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宝杰
（辽宁省博物馆）
具有东方艺术独特之美，寄寓着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取向与情感的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作品是华夏文明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古往今来，披肝沥胆，孜孜以求，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研究的学者史不绝书，他们为保护和弘扬中国古代书画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先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铁肩担道——清查伪皇宫散佚书画
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陆续从北京故宫窃出历代珍贵书画1200余件。这批书画从北京到天津，再随溥仪到长春，成为伪满洲国皇宫藏品。1945年8月，伪满政权随着日本战败投降而土崩瓦解，这批珍贵书画或为溥仪所携逃，或被伪满愦兵所打劫，再一次漂泊流散。
国宝的命运牵动着杨仁恺先生的心，他默默祈祷这些散佚的国宝不至由此渺无踪迹，更期待着有一天能与国宝晤对，一饱眼福，了却平生宿愿。
机会在漫长的等待中降临了。1952年3月，长春市公安局在“三·五反运动”中查获了一批从伪满皇宫流散出的书画，有关部门当即决定由东北博物馆的杨仁恺和东北图书馆的赵琦组成清查小组清理此事。不久，赵琦留学苏联，由杨仁恺先生独担重任。他以长春市公安局查获的伪皇宫书画事件为线索，从细查伪满皇宫倒台时的具体情节入手，逐一追查具体的当事人，并通过宣传政策，说服一些人自动交出从伪满皇宫掠取的书画。在短短3个月中，摸清了许多线索，并搜集到历代珍贵书画130余件，其中有唐宋以来的名迹多种，全部送交故宫博物院。从此，杨仁恺先生与散佚书画结缘，踏上了毕生访求、研究它们的道路。
惊世发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重见天日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院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杰作，举世闻名。这幅名作的流传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北宋时该画为宣和内府旧藏，“靖康之难”后落入金人手中。元灭金后，据记载为官匠以摹本易出，售于贵官，再转武林（杭州）陈氏。至正年间四川人杨凖倾囊购自陈氏，元末经杨氏转归静山周氏文府庋藏。入明经李贤、朱文征、徐溥诸人递藏。后转归李东阳，嘉靖年间为陆完所得。嘉靖末为严世藩所有，严嵩父子事发后被查抄，入明内府，后为大太监冯保窃出宫外。传至清乾隆年间，由陆费墀转毕沅，嘉庆四年毕氏没籍，始入清内府。
历史上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不知凡几，杨仁恺先生曾过目的就达十余卷之多，其中多是明清以来的临仿本，作者多是苏州地区的民间画工，这些作品被后世称为“苏州片”。“清明上河图”是苏州片仿造古画的重要题材，以此名传世的作品数目众多，鱼目混珠，导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度被赝品淹没。此件珍品当时同其他明清仿品一道被溥仪携往长春伪宫。后在溥仪仓皇出逃时被苏联红军截获，其中有三件同名的《清明上河图》。杨仁恺先生当时也未料到这里竟有张择端的原作。当看到原定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经过仔细辨认，确定是清代的“苏州片”，原鉴定意见有误。保管员又从画堆中找出另两卷同名画作，杨仁恺先生长时间审视原定为“苏州片”的一卷，惊喜若狂。旁人问其因，他激动地说：“大家手笔，得见原貌，焉能不狂。”
为世人所熟知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这样被杨仁恺先生重新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独具慧眼——发现米芾《苕溪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东北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杨仁恺先生常到北京琉璃厂这条古文化街。1963年4月的一天中午，一个外地年轻人携带一件布包袱，内中装有乱作一团的碎纸，来荣宝斋求售。店员耐心地将包袱里的纸团慢慢理开，看到了钤有清宫印玺的书画残片，判断一定是从长春伪皇宫流散出来的“佚目”书画，于是忙把恰在后院经理室休息的杨仁恺先生请了过来。映入杨仁恺先生眼帘的，正是“佚目”书画，所以残破，正是伪国兵在伪皇宫你争我夺的历史见证。经过整理，确认共有37件书画珍品，米芾《苕溪诗》、陈垍《自书诗》、苏轼《题李公麟三马图跋》等名迹均在其中，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米芾的代表作《苕溪诗》，当时虽残为数片，经耐心缀合，仅损去8字。《苕溪诗》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可与米芾的另一代表作——《蜀素帖》相媲美。
八年转战——参加全国古书画鉴定组
新中国成立后，在仅仅十几年时间里，通过像杨仁恺先生这样一批从事书画鉴定者的艰辛努力，历代书画作品的绝大多数已收归国有，实现了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又一次空前集中。
然而，数量浩繁的藏品必须通过权威、系统、精确的鉴定，明确具体书画藏品的时代、真伪及历史、艺术价值，才能使之更好地得到保护与利用。党和国家对这项文化工程非常重视，早在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国家文物局曾组建了由著名书画鉴赏家张珩、谢稚柳和韩慎先为主要成员的全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限于条件，鉴定组只对部分省市博物馆的书画藏品进行了初步鉴定。工作不到一年，即因接踵而来的“十年动乱”而被迫中断。
1983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选调最具学术权威性、在书画鉴赏与研究上业绩显著的7位专家组成全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杨仁恺先生以其突出的学术造诣入选，开始了长达8年的古代书画巡回鉴定工程，行程数万里，遍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208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共过目书画作品61596件。8年时间里，每期每地的工作一开始，杨仁恺先生必先到达，并以其一贯的饱满热情和旺盛精力投入到鉴定工作中。1988年夏，杨仁恺先生在忙于筹备辽宁省博物馆40年馆庆国际学术研论会时，突发脑血栓入院治疗，不久，接国家文物局通知，不顾医生劝阻，按时赶到石家庄参加鉴定工作。经过全体专家的共同努力，于1990年底完成了全部工作，对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现藏古代书画进行了系统整理，辨明了许多原来模糊不定的作品，还在各地发现了原作为赝品保管的宋、元、明各时期代表画家传世稀少的佳作。
妙手著文——写作《国宝沉浮录》
历史上的古代书画，多次聚而复散，历代朝廷建立之初，都曾派员赴民间搜寻查访，也留下一些文字记载，但多数语焉不详。溥仪逊位后，当时的北洋政府照例派官员去现场清点，如不是发现宫廷太监所记“赏溥杰”账单，流出宫外书画的底数将难以摸清。北洋政府据此账单，编成一本简单的《故宫已佚书画目录》，用以塞责。此目录漏记达百余件之多，后来发现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北宋李成《茂林远岫图》等巨迹，均不在此列，其史料价值远逊于前人的著录与访求笔记。
杨仁恺先生亲历了搜求散佚书画国宝的过程，心中始终有一件事无法释怀，就是作为一个从事古代书画研究的学者，自己应责无旁贷地把这段历史完整记录下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自20世纪50年代始，他接触了大批当事人，留下了厚厚的记录，对陆续发现的大批书画名品，反复考察研究，之后开始了《国宝沉浮录》的撰写。此书按照历史进程，以事件中的人物活动为经，以对作品的历史艺术分析为纬，见人见物，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书画著录或笔记，科学性、学术性、可读性兼顾，洋洋60万字，堪称古代书画研究的经典之作。
《国宝沉浮录》是杨仁恺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前后历经30年的风雨历程，其中的酸甜苦辣，杨仁恺先生体会殊深。书的初稿在“文革”前夕就已基本完成，茅盾先生特为此书题签“故宫已佚书画见闻考略”。“十年动乱”中，杨仁恺先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的藏书和包括此书初稿在内的全部文稿被查抄，本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末，又接到命令带领全家老小赶往辽东山区“插队落户”。杨仁恺先生惟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被抄走的所有文稿。他找到造反派头头，义正辞严，表示如不还书稿，就坚决不下乡。书稿还回来了，但被“批改”得面目全非，杨仁恺先生就带着这惟一的“财产”来到辽东岫岩的一个小山村。劳动之暇，他在拥挤昏暗的茅草房内，凭着记忆对书稿加以修改补充。“文革”后，杨仁恺先生的学术生命焕发了青春，修改、补充这部书稿的工作一直未停顿。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他借讲学或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赴国外参观收藏东方文物丰富的博物馆以及私家藏品，对流往域外的“佚目”珍宝得以寓目，并认真加以记录和研究，大大充实了该书的内容。
《国宝沉浮录》的付梓出版，满足了海内外书画研究者的需要，也了却了杨仁恺先生毕生的心愿。
求真务实——书画鉴定与研究
通过长期的书画鉴定与研究工作实践，杨仁恺先生养成了严谨、务实、厚积薄发的治学风格和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野。对于古书画研究，杨仁恺先生认为对书画作品真赝问题的判断应居首位，否则，就有如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终会毁于一旦。他坚持从基础做起，在从事古书画遗产整理工作中，不惜花费极大的功夫，也要把问题搞得水落石出。如同行一直认为欧阳询《梦奠帖》和《行书千字文》为唐代钩填本，执意甚坚，却不能令杨仁恺先生心悦诚服。他通过多年研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目的是恢复作品的本来面目，并逐渐使同行理解了他的观点。杨仁恺先生始终认为：如果一件书画本是真迹，由于鉴定者自身原因而被否定，对祖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在学术问题上，杨仁恺先生敢于坚持己见，如就《簪花仕女图》的创作年代问题，他与好友——著名书画鉴赏家谢稚柳先生打了多年的“笔墨官司”。他遍阅所涉书画史料，博览诸多史学文献，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个侧面入手，深入到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加以探察，又以现存史迹及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为辅证，发表了《周昉〈簪花仕女图〉真迹研究》、《关于〈簪花仕女图〉的再认识》、《关于唐周昉簪花仕女图〉一文的管见及其他》等多篇论文，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了《簪花仕女图》是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仕女画的观点。
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杨仁恺先生始终在苦苦探索如何突破传统的“望气派”、“著录派”等神秘莫测的传统鉴定方式，建构起科学的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体系，在总结前人鉴定方法与理论的基础上，积数十年书画鉴定理论与实践探讨之功，撰写了《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建立了中国书画鉴定的学科体系，标志着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向现代实证科学方法的转变，使书画鉴定成为一门可以依据有关理论学习和掌握的学科，这是他对中国书画鉴定研究所做出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贡献。围绕这一理论体系，杨仁恺先生特别注重实践，他亲自倡导并主持的《中国古今书画真伪作品对照展》、主编的《中国古今书画真伪图典》，以简明、直观的方式传播普及中国古今书画鉴定知识，使中国书画鉴定这门学科走下神坛，融入了社会。
来源：《中华遗产》2005年第7期
发布日期：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