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仙》对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

段宗社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内容摘要:《苏仙》的基础性情节是苏女的“不夫而孕”,这是对中国古代“感而孕”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蒲松龄对这一神话的改写,既淡化了神话原有的指向帝王功业的神圣性特征,又区别于后世神仙故事的世俗化特征,而导向一种更具抒情性和深邃思致的文人化叙事特征。对于《苏仙》原型意味和改写向度的理解,是从神话-原型批评角度对《聊斋》叙事艺术的把握,有利于《聊斋》批评的多元化垦拓。

  关键词:感而孕;空缺化;文人情趣

  作者简介:段宗社(1966-),男,陕西凤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

 

  《聊斋志异》卷三《苏仙》全文五百余字,这样的短篇在《聊斋》的选评和鉴赏中最易被忽视。朱一玄先生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在“本事编”收录西晋葛洪《苏仙公》和唐代李隐《冉遂》作为该篇“本事”[1](P.101-104),明显只注意到了该小说作为神仙故事的一面。如果与两篇作为“本事”的故事对比阅读不难发现,尽管一些细节与“本事”一致[1],但柳泉先生并没有像“本事”故事那样突出主人公的神仙事迹,说明《苏仙》另有所本,不宜简单看作神仙故事。《苏仙》的基础情节是苏女“不夫而孕”,将儿子“藏椟而养”,及自己独居三十年,“未尝窥户”,都由于“不夫而孕”所带来的羞愧感。如果将“不夫而孕”作为关注重点,则不难发现《苏仙》正是“感而孕”这一古老神话原型的复现。相比之下,《冉遂》中母亲赵氏与神人交媾而孕,属于文明时代“偷情”故事的延续,并不具有原始性和神话原型特征。那么对《苏仙》的解读,就应该从“感而孕”这一原型出发,探讨聊斋故事对神话原型重现中所发生的“置换变形”(displacement),在与文化传统的对比中揭示小说的叙事特征。

  高公明图知郴州时,有民女苏氏,浣衣于河,河中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缕,绿滑可爱,浮水漾动,绕石三匝。女视之,心动。既归而娠,腹渐大,母私诘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

  故事虽然被刻意置于近世,而民女临河洗衣因看绿苔心动而孕,很容易让人想起“感而孕”这一古老的神话原型。《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知母不知父”是母系氏族社会实有的情况,因为没有明确的丈夫和父亲,就为母亲之感神迹而孕提供了想象空间。神话一般来自蛮荒时代生活事实的记忆。一些事实与文明时代观念差距甚大,不能被整合到历史中,便以变形的方式显现于神话。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以及中国“感而孕”神话,都属由先民生活事实演化而来的神话[2]

  “感而孕”原型最早的文字形式见于《诗经·大雅·生民》中:“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后稷是传说中教民稼穑周部族先祖,为了突出其神圣,周人虚构了其不平凡的出世经历,其想象模式正来自古代神话。说他是母亲姜嫄“履帝武敏歆”,即踩上帝脚印心中有所感应而受孕。《生民》第三章还写出生不久的后稷被“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寒冰”和屡屡受到保护经历。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据此对后稷出世做了生动描述:“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避)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隘巷”即狭窄的道路,出自《生民》,又为《史记》沿用。柳泉先生在叙述中刻意选用经史字眼,似乎有意提示他的这篇《苏仙》故事和《诗经》、《史记》故事的“互文性”关系,让读者注意故事中所包含的神话原型意味。

  《说文解字》释“姓”字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从女、生,生亦声也。”[2](P.360)许慎对字义的解释中包含了汉代人普遍的想象和观念,即古代神圣帝王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出世模式,其之所以称为天子正因为“感天而生”。这一观念显然与《诗经·生民》所固定下来的周部族对自己祖先的记忆与想象有关。经由不断地想象和体验,神话原型衍化为汉人对神圣王者的一种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汉人构建帝王谱系时,又作了类似的想象:“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3]无论是姜嫄的“踩”上帝脚印,还是附宝之“见”电光绕北极星,都属于人与神异对象交感方式,人以某种方式与神灵沟通,又属于神话的巫术化。从巫术化开始,神灵就不再是一种高不可攀、遨游上界的异物,而与人的生活相沟通,这是神话世俗化的开始[4]

  原型之为原型,就在于它会在民族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神话-原型批评的创始人荣格特别注意到文学艺术对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重现,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的演讲中说:“艺术家不断的努力回溯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这恰恰为现代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了最好的补偿。艺术家把握住这些意象,把他们从无意识深渊中发掘出来,赋以意识的价值,并经过转化使之能成为他的同时代人的心灵所理解和接受。”[3](P.102)具体到“感而孕”原型,它的“重现”已不是原样呈现,而是一种流转,总体上是从“神圣性”质态转向“世俗性”质态[5],它先影响了秦汉时代帝王谱系的想象与建构,后有流转为小说的想象模式和触发点。这一由母系氏族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转化而来的一种“创造性幻想”[6],一旦成为相对普遍的想象对象,就又会不断地经历“创造性幻想”的玩味加工,赋予不同的意识特征。与上述帝王想象中的神圣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世基于这一原型的“创造性幻想”,由于后世神仙观念的参与,“感而孕”又成为成仙的契机。先看一篇形成于晋唐之际的一个短章《褒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沔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浕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沔、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浕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浕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太平广记》卷六一 女仙六)

  与上述帝王想象中对神圣儿子的强调形成对照的是,这个故事中儿子尚未出生母亲就羞愧而亡,“伦理焦虑”成为故事核心。因为不是世俗伦理中的正当怀孕,被父母责怪,褒女“忧患”而死。故事用“浣纱”这一动态形象,结合到中国特有的西施故事上去,使主人公有了一种柔美婉约的世俗特征。结局是褒女死而成仙,“升天而去”。关于“感而孕”神话原型的玩味,结合了晋唐之间的神仙意识,“云雨如晦,若有所感而孕”,成为所感者自己“成仙”的契机。而“成仙”的结局反过来回应了世俗道德,是对世俗坚硬伦理尺度的反讽,正是对荣格所谓“畸形”、“片面”的时代意识的“补偿”。这一故事可与《苏仙》相阐发。

  苏女也是在临河洗衣时“心动而孕”的,与褒女不同的是,她不是感天上的“云雨”,而是由于看一缕“绿苔”时“心动”[7];柳泉先生没有让苏女受到父母的责备,她的母亲在她肚子渐大的时候私下里询问情由,除了表示不解以外,没有过分的责备,作者有意淡化“伦理焦虑”,为下文情意化书写张本。接下来是苏女对孩子的生养:

  数月,竟举一子,欲置隘巷,女不忍也,藏诸椟而养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终以为羞。

  “欲置隘巷”却不忍,说明一开始就没有像《诗经》和《史记》故事中那样将孩子抛弃,而是偷偷地养着。其实《诗经》和《史记》的神圣叙事中,“弃之隘巷”、“徙置林中”、“弃冰上”等叙述均为古代作品中程式化的东西,与踩巨人脚印受孕等情节一样主要为了显示后稷的神性,是神圣叙事的必要元素。柳泉先生一句轻淡的“欲置隘巷”作为诱导将故事引向原型,两厢对照中包含着很明显的调侃意味:同样是神奇的诞生,在伟人创生和某种政治伦理中被视为神圣事件,在凡夫俗子这里却成为可耻的事。为了抚养孩子,母亲“矢志不嫁”,但“终以为羞”。文明时代为孩子的出生设定的伦理规范起了作用,违背者便会蒙羞。神奇故事被置于一个世俗场景之中,自然会生发出不同寻常的意味,这是《聊斋》故事普遍特征。

  但《苏仙》的叙事又不是纯然世俗化的,其中包含着浓厚的文人情趣和精妙的艺术匠心,这集中体现在对苏仙生平的“空缺化”处理上。

  儿至七岁,未尝出以见人,儿忽谓母曰:“儿渐长,幽禁何可长也?去之,不为母累。”问所之。曰:“我非人种,行将腾霄昂壑耳。”女泣询归期。答曰:“待母属纩,儿始来。去后,倘有所需,可启藏儿椟索之,必能如愿。”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坚守旧志,与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无计。忽忆儿言,往启椟,果得米,赖以举火。由是有求辄应。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给于椟。

  儿子木椟里一直被幽闭到七岁,忽然要离开母亲。他离开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被长期幽禁,二是不想再拖累母亲。一句轻淡的“不为母累”,充溢着无奈悲情,催人泪下。母亲问他有哪里可去?他说:“我非人种,行将腾霄昂壑耳。”并没有告诉母亲一个确切的去处,只告诉“腾霄昂壑”这一神仙才有的离去方式。奇异的出生带来神奇的功力,是这一神话原型所固有想象结构,苏仙因之成为后世意识所崇尚的仙人。“腾霄昂壑”语出《新唐书·房玄龄传》,吏部侍郎高孝基以知人善任著称,评价十八岁的房玄龄:“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此语在原典中比喻建立功业。然而在柳泉先生的笔下,这一让人生发功名之想的词眼却顿成反讽,他用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抗拒了它的喻意。这个孩子并没有如其经史中的前辈那样建立旷世伟业,他仅仅作为一个飘逸的仙人“飞腾”而去。当母亲哭着询问他的归期时,他只说:“待母属纩(临终),儿始来。”曾经睡过的木椟成为聚宝盆,取之不尽地供给母亲和祖母的柴米油盐,他以这种方式报答了母亲养育之恩。其后三年,老祖母去世,“一切葬具,皆取给于椟。”但作为仙人的儿子却始终没有回来与母亲相见。在母亲独居的三十年,这个可怜而神奇的孩子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一剪梅》)所有答案顿成空缺。柳泉对苏仙生平的“空缺化”处理最不合常理,却最值得玩味。略举以下数条:

  第一,柳泉对神话原型所作的“置换变形”指向一种消极化方向,这正是一种有别于世俗想象的文人情趣。他并没有如世俗心态所期待的那样,让孩子以一种神奇的能力读书中举、位极人臣,像他的秦汉前辈那样建立旷世伟业。而仅仅成为一位仙人,法力无边,却只为个人之自由飞腾,并无半点功名之想。抗拒世俗功名,追求自性洒脱,从魏晋以来,就已成为中国文人墨客在诗词中不断演绎的主流情怀。那么“空缺”就成为回避功名的一种策略,这是一种鲜明的诗意人格之体现,有别于秦汉时代的政治化书写。

  第二,即使是成为“丰姿俊伟”的仙人,也没有刻意迎合中国民间的“狂欢化”想象,演绎出引发惊叹的神奇场景,这一点恰与朱一玄先生作为“本事”开列的《冉遂》情节形成对比。《冉遂》故事中的仙人和赵氏所生的儿子在七岁时跨大鸟飞走。但作者李隐显然是具有民间“狂欢化”情怀的作家,比不上柳泉先生的沉潜和耐受寂寞,他迫不及待地写道:“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人,至门直入。”像他那作为“游察使”的神仙父亲一样,已成为“东方擒恶将军”,然后不可免俗地以降酒雨向母亲展示自己神仙功力。小说还特别写到一年后他的外祖父亡故安葬之际,每夜有鬼兵千余包围着宅院,这时“儿引兵士千余至”,将安史叛军战亡将士所化之强鬼杀死,保障了外祖家宅的安宁。直到作者觉得已经完成了神仙事迹的铺陈,才让儿子“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迹于人间。”[1](P.103-104)《冉遂》的这种情节设置,代表了古代神仙传奇的典型模式:总是以仙人仙事为主角和主体。“母亲”只是作者所找到的恰当“视点”,她的功能仅在于通过她的眼睛令人信服地展示热闹神奇的场面。这样的叙事,带有“狂欢化”特征,惊险刺激,却不具备文人气质中特有的那种沉潜思致与深微情感。而柳泉先生以他天才的笔法对上述模式作了深藏不露的陌生化处理,他让母亲和儿子睽违终生,即使在祖母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出场。这样,母亲就不再是神仙叙事方便的“视点”,而成为小说所聚焦的对象本身,并以她淡雅坚韧的气质成为整个故事最具感染力的因素,小说也随之具有了深幽含蓄的抒情特征。“空缺”恰使《苏仙》成为传统神仙传奇的陌生化。

  第三,空缺和陌生化有利于读者介入其间,从而更充分地实现小说的审美价值。按照小说修辞学原则,“任何一部作品,事实上都是根据不同的兴趣层次,对读者的介入和超脱进行控制的精心设计的系统。”[4](P.123)苏仙的出场或缺位,其实并不是作者随意而为,而来自有意安排,目的在于引导读者理性介入。作者以孩子的持久缺位打破了神仙故事的一般模式,也随之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惯性,将读者从感性化的惊叹引向理性思致和情感评价。母亲独坐空闺三十年,日夜盼望她生命中惟一的亲人,仙童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母亲身边,给母亲一个惊喜,同时也给读者一份慰藉;或者在奶奶出殡时施展法力帮助母亲料理丧事(如《冉遂》中儿子所作的那样)。但狠心的作者快刀斩乱麻,让母子睽违长达三十年之久,并不提供任何可能的相见之机,甚至没有一点音讯透漏给母亲。作者似乎要有意激怒读者,而这又不妨理解为在向读者转嫁愤怒。因为“不夫而孕”,苏女要承受指责非难,为了逃避之,孩子被幽闭在木椟中,七岁时就不得已离开母亲;她本人则足不出户,独守空闺三十年。作家演绎这段故事时,免不了惯有的“孤愤”——这也许正是深植于神话中的“集体无意识”与文明时代道德意识相碰撞的结果。作者心怀孤愤却无以对普泛道德问题明确回应,干脆在情节上设置一段空白,让读者因为“缺憾感”的激发而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安甚至愤怒,他本人则略去了所有观点与评论,连“异史氏曰”都省略了。

  苏女临终之时,作者让邻居见证了最后的情景:

  女独居三十年,未尝窥户。一日,邻妇乞火者,见其兀坐空闺,语移时始去。居无何,忽见彩云绕女舍,亭亭如盖,中有一人盛服立,审视,则苏女也。回翔久之,渐高不见。邻人共疑之,窥诸其室,见女靓妆凝坐,气则已绝。众以其无归,议为殡殓。忽一少年入,丰姿俊伟,向众申谢。邻人向亦窃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桃于墓,乃别而去。数步之外,足下生云,不可复见。后桃结实甘芳,居人谓之“苏仙桃树”,年年华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携实以馈亲友。

  在彩云的环绕中登天归去,是对苏女“兀坐空闺”三十年的回报。此刻苏仙出场,作者并没有借机渲染他的神力,只寥寥数语写他像人间普通儿子一样安葬母亲,在墓前手植桃树。他的“仙气”仅在于所栽桃树“年年华茂”、“结实甘芳”,平淡超脱而余味无穷,这一处理正与苏女沉潜安详的气质相应,整个故事也有了前后一致的格调意趣。

  神话-原型批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入我国以来,已经成为文学批评之重要维度和方法,但此方法却尚未进入《聊斋》批评,也很少在古典小说批评中有效运用。《聊斋志异》作为“搜神”“谈鬼”之书,包含相对丰富的神话元素,尤其适合从原型角度加以理解。小说对原型的重现,实质上重现了古老的民族记忆,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打开释放之门;一篇具有神话原型意味的小说,就是一次民族记忆的回声,深邃而有震撼力。而作家对原型的“置换变形”,又成为当代意识与作家主体心态的集中写照。神话-原型批评的魅力,正在于能够将当下具体的创作与民族精神传统对接,将当下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对接,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上见出作家独特的匠心。这些都是本文借《苏仙》解读力图展示的。

参考文献:

注释:

发布日期:2009-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