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究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除了能占到正课时间一半以上的政治学习和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以及“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之外，连吃饭的时候也不让人消停——嘴巴可以占着，耳朵却不让你闲着，有人会利用这时间讲述学习体会，表达班组决心，宣传好人好事。
这种做法叫作饭堂广播。
　　 说是广播，却连个话筒和扩音器也没有，只凭了念稿人的嗓门儿高声朗读。好在不论是在新兵连还是下到气象站，我们的食堂都不算太大人也不很多，虽有锅碗瓢勺撞击之声及狼吞虎咽咂嘴嘬舌的动静，广播稿的内容大致还是能听清楚的；至于人们愿不愿听，听了之后会不会留有印象，那就另说。新兵连时是以班为单位，气象站时是以业务组为单位，各班组的领导对兵们都有要求，要大家通过饭堂广播这个“阵地”，及时有效地向全体官兵传达本班组的声音，要在这方面跟别的班组比一比，争个高低。谁以这种方式“发表”的稿件多，谁就会在班组点名时受到表扬，有时连队领导还会专门就此提出表扬。表扬，对于兵们尤其是新兵们总是颇具诱惑的，于是每到开饭时分，饭堂里总能做到“广播”声不绝于耳，此伏彼起，这面刚有人念完一篇稿，那面就有人接上来，而且稍慢一点儿就会被别人占了先。
　　 新兵训练时大家还有点临时观念，加上新兵班长们虽个个训练有素但肚里的“墨水儿”并不多，对这种在饭堂里抢念稿子还不是十分在意。到了气象站，各业务组长都是干部，都挺重视这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就使得组与组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观测组的王广金就因为反应比较慢一些，曾好不容易准备出一篇报道稿，却连着三顿饭都没轮到广播的机会，一气之下把稿子撕掉了。
　　 探空组的李卫勤则跟个精豆子似的，不仅稿子写得多，几乎每天一篇，而且抢夺发言权很有一套。经常是等着站领导们一进饭堂，见他们没有什么通知要念也没话要讲了，他就大喊一声“最高指示”，一面背诵某段毛主席语录，一面从衣兜里摸出稿纸，开始他的广播。要是站领导有话要讲，或是值班组长有事要通知时，李卫勤也会在讲话干部的话音刚落，就用“最高指示”紧紧接上，很有点像当今电视台搞知识竞赛时快速抢答的那种架势。
　　 至于为什么要喊一声“最高指示”，乃因当时不论什么场合的发言，都要以毛主席语录开头，甚至个人的学习体会，记日记写家信，也多会以最高指示书于页首。所以，饭堂里时常就会出现这样的镜头：前面一人的稿件刚念完，马上有两三个人一面喊着“最高指示”，一面从各自的饭桌旁向中央空地冲出，谁的喊声占先一秒半秒，那落后的人就得按规矩退下，等候下一次机会。所以就会有反应慢一些的人总也轮不着说话，所以王广金才气得够呛，把稿件撕掉。
　　 这里当然也有一些技巧。比如，同班组的兵一旦有人抢到了“广播权”，他会在稿件快念完时示意也有稿要念的本班组人员，让其早做准备，至少先把嘴里的饭菜清空了——有人曾经刚咬进半个菜包子，见别人广播完了就鼓着腮帮子大叫“最高指示”，引起一阵哄笑不说，还在全站点名时受了指导员批评，以为太不严肃。再比如，要是这面有位兵正在念稿，别的班组的人想抢接过去，就得早早地撂下筷子，掏出稿子，专心致志地听着那广播稿是否已临近尾声，从念稿人的语气和神态上判断哪是最后一个句子哪是最后一个音节，以便在对方话音刚落就接上去。
　　 有时会出现两声“最高指示”难分先后，几乎重叠的情况。于是各不相让，两个嗓门儿同时发声，而且越在这情况下声音越大。这时只有靠站领导出面裁决，这相当于体育比赛里的“并列第一”，虽然由领导指定某人先念了，但另一位也并不会觉得掉了身价，而且会顺理成章地排在下一轮念稿，别人就不能再和他争了。
　　 我对这种饭堂广播的方式不太喜欢，也很不理解。只是在史组长的施压之下，我也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写一篇广播稿，表扬我们组里的好人好事，显摆我们如何“为革命多想多做”等等。既然写了，就也得设法找机会广播出去，但这样一来就很耽误吃饭时间，偏偏我那会儿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吃得又慢，为念一篇广播稿就得让肚子吃亏，总觉得很划不来。所以当王广金生气撕掉广播稿的时候，我是深有同感，觉得这小子比我有种——我虽然也早有一肚子想法，却不敢像他这样公开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借这机会向站领导提了个建议，在饭后回宿舍的路上，我很小心地对指导员说：指导员，站里为什么不想个办法，规定一下饭堂广播发言的顺序呢？让准备念稿的同志事先申报，排个队不好么？每次都让大家这样争来争去，害得人饭也吃不好。
　　 指导员就笑，反问我一句：争来争去，有什么不好吗？又说，你没看见放电影以前各单位的拉歌吗？你能想象那歌声要不是各单位自发地唱，抢着“拉”别人或抢着用歌声“盖”过别人，要是也得由值班员排出个先后顺序来，会是个什么场面？最后指导员很和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到底还是个新兵啊。等你当了指导员，就不会这么想啦。
　　 这可真有意思。他把饭堂广播跟操场拉歌扯到了一起。原来人家当领导的，要的就是这么个劲儿。至于那些广播稿都写了什么，那些声嘶力竭的嗓门儿都念了些什么，以及那些费了半天劲整出来却终未得到广播机会的稿子上都写了些什么，那重要吗？其实不重要。
　　 也就难怪至今我能记起的只是那饭堂广播的场面，只是那一个比一个高声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的嗓门儿。至于谁谁都念了些什么内容，则除了那开头必喊的一句“最高指示”外，竟一点儿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