志士不得施展抱负，社会矛盾蓄积重重。用俚俗词斥责现实，有其犀利直接的优点，许多词人便借俗词抒愤，表达对现实的极端不满。沈作喆《寓简》卷十载：

　　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猎文史，诵唐律五言数千首，多俚俗语。性滑稽，喜嘲讽，常出入禁中。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纲，取江淮奇卉石竹，虽远必致。石之大者曰神运石，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万岁山下，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再拜词已成，末句云：“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令赋陈朝桧，以“陈”字为韵。桧亦高五六丈，围九尺余，枝柯覆地几百步。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其规讽似可喜，上皇忍之不怒也。内侍梁师成，位两府，甚尊显用事，以文学自命，尤自矜为诗。因进诗，上皇称善，顾谓俊臣曰：“汝可为好词，以咏师成诗句之美。”且命押“诗”字韵。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髭。”

　　邢俊臣以词曲为武器，对现实与权臣进行辛辣的讽刺，言人所不敢言。由于徽宗喜爱这种格调的作品，所以就不会“龙颜大怒”，在逗趣一乐中邢俊臣也逃脱了朝廷的惩罚与权贵的报复。这种寓庄于谑的进言方式要比直言进谏相对安全，因此也从另一个方面鼓励了俗词的创作。

　　徽宗年间民间词人更善于用通俗滑稽的政治讽刺词抨击社会弊端和腐败政局。徽宗即位初，下诏求直言，崇宁元年政局再变，上书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流传《滴滴金》云：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 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

　　词人以极诙谐的口吻，似乎是在嘲弄那些不知好歹的上书言事者，事实上矛头直指朝廷。“误人多是误人多”，是留给轻信皇帝诚意者的沉痛的教训。政局如此翻手为雨、覆手为云，怎能叫人有什么指望呢？

　　徽宗还有许多随心所欲的怪诞举动，也是民间嘲弄的对象。徽宗崇信道教，排斥释佛，“政和间改僧为德士，以皂帛裹头项，冠于上”（洪迈《夷坚志》卷七），不伦不类，有无名氏作词两首说：

　　因被吾皇手诏，把天下寺来改了。大觉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头脑。 道袍须索要。冠儿戴，恁且休笑？最是一种祥瑞好。古来少，葫芦上面生芝草。（《夜游宫》）

　　早岁轻衫短帽，中间圆顶方袍。忽然天赐降辰毫，接引私心入道。 可谓一身三教，如今且得逍遥。擎拳稽首拜云霄，有分长生不老。（《西江月》）

和尚光头，道士蓄发，将和尚改为道士，就得掩饰此尴尬景况。朝廷居然能够异想天开，让和尚用皂帛裹头，将光秃秃的脑袋遮盖起来。《夜游宫》就抓住这一滑稽可笑的举止，尽情嘲讽。徽宗年间君臣为了证明确实是太平盛世，圣王再世，又大量编造祥瑞事迹，如甘露降、黄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史不绝书。词人在结尾便抓住这一点，让和尚蓄发，如同“葫芦上面生芝草”，也不是旷世难遇的“祥瑞”？这样的嘲讽，够犀利辛辣的。《西江月》嘲讽的对象，则最初是秀才者，后削发为和尚，最终又被迫作道士，可谓儒、道、佛三教合一。拜君王所赐，居然也有长生不老的希望。全部是正话反说，揶揄嘲讽。

　　宣和时，徽宗又下旨逼迫“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中吴纪闻》卷六），士人便作词讥刺说：“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例。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 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太学前辈，被人叫保义。”（失调名）朝廷政务甚多，不去理会正事，却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且大动干戈，悬赏奖惩，确实可笑。只要将这些可笑现象罗列出来，就是最辛辣的针砭。

　　宣和三年，宋廷侥幸收复部分燕云失地，朝廷内外一片升平歌颂之声，不知灾难将至。于是，都门盛唱小词说：“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这些词浅俗易懂，无所顾忌，容易流传人口，有很强的战斗力。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南渡后，词人们时而用俗词讥讽、批判现实，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这是徽宗年间俚俗词留给后世最光辉的一章。

　　第二，是友人间戏谑取乐的朋友之情。宋人喜幽默，友人之间经常开开玩笑，以博轻松一笑，抖落生活的沉重，同时表现相互间融洽的情感。苏轼、黄庭坚等等显示这种个性特征的趣事，在宋人笔记中俯拾皆是。所以，宋诗多幽默，江西诗派、诚斋体等都以此为显著创作特征之一。宋人的这种个性特征，到了徽宗年间，结合俗词盛行的环境，才进入词的创作领域。可以陈瓘为例。

　　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翁，又号了斋、了堂，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元丰间进士，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历秘书省校书郎，出通判沧州，知卫州。徽宗时，召为左正言，迁左司谏。崇宁中因得罪蔡京入党籍，除名远窜，安置通州，徙台州、楚州等。卒谥忠肃，学者称了斋先生。《全宋词》录陈瓘词22首。陈瓘为官以端正持重著称，以尚气节闻名。徽宗年间任谏职时，抨击蔡京兄弟，不遗余力。因此屡遭迫害，被贬远方，但又始终不屈。贬谪期间，与友人邹浩“以长短句相谐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有《蝶恋花》嘲戏邹浩长髭，词曰：

　　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颔髭发，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 （落一句）籋子镊来，须有千堆雪。莫向细君容易说，恐他嫌你将伊摘。

　　邹浩（1060-1111），字志完，元丰五年（1082）进士。累官至右正言。哲宗亲政时因直言谪新州。徽宗立，复召为右正言。后坐党籍，谪永州。与陈瓘交情甚笃。徽宗即位初年，故作开明姿态，下诏求言，陈瓘立即上书为邹浩的罢职鸣不平。后来两人又同遭贬谪，彼此关心呵护。这首词以老友的黑髯长须为戏谑题材，由须发的色泽黑而变白，揣摩友人贬居期间抑郁的心情。用“千堆雪”的极度夸张，写友人苦痛之深沉，与对友人身心的摧残。这种揣摩，事实上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所以，同时表现的是陈瓘贬居期间的处境与心境。词中流露出对友人的款款深情。在艰难的岁月里，友人间相互戏谑，逗得开怀一笑，也是保持精神乐观的一种方法。这样的戏谑词，是词人不屈服于环境的一种表示。

　　第三，是宣扬宗教的出世之情。释、道二教为了使自己的宗教理论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常常用白话俗语说理，力求通俗易懂。他们利用多种民间文学形式传播学说，如变文、说书、俗讲、鼓子词、诸宫调等等。徽宗佞道，北宋末年道教因此异常兴盛，小词又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部分道士就用歌词布道。流传词作最多的是张继先。

　　张继先，字家闻，嗣汉36代天师，崇宁四年（1105）赐号虚靖先生，有《虚靖词》，存词56首。其词多写道家修炼之术。张继先词中有许多浅俗的作品。如徽宗曾戏问张继先所带的葫芦为何不开口，张继先便作《点绛唇》答之，词曰：

　　小小葫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 藏得乾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金鱼袋。

这首词从题材分类应该是咏物词，所咏之物又是针对徽宗的提问。其实，徽宗的问话就带戏谑成分，词人以同样语调作答，最能博取皇帝欢心。事实上，它并没有说明多少道家学说。其它如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独自行兮独自坐，独自歌兮独自和。日日街头走一过，我不识吾谁识我。”（《度清霄》）这是一种修道寂寞的生活，修炼到一定境界，已经物我两忘，不知己身为何物。张继先又回答他人有关修炼的提问时说：

　　长生之话口相传，求丹金液全。混成一物作神仙，丁宁说与贤。 休噎气，莫胡言，岂知造化玄。用铅投汞汞投铅，分明颠倒颠。

语气之间对道家的炼丹也有隐隐的不信任。恐怕张继先身在其中，最能明白个中奥秘，故以此戏谑口吻劝说世人不必过于固执。张继先与其他释道的小词，更多的是抽象说理，语言枯燥乏味，不堪卒读。虽然直白如话，却依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3、俗词表现方式之新变

　　柳永用俚俗真率的语言，描写市井歌女的情感和生活，为宋词创作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至北宋末年蔚然成风。与新的社会环境与审美需求相适应，徽宗年间俗词的表现方式也有了不同于柳永词的新变，这就是上文屡屡涉及的以戏谑入词。常见的方式有：幽默、讽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等，有时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共同获得审美效果。

　　俗词这种新的表现方式之出现，首先是迎合了徽宗喜调侃逗乐的寻欢作乐之本性，其次也是民间文学善幽默讽刺特征的宏扬，再次则与宋人好开玩笑取乐的个性有关，“皆可助尊俎间掀髯捧腹”（ 《夷坚三志》卷七）。其中有的作品，低级庸俗，浅露无聊，仅仅是逗趣调笑，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拿对方的生理缺陷取乐。然而也有部分作品自觉继承了中国古代滑稽文学“谈言微中”的传统，“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郭子章《谐语序》）即使君主执迷不悟，这种轻松诙谐中寓针砭讥刺的方式也不会招惹杀身之祸，上文所言邢俊臣所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友人之间的互嘲互谑，以及己身的自嘲自谑，能够“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怨苦中见出欢欣”，是“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凉与困难的一种清凉剂。”（朱光潜《诗论》）以《夷坚三志》卷七所载的一首《青玉案》为例，词作描绘了政和间举子赴试的可怜相，词曰：

　　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试盠幞头谁与度？八厢儿事，两员直殿，怀挟无藏处。 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

这首词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韵，连个别句子如“试问闲愁知几许”等也用贺铸词成句。举子赴试，风尘仆仆，趋之若鹜。欲作假挟带，以备考场中偷看，保证激烈的竞争中自己可以稳操胜券，又在“直殿”等的严密搜寻下无处藏身。考场中的几天煎熬，只有冷烛、馊饭，以及凄凉萧萧的黄昏雨相伴。腹内空空，只得胡乱搪塞。考试的结果与前景的暗淡，似乎已经可以预见。赴试、应试过程体验之真切细腻，肯定是夫子自道。欲作弊又不敢，费尽心力不成文，饮食起居多艰辛，一一道来，便有《聊斋》般的戏剧效果。自嘲中更多的是讽世。

　　戏谑词最忌油滑，王国维说：“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之。”（《人间词话》删稿）就是要求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徽宗年间戏谑俗词，便时时有流于油滑的通弊，最为后人诟病。尤其是涉及歌妓舞女时，轻薄的调笑口吻处处可见，如上文例举的晁端礼的《滴滴金》。这样的戏谑词同时失去俗词的天然韵趣，堕入恶俗一流。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湮没无闻，与这种创作弊病密切相关。

　　徽宗年间俚俗词中部分佳作所确立的对现实无情针砭的优秀传统，被南宋词人所继承。南宋社会内外矛盾加剧，词人便常常以戏谑入词，批评朝政的黑暗，如无名氏《一剪梅》（“宰相巍巍坐高堂”）、陈郁《念奴娇》（“没巴没鼻”）等等。辛派词人喜欢以戏谑为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南宋时期，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更多的是人们攻击的对象，上面已经引述了《碧鸡漫志》和《词源》等所记载的资料与直接的批评。此外，徽宗年间词人的俚俗创作甚至祸及子孙。绍兴中，曹组之子曹勋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好事者依然作词讥刺说：“单于若问君家世，说与教知，便是《红窗迥》底儿。”（《夷坚志》卷八）北宋末年大量俚俗作品的失传，已经很难再见当年俗词创作的盛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