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代政治思想

第一节、甘之战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

　　（插图——夏朝统治的范围！）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部落，那里由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降雨量充沛，适宜于发展原始的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夏族很快地发展起来。

　　夏启利用夏氏族的强大，利用他父亲禹的余威，用暴力取得最高领导人地位，并开创"因天命"而有资格取得最高领导地位的理论。夏启废除族选公推而实行嫡亲继承制开始了中国专制集权政治制度。不过它还是专制的开始。

　　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思维的二难：集权政治从词义理解是集中权力的社会管理方式，这就容易造成思维的误区：社会本身需要管理，社会管理就要集中权力，否则就不能进行管理；民主政治也要集中权力进行管理，难道集权政治有什么不好吗？专制集权对民众的迷惑就在于此。问题在于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集权的途径、权力的使用是完全对立的。专制的集权，其集权的途径是暴力，即用暴力强迫它控制的民众接受它的领导；其权力的使用是不受它领导的民众监督的。民主的集权，其集权的途径是民主的方式，是民众授予权力给领导，民众接受领导是民众同意的，其权力的使用是受它领导的民众监督的，其实质是民众自己管理自己，领导只是民众雇佣的雇员。民众授予权力和民众监督权力的使用是保证权力不被异化的核心内容。由于人的二重性，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的权力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具有统治职能，必然是有对被它领导的人民剥削和压迫的一面。

　　启以前最高领导人地位的取得显然是通过“四岳”的领导代表他们的民众同意的，而且最高领导人对权力的使用是受“四岳”的领导代表他们的民众监督的。启则不一样，他用暴力夺得了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然后他以"王"的身份号令炎黄族内部的其它社会团体，强迫它们服从。它象当今江湖上的黑老大，谁不服就打谁。他们已经不是炎黄族内部如何平等协商搞好炎黄族内部的社会事务，他们的关系显然有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面。社会管理方式在这里分野了。

　　中国人说，儿大要分家。在没有分家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家，都为一个家，分家后，他们各自一个家，也首先各顾自己的家。如果说炎黄族起初是一个大家，各枝族分家后，他们仍然是亲戚关系，它们共同的社会事务大家协商解决。到夏启时，有许多亲戚关系已经隔得很远了，在利益问题上已体现不到亲情。他们的利益既得太明确了，甚至各枝族的利益表现为地区利益。利益战胜亲情，炎黄族内的各枝族间的关系已不是完全自然的亲戚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利益关系，继而是这一枝族要统治管理另一枝族的关系。禹大会部落首领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僇(lu：侮辱)之。”（《国语·鲁语下》、《韩非子·饰邪》）“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襄公七年》）禹是在使用“公共权力”，但是何等威风，防风氏族怎么想？“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税收，这是何等的利益？当最高领导人已经不是全心全意为炎黄族服务了，也无须“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无须“菲饮食”，（饮食简单），恶衣服，（衣服简朴），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房屋很低矮，却尽力治水。）（《论语·泰伯》）

　　于是，各枝族各自发展自己，争取强大“独立”，期望统治另外的枝族。这时，中华民族大家庭只是名义上的了，他们只有在寻根时才有亲切感，只有在对付炎黄族以外的民族时才“弟兄相阋而外御其侮”。

　　一、甘之战

　　甘，地名，在今陕西户县南郊。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利用禹的功绩和夏部落的强大，不经过各氏族族选公推，直接自封为最高领导人，取得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废除了至尧以来的族选公推最高领导人制度。同为炎黄族族系的一个“社区”——有扈氏部落（渭河流域中下游，扈：hu，古国名，在今陕西户县。）首先不服，率兵讨伐，在甘那个地方与启的部队开战，这一次战争称之为甘之战。
《尚书·甘誓》记载说：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译文：启与有扈战于甘的郊外，记载而作《甘誓》。将要在甘展开一场大战，于是夏启召集六个方面的领导进行训戒。

　　王说：“唉!统率六个部门的人们，我把誓言宣告给你们：有扈氏蔑视五行运行的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懈怠和废弃天、地、人的正道。上天命令剿绝他们。现在我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如果左边的人不从左边攻击敌人，就是你们不恭行天命；如果右边的人不从右边进攻敌人，就是你们不恭行天命；驾驭马的人不把马驾驭好，就是你们不恭行天命。执行天命，我就在先祖神位的面前赏赐你们；不执行天命，我就社神的面前惩罚你们为奴或者杀掉你们。”）（注：本书关于《尚书》的译文有的直接引用了徐奇堂注释的《尚书》的译文。）

　　显然那个时代的军队就象我们现在的民兵组织，临时征招本辖区内的各级领导及青壮人士，宣布战争的理由，并要求征招的青壮人士服从命令勇敢战斗。

　　夏启认为他对有扈氏的战争是“恭行天之罚”，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换言之，他认为他废除“族选公推”最高领导人制度，直接继承他父亲的领导地位是“恭行天道”，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二、甘之战的性质

　　这次战争的性质是启要废除“族选公推”制，有扈氏要维护“族选公推”制；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被打败，并被消灭，“战俘”沦为奴隶。其他氏族由于弱小，不敢反抗，被迫接受领导，禅让制被废除了。

　　可以看出，在启时，炎黄子孙繁衍壮大了，同为炎黄子孙的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亲戚感情疏远了，用亲戚感情维系所有炎黄子孙的利益已不现实，炎黄族内部又分成了许多利益集团，他们更看重本氏族的利益。氏族集体利益使他们相争，进而争夺最高领导权，号令其它氏族。专制开始了，执政之基与利益获取联系在一起。

　　三、甘之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甘之战，应该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场战争，可惜这场战争没有被史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有扈氏胜利了，最好打平了，族天下被取消，各氏族彼此平等独立，可能中国三代时期的政治制度会象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一样--各氏族、社区（城邦）独立平等，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可能就会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有许多相近的地方。

　　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任何民族都经历过各氏族相互独立、平等地发展的阶段，而且都处于早期的文明史上，中国阪泉之战前也是如此。只是其它国家各氏族在同化的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哪一个氏族长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象中华民族这样由一个族同化它周围的各个氏族，而且使它周围的氏族从文化上认同它们是该族的子孙。

　　各氏族间相互平等、独立，形成相互独立的城邦，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产生。但是，人类的发展总在趋近于同，在中国就是“大一统”。在早期的人类社会，小国寡民的城邦（社区）形态与各城邦（社区）“全球化”发展必然产生冲突，不利于“安定团结”，容易形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影响人类的高速发展，它们要趋于同。

　　中国没有古希腊民主制时期，它一直沿着大一统的趋势发展，因此，在农业社会，从汉至明它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文明，唐时处于鼎盛时期，就象今天的美国领导世界潮流。

　　中国没有古希腊民主制时期，也使它的文化发展史上平等民主思想容易被扼杀，整个社会系统缺少平等思想，社会本位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处于主导地位，集权专制政治漫长，始终走不出“中世纪”，明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明显地落后了。

　　如果把中西方政治思想作一个比较：中西方文明发展竟赛有点象龟兔赛跑，中国象只兔子，西方象只乌龟。西方早期在各氏族"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民主制，使古希腊文化源中种下了自由平等的根，使它们的社会象散沙，中世纪落后于中国。由于西方早期有了民主制，使它们的社会很快走出中世纪，民主强大，当代文明远远领先于中国。这大概是历史的辩证法。可以想见，素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一旦民主化后，政治制度同西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又有可能超过西方，实现中华文明的再次复兴。

　　甘之战，有扈氏的失败，使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在此分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别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甘之战，有扈氏的失败，也使中国政治思想在自身的发展史上分野了，由族选公推最高领导人到族天下，宗法制到宗派制，服天命到天命令；甘之战，有扈氏的失败，也使中国文化发展分野了，人是社会人，天生地要接受领导，君君臣臣是天理。……。

　　甘之战功不可没：它使中国社会继续趋于大一统，从汉至明一直领先于西方文明；甘之战千古之罪：它使中国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象古希腊那样短暂的民主制，集权政治从萌芽而根深蒂固，走不出中世纪，使中国从清至今被西方文明远远抛在身后。

　　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奠定了炎黄族的主导地位，甘之战则种下了中华民族集权专制社会管理模式的种子，经少康中兴、殷、周，最终由秦变成了集权专制社会管理大树，直至今天叶枯萎了，根还活着，人民还在民主化过程中挣扎和探索。

　　四、甘之战种下的集权专制种子

　　族天下和有扈氏的起兵是划时代的，它起码说明以下问题：

　　1、枪杆子里面出领导权。

　　由于废除族选公推，谁打得赢谁就是“王”，一支维护领导权的打手（军队）正式诞生。

　　2、人民天生是政府的对立物。

　　这是集权专制制度把同为炎黄子孙的人划分为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领导阶级代表被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也是集权专制管理方式的根本弊端。在这种制度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领导轮流坐，人民轮流当。它所带来的后果是：

　　（1）社会在一定领域已失去公正性，公正性被阶级性（领导阶级和被领导阶级）代替。

　　（2）整个社会治少乱多，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势。盛产军事家。整个中国历史是最好的证明。

　　（3）、社会事务已经不是社会成员的了，而是一族、一家、一人的。

　　过去社会管理需要集中的权力是为了炎黄族的和平与发展，它不形成领导对社会财富及社会成员的占有，而现在，谁拥有最高领导权谁就拥有对整个社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夏启时还是萌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1）以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政府多了一项职能：统治职能。

　　政府具备了三个职能：保境职能、发展该社会职能、统治职能。在集权专制政治下，政府必须对付它领导的人民。新建立的政府除了要对付炎黄族之外的其它未同化的氏族外，还要对付炎黄族内部的非最高领导人氏族的其它氏族，以及最高领导人氏族内部围绕权力的争夺；

　　（2）建立一元化政府结构。

　　A、权力高度集中。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允许有其它权力与之平行、牵制、监督、制约、压制；B、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奉禄都受制于政府最高领导人；C、政府机构的建制围绕最高领导人权力运行；D、一切法律法规最核心的是保护最高领导权利益。

　　（3）建立官僚等级制度。由于权力的取得靠暴力，靠暴力使被他领导的人和利益集团服从，当他通过暴力取得了领导地位后，他必须建立官僚等级制度。虽然官员等级地位的取得与血缘宗亲有关，但这种等级制度已不是按血缘关系的辈份来排列了，而是根据维系“王权”的重要程度确定等级的高低。这种等级制度是双重等级制度，行政等级制度和宗族等级制度。

　　（4）对官员的选拔已不完全以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为依据。最高领导人为了稳定他的权力，而必须把忠诚领导与能力、品行等作为考察标准，即政治合格、有工作能力、有被招聘领导领导的民众能接受的品行；

　　（5）“权力——依附”模式。

　　这是官僚等级制度的必然结果。A、最高领导人与其它领导人的权力依附；B、官僚集团内部上级与下级的权力依附；C、领导人与他领导的民众之间的权力依附。
“权力——依附”被扩大为人身依附，中国人从此缺少了人格尊严。

　　（6）集权专制制度的权力制衡机制。它所建立的基础是最高领导人对其招聘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忠诚性、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不信任。为了确保各级领导干部与最高领导人政治上保持一致，工作上认真负责，必须从不同角度制约其领导权力。但是，它是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的制约，不是人民制约政府。

　　（7）以王权为中心扩展的财富分配体系。官僚等级制度的建立，必然相应的是利益分配制度的建立。利益分配制度是官僚制度运行的第一推动力。领导也是人，他是盯着利益来当官的，而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出家。这种利益分配制度必须要保证以最高领导人为中心，以他招聘的领导干部为半径画上一个圆，离圆心最近的得利最多，否则政府的等级制度链就会出现断裂点。即便是政府管辖的区域利益也要以此原则来分配：京城得利最多，这是从最高领导人的安全性考虑的。集权专制社会是权力本位主义社会，官僚阶层肯定是社会中获利最多的阶层。

　　（8）厚黑学已是一门学问。这是官僚等级制度和“权力——依附”模式的必然结果。官僚等级制度的建立，官员的荣华富贵与其官位联系的“权力——依附”模式的建立，官位的取得并不仅仅与能力、敬业有关。因此，谋取官位的手段相继出现，那是不择手段，官场成为一门学问，官场学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9）强制领导人民。人民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接受专制领导，这是本能。人把动物当作食物和宠物，当然要绳牵圈养，何况于领导人。因此，集权专制制度下，官员对人民的领导必然是强制性的，“不服从领导”，对于集权专制制度来讲，这是罪中之罪。

　　（10）实行精神控制。人是精神与肉体统一的存在物，控制其精神就是控制人本身。集权专制制度有那么多不合理，这些不合理对于领导人来讲不能赤裸裸地存在，必然要给予包装，即使是毒药，外表一定要涂上糖。这只有一个办法，加强宣传和舆论工作，宣传部门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人民辛勤劳动上税和养活自己，原因一定要归功于领导制定的政策好。

　　（4）各权力集团争夺领导人民群众。

　　人民是财富之源，对于领导来讲，拥有人民就是拥有财富。因此，它不允许社会中的其它利益集团争夺人民群众。各权力集团争夺领导人民群众，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得最明显。

　　4、社会阶层格局

　　基本格局：领导阶级和被领导阶级。

　　领导阶级内部：上级与下级。

　　5、窝里斗

　　自夏以来，中华民族作为和睦大家庭时代解体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集权政治下的管理具有统治职能，统治的核心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人除了“荣”、“华”、“富”外还有“贵”，“贵”就是人在人面前高一等。“荣”、“华”、“富”他人都可能接受，这个"贵"被领导者从本能上就无法接受。三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团结只是“外御其侮”时才团结，在内部则是窝里斗。领导与群众斗，领导与领导斗，群众与群众斗，团体与团体斗。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盛产军事家，盛产军事家就让人瞠目结舌！军事家是干什么的？就是研究怎样打人的人。武断一点说，自三代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部窝里斗的斗争史。但是，中国人又有大家庭的历史，又以大家庭自居，因此关于团结的书又不少。领导一开口就代表人民，而且自诩为人民的儿子。

　　中国历史为什么是窝里斗的历史？因为，集权政治把同为炎黄子孙的人分为领导与被领导两部分，领导管理被领导，同时也要剥削和压迫被领导，领导是荣、华、富，而且还贵，在被管理者面前高一等。比尔盖茨再有钱不敢拉着警笛满街跑，而我们的一个乡长就可以拉着警笛满乡跑。皇帝制时代，领导出行鸣锣开道，沿途“避让”。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如此差距的生活质量，谁不愿意当领导？领导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必然是建立在群众的劳动之上。群众愿意吗？当然不愿意。因此，“要争气”！领导要过幸福生活，就必然要研究如何斗群众，群众自然要反斗领导，也要研究如何斗。领导又想当大领导，他们又要开斗。由于改变不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生活差距的现实，群众也想当领导，于是，群众之间也开斗。这样的社会体制能不窝里斗吗？柏杨先生说中国人的丑陋是窝里斗，其实丑陋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

　　可以说，集权专制政治是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的土壤，而这一切弊端的萌芽都从夏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