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
从唐传奇到元杂剧再到明清戏曲，妓女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文化现象之一。实事求是地讲，人们研究古代青楼文学，对于唐代和明清向来用力甚多，对元代却关注得少些。其实，元杂剧中的妓女题材，不但丰富多彩而且自有特色，也是中国古代青楼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环节，为我们所不可忽视。
1．妓女和元杂剧
元杂剧现存剧目中，属于妓女题材的有20种左右，其中“旦本戏”，也就是以妓女为主角的也有10多种。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唐宋两代传奇涉及青楼女子的作品仅六七部（如《霍小玉传》、《李师师外传》等），明代话本也不过10部（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元杂剧中的“妓女戏”，具代表性的作品大致有：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逞风流王涣百花亭》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 《江州司马青衫泪》
《郑月莲秋月云窗梦》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花间四友东坡梦》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玉箫女两世姻缘》
对青楼女子的不幸命运，元代作家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关注着这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有一首元代小令，就设身处地地写出了青楼女子的满怀惆怅和怨恨，曰：“春花秋月，歌台舞榭，悲欢聚散花开谢。恰和协，又离别，被娘间祖郎心趄。离恨满怀何处说。娘，毒似蝎。郎，心似铁。”（曾瑞[中吕·山坡羊]《妓怨》）
这些女子，个个乖巧美丽， “歌舞吹弹”，“写字吟诗”，“攧竹分茶”，无所不通，可是身份低贱，终日里不得不强作笑颜，虚情假意地迎新送旧。被屈辱和痛苦占据身心的她们，深深感叹“这门衣饭，几时是个了呵”（《赵盼儿》）；她们也痛恨这“不义之门”，恨此门中全凭着“恶劣乖毒狠”五个字“迭办金银”（《金线池》）；她们也向往正常妇女的生活，渴望从良，“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金钗”（《青衫泪》）；她们也期待真诚的爱情，希望觅得才貌性情都相投的如意郎君，就像《百花亭》里的贺怜怜、《云窗梦》里的郑玉莲、《红梨花》里的谢金莲……
元杂剧舞台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青楼女子形象。她们当中，也不乏有抗争精神者。《曲江池》里，李亚仙不满鸨母将书生郑元和赶出门，骂后者“是个吃人脑的风流太岁、剥人皮的娘子丧门，油头粉面敲人棍，笑里刀剐皮割肉”；《玉壶春》里，鸨母棒打鸳鸯，要李素兰嫁给商人而赶走了玉壶生，素兰剪发明志，“今朝截下青丝发，方表真心不嫁人”；《紫云庭》中，韩楚兰为了爱情同鸨母进行斗争，从第二折“卜儿打撞了”的科介来看，这女子似乎还向后者动了手……
在爱情方面，元代作家笔下的这些女子，往往爱有才华的书生而鄙视腰缠万贯的富商，如歌妓李素兰便忠于穷书生，拒绝山西富商甚舍的追求（《玉壶春》）。在与书生恋爱的过程中，这些青楼女子往往都大胆泼辣，显得积极主动，李亚仙就主动邀请郑元和来同席饮酒：“妹夫，那里有个野味儿，请他来同席，怕做甚么？”（《曲江池》）上厅行首贺怜怜在春游时遇见风流书生王焕，一见钟情，也主动吟诗传情，正如喜不自禁的书生所道：“他把我先勾拽，引的人似痴呆，我和他四目相窥两意协。”（《百花亭》）
除了以上作品，元杂剧中写妓女的还有《马丹阳度脱刘行首》和《月明和尚度柳翠》，但这两出戏的叙事重心不在表现青楼生活，而旨在宣扬道佛出世思想，属于神仙道化剧。此外，有如现实中妓门风月的形形色色，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也不都是正面的，如《风雨像生货郎旦》中的张玉娥、《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的萧娥以及《都孔目风雨还牢末》中的萧娥，但这几个以“搽旦”或“外旦”扮演的反面角色并非剧中主要表现对象，自然也不占元代“妓女戏”的主流。
2．妓女和元代社会
元代诸多妓女戏的产生，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系。蒙古帝国建立后，都市经济一度超常繁荣，使卖淫制度得到恶性发展，妓女数量随之陡增。元人就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夏庭芝《青楼集志》）。
据《马可·波罗游记》，当时的大都，“新都城和旧都近郊公开买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而在杭州，街头亦妓女多多，“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她们的寄迹和行踪”。见载于《青楼集》中闻名当时的青楼女子，有110多个，该书尽管说是“纪南北诸伶”，但范围仅仅限于大都、维扬（今江苏扬州）等几个大城市。若论全国，实际数量可想而知。这些妓女，不仅仅是卖身，她们中有许多是艺妓，与文人多有交往，元杂剧中屡屡描写的“上厅行首”即属此类。 总之，社会上大量妓女的存在，是元代众多妓女戏产生的现实基础。
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仍处于落后的奴隶社会，来自汉族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于元代统治阶层来说，难免隔膜，也要淡薄得多。尽管元蒙统治者为了有效统治全国而认真学习和实行过“汉法”，当像忽必烈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毕竟不多。因此，种种伦理观念上的松动也就很自然，如关汉卿笔下，谭记儿能以寡妇身份改嫁，就反映出贞节观念在当时社会的削弱。又如，“在婚姻方面，蒙古族的乱婚习俗冲击了程朱理学，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女子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暂时、有限的‘解放’。”（幺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爱情作品特征比较》，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妓女原本就比闺门女子更少羁绊，她们的身影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作家笔下，与此时代背景不无瓜葛。
当然，青楼女子对元杂剧的贡献，不仅仅是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她们中好些人本身就是杂剧舞台上的演员。旧时代，演艺者被称为“戏子”，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青楼”是妓门的别称，元杂剧演员大多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当时为女伶立传的著作取名《青楼集》绝非偶然。成书于1355年的《青楼集》，由夏庭芝著，记载了从元初到此书写成的近80年间勾栏艺人的事迹。
《青楼集》中记载的上百个色艺俱佳的勾栏女子，大多有着苦难的身世和低贱的出生，有的因家长犯罪而没入教坊，有的因饥寒交迫而沦落乐籍，其命运结局亦多悲惨，或抑郁早亡，或被卖为妾，或出家为尼，她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偏偏这些女子，又才艺超群，如名列该书卷首的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所作散曲“世所共唱之”，她还长于书法，“喜亲文墨，作字楷媚”。她们中不少人擅演杂剧，如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燕山秀，“旦末双全，杂剧无比”；赵真真，“善杂剧，有绕梁之声”；王玉梅，“善唱慢调，杂剧亦精致”；李娇儿，“花旦杂剧，特妙”；平阳奴，“精于绿林杂剧”；米里哈，“回回旦色”而“专工贴旦杂剧”，等等。正是这些女子，同剧作家并肩创造了元杂剧的繁荣。
3．妓女和元代文人
上述“妓女戏”，除有些作者不详外，涉足此题材的杂剧家有关汉卿、乔吉、马致远、李行甫、石君宝、戴善甫、吴昌龄、高茂卿、张寿卿、贾仲明等。尤其是关汉卿，一人就有好几部作品，他所塑造的赵盼儿等艺术形象，千古不朽。与此呼应，散曲中写妓女之作亦数不胜数，仅仅以题目来看，就有《咏俊妓》、《赠歌妓》、《赠老妓》、《赠朱帘秀》、《赠明时秀》、《赠玉芝春》、《赠千金奴》、《赠教坊姝丽》、《青楼咏妓》、《妓女蹴踘》、《妓名张道姑》、《嘲黑妓》、《嘲妓好睡》、《妓怨》、《劝娼》、《劝妓女从良》、《子弟每心寄青楼爱人》等等。
造就了元杂剧繁荣的书会才人大多为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名位不著，在士人与倡优之间”（王国维《录曲余谈》）。科举考试被中止，“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明·胡侍《真珠船》卷四）。作为“边缘人”，仕途无望的文人士子有一肚皮牢骚要倾吐，而与勾栏瓦舍中“红粉知已”的相濡以沫，又使他们对社会最底层妇女命运有了深刻了解和由衷同情，故而必形诸笔端。对此问题，我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中曾作分析如下：
妓女题材在古典戏曲里占相当比重且不乏脍炙人口之作，……这些风尘女子之所以成为戏曲中描写再三的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跟封建时代不得志文人的处境和心态有很大关系。市井文化中浸泡出来的柳永词，曾道出个中三昧：“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且看“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好在“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于是乎，“忍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鹤冲天》）文人在仕途失意和知己难求的孤独中，极易于到有才艺又身份相对少羁绊的风尘女子中去寻觅同调，达到一种同病相怜的心理默契。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吟叹，就表露出这种寻求“归属”的心理。济世抱负无处施展的他们，落魄潦倒之中，不自觉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繁盛的百戏杂艺并从中去寻求心理慰藉，即钱穆所谓“学者聪明无所泄，故亦转向为此，雅化不足以寄情乃转而随俗，向上不足以致远乃变而附下”，从此也就和这圈子里色艺俱佳的女子结上了亲密关系，如关汉卿与珠帘秀，乔吉与李芝仪，白朴与天然秀，等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诗）贾仲明吊词即明明白白说王实甫是“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里“施智谋”的“书会才人”；关汉卿更是一脸俏皮地公然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依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凡此种种，都在依香偎玉的世俗表象下透露出自我人生价值难以实现的佯狂。“红粉知己”对落魄文人有极大的“慰藉”作用，而以与妓女结识作为宣泄苦闷的方式，尤其在封建社会后期不得志文人中相当普遍。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境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使得出入于秦楼楚馆的文人对妓门生活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不但为这些身处社会最底层遭损害的女儿们的悲惨命运叹息、哭泣、呐喊，也从这人所不齿的烟花行中发现了一个个才智过人、侠肝义胆不让须眉的女中翘楚，于是又情不自禁地在戏中为之大唱赞美之歌。无论同情还是讴歌，自他们手中诞生的戏曲文本，都因话语表述上替女性发言和作自我表白一体化而尤显情真意切，自然也就格外打动人心。
事实就是这样。除了古代文人狎妓这传统外，元代文人和元代妓女结下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跟当时不如意的知识分子境遇有直接关系。流行的“八娼、九儒、十丐”之说，便是当时同处社会边缘境遇中文人士子和青楼女子命运的现实写照。他们彼此之间的同病相怜，是造就元杂剧舞台上“妓女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自《元曲索隐》，李祥林著，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
发布日期：2009-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