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刘玄德遇司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遗计斩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一
历史上的诸葛亮（181～234），本来就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十四岁便随叔父诸葛玄离开家乡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辗转来到刘表控制的荆州。十七岁时，诸葛玄病卒。尽管此时诸葛亮年未弱冠，又与荆州牧刘表及其大将蔡瑁都有亲戚关系，但他胸有大志，襟怀高迈，不愿托庇于权门，于是带着弟弟诸葛均，毅然隐居于隆中（汉代属荆州南阳郡邓县，今属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陇亩，一面关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国用兵之道，长达十年之久。建安十二年（207），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新野、势单力薄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占荆、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势，外结孙权，内修政治，待时机成熟，再分兵两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业的战略方针。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出山辅佐，从此成为刘蜀集团的栋梁，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病卒，次子刘琮继位，不战而降，刘备败走江夏。在此危难之际，诸葛亮主动要求出使江东，说服孙权，建立起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使刘备趁势夺得荆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孙权占据的南郡。此后，他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顺利地实现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使刘蜀集团达到鼎盛时期。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丢失荆州，使刘蜀集团的地盘减少了将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次年托孤于诸葛亮，在羞愤与悔恨中病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以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独力承担起维系蜀汉国运的历史使命。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坚持“和”、“抚”方针和“攻心为上”的原则，迅速平定南中地区，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他不畏艰险，屡次北伐，始终对强大的曹魏保持了进攻的态势；他善于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装备的革新和战术的改进，创制了令人称奇的“木牛流马”和“八阵图”；他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西晋杰出的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篇末高度评价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仅深受蜀汉民众的尊崇，甚至还得到敌方的敬重。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集中体现于《隆中对》；二是忠贞，集中体现于《出师表》。总之，他确实不愧为一代贤相，名垂千古。
二
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间，历代胸怀壮志、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深情地缅怀和颂扬着他，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地传颂着他的业绩，各种通俗文艺也反复讲唱和渲染着他的故事。罗贯中继承了这种尊崇诸葛亮的社会心理，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刚出山时的身份，《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没有记载，估计是幕宾之类。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夺得荆州江南四郡，诸葛亮始任军师中郎将；此时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早已封汉寿亭侯，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关、张。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益州，诸葛亮升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掌管左将军府事务，此时刘备的官衔是“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其官品与关羽、张飞同列，而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则超过关羽、张飞。直到刘备称帝（221），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而且，在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虽曾参与谋议，但大部分时间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从未统管过军事[1]。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惇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这是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这时——
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一开始便将指挥权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的胜利，树立了诸葛亮的威信，也确立了他指挥一切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四十九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二）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上面说过，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隆中对》就是其集中体现。至于军事方面，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是说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在运用奇谋妙计上却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随机应变的本领，不是他所擅长的。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事实是，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特别擅长出奇制胜。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把他塑造为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火烧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生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那是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罗贯中来了个移花接木，将此事安排在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为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作品先写曹军的气势汹汹，写十万曹军与刘备数千人马的悬殊对比，酿造出泰山压顶的紧张气氛；然后写诸葛亮调兵遣将，关羽、张飞对他的计谋都心存怀疑，“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大获全胜，使得关羽、张飞这两个心高气傲的大将心服口服，称赞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现。
随后的火烧新野，纯属虚构的情节。在这次战斗中，诸葛亮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惨重（第四十回）。从此，诸葛亮的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十分害怕，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来，在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中，最主要的英雄应该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作为，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然而，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人物。尽管他在吴军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却是“赤壁大战”这一情节单元的真正主角。孙刘联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孙权抗曹的决心，由他使之坚定；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被他一眼看穿；战役的关键决策——火攻计，由他与周瑜共同商定；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又由他巧妙“借”来。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他的智慧；如果没有他，周瑜要想打败曹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和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旋涡里，在与周瑜、曹操这两个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图除掉他，他都一一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诸葛亮，因此，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三气周瑜”、“刘备夺取汉中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罗贯中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善于把握全局，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牢牢掌握制胜的主动权。在军事较量中，他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孙子兵法》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真是用兵如神。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作品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直到临终，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老是疑神见鬼，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因而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兵追赶，还被诸葛亮的遗像吓得狼狈而逃，落了个“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话柄。通过这些第一流人才与诸葛亮的对比，诸葛亮那“无穷如天地”的谋略被表现到了极致。
（三）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
在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从“白帝托孤”到“秋风五丈原”（223～234），这一方面日益得到强化。在这十二年里，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政局，日理万机，尽心竭力，为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而不懈奋斗。平定南方之后，他亲率大军北伐，临行呈上著名的《出师表》，对后主谆谆告诫，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禳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长征途上，诸葛亮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遭受过意外的失败。首次北伐，虽曾势如破竹，连夺三郡，但因马谡自作主张，丢失街亭，蜀军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事后，诸葛亮不仅坚持原则，挥泪斩马谡；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上表自贬三等；并诚恳叮嘱部下：“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定，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强敌，内有庸主的艰难形势下，他以极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业绩。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积劳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军的安危和蜀汉的存亡，仔细安排退军部署，推荐自己的接班人，还“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在这最后一次巡视军营中，他怀着无限的遗憾长叹道：“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在死神即将来临之际，上至国君，下至部属，近至眼前的退军节度，远至今后的方针大计，他都考虑到了，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儿老小。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触，传神尽意的描绘，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在写到诸葛亮溘然长逝后，作品插叙了被诸葛亮废黜的廖立、李严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衬托诸葛亮立身之严谨、处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强烈。不仅如此，作者还极力渲染了此时的悲凉气氛：“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带血，声声含泪，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读来荡气回肠。至此，诸葛亮的光辉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读者的心中了。
三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不过，也有一些人对这一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2]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对的，所谓“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3]。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秘要[4]?！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5]。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6]。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九十三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注释：
（原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发布日期：2008-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