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玉才
在辽宁，冠以“人民”二字、由省政府命名的“大家”有三位：人民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人民作家马加，人民鉴赏家杨仁恺。
2006年冬天，采访完默然老师，记者一直想采访杨仁恺，但杨老一直“困”在病床上。今年1月31日，杨老工作了一辈子的辽宁省博物馆终于打来电话，记者急匆匆地赶到省军区沈阳第一干休所。93岁的杨老风采依旧：发亮的额头闪着睿智的光，镜片后的双眸挂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微笑，但笑容已凝固在灵堂里那张冰冷的遗像上。
曾为杨老写过传记的作家徐光荣告诉记者：半个世纪以来，杨老在博物馆的库房里，发现了失踪800多年的旷世瑰宝《清明上河图》；在乡野民间，采集到了蒲松龄的原稿《聊斋志异》；在长春、天津等地，追缴回《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曹娥诔辞》等百余件书画珍品，并陆续弄清了几千件国宝的真赝和下落。当年，他和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同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现在七人之中已有五人去世。
“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大学者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在为杨老传记所作的序里称“杨老不仅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大鉴定家，更是一位大学者、大研究家”。但杨老闻言莞尔一笑，说：“我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古董店和地摊是我的启蒙老师。”
此话不假。1915年10月1日，杨仁恺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城。当地人传晋时王羲之曾游居岳池灵泉寺，于石壁上留有《兰亭集序》手迹；南宋时，骑驴过剑门的大诗人陆游也曾到过此地。耳濡目染，杨仁恺从小便写得一手好字。1932年，杨仁恺考入重庆公立高级中学，但由于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成绩优异的他不顾母亲反对中途辍学，当了一名教员。三年后，又到300公里外的成都，在玉皇观街私立群觉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同时兼任《说文月刊》校对。学校离成都古董店云集的总府街很近，按杨老的说法，“日久天长，于不知不觉之间对之发生了如少女初恋的感情”。
当时的重庆正是陪都，云集了中国的一大批文化精英。期间，杨仁恺常与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老舍、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等名人学者接触，边校边学，得天独厚。
抗战胜利后，杨仁恺出川进京，做了一名小职员。从此，琉璃厂成了他的“第二所大学”，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很快，他就与各古董店老板、伙计打成一片，见识了很多国家级珍宝，同时又结识了一批“国宝级”人物，对文物的恋情持续升温。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亲自替他向国家文物局写了推荐信，但因专业人员已经配齐没有去成。这时，杨仁恺得知东北正在招揽文博人才，便给一位在东北工作的同学写信。不久，便收到了邀请函，请他到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春天，杨仁恺来到沈阳，开始了长达58年的寻宝鉴宝之旅。补缀《四库全书》，清理溥仪出逃时被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截获的文物，追踪伪满皇宫散佚的国宝，参加全国古代书画鉴定七人小组，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过目国宝6万多件，最后自己也成了“国宝”。
冯其庸说：“我尝从杨老游，观其鉴定书画，往往只需展开数尺或三分之一，即能识其真伪优劣，所作题识更是援笔立就，不假思索，非不思索也，而是杨老目力所及，早已成竹在胸也。”
1964年4月的一天，杨仁恺正在荣宝斋后院休息，营业科的田宜生突然跑来叫他，说有人送来一包破片。看到“破片”的那一刻，据杨老讲，他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一堆碎片里，竟然有37件书画名品，李公麟的《三马图》题跋、范仲淹的《师鲁二札》、北宋时期“喜穿唐服，遇石称‘兄’”的大书画家米芾的稀世珍品《苕溪诗卷》均赫列其中。尤其是米芾《苕溪诗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千金难求。
后来，荣宝斋把这批国宝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独具慧眼”的鉴赏家
1922年11月16日到1923年1月28日，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把故宫内收藏的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秘盗出宫。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宫后，这批文物随溥仪辗转流落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随着抗战胜利土崩瓦解，溥仪从这批文物里精心挑出57箱书画珍宝，仓皇逃往通化大栗子沟。后来溥仪欲逃往日本，于是选出一小木箱精品登机，在沈阳机场被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小木箱也被没收。
杨仁恺到沈阳不久，就接到任务，清理溥仪出逃时被截获的“东北货”。这天，他从库房拿出一长卷，慢慢展开，目光游过5米多长的绢本，当即被该画宏大的场面、严密的结构、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线条震撼了。他急切地寻找款识与题跋，可惜，这幅题为《清明上河图》的画作上竟没有作者署名，但是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标明作者为张择端。
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800年来，人们只闻其名，未谋其面。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这次溥仪出逃，所带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件，而是三件，真伪难辨。
“谁也没见过原画，所以只能靠文献记载判断。”杨仁恺茶饭不思，遍查古籍，最终认定这幅画就是张择端的真迹：第一，画的编年没有问题，内容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一致。比如，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头桥而不是石头桥，其他两幅上都是石头桥，只有这幅是木制结构；第二，它是民间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而其余两张一看就是坊间货，内容和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对应不起来。
从此，杨仁恺的名字与《清明上河图》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有人作诗赞扬他的发现——
世人寻他逾千载，竟没库内旧画中。慧眼识宝惊内外，千年剧迹放异彩。
不久，这幅稀世之宝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调去参展，再也没回辽宁。直到51年后的2004年11月，辽宁省博物馆新馆建成之日，它才回到沈阳“省亲”，在沈城引起轰动，出现万人争睹国宝的场面。此时的杨仁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
发现《清明上河图》后，杨仁恺又奉命到长春追缴散佚的国宝。原来，在溥仪率领皇亲国戚逃往大栗子沟后，尚存的大量珍宝立即陷入了贪欲的魔爪中，禁卫队的“国兵”先是偷偷摸摸地拿，后是明火执仗地争，最后干脆明目张胆地抢，众多国宝落入个人之手，甚至被撕得身首异处，著名的《三马图》即在哄抢中被“五马分尸”。
杨仁恺率领其他两位同志上长春、下天津、访京城，日夜穿梭在城乡的大街小巷中。查阅档案，走访知情人，提审在押犯人，追缴流失文物，一天只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常常是一连几天谈话，谈到口干舌燥，喉咙痛痒。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工作组共回收伪满皇宫流失的文物170种319件。每回收一件国宝，每打听到一件国宝的下落，杨仁恺都会写下详细记录。其后40多年，无论是到全国各地鉴宝，还是到国外参观讲学，他一直关注着这批国宝的命运，终于在1989年完成呕心沥血之作《国宝沉浮录》，对每一件书画的著录、真赝、散佚递藏情况、现今藏处都一一注明，是迄今为止寻访故宫国宝最详实的“地图”。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一上市，便成了当年最畅销的书。
翻阅这部近60万字的巨著，谁会想到，这是杨老用一只眼睛一字一字码出来的。“文革”中，造反派说他是邓拓的走卒，三次抄家，多次批斗，一个耳光打得他视网膜脱落，而且不准他住院，杨老的右眼从此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零点几。一只眼睛担负两只眼睛都难以承受的重荷，他经常感到眼睛酸胀，疼痛难忍，无奈只好反复按摩，频繁地点眼药水，照常工作。
有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主持人问杨老：对于一个文物鉴赏家来讲，眼睛是不是最重要呢？杨老笑笑，说：是啊，我是一只眼睛，“独具慧眼”嘛。
爱咬死理的“好老头儿”
“杨老才大，学问大，但是待人却极谦和、毫无架子，遇之如春风，接之如冬阳。”冯其庸这样评价杨老的为人。
《中国文博名家画传——杨仁恺》的责任编辑崔陟也说：“接触多了，我发现杨老有个特点，就是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说句大不敬的话，真是一个好老头儿。”
前文提到的那位一耳光打瞎了杨老右眼的青年，在杨老重回岗位担任博物馆副馆长之后，仍然在杨老手下工作。一次调薪，在提薪名单中有这个青年的名字，“杨馆长能不能同意？”办公室主任犹豫了好长时间，才拿着名单找到杨仁恺，杨仁恺毫没犹豫：“我同意，上报吧。”
经历过多少人生的历练，才会有如此豁达的心胸？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对于区区个人恩怨，杨老一直坚持“让人三尺”。但是，在原则性的学术问题上，杨老绝不退让一步。
1951年春，由蒲松龄后人保存了250年的《聊斋志异》手稿上半部转到了杨仁恺手里，他花费3个月的时间对25万字的半部书稿逐字逐句校勘，收集了很多资料及旁证，确认手稿是蒲松龄真迹。本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影印出版，但在审读期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认为，这部手稿并非原稿，而是手抄本。《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也赞同他的观点。
面对高山仰止的两位大家，杨仁恺虽然崇拜，但并不迷信。为了求证自己的判断，他除了进一步研究书稿，还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比照的“物证”。其中一件是蒲松龄后人蒲文珊捐赠的蒲松龄《农桑经》手稿残卷，另一件是蒲松龄画像，上有蒲松龄题字。几相比较，其书法皆近于楷书，间架、行气和运笔如出一辙。他向出版社力陈自己的鉴定意见。恰在这时，青岛又发现了蒲松龄长诗《古风》手迹，两相对照，书法风格完全一致。杨仁恺便在论文《谈〈聊斋志异〉原稿》中，再次确认了原稿的真实性。后来，人们对于《聊斋志异》原稿认定渐趋一致，文学古籍刊行社很快编辑出版了《聊斋志异》原稿影印本。
杨仁恺与谢稚柳早在重庆时就是好友，上世纪80年代又同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员，断断续续在一起工作了8年，足迹遍布全国22个省。鉴定意见不约而同时，“七位大师”抚案击掌大笑，顽如孩童；结论不一致时，便争得颈粗面红，最后在鉴定结论上把每个人的意见原样留存。
在鉴定《簪花仕女图》时，杨仁恺根据画面上的每个人物及穿梭于人物间的小狗、丹顶鹤与辛夷花，翻阅了唐代风俗、时尚的诸多记载，又将仕女图的构思、形象、气韵、线条、赋色等同唐代其他作品进行比对，认定《簪花仕女图》是唐代贞元年间的作品，而且很可能出自周昉的手笔。令杨仁恺没想到的是，首先对此提出异议的竟是老友谢稚柳。谢认为，《簪花仕女图》并非周昉作品，也非唐人作品，而是五代南唐的作品。为此两人在报刊上展开多次交锋，论辩中表现出的互相尊重与严谨态度令人感动。
1997年3月，听说谢稚柳患病，杨仁恺夫妇万分焦急，当即飞沪探望，两位老人谈到书画鉴定中的争议，不禁相视而笑。没想到，三个月后，谢稚柳溘然长逝，杨仁恺悲痛万分，再赴上海，题诗致哀。
“国宝”家里无国宝
辽宁既非齐白石故乡，也不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但是，辽宁省博物馆却收藏了齐白石500余件书画金石作品。为什么？辽宁省博物馆馆长马宝杰对记者说：“这里有杨仁恺先生的功劳。”
杨仁恺在北京琉璃厂“念大学”时，就经朋友引见，拜访过白石老人，并请老人治下“杨仁恺”和“杨”两枚印章。到沈阳后，恰遇白石老人的三儿子齐子如、白石老人恩师胡沁园的孙子胡文效也在东北博物馆工作。近水楼台，杨仁恺建议馆里征集齐白石作品，领导批准了这个建议，由杨仁恺负责，齐子如和胡文效协助。
于是，杨仁恺频繁地到北京“白石画室”向老人订购画作，并征集老人各个时期的作品，白石老人也向东北博物馆赠送了一些作品。后来，齐子如患病，白石老人不断有手书捎来，“赐如儿寿比爷长”、“愿如儿健步加餐长寿年”，拳拳父爱令人动容。天不遂人愿，53岁的齐子如英年早逝，杨仁恺心怀悲痛，却不敢告诉老人，直到老人去世。
“父亲一生鉴宝无数，却从不收藏，家里找不到一件国宝。”在灵堂里，杨仁恺的儿女们对记者说，“不是没有人送他古董，是有人送给他他就捐给博物馆。”
杨仁恺从事文博工作五十年，省政府为他举行纪念活动，国内外许多知名画家、书法家为他创作了近百幅书画作品，他全部交给了辽宁省博物馆收藏。1994年他应邀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期间为当地鉴定文物，得到一些报酬，他将两万多元鉴定费如数交给了博物馆。
2000年8月，菲律宾华侨庄万里子女邀请杨仁恺到菲律宾鉴定父亲生前收藏，尽管公务缠身，杨仁恺还是不远万里飞赴马尼拉，冒着酷暑，在庄氏“两涂轩”鉴定了这位爱国华侨生前收藏的几百件文物，其中仅宋元明清珍品就有百余件。85岁的鉴赏家的敬业精神令老华侨子女感动不已，杨仁恺回国不久，他们即按老先生遗嘱，将200多件文物捐赠给祖国。
杨仁恺不仅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其本人的书画作品也独树一帜。但杨老一直坚称自己的作品“不能入流”，因而惜墨如金。然而，听说“的姐”林红艳领养的13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1万多元的学费没有着落时，杨老当即挥毫泼墨，写下唐朝诗人杜少陵的著名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沈阳万盟集团董事长谷峰出价两万元买下这幅字，杨仁恺转手将钱全部交给了林红艳。
有位企业老总求他写字，他一挥而就，十个大字跃然纸上：“凭良心做事，靠本事吃饭。”字体遒劲，直逼人心。
杨仁恺有六个儿女，个个有出息。杨老深感欣慰：“总算没给社会出次品。”然而，六个孩子没有一个子承父业。有人问杨老：“您打算把这些知识和财富传给谁呀？”杨老仍是温和地笑笑，说：“传给社会，传给后人呗。”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透过杨老写下的这副对联，我们可窥见他坦荡的内心。
来源：《光明日报》2008年4月16日
发布日期：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