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宣和末年，金兵入侵，中断了宋代社会缓慢演变、发展、腐朽的过程，迫使一个朝代的崩溃提前到来。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从此被分成两段：北宋与南宋。

　　北宋与南宋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北宋是从分裂走向大一统，社会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这种“太平盛世”的观念一直顽固地延续到北宋末年。北宋词人生活得安逸，生活得有朝气，生活得有追求。南宋则由统一走向分裂，始终苟全于北方强大的军事胁迫之下，一直承受着异族随时入侵的巨大精神压力。南宋词人生活得窘迫，生活得忧愤，甚至生活得失去希望。所以，南北宋词人的创作内容、创作心态、创作风格都发生了诸多变异。宋代词史也因此分成两段：北宋与南宋。

　　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

　　《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

　　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

　　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

　　二、南北宋词优劣论

　　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

　　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持论似乎南北兼顾。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莲子居词话》卷四）

　　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祐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灵氛馆词话》卷二）

　　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蕙风词话诠评》）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同前）

　　三、南北宋词平议

　　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

　　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後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

　　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

　　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数典忘祖，其谓之何。”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

　　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

　　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後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

　　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

　　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

　　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