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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门创作群体
苏轼词“诗化”之变革，在北宋中后期词坛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苏轼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扩大词的内容，丰富词的表现手法，开创豪放词风，同时他还以巨大的热情来从事人材的培养工作。苏轼提携晚辈，殷勤备至。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北宋后期许多有成就的词人都曾经获得过苏轼的指点帮助，苏轼的词风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苏轼关系最密切的是“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六君子”是在四学士之外、再加陈师道与李廌。在此六人之中，秦观的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然其词风接近柳永，张耒词虽少而风貌亦不同于苏轼，这些前文已经有过介绍。其他几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接受了苏轼“诗化”词风的影响。此外，贺铸、李之仪、毛滂、葛胜仲、王安中、吴则礼、叶梦得、唐庚等等众多作家，其创作都有着向苏轼“诗化”靠拢的倾向。委婉缠绵的艳情词是北宋词的主流创作倾向，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些学者从挖掘宋词思想意义的角度出发，弘扬苏轼豪迈奔放、极富个性的词作，或揄扬过当。另外一些学者从否定苏轼开创“豪放派”的角度立论，以简单的数字统计抹杀苏轼词的影响，同样有失公允。仔细考察北宋词坛的创作流变，就能发现苏轼的创作对其周围词人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轼去世之后、北宋灭亡之前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影响更是十分广泛且深远。
这二十多年正是徽宗在位期间。徽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这一时期词坛之创作也呈现出多种创作倾向并存、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苏轼词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覆盖面极为广泛，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力量。南渡以后苏轼词风被发扬光大，即酝酿于此。但是，由于哲宗亲政与徽宗在位年间禁绝“苏学”的表面现象，以及词人这方面创作之松散零星，词史上对这一段苏词的影响总是略而不论。
一、十年呵禁烦神护
讨论苏轼词在北宋中后期的影响，首先遇到的是哲宗亲政与徽宗在位年间禁绝“苏学”的问题。
哲宗于元祐末年亲政，因为不满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期间自己形同傀儡，执政的旧党大臣无视他的个人意志，于是接受新党的“绍述”之说，决心全面恢复其父神宗的新政，起用新党，贬斥旧党。旧党中的头面人物纷纷被贬官远谪，苏轼兄弟皆首当其冲。苏轼因此接连被贬谪到惠州、儋州，晚年在贬所度过。
徽宗继位以后曾一度放松对旧党人士的迫害打击。然而，徽宗崇宁元年（1102）朝廷复追贬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对“苏学”迫害打击的序幕也全面拉开。崇宁二年四月，诏毁三苏、黄庭坚、秦观诸人文集，而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崇宁三年和宣和六年（1124），朝廷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一时间，朝野谈“苏”色变，苏轼“平日门下客皆讳而自匿，惟恐人知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朝廷的禁令，似乎从客观上限制了“苏学”的传播，牵累到人们对苏轼文风的学习与模仿。
但是，在生活实际中，数纸禁令完全无法根除人们心目中崇敬的苏轼，也无法抵御苏轼创作在北宋文坛所掀起的狂风巨浪。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由显而隐，无处不在。苏轼诗词文章在北宋后期继续发挥其魅力，大约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一小部分端正刚直的苏门子弟和士大夫并不掩饰自己对苏轼人品、文章的景仰之情，他们对抗朝廷的文化禁令，公开学习、承继苏轼文风。北宋文网相对宽松，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喘息之地。其中以苏轼门人李之仪作为最为倔强。李之仪（1048-？），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后徙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英宗治平年间进士，为万全县令。曾从军西北，出使高丽。元祐初结识苏轼，在诗文创作方面时时得苏轼指点。元祐末苏轼知定州时，请以李之仪佐幕府。哲宗元符年间，受苏轼牵累，诏勒停。徽宗年间，李之仪又屡遭贬谪，且曾身陷囹圄，最后被贬到太平州(今安徽省涂县)。但李之仪依然不变初衷。赵鼎臣称赞说：“如端叔之徒，始终不负公（苏轼）者，盖不过三数人。”（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二十《书杨子耕所藏李端叔帖》）赵鼎臣与苏轼有过诗文交往，赵文作于宣和三年（1121），正是朝廷对苏文重申禁令期间，所以，赵鼎臣对李之仪的赞赏，同样反映出部分士大夫对苏轼的崇尚态度。
“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在徽宗即位初获知苏轼病逝的消息，作祭文痛悼说：“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鸡肋集》卷六十一《祭端明苏公文》）崇宁年间党论复起，晁补之便归隐金乡家园，葺归来园，超然尘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被苏轼推许为“张耒、秦观之流”的李廌，也作文祭苏轼说：“皇天后土，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传》）徽宗年间，李廌便绝意进取，定居长社（在今河南长葛县）。当时另外一位著名诗人李商老（彭），题诗嘲讽朝廷下旨除毁东坡书撰之碑碣榜额一事，曰：“笔底飓风吹海波，榜悬郁郁照岩阿。十年呵禁烦神护，奈尔焚柎灭札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
人们时而将对苏轼崇敬的情感转移为对其子女的呵护，苏轼之子苏过因此受惠不少。《挥麈后录》卷八载：“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饷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向之湮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词人，词风深受苏轼影响。
第二，徽宗以及周围的亲信、近臣，多有喜欢苏轼诗词文章者，在不知不觉中同样接受了苏轼的影响。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份对苏轼的崇敬之情。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严厉禁绝“元祐之学”，这种决策行为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自己内心的认同，所以，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禁令就从来也没有被认真贯彻实施过。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禁科。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诫。……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
将作诗也当成元祐之学加以禁绝，未免荒唐。徽宗自己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时时不免“技痒”，阿谀者乘机投其所好，禁令就成为一纸空文。
仔细推敲起来，徽宗本人也与元祐之学有割不断的联系。徽宗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善作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徽宗）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徽宗于艺术创作原有一份极高的天赋，苏、黄之作皆为当代精品，以徽宗的审美层次，自然也会好之如鹜。
徽宗喜好文学，亲信近臣中多能文之士或文学侍臣，他们受苏轼的影响更为普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王安中。王安中（1076-1134），字履道，中山曲阳（今属山西）人。早年学于苏轼、晁说之，元符三年（1100）登进士第。徽宗在位时，极得信任，累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官至检校太保、大名府尹。然王安中少时曾师事苏轼，徽宗年间虽谄事宦官梁师成、权贵蔡攸以进，奔竞无耻，而“其诗文丰润凝重，颇不类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寮集提要》）南宋初周必大也评价说：“时方讳言苏学，而公（王安中）已潜启其秘钥。”并进而推许王安中为“苏学”的承继者：“黄、张、晁、秦既没，系文统、接坠绪，谁出公右？岂止袭其佩、裳其环而已。”（《初寮集》卷首《序》）《艺苑雌黄》也有同样的评价：“宣政间，忌苏黄之学，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阴用东坡，韩子苍阴学山谷。”（转引自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另一位深得徽宗欢心的文学侍臣曹组，其子曹勋追忆说：“东坡谓先公深于明经、史学。”（《松隐集》卷十一）也就是说，曹组曾得苏轼奖掖，并以此为荣，告诉自己的子女。徽宗年间，曹组仍与苏轼子苏过保持密切过往关系，曹勋回顾说：“宣政间，先子与叔党少尹乡契厚善。”（《松隐集》卷三十三）其渊源就来自早年苏轼对曹组的赏识。曹组的创作，也必然地受到苏轼的影响，明人杨慎《词品》卷二说：“曹元宠梅词‘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东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时禁苏学，元宠又近幸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即使徽宗年间排击元祐党人最坚决的权相蔡京，其宠子蔡绦也与乃父大异其趣。蔡绦撰《西清诗话》，“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一三）；撰《铁围山丛谈》，“至于元祐党籍，不置一语，词气之间，颇与其父异趣。于三苏尤极意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铁围山丛谈提要》）
行为与真实喜好、内心认同的脱节，为苏轼文风的流播，留下了可游刃的空间。朝廷的禁令，首先是徽宗君臣自己破坏的。
第三，北宋后期，朝野逐渐形成对苏轼的崇拜之风气，这就使得苏轼的影响深入人心。《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徽宗即位初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这种风气弥漫于徽宗年间社会上下层，包围着朝廷的决策者，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决策。
北宋崇文抑武，以文为贵，所以，执文坛牛耳者受到社会阶层的普遍崇拜，这已成为北宋社会的一种特征和风尚。这种崇拜和迷恋，有点类似今天“追星族”的痴迷。加上苏轼高尚人格的巨大魅力，这一崇拜愈益深入人心。各阶层对徽宗年间朝政黑暗腐败的不满，使他们对朝廷的禁令更有一种逆反心理。对苏轼的继续崇拜就是他们对抗朝廷的某种表现方式。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许翰《襄陵文集》卷十一《朝奉大夫充石文殿修撰孙公墓志铭》）
东坡诗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依然悄悄盛行，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甚至以公开的方式主宰着文坛的创作风气，人们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喜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朱弁《风月堂诗话》说：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坛风气包围下，三教九流中都不乏苏轼的崇拜者。徽宗迷信道教，便有道士借鬼神进言。《贵耳集》卷上载：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嫉能之臣谗言不入。
这位道士明显是苏轼的崇拜者，故借机装神弄鬼，以改变徽宗的看法。大约就是受这样类似的影响，徽宗始终对禁绝元祐学术、立元祐党人碑之事惴惴不安。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徽宗“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刘逵请碎元祐党人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帝从之。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石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蔡京擅国》）徽宗的宠信宦官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徽宗年间皇帝“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对苏轼也多有维护。另一权宦梁师成，干脆攀附苏氏，自言乃苏轼出子，且为苏轼鸣冤，诉于徽宗说：“先臣何罪？”“自是，轼之文乃稍出”（《宋史》卷四百六十八《梁师成传》）。
下层士子、百姓，对禁绝“苏学”的抵触情绪更大，《梁溪漫志》卷七载：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章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甲收拾上遥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挥麈第三录》卷二亦载：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庭坚）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凡此种种，都说明苏轼在当时声誉之隆，诗文流传之广，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禁令的普遍抵触心理。
综上所述，徽宗年间三令五申之禁绝“苏学”已成为一纸空文，由于禁令的反面刺激，反而使苏轼诗文更为流行，更受普遍阶层的欢迎。所以，苏轼对徽宗年间文坛的影响，也就更加广泛而深入人心。
二、四海文章慕东坡
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使其创作之抒情达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从抒情达意的角度来说，其主要特征就是极力表现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表达词人独特的人生体验，抒情说理，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这种新的抒情模式已经被北宋后期词人所普遍接受。
1、仕途贬谪失意的愁苦牢骚和力求解脱的旷达情怀
北宋后期朝政腐败，党争酷烈，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文人士大夫将所遭遇的人生旅途及仕途之风波险恶，以及由此生发的愤恨感慨，系之于诗，也系之于词，表现为诗、词趋同的发展走势。首先表现在词中的是元祐党人屡遭贬谪、他乡飘零、终至罢免回乡的悲愁苦叹和牢骚不平。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中文学创作业绩可以与秦观比美者。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授叶县尉。元祐初召为秘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后迁著作郎。其时，游苏轼门下。苏轼知贡举，聘黄庭坚为参详官。《神宗实录》成，擢为起居舍人。哲宗绍圣元年(1095)，被控《神宗实录》中的记载有失实之处，贬黄庭坚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四川彭水)，再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崇宁初内迁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即被罢免，次年编管宜州(今四川宜山)，崇宁四年死于贬所。私谥文节先生。有《山谷琴趣外编》三卷，《全宋词》收录其词190余首。从哲宗绍圣年间贬官到徽宗崇宁年间再度编管宜州，在这短短的近十年时间内，黄庭坚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且多豪放秀逸之作。《念奴娇》代表了他词的主要风格和成就：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姮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 年少随我追凉，晚随幽径，绕张园森木。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载，黄庭坚此词作于戎州。作者在西南地区度过了五年的贬谪生活。这首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者对被贬的不满心情。词前有一小序，申明作词经过。又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载，黄庭坚对这首词非常自诩，并说“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可见，这首词是有意学习苏轼《念奴娇》之豪放词风的。词以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开头三句描绘开阔壮丽的远景：雨后天晴，虹霓出现，秋空如洗，山峦叠翠，状如修眉，一片仲秋景色，衬托出作者开朗与快意的情怀。“桂影”以下六句写初月东升直至皓月当头的过程，其中穿插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传说，颇具诗意。末二句从月光转到美酒，为过渡到下片作好准备。下片即景抒情。换头三句点出时间、地点与人物，指出当时是在张宽夫园中与外甥辈欢聚游乐。“共倒金荷”三句借畅饮寻欢暗中反映贬谪万里之外的困顿。“老子平生”六句写心情的旷达并借笛子的吹奏来表达内在的抑郁不平。但是，词人并没有被贬谪期间的愁苦情绪所压垮，也没有一味地牢骚不平，而是努力将自身融入自然和音乐，求得身心的解脱。这首词具有一种抑郁深拙与达观豪迈交织在一起的风格。词写仲秋景色，却没有古诗词中寻常可见的“枫林”、“落木”之类的衰飒景象，有的只是“断虹”、“秋空”、“万里青天”、“一轮玉”、“森木”等等巨大的、色彩鲜明的客观景物。面对这样一些经秋雨洗涤的自然景物，词人又怎能不胸胆开张、精神饱满呢？这样的景物与达观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这首词苍劲、乐观、豪迈的风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中说：“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夏敬观《手批山谷词》说“山谷重拙”，这些特点，在这首词里都有所表现。
此前在黔州所作的《定风波》，同样写贬谪的愁苦与不甘消沉的乐观。词云：
万里黔中一漏天，居屋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贬居黔州，阴雨连绵，陋室难以抵挡风雨，生活环境极其艰辛困苦。词人有时也难免有“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醉蓬莱》）的悲叹，但词人却从未向困难低头，时时均能表现出一种乐观奋进的精神。及至重阳节到来，果然雨过天霁，颇有“回首向来萧瑟处”的豪迈。在困境中顽强生存并努力使自己获得超脱的词人，所依仗的是至老不衰的“气岸”精神。戏马台为项羽所铸，地在徐州。东晋刘裕北征过此，重阳登台大宴佐僚，赋诗为乐，谢瞻与谢灵运各赋诗一首。黄庭坚缅怀古人之气概，无论是作为、还是才华都觉得自己不输古人。“风流犹拍”的气度，读来虎虎有生气。黄庭坚在《鹧鸪天》里曾经这样说：“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词人就是这样倔强地横眉冷对仕途的挫折与人生的磨难。这种倔强使他保持了对生活的信心，乐观与豪迈也因此而生。
崇宁四年，黄庭坚重阳日于宜州城楼宴席间所作的《南乡子》，据说是其绝笔之作，词曰：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王暐《道山清话》载：“山谷之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年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年当鏖战取封侯’”黄庭坚曾经历过元祐年间的仕途通达，也经历过绍圣年间的被贬远去和作此词时的再度流落，听诸人在宴席间谈论功名，便有无限感慨。往日的抱负和对仕途的热望，都已尽随风雨飘摇而去，只剩得满腹的愤懑与牢骚，借“短笛长歌”来发泄。下阕词人故作通达，认定只有酒味与秋花依然如旧，因此不妨醉酒簪花。但是，最终还是不能排解一肚子的愁苦。苏轼被贬期间，通脱自解，并不沉湎于悲苦之中。其置身于“江上之清风与山中之明月”间时，欣然一笑，荣辱皆忘。黄庭坚个性方面有类似苏轼的地方，他也努力学习老师，欲以登高赏秋、簪花饮酒来缓解内心的苦痛。但是，黄庭坚此时的悲愤情绪过于强烈，他再也没有“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的奔放，他的超脱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并不能真正摆脱愁苦的缠绕，所以，这首词的结尾语意转为沉郁悲凉。以酒浇愁，恐怕是“愁更愁”。白发簪花，这又是多么强烈的反差，多么刺眼的不协调，也将词人的故作姿态展现的淋漓尽致。其实，词人是故意暴露自己的故作姿态，通过这种矛盾、不和谐的动作乃至心理的表现，抒发此刻内心的郁闷不平。黄庭坚在《虞美人》中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这是词人暮年的真实心境。其《西江月》又说：“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情绪便转向消沉，将一生的荣辱起伏比作一场大梦，如同飘舞于风中的杨花一样，更有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如梦的悲哀。
晁补之是北宋后期作词最多的苏门弟子。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年十七随父赴杭州，谒通判苏轼，自此受知于苏轼。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授潭州司户参军。元祐中曾任太学正、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出判扬州。苏轼由颍州移知扬州，晁补之“以门弟子佐守”。召还为著作佐郎。绍圣中坐元祐党贬监处州、信州酒税监。徽宗即位，召为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元年（1102）再入党籍，免官回乡闲居，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晚年再度起用，任泗州知州，到任不久病卒。有《晁氏琴趣外编》六卷。晁补之许多词都抒发被贬回乡的愁苦之情。元符三年（1100），晁补之遇赦北归，有《宴桃源》。词曰：
往岁真源谪去，红泪扬州留住。饮罢一帆东，去入楚江寒雨。无绪，无绪。今夜秦淮泊处。
遭遇了哲宗亲政时期这么一大场政治风波，即使是遇赦归来，词人情绪仍旧黯淡，对前景不抱任何希望。果然，崇宁年间风波再起，晁补之罢湖州任，被迫还金乡家园闲居。“不会使君匆匆至，又作匆匆去计。”（《惜分飞·代别》）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逼迫得词人连夜匆匆来去。这情景，既有点凄凉又有点滑稽。闲居非本愿，临别湖州，词人充满恋恋不舍之情：“图画他年觑，断肠万古苕溪路。”（《惜分飞·别吴作》）词人只能将湖州风景谱入画图，以供思念。在这种情绪煎迫下，牢骚与怨苦便夹杂而来。词人别湖州还乡，路过松江，作《念奴娇》，云：“黄粱未熟，红旌已远，南柯旧事，常恐重来。夜阑相对，也疑非是。”面对人生和仕途的盛衰变幻，有如黄粱、南柯一梦，同时也表现出词人在残酷的党派斗争中惊惧交加的心理状态。压抑之下，晁补之有时便转为颓放，《行香子》云：“何妨到老，常闲常醉。任功名、尘事俱非。”这种看穿功名的口气，其实出于无奈。“倾江变酒，举斛为尊。断浮生外，愁千丈，不关身。”（《行香子》）高喊愁不关己，正是因为被愁苦纠缠得无计可施。这里夸张得极有气势，说明词人愁苦之深切。此外，晁补之有《千秋岁》吊秦观、《离亭宴》吊黄庭坚，如云“惊涛自卷珠沉海”、“悲歌楚狂同调”等等，深寓自身悲慨。
相比之下，李之仪遭受的迫害更为惨烈。徽宗年间李之仪两度贬官，尤其是崇宁元年（1102）坐为范纯仁作《遗表》，“下御史狱，捶楚甚苦，狱解又编管。”（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因此，李之仪这一时期所作的词，其悲苦沉痛之情更为深切。其《千秋岁》用秦观词韵，说：
深秋庭院，残暑全消除。天幕迥，云容碎。地偏人罕到，风惨寒微带。初睡起，翩翩戏蝶飞成对。 叹息谁能会？犹记逢倾盖。情暂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断，冉冉光阴改。红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
秦观的《千秋岁》作于绍圣年间被贬时期，词中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喻贬谪之愁苦，一时间流传甚广，苏轼及其弟子门人多有和作，也都是写贬谪之愁恨。李之仪在哲宗亲政初期，并没有受到新旧党争的牵连。直到四五年以后，才受累丢官，这是李之仪的第一次遭贬，牵累既不深，又没有被贬到荒远之地，与此词的情景不太符合。然李之仪在徽宗年间连续两次遭贬，深受政敌的迫害，并长期在姑孰（今安徽当涂）居住，这段经历与此词的情景、语意较吻合，所以，这首词应该作于徽宗年间。
这首词上阕描写环境，以景物烘托主观情感。比较独特的是词人描绘了两种情景差异很大的景物，用“欲说还休”的方式将内心的矛盾痛苦揭示出来。一种是此时此刻词人的真实感受：深秋季节，天阔云淡，地处偏远，寒风凄冷。被贬离去，与志同道合的友人音信难通，必须独自面对寒苦凄惨的环境，默默煎熬着痛苦，是隐藏于这一段环境描写背后的心绪。“迥”字所描述的，不仅仅是秋日空旷的实际空间距离，也是词人处在特定环境之中时时能感受到的一种心理距离。所以，漂浮的云絮，在词人的眼中便有了七零八碎的感觉，而事实上只是词人心碎的一种曲折表现。上阕结句突然改变语气，词人似乎是以极悠闲的心境去赏识翩翩成对的戏蝶。这是被愁苦折磨得无路可走的词人的一次主观努力，他企图努力摆脱不堪忍受的心理苦痛。这种特意掩饰，恰好从反面衬托了词人的真实心境。况且，欢快的成双的戏蝶，是否会引出词人的孤独感和沉重感，再度令词人陷入难堪之中呢？
果然，真实心境是无法掩饰的，下阕这种情绪就直接爆发出来。当隐藏于背后的愁苦被再度翻搅上来的时候，便化成一声声沉重的叹息。词人叹息的是“倾盖”故友的远隔，彼此音信的不通。而这种苦痛，又正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所带来的。那么，这首词所包蕴的现实意义，就值得人们回味。经过一次次酷烈的政治斗争与迫害，词人已经不对前景抱有希望，“红日晚，仙山路隔空云海”，时不我有、抛掷永绝的悲痛，洋溢于言表。
悲苦之余，词人也只能借助人们常用的方式，举杯浇愁，以求解脱出来。《江神子》曰：
今宵莫惜醉颜红，十分中，且从容。须信欢情，回首似旋风。流落天涯头白也，难得是，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征鸿，恨应同，苦重重。休把愁怀，容易便书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尽蒿蓬。
这首词写流落天涯、十年阻隔之后与友人再次相逢的情景。李之仪的友人都是哲宗亲政初被贬远去的，哲宗亲政仅仅只有七年，所以，这次相逢当然是在徽宗年间。用来表达“再相逢”的快乐，遮掩“流落天涯头白也”的愁苦，词人只有频频举杯相劝，即使“十分”醉酒，也在所不惜。其实，酒宴之间，友人难免要谈起彼此相同的“恨”与“苦”，诉说愁怀，词人在劝友的同时也是自劝。结尾归结到“琴樽寄老”以外，满目“蒿蓬”，读之令人唏嘘。词人与友人最终也没有摆脱苦恨的缠绕。李之仪有一首《满庭芳》抒写“黯然怀抱”，小序明确点出因友人“咏东坡旧词，因韵成此”，这些作品受苏轼词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元祐党人之外，另有许多仕途失意、对前景不抱希望的词人，或者与苏轼曾经有过密切交往，同样学习苏轼作风，在词中深寓自我感慨。
这类词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毛滂。毛滂（1060-1124？），字泽民，衢州江山（今浙江县名）人。元祐初苏轼居翰苑时，毛滂由浙入京，以诗文自通，即深得苏轼赏识。毛滂《东堂集》卷六附有苏轼的推荐状，云：
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臣苏轼右：臣伏睹新授饶州司法参军毛滂，文词雅建，有超世之韵；气节端厉，无徇人之意。及臣尝见其所作文论骚词，与闻其议论，皆于时有用。今保举堪充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谨录奏。
元符初知武康县，改建官舍“尽心堂”，易名“东堂”，因以为号。毛滂徽宗年间改投门户，阿谀蔡京兄弟，混得一官半职，不过，并不为当政者所看重。虽然免去了受牵累被贬或被罢免的灾祸，但是却免不了仕途漂泊、沉抑下僚的苦痛。在他的词中，也就免不了有受冷落时的凄苦与四处飘零的伤感之抒发。崇宁、大观间，毛滂为求新职困居京师，作《雨中花·下汴月夜》，词曰：
寒浸东倾不定，更奈舻声催紧。堤树胧明孤月上，暗淡移船影。 旧事十年愁未醒，渐老可禁离恨。今夜谁知风露里，目断云空尽。
上阕借水浸冷月、咿呀舻声、迷蒙孤月、暗淡船影，写仕途坎坷、流落江湖的悲凉。下阕叹老嗟恨，无限伤心，今夜风露，又添不尽凄凉，愁绪表达得极其含蓄蕴藉。这首词应作于离京赴外任途中。毛滂在京师曾上十首谀词，奉承蔡京，指望能得重用。岂知最终仍不免离京去国，内心的凄苦怨恨可想而知。其时，又有《去国呈蔡元度》诗，云：“去国黄流急，搔头白发新。牛衣还卒岁，狗监定何人？奏嫌宁妨跛，为郎正碍贫。鄙文无恙否？酱瓶盍相亲。”冷官窘状，百般凄凉，可与《雨中花》对照阅读。
毛滂的《相见欢·秋心》，寓意及语气皆与《雨中花》相近，或为同时之作，并列于此。词云：
十年湖海扁舟，几多愁。白发青灯，今夜不宜秋。 中庭树，空阶雨，思悠悠。寂寞一生心事，五更秋。
从词中语气揣度，也是作于后期。飘零一生，一事无成，“白发青灯”，秋愁不堪。词人将委婉诉说艳情相思的手法，运用于这种牢骚怨苦之表达，改变了以往直抒胸臆时喜用赋笔的做法，既有被传统审美观认可之“温柔敦厚”，又与歌词含蓄言情的特征相吻合，是对苏轼“诗化”词风的一种拓展。
抚时感时之作还有《临江仙·都城元夕》，词云：
闻道长安灯夜好，雕轮宝马如云。蓬莱清浅对觚棱。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 谁见江南憔悴客，端忧懒步芳尘。小屏风畔冷香凝。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
词写汴京元夕之夜。上片写满城灯火，欣赏灯火的人倾城而出，极为壮观，整个都城，恍如仙界。“蓬莱清浅对觚棱”，蓬莱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觚棱，宫殿的屋脊。由于灯火辉煌，入夜的都城，有如白昼：“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下片写江南倦客的孤独与寂寞情怀，与上片热闹场面形成强烈对比。换头用“谁见”二字领起，孤独之情溢于言表。继之又用“端忧”二字震荡全篇。词人满怀愁绪，躲开那“雕轮宝马”的去处，在小屏风后，自斟自饮，借酒消忧。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两句：“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这两句想象丰富，诗意盎然。作者本想趁醉酒之机伴着春天进入梦境，但却被射入破窗的月光唤回人世。本来上元之夜是以欣赏新春的第一次圆月为主的，但是，人世的花灯却把都城照耀得如同白昼，甚至使天上的圆月都为之失色。这实际上已经是“喧宾夺主”了。但这上元之月却仍以它皎洁的辉光，平等地照临到每一个人。“窗破月寻人”，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意境。月亮既不因整个都城的沸腾而忘记这被人遗忘的孤独者，同时，也不会因你躲避在幽僻的角落而放弃“寻”找的时机。“窗破”为被寻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在作者极其孤独寂寞的境遇之中，月亮就是作者的朋友和忠实的伙伴了。这首词写的就是这样一种心境。词里没有感时抚事的牢骚，但字里行间仿佛处处可以发现作者内心的不平。这种不平大都是仕途不得志所带来的。
2、归隐田园的潇逸与无奈
既然朝政黑暗，政治上受到排挤打击，许多词人便作归隐之计，高歌隐逸田园之乐，其中时时仍不免夹杂着的是无奈和感伤。归隐，是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失望后的退路，是饱经沧桑心灵的抚慰，所谓“穷者独善其身”。此时，他们往往要突出隐居生活的清心寡欲、环境的秀丽宜人、田园的自在潇洒，以反衬官场的黑暗，以及尔诈我虞之可笑。
晁补之这次被罢官回家以后，“葺东皋归去来园，楼观亭台，位置极潇洒，尽用陶（渊明）语命之。自画为大图，书记其上。”（陈鹄《西塘耆旧续闻》卷三）“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晁补之传》）平日吟咏消遣，自得其乐，创作上反而进入一个高峰期。晁补之大量优秀的词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如《晁氏琴趣外篇》中的压卷之作《摸鱼儿·东皋寓居》，词曰：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喜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独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晚年隐居东皋，虽然偶尔还有“儒冠曾把身误”、“功名浪语”的愤激语，但是，总体上已经从仕途的失意中超脱出来，他是最能得苏轼“旷达”真味的苏门弟子。所以，上阕以轻快流利的词笔描绘东皋景致的清新明丽、优美恬静。在江淮、陂堂的环绕之间，杨柳成荫，鸥鹭无猜，嘉雨新痕，夜月清光，“翠幄”“柔茵”上下辉映，一片澄澈。置身其间，宛如仙境般的美好。下阕是对往事的回顾叹息，用以反衬今日隐居之欢乐。词人用邵平瓜圃、班超封侯的典故做对比，自云“归计恐迟暮”，还是无奈语。不过，词人已经从被贬的悲苦中解脱出来，寄情于洁身自好的生活，悠然忘机。心胸之豁达坦荡，直逼东坡。《艺概·词曲概》评价说：“无咎词堂庑特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晁补之徽宗年间词作，承苏启辛，在词的流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晁补之写东皋隐居之乐的词作，保存至今的还有17首之多，如“东里催锄，西邻助饷，相戒清晨去。”（《永遇乐·东皋寓居》）写耕作之乐；“趣腊酒深斟，菖菹细糁，围坐从儿女”（《消息·东皋寓居》）写人事之乐；“藓井出冰泉，洗瀹烦襟了”（《生查子·东皋寓居》）写消夏之乐；“何妨醉卧花底，愁容不上春风面”（《梁州令叠韵》）写宴饮之乐等等，都表现了词人清高脱俗、昂首尘外的自在生活和开阔胸襟。
李之仪身心俱受摧残仍不屈服，废罢之后，也以田园之乐抚慰身心，陶冶性情，其《鹧鸪天》云：
收尽微风不见江，分明天水共澄光。由来好处输闲地，堪叹人生有底忙。 心既远，味偏长，须知粗布胜无裳。从今认得归田乐，何必桃源是故乡。
从清明净洁的天光水色中悟透“此身非吾有”的舛误，因此感叹半生劳碌的无谓，宣称因此要归隐田园。细品语意，发现李之仪并没有晁补之那一份真正的超脱，更多的是无奈之中的反语愤激，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世态时局的一种抗争姿态。所以，《鹧鸪天》下阕都是词人在大声宣称，在这声音的背后可以折射出词人的痛苦。其《朝中措》语意更为明了，下阕云：“功名何在，文章漫与，空叹流年。独恨归来已晚，半生辜负渔竿。”情绪焦点落实在“功名何在”之失落后的愤慨。从这种磨灭不了的愤恨中，也可以体会李之仪不屈不挠的铮铮硬骨。另一首《朝中措》说：“平生志气，消磨尽也，留得苍颜。寄语山中麋鹿，断云相次东还。”更多的是不得志的无奈，隐逸只是这种痛苦无奈心理的化解。
黄庭坚未及退隐便卒于贬所，但在贬谪期间不乏对隐逸的向往，他同样期望以此抚慰受伤的心灵。《南乡子》说：
未报贾船回，三径荒锄菊卧开。想得邻船霜笛罢，沾衣。不为涪翁更为谁？ 风力袅萸枝，酒面红鳞惬细吹。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颓。却向人间耐盛衰。
在现实生活中身不由己，欲进无路，欲归不可，只能对“三径荒锄”遥致愧疚之意。所以，词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邻船”催人泪下的“霜笛”是为他而发的。那么，词人就故意选择了饮酒“插花”的放纵形骸的生活，来弥补自己不得隐逸的缺憾。同样也以此来抗争现实。黄庭坚又有《浣溪沙》写自己晚年生活，词说：
一叶扁舟卷画帘，老妻学饮伴清谈。人传诗句满江南。 林下猿垂窥涤砚，岩前鹿卧看收帆。杜鹃声乱水如环。
词人一直未得归隐机会，“一叶扁舟”、老妻相伴云云，都是词人渴望过的晚年生活。下片描述的与“林下猿”、“岩前鹿”为伍，听“杜鹃声乱”，更是一种想象中的理想生活。
3、咏史咏古之悼古伤今的情怀
悼古伤今，必然与现实政治发生密切联系。这是历代诗歌的重大题材。苏轼以词咏史咏古，将厚重的历史感引入歌词，咏古咏史的作品在北宋后期词坛便时时可见。黄庭坚的《水调歌头》咏汉代王昭君之事，词云：
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惟见雕弓白羽，铁面骏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
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娥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
昭君被迫出塞和番，是汉王朝无能无力的懦弱表现，在民族意识极强的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永远是极大的耻辱。到了北宋后期，边境上有辽与西夏两大威胁，宋王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屈辱求和。黄庭坚此时咏叹“昭君出塞”，便有了复杂的现实意义，故词人出之以辛辣嘲讽的口吻。上片写秋高气爽的季节边境上的敌情警报。边境民族的“闲猎”往往是军事演习，这里代指入侵。词人渲染了来犯之敌的凶猛气势：荒凉空旷的“塞垣路”上，“落日”苍茫，边风健劲，挟此威猛声势“深入黑山头”的“数骑”，锐不可挡。他们有“雕弓白羽”、
“铁面骏骅骝” 的精良装备，蓄意而来，居心叵测。词人不禁为边境的安危忧虑重重。然词人没有直接叙说自己的担忧，而是以“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两句轻轻带出。上片是昭君出塞的现实背景。对此外患束手无策，才出“和番”的屈辱下策。下片具体咏叹“昭君和番”。“
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有此辽阔的国土、强盛的国力，本来不应该以昭君应付来犯之敌。况且，昭君“深锁”宫中，又如何知晓国事，又有什么义务去平定入侵之敌？抵御入侵、安邦靖国，理所当然是“经纶贤相”与“纵横谋将”的分内事，最终却让昭君蒙羞出塞、远离故土。结尾两句是辛辣的反语讽刺，依靠这种下策怎么能够保证“永无忧”呢？其中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隐忧。
李之仪有两首《南乡子》咏端午节，因为这个节日与屈原的生平事迹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对历史的感慨也由此生发。第二首说：
泪眼转天昏，去路迢迢隔九门。角黍满盘无意举，凝魂。不为当时泽畔痕。 肠断武陵村，骨冷难同月下樽。强泛菖蒲酬令节，空勤。风叶萧萧不忍闻。
词人的情绪十分沉重压抑，恰逢端午节，想起遭遇凄惨的古人屈原，不禁感慨万分。咏古则是为了咏怀，词中明确说“不为当时泽畔痕”，屈原只是被词人借来传达情感的一个媒体。“武陵村”的想象，为词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词人或许联想到自己理想的破灭，晚景的凄凉。“骨冷”一语，悲苦凄寒已极。结尾当然是“不忍闻”，对外界的一切侵袭都已经难以抵挡。这就是张炎在悲苦中所表现的：“怕见飞花，怕听啼鹃”（《高阳台》）的脆弱心理。苏轼的门生总是很难真正学到老师的坦荡超脱。
4、多种生活情感体验的抒发
唐末五代以来，词的表现范围变得越来越窄，男欢女爱、离情别怨、春恨秋愁，几乎成为词中的惟一话题。词中的抒情女主人公，也绝大多数是送往迎来、倚门卖笑的歌妓。苏轼率先突破传统的藩篱，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但没有立即被同时代的人所认可。到了北宋后期，苏轼的开拓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所接受，因而悄悄地成为创作习惯。这一阶段的词人，将生活中体验到的多种情感经历，都借歌词来抒发。这一种悄悄的改变，对南渡以后“苏学”在词坛的全面复苏至关重要。
首先，是对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北宋后期词人，多遭废罢或贬谪，告别亲朋好友成为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别后的思念也就随处可见。这种思念，由于搀杂了复杂的政治因素，因此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李之仪《忆秦娥》云：
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 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歊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天际双阙。
凌歊台，在安徽当涂县西北五里的黄山上。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五《江南西道》载：“（南朝）宋凌歊台，周回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石碑见存。”贺铸通判太平时曾作《凌歊引》，李之仪为之作跋，故李之仪此词当作于崇宁年间编管太平之时。霜风秋月季节，登凌歊台思念远方友人，此地曾是与友人相聚相别之处。遥望远方，友人杳无音讯，也不知何日可以重逢，思念至此，难禁心头凄痛。词人很好地运用了入声韵，造成哽咽的声调，用以表达泣不成声的悲痛。近乎绝望的悲苦，就不仅仅是用友人之间的离别思念可以解释得了，其中所包含的可能是更深一层的对政途风波险恶的忧虑与绝望。李之仪的《采桑子》小序说“席上送少游之金陵”，词中以景衬情：“细雨濛濛，一片离愁醉眼中”，深情款款。“明朝去路云霄外”的叙述又为友人的前程而忧虑，现实政治环境的险恶隐约可见。
这类作品中，时时还能看出词人消磨未尽的雄心。黄庭坚《品令》说：
败叶霜天，渐鼓吹、催行棹。栽成桃李未开，便解银章归报。去取麒麟图画，要及年少。 劝公醉倒，别语怎向醒时道？楚山千里暮云，正锁离人情抱。记取江州司马，坐中最老。
词前小序说：“送黔守曹伯达供备。”这是黄庭坚谪居黔州时所作。词中有送别时称颂政绩的泛泛之语，然“去取麒麟图画，要及年少”的热情鼓励中多少包含着词人当年的热望及眼前的不甘心。结尾以“江州司马”自比，失意之愤懑、牢骚也是呼之欲出。
其次，苏轼词中“西北望、射天狼”之类最高亢的音响，在北宋后期词坛也找到一些回响。徽宗年间，对外族的用兵曾取得某些胜利，尤其是宣和末年联金灭辽，以金帛换得一些土地，假造出一些虚妄的强盛局面，更令统治者昏昏陶醉。军旅生活、边塞战争，就出现在词人的笔下。王安中宣和末年曾出镇燕山府，为边帅。某次检阅六军，赐饮官兵，作《菩萨蛮》纪其事，词云：
中军玉帐旌旗绕，吴钩锦带明霜晓。铁马去追风，弓声惊塞鸿。 分兵间细柳，金字回飞奏。犒饮上恩浓，燕然思勒功。
军中景象，都是词人亲身经历，故上阕写来气魄宏大：六军排列，旌旗招展，铁马奔驰，刀光闪闪，弓声透云。这种壮阔的景象，也是北宋词中极其罕见的。下阕颇多谀圣之辞，建功立业的愿望也成为一种格式化的表达。但是，以这样的题材入词，便是对苏轼创作的一种承继。
随着朝廷对边功的看重，部分词人也将建功立业的热望寄托于此，在词中就有了相应的表现。如吴则礼，字子副，号北湖居士，兴国州永兴（今湖北阳新）人。以父荫入仕，元符元年（1098）为卫尉寺主簿，官至值秘阁，知虢州。吴则礼主要仕历皆在北宋后期，卒于宣和三年（1121）。他与陈师道等有诗文唱和，对黄庭坚推崇备至。所以，他也接受了苏轼词风的影响。他有《江楼令》云：
凭栏试觅红楼句。听考考，城头暮鼓。数骑翩翩度孤戍，尽雕弓白羽。 平生正被儒冠误。待闲看，将军射虎。朱槛潇潇过微雨，送咸阳西去。
宋人向来重文轻武，徽宗则好大喜功，近臣中便有以武功博取富贵者，如童贯、蔡攸之流。统治者趣好的改变吸引了广大的文人士大夫，吴则礼这首词就代表着时人观念的某种转变。“平生正被儒冠误”，极似唐边塞诗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类的语气。词人羡慕的是“数骑翩翩度孤戍，尽雕弓白羽”的行伍生活，“将军射虎”之场面被写得很有声威。吴则礼《木兰花慢》又云：“望杳杳飞旌，翩翩戍骑，初过边头”，描摹行军阵营气势；《红楼慢》云：“霜髯飞将曾百战，欲掳名王朝帝”，歌颂军中勇将。同类题材的作品，在北宋后期明显增加。
再次，托物喻志的手法被更普遍地运用。苏轼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中借物明志，还仅仅是偶尔用之，且在有意无意之间。北宋后期朝政黑暗，苏轼弟子、友人大都屡遭打击，身处逆境。他们的内心情感不可随意表达，便更多地借用托物喻志的手法去抒发情感。在《水调歌头》中，黄庭坚就托物喻志以表现自己的高尚品格：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这首词上片写景，但并非一般的实景，而是写对理想境界“武陵溪”桃源仙境的追求：“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正因为词人有如此高远的理想，所以才有浩然之气，磅礴九霄，甚至与天上的虹霓相结。下片抒怀。词人对李白表示由衷的倾慕，这正是暗示对名利的轻蔑。“玉石”、“玉枕”、“金徽”、“白螺杯”、“灵芝仙草”都象征自己为人的清高与圣洁，同“朱唇丹脸”形成鲜明对照。这首词，实际上是一首抒情诗，与苏轼《水调歌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首词似更注重于抒写怀抱与理想，因此，抒情性也更为显著。
北宋后期词人在作品中普遍流露出的主体意识，表明苏轼创立的抒情模式已经被人们悄悄接受，逐渐流行于词坛。“四海文章慕东坡”不是一句泛泛之辞，苏轼词之革新观念已经渗透于北宋后期词人的创作之中，歌词新的抒情功能得以确立，预示着南渡后的全面勃兴。
三、门墙肯傍大苏来
苏轼清雄旷达之词风，是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对委婉隐约的传统词风形成冲击，在当时词坛引起普遍关注。苏轼新创之词风，与时人对歌词的审美期待心理相违背，从总体上来说，以否定意见居多。如陈师道、苏轼幕下士的批评，这种观点代表了时人的普遍看法。苏门弟子李廌徽宗年间见善讴老翁，还作《品令》嘲讽说：“是伊模样，怎如念奴”（《碧鸡漫志》卷一）。苏轼的门人弟子尚且如此，遑论其他。然而，苏轼文学创作的成功，已经成为现实存在，无论持何种创作观点的词人，都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加上苏轼巨大的人格感召力，苏轼词风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词坛的风气，对时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将苏轼以后诸多词人的创作联系起来考察，便可寻觅词风嬗变的轨迹。
词风之转变，首先表现在用以烘托主观情绪的客观景物描写的改变。传统词风偏于“香而软”，写景自然“狭而深”。词人们选取的大都是“庭院深深”、“小园香径”、“梦后楼台”等等狭小的空间，作细腻深长的情感抒发。苏轼则选取“明月青天”、“大江东去”、“千骑平冈”等宏大的场面作为情感抒发的背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词人开阔的胸襟、奔放的情感，于是有了相衬相映的空间得以落实。其次，这种景物空间选择的变化，源于词人不同的情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必定是“登高望远，举首高歌”之情，传统的曼声细语的吟唱得到本质的改造。再次，词风的转变，还表现在屏弃传统词风之秾艳，转以清新、清丽为主要美学特征。上述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往往完整地表现在一首词中。
北宋后期词人在空间景物的选择与描写方面有了明显的转变。李之仪是苏门弟子中喜评论作词者，他历评北宋词而无一语涉及苏轼与黄庭坚，大约也并不满意老师的歌词风格。而且，李之仪论词特别强调歌词“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跋吴思道小词》）。从理论上讲，李之仪不大赞同老师的作词之法，然这并不妨碍他在创作实践中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徽宗年间李之仪罢居当涂，濒临长江，受长江壮阔气势熏陶，创作自然与苏轼词风趋同。其《天门谣》云：
天堑休论险，尽远目、与天俱占。山水敛，称霜晴披览。 正风静云闲，平潋滟。想见高吟名不滥。频扣槛，杳杳落，沙鸥数点。
这首词是登采石娥眉亭览眺长江而作。登高远目，天堑长江浩渺无边，水天相连，秋霜季节，天高云淡，这是一片无比辽阔、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词人对景生情，“扣槛”吟啸，心情激荡。心中的不平与愤慨，在拍打栏槛时，似乎一一洒落在江山之间。情景相融，词人奔放的情怀也展露无遗。
李之仪又有《蓦山溪·采石值雪》咏登娥眉亭览雪景，云：“匀飞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见，水如山，浑在冰壶里。”处在这一幅白茫茫壮丽的景观之中，词人身心与之俱洁，故连呼：“须痛饮，庆难逢，莫诉厌厌醉！”豪迈中流露出一丝颓唐，与苏轼“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之消沉相似。另一首《水龙吟·中秋》咏中秋夜景，说：“晚来轻拂，游云尽卷，霁色寒相射。银潢半掩，秋毫欲数，分明不夜。”一片开阔的冰清玉洁世界，气质上受苏轼中秋词影响。只是与苏词相比，李词更多衰疲气象，如“万事都归一梦了”、“玉山一任樽前倒”（《蝶恋花》）等等。这是徽宗年间的社会背景所特殊赋予的。
在开阔背景的衬托下，即使书写相思别离之情感，也给人以全新的艺术感受。李之仪流传最广的词作《卜算子》，就是这样一首佳作，词云：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词写相思之情，本属词中最平常的题材，但这首词却写得很有特色，原因在于构思比较新巧。作者以江水喻恋情，滔滔不绝，天长地久。以源远流长的长江连接相思的双方，空间距离之辽远、彼此思念之绵长，尽在不言之中。没有花间月下的缠绵悱恻，双方的情感融入滔滔江水，是那么的清醇、真挚。只要两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恋情便永远不会衰歇。这首词另一特点是语言朴素，有鲜明的民歌风味，且以淡语写情语，更加反映出感情的真挚。这种富有民歌风味的清新隽永之格调，就得力于烘托情感景物的改变。
从上述李之仪词景物的描写来看，江天一色之清明，冰雪世界之洁白，滔滔江水之绵远，都已经走出了狭小的庭院楼阁，也没有了传统歌词的香艳脂粉气。古人创作诗词，重情景交融之境界，背景的改变，当然带来词风的转移。
苏门弟子李廌在这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济南，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元丰中他曾以文章谒苏轼于黄州，以文章知名，苏轼说他的文章“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但屡试不取。存词仅四首。《虞美人令》说：
玉栏杆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青林枕上关山路，卧想乘鸾处。碧芜千里信悠悠，惟有霎时凉梦到南州。
这首词通过雨中景色的描绘，寄托了离绪别情与翩然出世之想。词人凭栏眺望，风雨连江，远至天涯，千里一片。初夏时节有此“好风好雨”，词人感觉到爽朗畅快，心旷神怡。雨中的“岸花汀草”，更富有勃勃生机。风雨绵延，不禁牵引出词人的“千里思悠悠”。今夜天凉气爽，正好入眠，睡梦中可以凭借“霎时凉梦”到达所思的“南州”。思念远人是传统歌词所经常抒发的一种情感，李廌则以如此开阔清爽的景物作为背景衬托，思绪悠悠而又不低沉压抑，与苏轼词气质相似。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二中对这首词评价很高，他说：“‘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春夏之交，近水楼台，确有此景。‘好风’句绝新，似乎未经人道。歇拍云：‘碧芜千里思悠悠，唯有霎时凉梦到南州。’尤极远淡清疏之致。”景物设置的改变与词风的转变密切相关。
北宋后期，甚至有能得东坡风韵而闻名天下的文人。苏轼同乡后辈唐庚（1071-1121），字子西，元祐六年（1091）进士，为宗子博士。卒于宣和三年。主要文学活动都是在徽宗年间。徽宗年间他曾贬官惠州，经历与贬地都与苏轼相同相似。他潜心学习苏轼，最得东坡神韵，“太学诸子竞相传写其岭南诸作，称‘小东坡’。”（《四库全书总目·眉山集》）存《诉衷情》一首，词云：
平生不会敛眉头，诸事等闲休。元来却到愁处，须著与他愁。 残照外，大江流，去悠悠。风悲兰杜，烟淡沧波，何处扁舟。
这首词写旅愁，是词人仕途坎坷、品尝到人生苦痛后的感慨。上阕直抒胸臆，写愁来时的难堪折磨。词人平生豁达，不知愁滋味，经受挫折后，方知愁苦的分量，这愁苦竟然无处不在，挥之不去，深沉抑郁。下阕以景衬情。傍晚的残照、悠悠的江流、淡淡的暮烟，以及漂泊其中的一叶孤舟，以极其宏大的背景反衬极度渺小的扁舟，渲染旅途之孤苦无依。词人颠倒宋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的一般结构模式，因为词人是在愁苦填满胸臆、不得不发之为文时落笔的，正是苏轼所谓“不择地而出”者。外景被强烈的主观情绪所渗透，所以，与词人这种人生挫折之大痛苦相映衬的就只有苍茫恢弘的景象。全词悲愤淋漓，苍劲高远。“残照外，大江流，去悠悠”的宏大景象，令人联想起南渡词人朱敦儒的名句：“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相见欢》）
唐庚一类的词人，年辈稍晚，他们是在徽宗年间才逐渐步入文坛。许多作家在“靖康之难”后渡江到了南方，成为“南渡词人群”中之活跃者，也自然成为南北宋词坛的过渡者。以往词史研究者过分强调南渡前后每位词人词风的截然转变，忽略了北宋末年这一批词人受东坡词风影响，创作中或多或少发生改变，已经预示着词坛风气的转移。南渡后词风的巨变，不过是借助社会之大动荡给词人形成的大冲击，加速、加剧这种演变的到来。
这一类词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叶梦得。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授丹徒尉。崇宁初授婺州教授，累迁至翰林学士。历知汝州、蔡州、
颍昌府。南渡以后仍得重用，官至尚书右丞，两镇建康，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叶梦得在徽宗年间颇受重用。他是南北宋之交的重要作家，著述繁富。他是晁补之的外甥，元祐末与苏门弟子交往密切，徽宗年间也曾闲居乌程卞山，与贺铸来往频繁。所以，叶梦得与苏门有很深的渊源，创作上也深受影响。徽宗年间，叶梦得虽依蔡京而贵，人品有可非议之处。然词作仍得东坡余韵，与南渡以后的作品保持了连贯性。他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混入东坡集子，使后人难辨真伪。大约作于政和末年移官
颍昌、与客告别的《永遇乐》，便误入汲古阁本《东坡词》，词云：
天末山横，半空箫鼓，楼观高起。指点栽成，东风满院，总是新桃李。纶巾羽扇，一尊饮罢，目送断鸿千里。揽清歌，余音不断，缥缈尚萦流水。
年来自笑无情。何事犹有，多情遗思。绿鬓朱颜，匆匆拼了，却记花前醉。明年春到，重寻幽梦，应在乱莺声里。拍栏杆，斜阳转处，有谁共倚？
起笔开阔。远处是天边的“横山”，近处是高耸的“楼观”，连接其间的是空中隐隐传来的“箫鼓”声。这一片气魄恢弘的背景所衬托起的就不是一般的“呢呢儿女语”，而是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爽快利落之友情。所以，面对“东风满院”、桃李新开之美好春季和即将分手的友人，惟有“一尊饮罢”，千万语祝福、千万种离情尽在其中。此情此意，皆随“清歌”余音，潺潺流水，袅袅不绝。词人“自笑无情”是表面现象，是自我解脱，“多情遗思”才是真实感受。大丈夫临别分手，不学儿女沾巾，看似无情却有情。这种深藏于内心的情谊，已将词人引向分手之后的设想：明年春来，“乱莺声里”，“斜阳转处”，大约只有孤独一人，倚栏对景了。思念及此，思别之情又转深一层。词人在送别之际，仍作洒脱之态，不失丈夫豪气，深情贯注其中。清脱疏旷之词风，摩近东坡之垒。
叶梦得约作于宣和五年（1123）的《定风波》，乃中秋与友人置酒待月抒兴之作。词中描绘了“千步长虹跨碧流，两山浮影转螭头”之清丽壮阔的景色与“袅袅凉风吹汗漫，平岸，遥空新卷绛河收”中秋月夜之清凉世界，以及倘佯其间“付与诗人都总领”的逸怀浩兴。约作于政和中与友人贺铸等言别之《临江仙》，慨叹“自笑天涯无定准，飘然到处迟留”的漂泊生活，设想“遥知欹枕处，万壑看交流”之心胸磊落开阔。这些词都共同具有清旷超逸的作风。王兆鹏先生《两宋词人年谱》编得叶梦得徽宗年间词28首，以这类风格的作品居多。
葛胜仲是南渡词人中的另一位活跃者。葛胜仲（1072-1144），字鲁卿，常州江阴（今属江苏）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调杭州司理参军。元符末中宏词科，除兖州教授，入为太学正。累任太常少卿、太府少卿、国子祭酒。出知汝州、湖州、邓州。南渡后乞祠归，卒谥文康。葛胜仲秉性正直，徽宗年间多得罪权贵，如宣和时在汝州曾抗宦官李彦括田，保护流民，其个性及作为有类似苏轼之处。他在徽宗年间的词作，也得东坡风韵。如约作于大观四年（1110）的一首《水调歌头》，俨然是一篇浓缩的《赤壁赋》，词云：
夜泛南溪月，光影冷涵空。棹飞穿碎金电，翻动水精宫。横管何妨三弄，重醑仍须一斗，知费几青铜？坐久桂花落，襟袖觉香浓。
庾公阁，子猷舫，兴应同。从来好景良夜，我辈敢情钟。但恐仙娥川后，嫌我尘容俗状，清境不相容。击汰同情赏，赖有紫溪翁。
月夜泛舟南溪，冷光相射，金电涵空，水天一色，洁白清澈。置身于这个透明的世界之中，心胸为之净洁。词人举杯对饮，横管相伴，留恋忘返。不知不觉中又熏染了一身的桂花香浓，身心俱融入大自然。下阕回想前贤登临游玩之乐，得出的结论是“我辈情钟”这等空旷清明的自然风光，是性情使之然。葛胜仲今夜游乐，既直接得自眼前的风光，也间接地得自前贤的熏陶。其中北宋最能得自然景色之乐、且能形诸于文的就是苏轼，葛胜仲不好明言，但所塑造的境界是如此的相似。处在这明净的世界中，词人不免有点自惭形秽，这实际上是对自己混迹官场、有时只得随俗作态之处境的不满。所以，词人就更珍惜今夜所得之乐。此景此情此乐，只有脱落尘俗、表里俱澄澈者，方能潜心体味。葛胜仲作于同时的另一首《水调歌头》进而议论说：“岩壑从来无主，风月故应长在，赏不待先容。”语意和语境皆从东坡《赤壁赋》中化出，前后承继关系十分明显。
表现葛胜仲这种洒脱襟怀、磊落心胸的，还有那些醉心于绿水青山之间、抒隐逸之情的词作。在明净的山水之中，词人获得心灵之愉悦。如《渔家傲》云：“叠叠云山供四顾，薄书忙里偷闲去，心远地偏陶令趣。登览处，清幽疑是斜川路。”《定风波》云：“千叠云山万里流，坐中碧落与鳌头。真意见嬉吾已领，烟景。不辞捧诏久汀州。”山水之间的风物景色，必然都是清明寥廓的，词人的心灵在此豁达宁静的世界中才能得到抚慰与休息。
继苏轼之后，词人“诗化”的路子也是多样的，毛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促进了词的“诗化”。这里所说的“诗化”，并不是指毛滂的词像苏轼那样扩大了反映生活的内容，而是说，他的词极力舍弃柳永词中所具有的俚俗的特点，向着骚雅的境界提高，并且善于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浓郁的诗意。毛滂在艺术感受上和形象的捕捉方面有自己独到之处。如《减字木兰花·留贾耘老》：
曾教负月，催促花边烟棹发。不管花开，月白风清始肯来。 既来且住，风月闲寻秋好处。收取凄清，暖日栏杆助梦吟。
词里写的是月白风清的秋夜，但词人的着眼点并不在正面描写秋夜如何美好，如何迷人，而是侧重于抒写作者以及贾耘老对待这秋夜的态度。不过这态度并不是理性的叙述，而是通过词的意境反映出来的。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词人催促停泊在倒映水中的花丛身边的小船，冒着薄暮的烟霭去邀请贾耘老来赏月。然而这小船直到烟霭消散之时才出发返航。贾耘老之所以肯来，并不在于是否有花开放，而是：“月白风清始肯来。”这是一种何等高雅的境界!下片，“既来且住”扣紧词题，而“风月闲寻秋好处”才是挽留友人的目的。在这风清月白的秋夜，该有多少画意诗情呵！尽管这诗情，这画意带有“凄清”的特点，但它仍是那么迷人。不仅如此，假如你能伴我留在此地，那么，当明朝旭日东升，你我凭栏远眺，这一切，甚至在梦里也会变成诗句……。词的意境清幽。构思别致，词句惊警。在词的“诗化”方面，还有一些作品也比较典型，不妨再举一首。如《南歌子·席上和衢守李师文》：
绿暗藏城市，清香扑酒尊，淡烟疏雨冷黄昏。零落荼蘑花片损春痕。 润入笙箫腻，春余笑语温。更深不锁醉乡门。先遣歌声留住欲归云。
毛滂是衢州人，又曾任衢州推官，这首词就是在家乡写作的。词中抒写的是惜春送春之情。“绿暗”时节，花已凋谢，大自然的“清香”气味依然扑面而来。词人留恋这一切，便对“零落”之“荼蘼花片”伤感不已。苏轼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杜沂游武昌，以荼蘼花菩萨泉见饷》之一）；王琪说：“开到荼蘼花事了”（《暮春游小园》）。词人的恋春、惜春，就是表达这样一种与诗歌共同的意境。词人因此设想出种种留住春天的方法。词人饮酒赏春，甚至让“歌声留住欲归云”。在形容歌声美妙动人之时，其深层涵义则是要让时间暂停，使春天永驻，青春永不衰老。可以说，在苏轼大力进行词的“诗化”过程中，毛滂是一个积极的影响者。他的这一类词作首先影响到陈与义、朱敦儒，甚至影响到南宋姜夔、张炎等人的词风
苏轼作词，“指出向上一路”，在北宋词坛也并不寂寞。后来词人，逐渐摆脱“花间”代言模式，习惯于用词抒发各种不同情感，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画面，词风也趋于多样化。歌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新抒情诗体。不过，自苏轼开辟风气，到南渡词人的风起云涌，在创作中还有一个缓慢的认同过程，北宋后期词坛正是苏词新风渐渐得以认同的阶段。王灼说：“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碧鸡漫志》卷二）蒲大受词无传，其余诸家之作如上所论。缪钺先生言山谷词“门墙肯傍大苏来”（《灵谿词说·论黄庭坚词》），语意之间持否定态度，如果正面使用这句话，倒可以用作对北宋后期词坛一种创作风气的归纳。这股创作态势，日益强劲，最终为南渡词人导夫先路。
苏门弟子及受苏轼影响的词人，他们同样大量创作婉约词，其词风、气质、面貌、品格、情调，也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与苏轼的创作仍然有着深远的关系。先读黄庭坚的一首情致深婉的作品，《清平乐》说：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词写惜春之情，是宋词中常见的题材。词人对春天无限留恋，因爱恋至深，无知的春天在词人眼中竟成为有血有肉、有性灵的春姑娘。词人因此提出了“痴情”的要求：“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但这毕竟是不现实的，春天不会因为词人的留恋而停下脚步，最终还是匆匆离去。词人却并不因此消沉悲哀，他从“黄鹂百啭”中感觉到了春天的“踪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气息。他人无法听懂“黄鹂”的鸣叫声，词人却成为其知音。这首惜春词始终洋溢着一种乐观情怀，而不见伤春气息。其深婉含蓄与清逸峭拔之处，为其他词人所少见。这就是“诗化”变革潜移默化的结果。
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已经非同凡响，再读他的一首《鹊桥仙》：
宿云收尽，纤尘不警，万里银河低挂。清冥风露不胜寒，无计学、双鸾并驾。 玉徽声断，宝钗香远，空赋红绫小砑。瘦郎知有几多愁，怎奈向、月明今夜。
缠绵的恋情却以空旷清疏的“万里银河”衬出，“月明今夜”，“瘦郎”无寐，思绪千里，一切的情感都在月色中得以传递。恋情词写得气象开阔，是苏轼以来的一种新变化。
毛滂同样是写恋情的高手。他善于汲取当代词人的诸多长处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词有柳永的清幽，却避免了柳的婉腻；有苏轼的疏爽，却无苏的豪纵；有秦观的明畅，却无秦的柔媚；于是便形成了他自己那种清疏明隽的艺术风格。他的词里，有恋情的歌唱，但既不狂热，也不腻味；有秋愁春恨的叹惋，但既不颓唐，也不流于应酬。苏轼出任杭州太守时，毛滂曾任杭州法曹。他爱恋歌妓琼芳，当他秩满离杭时，作《惜分飞·富阳僧舍代作别语》：
泪湿栏杆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词写别前的情态与别后的心绪，全篇不见卿卿我我，也不见有香艳的描写，却一往情深，含而不露。这与词的构思和表现手法密切相关。词中交叉使用借代与拟人手法，这就使抒情的词句更多一层深意。上片描绘别时相对无言，用“花着露”来形容情人的泪水，用“碧聚”形容情人的深愁。下片写别后心灰意懒，长夜无眠，潮声不断骚扰，传来耳畔。作者用拟人手法：“断魂分付潮回去!”周煇在《清波杂志》卷九中评此词说：“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这两句评语很符合这首词的特点。还有一首《生查子》也有类似的特点：
春晚出山城，落日行江岸。人不共潮来，香亦临风散。 花谢小妆残，莺困清歌断。行雨梦魂消，飞絮心情乱。
这首词实际上也是一首含而不露的情歌，读之更耐人咀嚼寻味。上片写“春晚”“落日”之时漫步在“江岸”边的苦苦等待和期盼，以及等待未果时的焦虑、痛苦、伤心和失望。下片则写闺中独居寂寞与凄苦，词人多用“花谢”、“莺困”等暮春景物做烘托，故语气极其委婉。恋情词之洁净化，也是苏轼词以来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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