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代政治思想

第二节、领导地位的论证——神权思想

　　一、夏的论证

　　社会需要管理者，需要管理机构--政府。管理者凭什么取得权力管理社会？黄帝的领导人资格有许多记述，应该是他的社会功绩的结果。尧、舜、禹当领导人的资格有也记录，他们是合理地取得。

　　夏启则不一样，他用暴力夺权，是自封的领导人，号令同为炎黄族的其它成员。何以使被他强制领导的枝族和民众从“心”上认同？除了暴力，他建立了神权法理论，用神权法理论论证自己当领导人的资格。

　　他认为代天行命的人有资格当领导。他代表了“天命”，他尊“五行”敬“三正”。不过说来也奇怪，一个集权专制主义者居然说他的行为是符合木、火、土、金、水相互运动（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符合天、地、人正道的，难道有扈氏捍卫族选公推制度就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吗？的确，我们现在很难从“五行”、“三正”中看出他们谁在“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似是而非的“五行”“三正”却可以成为暴强打击弱小的理论依据。中国史学家们当好好认识一下这最初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理论。

　　史书上有“夏服天命”，但这个夏服的“天命”太笼统了，它的具体含义有许多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个“天命”已经不仅仅是“自然历史过程”之“天命”了，而是夏启当然地成为社会管理者的天命，这个“天命”是他领导地位的“天命”。如果是，那当然是中国的神权理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夏启以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得赢为王成为现实，开始了神权理论。神权理论是论证其领导的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是“官方”理论。夏启因为能“服天命”，所以他有资格当领导。有扈氏打不赢不但为寇，而且为奴，成为不服天命者。不过这时的神权法理论还处于初级阶段，仅是一笼统的“天命”而已。

　　人类的发展就是如此，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管理，需要一统，需要“集权”。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集权就成了专制。夏政府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集权政府。如果说它具有合理性，那仅仅是因为在不能直接进行民主选举的历史条件下，它顺应了“大一统”的趋势。它的危害更是深远，它使中国没有过古希腊城邦民主制那样的时期，播下了专制的种子。

　　中国历法不象西历，从1、2、3、4、5、……依次一直记下去，而是60年一个周期，因此代表不同的社会管理时期就用与领导相关的名号记年。夏启当上领导后，自然夏部落的领导时期就是夏朝。

　　夏从启至履癸经历了十六个领导，他们是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huai)、芒、泄、不降、扃(jiong)、廑（jin）、孔甲、皋、发、履癸（桀），其间的领导人是昏庸参半，围绕权力和利益争夺是纷争不断，社会经常缺少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国每一个王朝都是如此，这是集权管理的典型特征。柏杨先生说这是“瓶颈危机”，“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夏王朝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六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寒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且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柏杨《中国人史纲》）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译文：夏王一个接一个地都在阻碍生产力发展，一个接一个地掠夺民众的财富。民众都消极对待夏王的领导，怨恨不和，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死亡啊，我们和你一块灭亡。”）可以推想，夏朝的领导把自己比喻成天上的太阳，造福于他领导的民众，但是，这是假的，他的权力是剥夺人民的权力，他的权力是不受人民监督的权力，他是人，而不是神，他的贪婪的天赋和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使他对人民的领导残酷而不人道，最终迫使人民起来造反求生。民众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集权政治，人民天生就是政府的对立物，但是，当人民能忍受的时候是会被迫服从领导的。集权政治的领导在王室血统中挑选，这造就了必然有一个领导人昏庸而残暴，迫使人民揭竿而起，诞生新的王朝。

　　二、商的论证

　　专制集权领导实质上是专制集团领导，其它利益集团自然不服，时时觊觎取而代之。夏族强令同为炎黄族的其它枝族上税、服从命令，自然其它炎黄族枝族不服，时时觊觎取而代之。夏朝至履癸（桀）时，因“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而暴发“商汤伐夏”，夏被剥夺领导权，代之而起的是大乙（汤）。大乙是商部落，自然他开创的领导时期就是商朝。

　　商人神化他们的祖先，说他们的祖先是卵生，密切了他们的祖先与上天的关系，甚至宣称他们祖先就是上天的子孙。“天命玄鸟(即燕，商族图腾，传说简狄食玄鸟卵生商先王契)，降而生商”。（《玄鸟》）

　　商论证其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时说它是“受天命”。夏是“服天命”，商是“受天命”，这“服”和“受”都有“顺应”的意思，但已有区别了：夏是因为“服”了“五行”和“三正”的天命才有资格当上最高领导人，商是“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的“受天命”，因而有资格取而代之当最高领导人。

　　汤说他是“致天之罚”（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的领导如此残暴，现在我必须去征伐他。）这里的德已不仅仅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夏对人民的态度。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之战商打败了夏王朝，而且把商汤伐夏称为商汤“革命”。改朝换代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

　　夏商之间的权力交接其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矛盾激烈程度不如后来，“姒履癸被俘，被放逐到荒远的南巢（安徽桐城）”（柏杨《中国人史纲》）范文澜先生也认同了王国维先生的“夏商间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P111）夏商两代的变革起源是不同的，夏是废“族选公推”而自封为“王”，商是推翻夏而取而代之。这证明了夏商之间的权力交接其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矛盾激烈程度不如后来的事实。但是，这次变革开始了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方式：暴力革命！

　　商（前1765--前1122年），从大乙至辛（纣）经历了31个领导，同夏王朝一样，其间的领导人也是昏庸参半，围绕权力和利益争夺也是纷争不断，社会经常缺少安定团结的局面。
汤建立商政权把他的中央政府设在亳（音ｂó，今河南商丘）。商的干部及其家属开始贪婪地追求他们的幸福生活。要知道，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的幸福生活多半是建立在被他们领导的民众的痛苦之上，否则，他们为什么比民众幸福呢？至盘庚时，干部及其家属腐败之风蔓延，已严重地威协到商政权的存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是想借此进行反腐败整风。盘庚说：“无戏怠，懋(mao)建大命！”（《尚书·盘庚下》）（译文：不要游乐懒惰，努力建设好国家吧！）可是到武丁时，腐败之风更甚，到纣时达到民众难以容忍的程度。他们的腐败方式承前启后，古今皆然，酒（沉溺于酒）、色（淫乱好色）、财（榨取财物）、气（对民众恣高气杨）。觊觎已久的姬发象大乙灭夏如法炮制--“受命于天”、“革命”，作《牧誓》，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师，商人倒戈，商灭亡，开始了周部落的领导时期——周朝。

　　三、周的论证

　　夏“服天命”，殷“受天命”，周也是“受天命”。大凡商以后的领导人都是“受天命”。但周的“天命”又发生了变化，他已不是简单地说上天叫他怎样他就怎样，而是由于他“敬德保民”，所以他受天命。周认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

　　周的这一天命观是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性的变化，这一思想统领了中国几千年集权专制政治思想，（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几千年集权专制政治“超稳定”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它要牧民，一方面它又要保民。保民，使它有许多闪光的地方，虽然他是在集权专制政治的范畴之中。这一思想也正是儒家思想得以存续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时代把它推向了至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敬德保民”，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清官政治，但是中国历史又没有真正的清官，而是贪官太多，清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