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三班）
诚如严家炎先生所言：“出版鲁迅传记，无论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还是朱正自己都不是第一遭。”“鲁学”，俨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红学”，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是蔚为大观，自李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以降，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了。“鲁学”的发生与发展，有王富仁先生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详加述评，不需我辈赘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出版的《一个人的呐喊》能够独领风骚，甚至跻身畅销书之列，自然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在严家炎先生看来，《一个人的呐喊》的“独特可贵之处”有三：“第一，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这本书既不是鲁迅生平资料长编式的“全传”，也不是表达作者的“鲁迅观”的“评传”，而是一部以人文情怀平视之、以朴学精神细察之、以个案研究深入之的鲁迅传记。在这本书中，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和冷静地剖析传主的思想并非核心内容。作者的论述策略是以传主的作为“整体”的生平行迹和作为“进程”的思想流变作为“背景意识”，将对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产生关键影响的年份和事件作为“焦点意识”来进行书写的。作者或许是受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启发，或许是有感于“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面面俱到”和“泛泛而谈”已经很难满足“鲁学”前进的需要。
以人文情怀平视传主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特色。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学术界对鲁迅的态度经历了由“神化”（甚至是“棒子化”）到“凡俗化”的转变。由于鲁迅在新文学阵营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国思想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的本来面目被严重地遮蔽、扭曲甚至是异化了。他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比非源于他在思想上达到的深度和他在文学上达到的高度。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仰视鲁迅成为了研究者“既定”的姿态。时过境迁，随着多元取代一元主宰着人们的精神取向，被一元论“绑架”的鲁迅首当其冲成为了被解构的对象。卸去了“主将”、“方向”、“导师”的光环，鲁迅原本可以恢复其本来面目。但是由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其惯性作用的存在，鲁迅很快被从一条“非鲁迅”的道路推向了另一条“非鲁迅”的道路，俯视鲁迅成为了研究者喜闻乐见的姿态。鉴于“矫枉过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钱理群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八十年代提出了“平视鲁迅”的主张，钱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选修课——“我之鲁迅观”。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对研究对象应当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也就是说，研究者应当以人文情怀去平视自己的研究对象。鲁迅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把研究对象作为“鲁迅”进行观审，作为“人”进行对待。任何“非鲁迅”和“非人”的研究方式都是不足取的。《一个人的呐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赋予了鲁迅以“人”而非“凡人”的地位。“立人”是鲁迅思想的要义，也是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的题中之义。这本书几乎涵盖了鲁迅之为人的各种身份——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等。以任何一种身份为线索，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梳理出鲁迅的生平。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非但没有使全书显得零乱驳杂，反而更加真实地描摹出了鲁迅的思想。作者采用的是细节突出的手法，将某一身份下的鲁迅及其与这一身份相对应的性格集中展现出来。同时，作者对细节的选取多采用新颖的视角和材料，不拘俗套，给人以亲切可人又眼前为之一亮的阅读体验。譬如，作者对作为“儿子”的鲁迅，没有着力渲染他为了给父亲治病而“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的经历，而是重点揭示了他对由母亲一手包办的旧式婚姻的复杂态度——“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对作为“丈夫”的鲁迅，作者没有以《两地书》为纲，而是通过许多生动的生活细节传递出了他对许广平先生的爱，两人在书信中以“小刺猬”和“小白象”相称，这与读者传统印象中的鲁迅夫妇的形象可谓大相径庭，但这样的鲁迅难道不是更加可爱进而愈加可敬的吗？无论何种身份下的鲁迅都是“真”的，这是他具人格魅力之处。作为“父亲”，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族子牛”之余，他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朋友”，他对瞿秋白的生前身后事尽心尽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为其编定了《海上述林》，在病重期间，他因与主治大夫须藤五百三熟识而拒绝更换其治疗放案，误诊遂成为了他的死因之一；作为“导师”，他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柔石、萧军、萧红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名重一时的许多作家都是经他发现和扶植的，他晚年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甚至被青年所伤害，他对他们仍然抱有一颗怀柔之心。这就是鲁迅，一个真正的“人”。他不是高大全式的人，而是同你我一样以立体的姿态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他不能免俗，但他绝不是“凡人”。这正是钱理群先生的疑问：“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钱理群先生当然有他的答案。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每位鲁迅研究者几乎本能的诉求。对于这个“鲁学”的“元问题”，有许多精彩的解说，譬如日本学者竹内好先生就提出鲁迅的精神魅力在于他作为启蒙家和文学家的内在张力，等等。但是，鲁迅之为“人”和非“凡人”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平视的目的就是在鲁迅研究中实现两者的平衡。以人文情怀平视传主完成了这种平衡的可能性，在“立”作为“人”的鲁迅时，以细节的“真”复原了他的非“凡人”的禀赋。非“凡人”之人一旦系于“真”，他势必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当然了，这种感染力和号召力不是鲁迅的主观意愿，而是作者通过展示“整体”的专著生平和“进城”的专著思想而激活的。
以朴学精神细察传主是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表现传主之“真”的根本途径是以“求真”的朴学态度进行书写，即以“鲁迅精神”观审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尤其是那些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重诠释可能性的“点”。作者在自己出版的多部著作中都以“职业是编辑”简介自己。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迷信、不从众，是一名优秀编辑的职业素养，也是《一个人的呐喊》的显著特色。尽管作者是以人文情怀平视传主，但他有效地遏制了将鲁迅“凡俗化”的倾向，选取的材料更多的展示了鲁迅之为“人”而非“凡人”的一面，这种去粗存精的努力有赖于他独到的眼光。与“去粗存精”相比，“去伪存真”的难度或许更大。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在诸多鲁迅传记中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它订正了许多原始资料的错误，更加逼近了历史真相。以怀疑的态度和考证的方法对待每一条原始资料，是作者的过人之处。他奉行“孤证不证”的原则，每下一义，都力求妥贴，既不上纲上线，也不流于当下的时弊。他订正的史料包括许广平和鲁迅生前友人的回忆文章，甚至鲁迅自己的日记和书信。这部分成果曾集中出版，结集为《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回忆录》是许广平等人回忆鲁迅文章的专辑，是鲁迅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够发现其中的错误并且进行订正，不仅需要勇气和魄力，更需要高超的技艺。作者对当事人的回忆和权威的论断采取的是“不迷信”的态度，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采取的是“不从众”的立场。作为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作者在书中几乎没有议论和抒情，但读者通过他对材料的选取和利用以及他在叙述时对不同材料的处理程度的不同，可以感知到他的“压在纸背的心情”，这便是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不是“全传”而可以窥见传主的“全豹”，不是“评传”而可以洞察作者的“心情”。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与突破原始资料的束缚相比，打碎现实语境的限制或许更加困难。作者的态度和立场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因此在许多历史与现实的交叉路口上并没有“骑墙”。冯雪峰先生对作者的鲁迅研究曾经积极指导、热心帮助，《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便是在他的鼓励下完成的。冯雪峰和鲁迅的关系是“鲁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两人的交往对鲁迅晚年思想有着许多直接的影响。在鲁迅的交际圈中，冯雪峰是以“党代表”并且非“托派”的“党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这就决定了鲁迅研究者通常采用的都是“一边倒”的论调，即强调两人的亲密无间甚至休戚与共。鲁迅对朋友固然是真诚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朋友所持的的立场和使命都是赞同的。借用胡塞尔的观点，鲁迅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公民”，因此可以想见，他对冯雪峰的态度应当是复杂的。事实正是如此，但由于党和鲁迅的特殊关系以及冯的特殊地位，历史的真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被遮蔽的。作者直面这一难题，依靠许广平和胡风等人的回忆使鲁迅对冯的态度浮出了水面。两人的“战友”关系是牢固的，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对这种关系本身却产生了怀疑的情绪，原因是在他病重期间，冯为了论战的需要，多次不顾鲁迅身体状况的虚弱，“强迫”他去“站队”，须知这与鲁迅的一贯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冯曾代鲁迅写了两篇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当他把这两篇文章读给鲁迅听时，鲁迅除了签上名，莫置一辞，这无疑是令他很失望的。冯注意到了鲁迅“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他不但没有顾及鲁迅的真实感受，反而抱怨“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争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这令与他同行的胡风“觉得有点意外”。由此不难看出冯雪峰和鲁迅绝非是“亲密无间”甚至“休戚与共”的关系。鲁迅在编订自己1936年的作品时，并没有将冯代笔的这两篇文章包括在内，许广平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煸》的后记中对此有说明。作者将散落各处的材料“缀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复原了特定时空下的鲁迅形象。“求真”不仅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更是对传主负责。通观全书，此类精彩之处还有不少，在“朴素家常”的叙述中，读者是不难体悟到作者以朴学精神细察传主的良苦用心的。
以个案研究深入传主是这本书的第三个特色。对关键年份和事件的书写是这部传记文学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作者从事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这本书的最后一节名为“最后一年”，对鲁迅的1936年进行了全景式地再现，通过对许多细节的发掘颠覆了“鲁学”中的传统观点。根据传统的观点，在晚年，“鲁迅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道路。”（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钱理群先生具体展示了鲁迅在最后一年的生命历程：“校编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板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钱先生的认识明显比传统的观点更加深入，但他尚未揭示出鲁迅在此时的心境。1936年的鲁迅既不尽是“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也不全是把生命耗尽在那些“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而是以“英雄迟暮”的情怀行走在“老骥伏枥”的路上，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饮恨而终。苦闷和烦躁是鲁迅在1936年的情感基调，这源于他承受着越来越重的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一方面，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他既要迎战来自敌军阵营的明刀，又须提防来自“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的暗箭，长时间的“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的“横站”使他迅速衰老下来。与明抢相比，暗箭以及来自同一阵营的不信任的目光更令他受伤，尤其是心伤。早在1935年的信件中，他就曾说过：“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种境遇，是可怕的。”正是这种“可怕”的氛围笼罩了他最后的时光。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中，他私下表示：“招牌而已，货色依旧”。可见，作为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公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即对自己的精神遗体进行解剖了。这种内省式的怀疑绝不是快意的，而是痛苦的。认定此时的鲁迅是乐观的观是实在是过于乐观了，在“小事情”上耗尽自己的生命又是多么无奈的举动。此时的鲁迅俨然是晚年的阿拉法特。他们同为战士，但在一度望到胜利的曙光后，却迅速陷入无奈的挣扎。在友军还没有望到曙光时，作为先驱的他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引领着历史的潮头好当前行；但当他们把方向呈现给战友，张开双臂准备迎接胜利之时，不仅敌人的凶残不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同一阵营的反对声更在他们的预想之外，于是腹背受敌，却又只能“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这是战士的悲哀，更是先驱的无奈。鲁迅的1936年绝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作者对关键事件的书写同样入木三分，发前人所未发，做到了“成一家之言”。“兄弟失和”是“鲁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别具只眼的。他的目光不仅局限在事发的1923年，更延伸到鲁迅和周作人在此后留下的只言片语。即使对1923年的史料的利用，也是别有会心的。事发后，鲁迅在古砖拓本集《俟堂杂文传记》的跋语中署名“宴之敖者”，这也是《铸剑》中黑色人的名字。根据许广平先生的解释，“先生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紧接着，作者选取了周作人晚年的日记与之遥相呼应。晚年的周作人备受患有“癔症”的妻子之扰，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羽太信子“癔症发作”的记录。作者据此推断出“兄弟失和”是被羽太信子“癔症发作”激化了矛盾而最终酿成的。由于事发突然，给兄弟两人都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且不说晚年的周作人曾以深情的笔墨回忆与鲁迅共处的时光，即便是在当年，他也在10月12日发表了诗歌《伤逝》，写道“只嘱你一声珍重！”仅仅在9天后，鲁迅便完成了小说《伤逝》，两个星期后，他又写作了小说《兄弟》，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作者将这些证据并峙，其结论已经不言自明。严家炎先生高度赞赏了作者的贡献：《兄弟失和》一章“写得十分精彩和有说服力，尽释疑惑，可成定论。”以个案研究深入到“鲁学”的“元问题”的核心层面，并用传记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作者成功的经营策略。大而全的传记只会冲淡作者的学术风格，将真知灼见淹没在琐碎的叙述中。突出个案，直击核心，通过对关键年份和事件的重新解读，不仅为读者献上了一份别样的阅读盛宴，也为专家提供了继续深入思考的门径。
以“呐喊”来命名“鲁学”著作并非作者的发明。李欧梵先生就曾有一篇《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这本书以“一个人的呐喊”为题，深中“鲁迅精神”的肯綮。鲁迅的一生的一个人战斗的一生，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一生。因此，孤寂的鲁迅是极其需要理解的，但这种理解绝不是能够强求的。走进鲁迅，以一种温润的心情去理解他，就必须兼备人文情怀、朴学精神和个案研究。《一个人的呐喊》为“鲁迅”做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贡献，它的成功之处正是我们的起点。
（《一个人的呐喊》，朱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发布日期：2009-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