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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信

国学网站--戏曲研究--中国戏曲论坛  

 

从理论实践情感上支持“新戏曲”创作
严森林



 


近年来我国的戏曲艺术出现繁荣局面。一些新剧目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显现出与旧戏截然不同的面貌,我把这样创新的戏称之为“新戏曲”。虽然“新戏曲”的创作和演出目前还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但它“随时而变”,勇敢挑战,为我国戏曲的生存与发展建成了一道亮丽的时代风景线。

戏曲艺术有300多个剧种。在富有生命活力的剧种中均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戏曲”作品,如京剧《洪荒大裂变》、川剧《潘金莲》、楚剧《粗粗汉靓靓女》、越剧《孔乙己》、淮剧《西楚霸王》、黄梅戏《徽州女人》《秋千架》,在新世纪,西部剧坛上还出现了秦腔歌舞剧《龙源》和《阴阳鉴》。这些“新戏曲”大多从内容到形式上大胆创新,甚至是离经叛道,营造了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舞台样式,让现代人走进剧场得到了一处大异于传统戏、样板戏的全新的感觉。这些戏的创作上演,致使戏剧圈内的领导、专家、观众截然分化成两大对立面,或批评,或称赞。有的戏迷指责“新戏曲”唱腔歌剧化、身段舞蹈化、结构散文化、表演话剧化、音乐交响化,说:“现在的新戏越来越看不舒坦。”而有些观众却极力支持这样的创新,为这些剧目大声叫好。这些“新戏曲”作品因其产生的背景、环境及革新力度与运作方式的不同,其命运也各自有异,有的走向了市场,获不了奖,有的在这个节上获不上奖,却在另一个节上获了大奖。

不论从学术上还是实践上讲,“新戏曲”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戏曲现象。专家们,特别是参加到某个节庆评奖活动中的专家,倘若对“新戏曲”的创新乃至离经叛道没有高明而真实地见解,那将会对“新戏曲”产生误导。戏曲专家往往对艺术专之透,研之深,经之久,爱之切,往往容易用戏曲的规律、原则、法度、准绳、心理、经验和习好来框定背叛型的“新戏曲”作品。“惟剧独尊”便是一些专家在今天对“新戏曲”的态度。“惟剧独尊”与“惟我独尊”一脉相承,是用模式代替竞争,是坚持、恪守“戴着镣铐跳舞”的规矩。它并不提倡具有积极的哲学意味的“法外求法”。因此,当我们的专家和“新戏曲”的叛逆者拉大心理距离,那又怎么可能产生“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境界呢?我们不能指砭戏曲专家,但需要提出的是,正是这种“惟我独尊”的惯性,成为使当今中国戏剧跌入人们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重要原因。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之对于戏曲创作,永远是一个最基本的含义。然而关于戏曲的创新与继承往往是一个永难判解的话题,正是在理论上的“牛说牛大,角说角长”,莫衷一是,导致“新戏曲”创作上的艰难和演出实践中的磨难。被视作大逆不道的“新戏曲”作品与创作数量尚少。因此,有人认为,恪守传统,抱残守缺,得过且过,日子好过;小打小闹的出新没有风险,容易获奖;杂取种种、全面“出格”的戏是自讨苦吃,一无所得。这几种状态,是仍处在低谷的戏曲创作的真实写照。

仔细比较,“新戏曲”的一些作品并非那样简单地一眼就能看透。比如,《龙源》的编导没有用今天的戏剧冲突思维和已有的戏曲创作套路,去构制七八千年前伏羲和女娲的“戏剧性”,而体现在舞台上则是全新的演出样式,可称作西部大开发文化背景中秦腔界首例在艺术上的离经叛道之作。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地方戏曲艺术的一种新样式,或是一种新的交接组合。从某种程度看,这台另起炉灶式的秦腔相似于当今舞蹈界的“舞蹈诗”。我国舞蹈界将舞蹈(人体动作)为载体,具有人物、情节、矛盾冲突等完整的戏剧内容并完美综合了音乐、舞美艺术手段的舞蹈样式称作“舞剧”,而对以舞蹈(人体动作)为载体,具有完整的诗化的结构、诗意的舞蹈形象并与诗的内容统一的音乐和舞美的舞蹈样式称作“舞蹈诗”,并将二者分类评奖,这就是一种讲求科学的明举。《龙源》有着“舞蹈诗”的意象,实际上也是戏曲本体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外延。这种创新,使一些戏曲专家不能接受。黄梅戏《徽州女人》首次在京演出时,专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后经过百场演出后再度进京,反对的意见少了,赞同的意见多了。笔者认为,戏曲变了脸,多了几种“款式”,对戏曲的生存和发展并非是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专家们也会逐渐改变对“新戏曲”的看法。

随着历史的嬗递,人们的文化意识、价值理念、审美风尚等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现代社会因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实践内容,在选择文艺意识时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尺度。它要求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既要具有浓烈的情绪感受和主观色彩的文化审美形式,又要有当代感与历史感紧密结合的社会历史内容。这样一种意向与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的审美欣赏实践。“新戏曲”重视全新的感受,注重舞蹈样式的视觉冲击力,正是来自人们对传统戏曲司空见惯的模式的不满足。

“新戏曲”有些是戏曲与音乐剧的结合。近年来,受国外音乐剧影响,音乐剧在我国方兴未艾,戏曲加入音乐剧因素,似乎与新时代审美趋向更为契合。今后,会有更多的戏曲走与音乐剧结合的道路。“新戏曲”有些搞了大制作,也引起诸多非议,甚至将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有的人似乎一提起大制作,就像若干年前提起“唯心主义”那样成为一种通用的贬义词。其实,“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唯物主义”(列宁语)。今天的戏曲要不要大投入大制作,那是由出品人根据题材内容、演出形式、经济实力和观众需求来综合判断的,不应一概否定。虽说几百年来,中国戏曲在演出样式上基本风貌与美学原则是完整统一的,但它依然会吸纳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完成自我的文化衍进。笔者很赞同前辈张庚的观点:我们的民族戏曲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远没有穷尽其表现力达到某种极致而趋于衰老,戏曲有着辉煌的未来。显然,中国戏曲天然地是一个动态的、流变的、发展的、提升的概念,圈内人思想封固,才是戏曲文化逐渐僵死的窒息剂。恰恰在这方面,“新戏曲”令人着实看到了中国戏曲难以泯灭的生命基因。故而,“新戏曲”需要我们全方位地理解和支持。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3年2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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