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
揭开宋词，我们并不难发现无论是豪放派的苏轼、辛弃疾，还是婉约派的柳永、李清照，他们的诗作中有着一个共同的意象，那就是落花。“落花风雨更伤春（晏殊）”、“花自飘零水自流（李清照）”、“半落梅花婉娩香（苏轼）”……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多是“绿肥红瘦”、“落红成阵”。那么又是怎样的情感使得宋代文人整体上有着一种落花的悲观强调呢？
其实早在南朝萧梁的时候，范缜就提出了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的偶然观。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1]”。
范缜是位著名的无神论者，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2]”。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宋词在历史上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分，但是真要仔细较量的话，婉约派占着绝对的上风，因为无论是看两派所出的名家还是看豪放派的词作，都会发现其实婉约是宋词最本质的内性所在。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宋词具有着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意象更绮丽也更带感伤色彩，更深刻的反应感伤幽深的心绪[3]”。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笔者认为，落花意象在宋词中这样大量的出现，并不单单是历史的偶然，而更多的则是历史的必然。词人通常是借落花以感时伤物，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怀才不遇和世事变迁之感，词人通过落花这样一个意象，揭示着那个时代文人的整体面貌，或者更多的是倾向于当时文人的精神面貌，和那一个时代的巨大的耻辱的汉人的感伤。宋词对“落花”意象的表述，其实就是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的一个曲笔折射。
大量落花意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中国的文人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可以说在自开始住被成为文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树立了“学而优则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伟大政治抱负，他们都怀抱着一种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心态去应对这个时代，能够入世为朝廷所重用这是文人们最热衷也是最高层的奖励和荣耀。但是宋代确实没有足够的能力给文人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使他们可以安心的放手的去做那份他们久慕的事业，而是在更多的时候给文人们增加更多的压力和阴影，使得宋代文人面对世事越来越缺少隋唐时期文人的那份豁达和明朗，而是更多的处于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酸辱和痛楚之中。他们更多的像是末代的文人，象晚唐的文人那样，但是又决不能与晚唐文人的精神层面相媲美的一种没落和悲哀。那个自命才子词人的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青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说起来如同弹词一般清淡自如，但是那份内心的酸楚还是跃然纸上的，其实这远不是柳永一人的感触和悲哀，而是那个时代的感伤和悲哀，无论是得志还是不得志的文人都有这样的感伤。
无可厚非，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宋太祖定天下的时候就说过大宋朝廷是与知识分子共天下的，也就是文人到了大宋就等于到了家一样。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不断的扩大了科举的数量，动辄就是千人。同时，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央有官学，地方上各种书院建设也是相当红火喜人，这样就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4]”。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
但是，文人的时代并不意味着就是文人的自由，宋代也是一个文人频繁遭殃的时代，这种遭殃可以说是两方面的，有身体的也有精神的。文人们可以论政，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忘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皇帝目前还能使用的上的一个筹码。他们所谈论的一切都必须为当时的政治所服务，而不能非议政治。这就像是握在如来掌中的孙猴子无论你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也只能在我的掌中折腾，惹了我，对不起，五指山下见吧。这就是宋代的文人，他们生活在一种精神压力倍增的时代，曲眉折腰事君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贬黜。著名的“乌台诗案”、北宋末年的太学生事件、南宋初期的秦烩时期和贾似道时期，文人都是遭殃的对象。因此整个宋朝文人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是活得很沉闷的压抑的，他们更多的是在这种沉闷中去寻找一份难得的短暂的快乐——作词，在词中寄托一份内在的情愫。
宋代的重文抑武给宋王朝带来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宋代的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上的耻辱。宋太祖赵匡胤在战乱中建立了大宋王朝，但是大宋王朝并不像秦汉或者隋唐那样，从一开始建立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宋王朝没有，并且是基本上就没有过这样的倾向。赵匡胤所忙碌的更多的时怎样削弱相权，怎样管治这帮文人官员，怎样在这片已经属于他的地盘上长治久安。对北方强大的辽朝以及西陲新起的夏国，宋太祖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应付，在经过几次接触之后，宋王朝只好屁颠屁颠的拿着岁币和丝绸去朝贡了。这是一个中央汉王朝衰弱到极点的时代，虽然这样说可能会被认为有着很大的大民族主义倾向，但是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大汉民族就是有着无比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汉王朝都有着无比的优越。汉王朝从来都是宗主国，都是边疆各小国进京朝贺，中原汉王朝的统治者还爱搭理不搭理的接受他们的贡品和献辞。可以说这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心中是遭已经定了型的，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宋朝历史却超级的给文人开了个玩笑。不是辽和西夏以及后来的金给宋朝贡，而是他们的皇帝屁颠屁颠的把岁币献到边陲小国去，还要接受来自他们的嘲讽和辱骂。文人从来就是清高的，他们何曾受过这样的“优待”，面对宋王的积贫积弱，委曲求全，这无疑是在扇文人自己的耳把子。尤其是徽钦二圣被掳往北国，坐井观天，被金国那帮宋人从来认为是胡蛮的达子们嘲弄侮辱，文人怎么能受得了。特别是到了南宋，更是委曲求全，甚至卖国求安，歌舞升平，“直把杭州作汴州”，这就再次在精神上打击大批的文人，文人们苦于救国无门的痛楚，只好把满腹悲情化作镌美的宋词了，在宋词中找寻一份能够安静精神的净土，而这种怀才不遇的文人特有的情感永远都是不安分的，落花就成为了宋代文人热衷描画的一个意象，那是一个让整个宋朝诧异感慨地意象，因为他们的王朝他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的如落花般生活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文人在“靖康之难”的前后的精神面貌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如果说在靖康之难之前，文人们的落花情愫还只是那些敏感的身居显位的官员们的情怀的话，那么到了南宋，这种落花情愫则成为整个国家所有文人的集体情怀。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的。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虽然辽夏金时有进犯，但是毕竟还没有威胁到国家的安危。但是，“靖康之难”之后则不然，面对着自己的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又卖国求荣，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些都使得这种强大的悲悯情愫充斥着整个王朝的文人们。“落花夜雨辞寒食（吴文英）”、“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潺风愁，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辛弃疾）”、“落花已作风前舞（叶梦得）”、“风定落花深（李清照）”、“满庭堆落花（蒋捷）”……落花意识可以说充斥了文人的思想，成为他们寄托国家兴衰的重要意象，也成为他们议论朝政的重要工具。正是这么多的落花使得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可以感触到当时南宋王朝的懦弱和无能，以及文人们的无助与无力。
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整个国家的巨大悲怆，才使得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笔者就将以士大夫阶层为例，仔细论证上方笔者提出的观点。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其中，“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但是结合欧阳修的个人经历来看，欧阳修曾经因为抵触皇帝而被迫退居洛阳，闭门编成《资治通鉴》，其中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略，并由此开始受到朝廷重视。但是此刻的朝廷上革新势力渐强，作为守旧派的代表，欧阳修旧难免首当其冲的受到压制，因此他的闺怨其实就是一种抑郁不得志的婉约抒怀。
当然，落花意识并不是只停留在士大夫阶层，还有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官爵的平民文人和那些官小职微的末路文人。比如说刘永、李清照、蒋捷、辛弃疾、刘克庄等等。他们悲落花其实从更广阔的层面上关注了宋王朝以及整个王朝文人的精神视角和终极关怀。可以说宋词为我们揭示了宋代文人的纤弱敏感的精神世界，那是最真实的，也是最强烈的。正是这种纤弱的情愫牵动了宋王朝的起伏兴衰，也为我们今天回头看宋代的时候多了几分情致与真实。宋代文人生活在一种无奈而又要救世的状况里，这是时代所造成的，但是这种落花意象的大面积出现也正是这种情怀无法释怀的一种宣泄。
参考文献：
注释：
发布日期：2009-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