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彬
走私牛
说老实话，咱们人挺对不起人家牛，不仅吃其肉喝其奶寝其皮，还让人家在地里干最苦最累的活。表面上是咱喂养人家，其实，是人家为咱服务。牛年到了，不想写什么赞歌，就讲点牛的故事吧。
让我们到宋代去瞧一瞧。那时候无论国营私营，牧牛业都比较发达。
在江浙一带，牛的生活待遇很高。据记载，冬天“密闭其栏，重藁以藉之。暖日可爱，则牵出就日，去秽而加新。又日取新草于山，唯恐其一不饭也。”冬天把牛藏在密不透风的圈里猫冬，好吃好喝好招待，赶上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才牵出去晒晒太阳补补钙。按照陆游在《农家歌》一诗中的说法，“村东买牛犊，舍北作牛屋。饭后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老百姓对牛照顾得可说是无微不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牛都这么幸福。在广西，养牛就很粗放，冬天养在岩洞里，夏天赶到水洼中，平时也很少配给专门的饲料，大多“任其放牧，未尝喂饲”。
因此有评论说，“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表面上看，广西牛不如江浙牛吃苦耐用，实则是人在养牛上投入的精力不够。几分汗水几分收获，春天把初生的牛犊扔到野外不管不顾，到了年底想牵回来壮牛一头，怎么可能。畜力资源管理如此，人力资源管理同理。唯有悉心关爱员工，员工才能像老黄牛一样“勤苦永年”。
在广东等地，养牛的人多，以至于牛多贱卖。在北方视为至宝的牛们，被当地百姓视作平常之物，有的家庭把牛用作祭祀品，每年宰杀一头，这在北方简直不可想象。
牛多价低这一利好消息，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江西人南来购买。他们趁着农闲时节“相约入南贩牛”，称为“作冬”。地方州郡长官发布公告开征活牛贸易税，名曰“贩牛税”。由于活牛交易十分火爆，数量颇大，贩牛税越收越多，渐渐在地方财政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只要有牛叫的地方，就有政府哗哗坐地收钱的声音。
不过，这贩牛税一收，牛价平白无故地就蹿上去一截。卖牛的没得着实惠，买牛的也吃了亏，两不情愿。于是，双方伙同着打起了走私的主意。
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有个郑庄渡口，每年走私牛达到70000至80000头，史称“牛于郑庄私度，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所收税钱固无几矣。”可以想见，走私牛的渡口显然不会只有郑庄一地。走私牛的规模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政府并不是雁过拔毛的地头蛇，收上来的税往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灾荒之年，或者是瘟疫流行之时，政府大多减免交易税。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真宗咸平年间瘟疫爆发，政府遂发布公告，“诸道牛疫，人有买卖耕牛者免税”。
如果老百姓为了活命贱卖耕牛，政府也会出资代购，这时收上来的税金就派上了大用场。比如北宋英宗在位时，河北灾荒，而后又发生地震，百姓为维持生计纷纷出卖耕牛。澶州知州刘焕见此情景，下令悉数买进。待熬过灾荒，百姓重新返回田地开始农耕，他又以原价卖出。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百姓度过灾年的生活难题，又确保了一批耕牛不被贱卖滥杀，为灾后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畜力。
牛肉税
牛是农耕时代宝贵的社会财富。宋代法律规定严禁屠杀耕牛。要杀，也得向政府报告缘由，由官家统一来杀。
编订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统》中，有“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的法条。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伤致残，只要影响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杀死罪对待。如果杀死自家养的牛，则要劳动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可是法律条文再细密，再严厉，也有不怕扑火的飞蛾。在一些地区，老百姓不仅不把禁令放在心上，而且大吃特吃牛肉，甚至有“一乡皆食牛”的壮观景象。
那时候，宫廷以吃羊肉为美，老百姓却“以牛肉为上味”。受利益驱动，不少投机分子积极挥起屠刀，史称“不逞之辈竞于屠杀”。据记载，从洛阳到开封，“鬻牛肉者甚众”，公然买卖牛肉的店铺随处可见。
诸位若要问上一句，地方官就这么不闻不问，难道他们都是瞎子吗？回答还真是肯定的。在吃牛肉这个事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都选择了做睁眼瞎。地方官自然有他们的小算盘，不外是让钱包尽快鼓起来。不过您可别给想歪了，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致富，而是增加地方收入。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对百姓杀牛吃牛的“反动”行径，就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搞严打，而是就坡下驴，开征牛肉税。其实，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保护耕牛的理念没有错，但各地区情况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产资料，甚至与家养鸡鸭没什么差别，杀来吃肉，谈不上有多影响农耕。放开屠牛禁令，打开牛肉市场，一方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一方面丰满了地方政府的腰包，堪称双赢。
可惜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元1031年，山东莱州知州张周物对这个事儿看不过去，跟仁宗打了个小报告，说“官禁屠牛，而州场税膀有收算之文”。意思是官家明明禁止杀牛，却还要收牛肉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严禁杀牛的口号响彻云霄，满大街却牛肉飘香，很不像话。说小了，是管理不到位，说大了就是公然对抗朝廷啊。
张周物同志这一番话，说的不无道理，却也没什么道理。道理在于，地方执行力不够，蔑视国法，蔑视朝廷权威。他的没道理在于，忽视地方特点，开展工作搞一刀切。官僚主义的公文从来不管地方实际，全国山河一张纸地发将下去。这么一级一级地拍下来，地方上能有啥办法，只好拿形式主义的挡箭牌，防防官僚主义猛箭。
牢骚归牢骚，不管怎样，这事儿最后让皇帝大人知道了。于是，从宋初到仁宗，糊了七十多年的窗户纸终于捅破，牛肉税自此废止。
发布日期：200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