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正式启动“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同时召开“韩再芬表演艺术研讨会”。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剧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剧协、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针对的是当代各个剧种的代表人物，希望通过总结当代表演艺术家的经验，以理论来指导演出实践，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研究工程本身就带有学术性、严肃性和长期性。

　　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韩再芬的表演艺术。韩再芬主演的黄梅戏《徽州女人》和《公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研究工程计划以这两个戏为主来总结韩再芬在剧目选择和表演艺术上的特色，并由此出发，探讨黄梅戏的发展现状，进而思考当代戏曲的出路。在短短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涉及到韩再芬的表演、黄 梅戏的前景及中国当代戏曲的发展路向等一系列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这次的“韩再芬表演艺术研讨会”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今年启动的“当代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的第一项。作为国家级戏曲研究所，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学术工作密切关注戏曲发展现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舞台艺术戏曲的本体研究，在长期理论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进入新世纪，面对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戏曲艺术的艰难跋涉，理论研究者理应有所作为。为进一步探讨戏曲与时代生活的关系，研究戏曲在新时代的发展与走向，总结戏曲艺术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在传统理论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决定启动“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这一工程得到艺术研究院领导尤其是王文章院长的积极支持。希望这一研究计划的实施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文本文献研究与戏曲舞台实践、演员表演及戏曲本体形成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应不同于一般的剧目批评，它不是对一个演员简单的称扬，而是从具体切入点出发，对理论与实践、宏观与个案、文本与舞台、创作与观众、演出与市场的关系及各种有关艺术要素的自身功能作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从而使戏曲研讨既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能够总结出戏曲发展中规律性经验，同时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能够为新世纪戏曲的发展积极探索新路。在当代中青年戏曲演员中，韩再芬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优秀黄梅戏演员，拿她“开刀”作剖析、研讨，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作用。在戏曲舞台上，韩再芬是一位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演员，《徽州女人》体现出她的探索精神，也赢得了观众和市场。走向新世纪的戏曲需要大胆的创新和探索，但这种创新和探索更应该建立在理性和尊重戏曲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新和探索才会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

　　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先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向来自各方的代表表示感谢，并对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的启动表示祝贺。韩再芬是当代舞台上深受观众欢迎的，引起理论界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她的《徽州女人》把黄梅戏的精、气、神，完整、协调地呈现于舞台之上，这是她的一项了不起的成绩。韩再芬近期出演的《公司》得到了观众的承认，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公司》演出的纯收入高达三十三万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戏曲处境艰难是客观事实，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的启动，就是要正视这样的局面，为戏曲的生存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以韩再芬作为开端，就是要通过对她表演经验的总结，使得戏曲理论研究贴近实际，带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各地剧团中像韩再芬这样的表演艺术家还有很多，通过关心戏曲发展的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对之进行系列研究、持续总结，坚持下去，我们将获得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厚生（中国剧协编审）：每个剧种都应该有一些代表性的演员来撑大旗，这对剧种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好演员很多，理论界应当对突出的演员给予帮助，使之成为剧种的代表人物。当然，通过这样一次研讨会，韩再芬能否成为这样的人物暂且不论，但这对于她本人的提高是相当必要的。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工程不是针对一、二个尖子演员而设计的，它是要带动整个戏曲的发展。韩再芬是个有灵气、有光彩的演员，是包在石中的玉，她在严凤英、马兰之后，五朵金花之外，愈来愈显露其出色的魅力，照这样努力下去，她在戏曲表演上的前途未可限量。《徽州女人》是一出培养演员的戏，好演员才能演得好，韩再芬经受了这一考验，并且使这出戏成为她的代表剧目；《公司》的问题较多，是个需要大加工的戏，好演员也未见得能演好。黄梅戏受观众的欢迎，主要在于旋律优美动听，所以还得在音乐上下功夫，戏剧性的腔调还不够多。另外，创作上急需充实，剧团要在培养剧作家方面多下功夫。好演员要依托好的剧本才能脱颖而出。演员应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剧本，与自身的优势相结合，塑造出好的艺术形象，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剧种的代表人物。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韩再芬演出的《徽州女人》和《公司》成功地进入城市的商品流通领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完全得力于《公司》投资人聂造的精心策划和大胆尝试，聂造的理念、营销策略和果敢的行动极大地增强了城市中久久徘徊在流通领域出口处的戏曲从业人员的自信心。我认为，推进戏曲商品化是戏曲走向未来、贴近百姓的唯一途径。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艺界曾经有过一次文艺要不要实行商品化的大讨论，当时反对文艺商品化的声音异常强烈。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有人持同样或类似的观点。但今非昔比，文艺商品化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无论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与否，戏曲都必须要进入流通渠道。更何况，健全完善的市场靠等是等不来的，它需要政府和身在市场的经营者共同打造，市场中属于戏曲的那个位置早就在虚席以待了。

　　戏曲商品化的利在于：第一，可以进行再生产。戏曲只靠政府一次性或临时性的投资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没有票房，没有回报，绝大多数戏曲剧团连生存都很艰难，更别提排演新戏了。第二，强化竞争机制，优胜劣汰。这种竞争机制的裁判者是花钱看戏的百姓。竞争机制会使艺术家精益求精，创造出艺术精湛、人民欢迎的优秀剧目。第三，符合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戏曲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与经济基础之间并非是简单、直接的对应关系。普列汉诺夫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介环节——社会心理。对戏曲创作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心理，其中包括创作者和欣赏者共同的心理，只有自觉地按着欣赏者的心理需求去创作才会获得鲜花和掌声。第四，回归和发扬戏曲的民间性。民间性是戏曲最本质的属性，长期以来，戏曲创作丧失了这种性质。

　　《公司》作为艺术商品至少有三点值得称道。首先，诚信主题的选择适应了当前百姓的心理需求；其次，表演运用的现代肢体语言融合了大量音乐剧、现代舞元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还有就是韩再芬的明星效应在运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戏曲商品化的弊是什么呢？简言之，是为了追求纯粹的金钱或利润而使一些演出迎合庸俗低级趣味，出现诸如色情、暴力等倾向。这一点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限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宣扬色情、暴力的东西都不会坐视不管。目前，正在讨论中的电影分级制就是一项文明、进步的举措。总之，戏曲艺术商品化利大于弊。

　　杨乾武（北京剧协秘书长）：应当肯定艺术商品与社会的关系，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艺术作品只有在好的市场环境中，赢利与贡献才能成正比。具体到韩再芬的《徽州女人》和《公司》两部戏，我都旗帜鲜明地投了反对票，主要是对这两部戏的创作方法不赞成。我认为两者都是导演艺术的成功，而欠缺黄梅戏的精华。与时俱进绝不是赶时尚，舶来品和高科技代替不了一个人对当今社会的理解，对人心的体悟，没有了对人与社会的思考和剖析，艺术形象就不可能丰厚。《徽州女人》的问题在于不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不关注具体的人所具有的独特性，而这些恰恰是艺术要反映的根本问题。因为不关心这个女人的苦难，“徽州女人”不过是个文化符号，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而表演艺术家正是要靠艺术形象才能确立起来的。《公司》在创作上深受晚会小品与美国音乐剧的影响，用图解与说教的方式代替了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基本上是一部模式化、概念化的肤浅作品，可以列为那种为消费而消费的文化符号垃圾，复制这样的戏剧，只对赚钱有好处。由这两个剧目，可以看到韩再芬自身有对黄梅戏艺术的承担，但存在着自我认同的危机，只有在一个良好的体制下面，将资本意识与艺术家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良知结合起来创作戏剧，戏剧才能得到真正的改观。

　　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韩再芬是一位有追求的演员。她在选择剧目上有自己的想法，敢于探索，对创作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观众对剧目的意见都肯认真研究，因此她在艺术上能不断有所提高。《徽州女人》是她前一阶段艺术成就的标志。

　　韩再芬主演的新戏《公司》目前还不成熟，还处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我认为它可以改好。编剧、导演聂造先生是化学博士，现在搞企业，所以他有《公司》主人公的那种切身体验。这个戏所宣扬的诚信精神大概也出自作者深切的感受。《公司》所反映的生活和表现的理念，能够引起当代观众的关注和共鸣。从观众反映的意见可以看到，这个戏引起了他们的联想，他们用自己的生活丰富了看戏的感受。

　　要修改加工这个戏，需要努力把观念变成形象。现在剧中人物多是一种“类型”的符号，要使他们能成为“典型”。典型要靠形象，不能靠观念。

　　戏曲要不断进行新的综合，要吸收一些原来不属于它的东西，但吸收以后要尽量使之与戏曲原来的东西逐渐协调起来，实现戏曲化。当然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有观众说这个戏是“艰难的杂糅”，希望它能由“杂糅”走向综合。

　　聂造先生说他不喜欢戏曲，但我想他既然为戏曲付出了这么大的力量，就说明他对戏曲是有感情的，在创作过程中戏曲也一定会“改造”他，使他真正懂得并热爱戏曲，那时他就会对戏曲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教授）：《公司》的成功运作，是市场的成功，聂造的成功，不是韩再芬的成功。由观念上的不同引发出两方面的巨大矛盾：其一是市场效益与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其二是艺术不熟悉市场与市场太轻视艺术之间的矛盾。戏剧艺术是一个综合工程，是人们共同智慧的结合体。聂造的《公司》尽管对艺术的认识有不到位之处，却因遵循了市场化的操作方式而获得了成功。从世界范围看，当前的文艺逐步建立起了在市场体制下的产业形态。我们处在一个传媒的时代，社会原来的方式不断在改变，以前没有进入视野的东西，如投资人、制作人、中介传播等等，逐步占据了艺术生产的主要环节，我们不但必须考虑这些进入艺术创作的新因素，而且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技术上的运作，采用时尚、复制、打造、炒作等各种各样的手段，赢得观众，振兴戏曲。《公司》很好地体现出了媒介技术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体现出了市场营销管理对艺术产业的重要意义。在好的市场制度和艺术保护机制下，用各种方式制作出的各种档次的艺术作品都应有生存的余地。那些认为一出戏就能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论调是滑稽的。韩再芬身上存在着推动黄梅戏发展的责任感和自我内在的认同危机感，聂造的成功是市场运作的成功，但创作不是他的长项，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采用合作的方式来运作会更好一些。

　　季国平（中国剧协分党组副书记）：一个剧种的繁荣和发展往往是与著名演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在当今戏曲舞台上，韩再芬不仅是明星，而且已经具备了成为黄梅戏大家的可能性。她从艺二十多年，有着众多的戏迷和较高的知名度，更有着解不开的黄梅戏情结。如果说《徽州女人》以前，她主要是处于学习、继承、不断进步阶段的话，那么，从《徽州女人》开始，她已经拥有了独创的剧目和自己的艺术风格，我们期待她更上层楼，引领当代黄梅戏艺术的新发展。

　　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观看韩再芬的新剧目《公司》的。《公司》堪称是现代徽州女人的故事，它表现经商诚信的主题，与传统黄梅戏比较，在舞台表现上已经走得很远。毋庸讳言，该剧是很难将韩再芬推向大家境界的。俗套的剧情，概念化的人物（连反面人物的取名都是），枯燥的说教，缺少剧诗韵味的唱词，借鉴其他艺术（如舞蹈、音乐剧）但“化”得不够或不太协调的舞台表演之类东西充斥全剧。这些可能与本剧编导舞美的非专业性有一定关系，圈外人少了框框，做起来毫无约束。但戏曲现代戏创作的艺术规律也应尊重，除非你创作的不是戏曲现代戏。

　　我们关注韩再芬演戏曲现代戏，还在于著名演员领衔主演，无疑会引起社会和观众更为广泛的关注，推动戏曲现代戏的发展。因此，对于《公司》的成败，就更要好好总结。戏曲现代戏与话剧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戏曲化”的表现形式，与音乐剧的区别在于戏曲的音乐是程式化的“旧曲新作”，而音乐剧的音乐是没有传统程式束缚的自由创新。无论是放弃戏曲化，放弃表现现代生活，还是放弃“旧曲新作”，都不是戏曲现代戏。若是那样，你干脆就搞“话剧加唱”或者“音乐剧”，或是其他什么好了。

　　多年来，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如川剧演员沈铁梅主演的川剧《金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沈铁梅的体会是，戏曲现代戏表演难，难就难在戏曲刻划人物的传统程式化手段难以同现代人物的生活表现达到和谐统一。塑造现代戏曲人物，应运用“戏曲化”的艺术手段，将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的内容与传统程式中“化”出来的形式完美结合。川剧《金子》是沈铁梅主演的第一部现代戏，她不仅在唱腔的处理上充分运用了自己多年研究声腔造型艺术的成果，还同编、导人员共同推敲，运用“戏曲化”的表演手段，从外表、动作、细节入手，为刻划“这一个”金子的性格特点作了有益的探索。

　　我们希望多几个韩再芬、沈铁梅这样的著名艺术家，为戏曲现代戏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希望韩再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舞台魅力，借鉴姐妹剧种的成功经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新创现代戏剧目，切实创造出适合于现代人的黄梅戏的新唱腔、新格式、新手段和新程式（梅兰芳语），创造出新时代黄梅戏的“韩派”，产生一批“韩派”代表剧目。她是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对她寄予厚望。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韩再芬的《徽州女人》是注定要进入中国戏剧史的。或许是因为《徽州女人》已经成为或者接近了经典，因此从个人欣赏趣味上说，我不是很喜欢《公司》。这个戏在戏剧性和文学性上都有欠缺，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对这个戏进行一些有意义的研讨。在我看来，《公司》分明是韩再芬及导演聂造对当前处于全面危机中的中国戏曲的一次有意识的实验和努力。这种实验和努力是相对传统戏剧的形态、语言、形式、程式，对戏剧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进行某种解构、变革和重塑。尽管这种努力和实验会引起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议，但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在《中国戏剧》2003年关于戏剧命运的大讨论中，很多专家已经指出了传统戏曲的问题：“唱时一咏三叹，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做时摇头晃脑，装腔作势；念时咿咿呀呀，拿捏造作；打时对照程式，死搬硬套。这些都与现代观众的思维方式、直感视觉格格不入。”“戏曲是我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她的一些语汇和程式如趟马、抬轿、划船、登楼、圆场（走路）及冷兵器时代的舞刀弄棒的开打，已经很难表现今天的时代生活了，观众远离戏曲是必然的。”显然，《公司》在歌舞手段及叙事方式上，对传统戏曲进行了某种有意识的颠覆和解构，也试图进行重新建构，不过这种建构目前还不够完善。

　　今天，中国戏曲确实是到了需要全面反思的时候了。戏曲必须向世俗的人情人性、向世俗的文化形式靠拢，拉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注重生活的现实感、亲近感、熟悉感，注重人们生活中的“当下体验”和“日常体验”，注重大众情感的通俗表达和日常表达方式，从而获取一种当代生活的感性形式。如果我们还不能找到或创造出具有当代生活质感的、当代大众所能理解并易于接受的艺术表达形式，如果戏曲完全背离了大众的通俗表达形式和艺术语言，拒绝人类共有的艺术观念和国际性的通常的审美形式，那么戏曲的不幸命运便终究难以得到改善。

　　郭汉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韩再芬是有创造性、有进取心的好演员。从《徽州女人》到《公司》，她力求赶上时代的步伐，摆脱传统带来的困惑，大胆地向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她对黄梅戏的热爱，对艺术的责任心，使得她充满克服困难的勇气，这种精神超过了同等的演员，符合时代的需要。戏曲面临着深刻的、全面的困难，从韩再芬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她创新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再加上科学、冷静的态度，成为艺术家或是大师指日可待。《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怎样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第一，要想办法用程式来反映现实生活，程式不能抛弃，否则就没有戏曲了。观众喜欢看现代戏，这是实行戏改以来推陈出新的成果。但是这样的成绩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怎样发展下去，首先在理论上就不明确。第二，戏曲演员要把体验和表演结合起来，演员必须把对人物的深刻理解，用完整的表演形态表现出来。从中国文化和美学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戏曲艺术是相当珍贵的，作为演员对遗产要尊重，不能自暴自弃。《徽州女人》在民族特点与艺术规律、历史传统与当下生活、审美原理与具体时代相结合的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像这样好的经验必须及时地加以总结，不断积累，这样才能摸索出一条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

　　柳城（电影导演）：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谈话的场所。戏曲是幸运的，它总是处在过程当中，一直可以重排，各种风格的导演、演员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剧目的理解重新解读它。电影与戏曲比较，永远是个遗憾的艺术。但是，电影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把戏曲中的名家名作用电影的形式保留下来，成为千年流传的经典。我本人很喜欢戏曲，觉得它奥妙无穷，每年都要拍一部戏曲电影，近期就拍了一部龙江剧《木兰传奇》。聂造曾经与我合作拍了两部电影作品，《为奴隶的母亲》和《贞贞》，这次他涉足戏曲，我很尊敬他。他与韩再芬都是有想法的人，他们选择《公司》这样一个较难的题材，从传统黄梅戏走到现代戏的剧目，当然相应地问题也就出现了。如何改好这出戏，不是聂造与韩再芬两个人的事情，方方面面都有责任。

　　朱恒夫（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一个演员要成为一个剧种或者一个时代的表演艺术大师，必须具备三个主观上的条件：努力学习，忠诚于演艺事业，参与创新。韩再芬正好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她十一岁进剧团，几乎没有在正规的学校读过书，但是她从小到大，不断在学习，她请老师辅导她学习文化知识，修完了高中、大学的相关课程。现在她在说话、阅读、写作上进入了相当高的层次，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对于演艺事业，她是真诚地热爱、真心地投入，她经常说：“黄梅戏是我生命的全部，没有了黄梅戏，就没有了我。”她所塑造的形象为什么那样的感人，那样的让人久久难忘？因为她的笑是真笑，她的哭是真哭，一切都是从心田里流淌出来的。更为可贵的是她积极参与了艺术的创新活动。近十年来，她几乎每两年就拿出一部新戏，这个“新”不仅仅是剧目内容的“新”，还有表现形式上的“新”。她不像一般演员那样，是在编导的指导下，被动地表现这个“新”，而是主动与其他主创人员共同创造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徽州女人》的创意最初就是她提出来的，最近上演的《公司》，创意策划也是韩再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创新，黄梅戏就不会达到天下皆知、全民共赏的程度；如果韩再芬不参与创新，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韩再芬。
　　

　　说到创新的问题就要谈到韩再芬最近推出的《公司》，有些专家对这部戏评价很低。评价低没有关系，因为各人的审美视角不一样，但说这个戏会毁了韩再芬，会毁了黄梅戏，我看说得就过于严重了。这个戏的题材是反映现代生活的，对这点大家是赞同的。戏的主题是张扬诚信的做人道德，大家也不会反对。对这个戏的意见集中在形式上，可是认真地去分析一下，它并不背离戏曲的特质。戏曲的特质是什么？是歌舞性、写意性与娱乐性。这些它都一一具备。因此，我认为这个戏不但没有弱化戏曲的特质，相反还强化了戏曲的特质。当然，它并不完美，在处理黄梅调与其他乐曲的关系上，在曲词与宾白的语言上，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还需要努力改进。

　　一部中国戏曲史就是一部中国戏曲的改革史，戏曲是在改革中前进的。改革朝着什么方向进行，其决定权应该在普通观众那里。几十年来，我们戏曲理论界操纵了戏曲审美方向的话语权，通过评奖、评论、具体指导等方式，让戏曲按照我们指导的方向前进，结果弄得戏曲奄奄一息，危机四起，近百万从业人员生活困难。而《公司》尊重了观众的审美取向，获得了大部分观众的支持，票房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二以上。我们应该支持这样的探索，总结这个戏成功的经验，鼓励韩再芬他们为迷途的戏曲趟出一条新路来。

　　周传家（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长久以来，韩再芬在黄梅戏与时俱进的问题上不断地探索着，以至于她在黄梅戏这一剧种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了当今黄梅戏中有活力、有潜力的人物之一。她的《徽州女人》令人瞩目，在开掘地域文化、探索中国妇女内心深处的人性问题等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公司》的文学本虽然较为幼稚，但应当肯定它的社会学意义。高台教化原本就是戏曲的本质精神，《公司》以诚信为主题，并不肤浅，是为了造成某种效果故意这样搞的。全剧吸收了话剧的板块结构和音乐剧的风格，扩大了黄梅戏的表现领域，音乐形态上是取得了成绩的。这样的交流与吸收并没有泯灭黄梅戏的本质面貌，更何况它还有黄梅戏的唱腔，唱腔是戏曲的灵魂，有了它就不能认为是抛弃了传统。戏曲流入市场是必然的，无可阻拦的，《公司》企图在主体上接近人民性的审美标准，只要有观众看，可以放弃戏曲的模式。艺术的商业性赋予戏剧价值属性，而价值是人为的，为人而存在的，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戏曲剧种可以各自沿自己的方向前进，让市场来挑选。艺术上可以实行无政府主义，走多元化的道路。聂造为戏曲贡献着智慧，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当继续榨取他的剩余价值。从《徽州女人》到《公司》，看得出韩再芬有不安于现状、不断追求探索的特质，但她能否成为大师并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这有赖于时代、环境、团队、机遇等方面的作用，是由发展的不定式决定的

　　傅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韩再芬是一位有影响的黄梅戏演员，她之所以受到戏剧界的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她创作的《徽州女人》受到理论界、批评界的关注。虽然《徽州女人》在沈阳的中国戏剧节和在此前南京的演出中曾经受到不少业内外人士的批评，但正是由于《徽州女人》在北京演出并且得到一批有影响的理论家与批评家的高度肯定，成为此后几年里戏剧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才进一步确立了韩再芬作为黄梅戏代表演员的地位。韩再芬应该总结《徽州女人》的成功经验。

　　一个优秀的演员在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知名度与艺术声望之后，需要更清醒更理性地看待自己。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知名演员将自己的艺术知名度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合理性，但艺术家声名如日中天时，由于以前的作品积累的市场号召力，即使推出一些艺术上相当粗糙的作品也有可能赢得市场效益，在这种特殊时期艺术家很容易迷失，对观众的热情产生误解。衡量一个艺术家是否优秀，标志不仅在于其最优秀的作品，同时还在于其失败的作品，因为从成功与失败之间我们可以真正看到艺术家的视野与分辨力。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有成功有失败，但成功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就说明这位艺术家的不确定性有多大，说明他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大师有多困难。对韩再芬而言，要真正成为大师，除了需要更多像《徽州女人》这样的成功作品，还需要尽量避免出现像《公司》这样粗糙的作品。

　　安志强（中国剧协编审）：第一，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系列研究工程的启动，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拓了广度，开掘了深度，是极富智慧的创意。希望从韩再芬开始，不断地发展下去；第二，《公司》是一出没有争议价值的戏，戏曲创新、反映当代生活等等都不是焦点问题，戏曲界始终在做这样的工作，对此不应有任何争议；第三，由《公司》引发的问题倒是值得讨论的。韩再芬的状态，尤其是她的痛苦更要去关注。韩再芬是个懂戏爱戏的人，聂造却是个不懂戏不爱戏的人，两者合作难道没有痛苦吗？韩再芬作为一位演员，从刻苦练功到考虑生计再到追求审美，这之间有着无止境的痛苦历程，而聂造若要为戏曲全情付出，必然要喜欢戏曲，也就必然要经受被戏曲改造的痛苦。没有大痛苦就没有大欢乐，希望韩再芬学习挑夫的“泰山精神”，在大痛苦中锤炼出大欢乐。韩再芬和聂造都想创新，但创新必然要受到艺术自身规律的制约，而且创新是个双向选择，梅兰芳、红线女都是戏曲界的大家，是戏曲的改革者，可他们从未放弃过对昆曲的学习。所以说，创新不但要向时尚学习，而且还要向传统学习。

　　胡芝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韩再芬是一位有追求、有理想的优秀演员，具备极好的艺术天赋和可贵的创造精神。她的《徽州女人》塑造了一个富有艺术美的女性形象，这是韩再芬的实力所决定的。目前，有些新创作的剧目走入了误区，偏离了戏曲自身的美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主演的表演，破坏了角色的创造。我当年也是演员，向往创新，由于没有机会接触理论，不懂得戏曲的艺术规律，在实践中有过成绩也走过弯路。因此我认识到，我们的创作队伍，尤其是主演，更应该提高文艺理论的修养，提高审美判断力，努力把握舞台艺术的全局，不能凭感觉去碰运气。创新首先必须立足于戏曲美学的精神，在戏曲美学规律这一稳定因素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个个具体可变的程式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才能让观众感到既熟悉又新鲜，达到老观众不走、新观众进来的目的。其次，创新的过程必须避免盲目性，对姊妹艺术要进行“化合”的借鉴，而不是作简单的拼合，更不能生搬硬套地以其他艺术形式代替戏曲本身。艺术有它的商品价值，但是不等同于商品，因为艺术是无价的。相信韩再芬有能力科学地运用表演艺术的规律，创作出更多更丰富的无价艺术珍品，传给后来者。

　　秦华生（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所长）：韩再芬是当今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青年表演艺术家之一，她有很好的天赋，自幼学戏，刻苦用功，十六岁成名，有很强的实力，也很有潜力。她所演出的剧目内容上的当代性有三点：第一，对人性、人情、人的生命力的关注和尊重。如《徽州女人》运用戏曲擅长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优势，以情感人，动人心弦。这个戏不追求剧情的复杂性，而是深入展示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展示人物内心的冲突，呈现出“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第二，反映人与时代的关系，表现人的自我意识与主观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反映人生困惑与精神危机。第三，加大信息含量，多层面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有广度和深度。其形式上的当代性也有三点：第一，音乐富于时代感和美感，以重唱、合唱、幕后唱交响乐加强音乐表现力，悦耳动听。第二，表演具有时代感。例如表演中加快节奏，去掉人物上场的一套程式和过场戏，这既体现出虚实结合的唯美写意性，又适合了审美心理节奏加快的当今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需要。第三，为增强观赏性，加强舞蹈在戏中的表现力。如《徽州女人》中舞蹈与戏曲程式的衔接和融合，及黄梅戏音乐旋律的贯通与融汇，成为表现情节，传达剧中人物心理的重要表现手段。韩再芬表演艺术的当代性，集中表现在对当今观众的尊重上，她不因循守旧，打破了剧种保守主义。我很欣赏韩再芬对戏曲艺术的执着精神，也欣赏她的艺术创新精神，她想打破传统的束缚，创造新的舞台语汇，反映当今火热的生活。新排演的《公司》借鉴了许多音乐剧的艺术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舞台面貌，产生了许多审美兴奋点，赢得了许多新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喝彩，这是难能可贵的。

　　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回顾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的一些黄梅戏剧目，我认为其中的《红楼梦》《徽州女人》是比较优秀的。尤其是韩再芬演绎的《徽州女人》，打破了审美比较式的惯性，发挥了审美呈现式的张力，是属于“黄梅戏风格样式”的戏剧，而不是属于黄梅戏这一剧种本体的戏剧样式。一个优秀剧种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有一批久演不衰的剧目，即保留剧目；第二是要有一套优美动听的声腔音乐；第三是要有一位或几位观众喜爱的具有实力的剧种代表人物；第四是要有一群深深热爱这一剧种的挥之不去的观众。这四个基本条件黄梅戏是具备的，这说明黄梅戏很有生命力。黄梅戏是一个较为灵活的开放性剧种。与之相比，有些剧种就显得灵活性较少，相对处于封闭状态，生存能力较差。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在宋元时期走向成熟，就是因为当时它具备了吸纳文学、音乐、舞蹈等优秀艺术的综合能力。今天，一个戏曲剧种是否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取决于它是否还能继承和发扬自身历史上的优长，综合当代优秀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影视等各种艺术。如果能，这个剧种就能与时俱进；如果不能，这个剧种就会出现危机。

　　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我对韩再芬的印象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追求美。韩再芬是一位擅演中国古典美人的演员。西施、杨贵妃是与王昭君、貂蝉并称的中国四大古典美人，是家喻户晓的，已经有不少戏表现过了，但韩再芬又把她们重新在黄梅戏舞台上塑造出来。孟丽君、刘兰芝虽不以美貌著称，但在舞台上从来都是美的。徽州女人和《斛擂》中的苏月英，在舞台上的形象也同样是美的，其中徽州女人可以说是韩再芬的品牌。二是追求新。正是由于韩再芬十几年来不断演出新的剧目，不断反映不同的题材和社会生活，不断塑造新的人物，她才能不断地吸引新的观众，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这正是韩再芬区别于其他同龄演员，特别是区别于其他黄梅戏青年演员的地方，也是她之所以具备很强竞争实力的根本原因。三是锲而不舍。韩再芬有一股坚韧不拨的进取精神。1990年中国戏剧节上好戏连台，尖子林立，当年的戏剧梅花奖竞争激烈，她未能跻身其中，但她既不气馁，也不急躁，继续稳扎稳打搞自己的戏，这样才出现了每两年有一本戏出台的奇特局面。在戏曲不景气的今天，这种现象恐怕是不多见的。韩再芬的坚韧和苦斗，终于使她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她在获得梅花奖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华表演奖。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再芬是近年来观众最喜爱、媒体最关注、人们议论得最多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之一。韩再芬艺术创新的审美价值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戏剧理念的时代意义。只要坚持按照美的原则进行艺术创造，使原始的、自然形态的生活或事件升华为美，艺术作品就会有价值，就能打动人，这是艺术的规律。韩再芬演出的《徽州女人》再一次将这个理念带进了二十一世纪戏剧人的创作视野。二、艺术成就的历史回顾。韩再芬在舞台实践中一次次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多次获得“梅花奖”、“文华奖”。《徽州女人》的每一个环节她都参与了创作，剧中的每一处都蕴含着她的智慧，韩再芬现象的影响力正是来源于此。三、超越自我寻求新发展。韩再芬新创作的剧目《公司》，是她又一次自我超越的尝试。我们并不要求艺术家所有的创作都能成功，探索是要付出代价的。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我难，在对待作品的态度上，韩再芬既超越了别人也超越了自己。

　　朱飞跃（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公司》引发了争鸣，究其根源是我们误会了黄梅戏的传统。我们看黄梅戏的新剧目，总愿意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天仙配》作比较，认为那才是“传统”，才是“正宗”。而实际上《天仙配》是一批新文艺工作者改编的剧目，它与解放以前的《天仙配》在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创造。黄梅戏是个历史较短的剧种，如果具体到一首曲调、一段表演等方面，那么，黄梅戏的“传统”是没有的。我们今天认为的这些“传统”，实际上都是从其他艺术门类借鉴过来的，黄梅戏真正的传统是“一切拿来我用”的创作方法，是不断创造。没有这一点就没有黄梅戏的过去，放弃这一点也就放弃了黄梅戏的未来。所以，对待像《公司》这样的新剧目，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与老腔老调进行比较，以判别它是否“正宗”。如果觉得这出戏“好看，好听”，那么，这就是黄梅戏。还有一个误会主要体现在黄梅戏的舞台道白上，这些年演出的黄梅戏新剧目，舞台道白都用安庆市的语音语调，似乎这样才体现地方剧种的特色，而传统的黄梅戏舞台道白，说的是“安庆官话”而非安庆市区的语音语调。《公司》的道白实际上恢复了这一做法，但这种恢复却被人们误认为是革新。这种种误会必然导致人们对《公司》这样的新剧目产生疑惑。

　　王绍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徽州女人》的肢体表现形式主要运用的是中国古典舞和民间舞，把生活化动作提炼为程式化的虚拟舞蹈，扩大了演员的表演空间。可以考虑的是，在表现人物内在心理情感时，是否还可以大胆地借鉴现代舞激情奔放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停留在展示演员本身优美舞姿上。从《徽州女人》到《公司》，韩再芬的贡献在于开启了一种创新的思路，创立了对现代观众颇有吸引力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黄梅剧”，即以黄梅戏为载体或以黄梅戏为主要艺术形式的舞台剧，也可以称作“黄梅歌舞剧”。《徽州女人》《骆驼祥子》《华子良》都为新时期以来戏曲创造新的肢体语汇树立了不同的模式和典范，一戏一样，专戏专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或借鉴其他艺术形式为我所用，或继承传统，化旧为新，这些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当今社会变化再快再大，人的情感、生活形态也还是有稳定的共性的一面，因此创作出符合当代人生活形态共性特征的，像传统戏那样成系统的新的程式语汇，就成为时代对戏曲创作的呼唤。

　　此次会议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感觉是：学术民主，气氛宽松。大家带着热爱戏曲的滚烫之心聚拢在一处，为当代戏曲的生存而群策群力，共谋出路。“韩再芬表演艺术研讨会”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启动“当代戏曲艺术表演家系列研究工程”的第一项学术研讨，今后戏曲研究所将不负众望，将这一系列研究工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下去，为新世纪戏曲的发展作出贡献。

载于《戏曲研究》第6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