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内容提要：研究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籍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维。根据作品中的地理描写来考证作者籍贯，必须注意作者籍贯与其实际生活地区常常并不一致；有些地理错误，系因照顾情节需要所致；部分地理错误属于传抄、刊刻之误，与作者本人无关，更不能作为判断作者籍贯的依据。作品使用方言的问题非常复杂，根据方言来判断作者是非常困难的，以往已有若干失误的教训，对此必须十分谨慎。对民间传说与古代小说的关系，应持科学的分析态度，不宜将传说当作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籍贯的依据。
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进展很大，硕果累累，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相对于作品研究而言，对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的研究虽然也颇有成就，进展却比较缓慢，疑点不少，争论不断。这里当然有多种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料缺乏，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又常常语焉不详，或者彼此矛盾。其次，研究方法有时比较单一和陈旧，对资料发掘不够。再次，有的人学风不正，游谈无根，甚至胡编乱造，弄虚作假。除了这三个明显的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问题――思想方法的主观、片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对资料的正确解读，阻碍着研究的深入。本文拟结合有关作家籍贯的研究，对此加以论述，希望引起学术界同行的重视。
一、地理描写与作者籍贯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研究小说中的地理描写视为考证作者籍贯的有效途径。这里的思维逻辑是：作者是某地的人，当然应该熟悉那里的地理，有关那里的地理描写当然也就应该是正确无误的；反之，如果有关某地的描写有错误，甚至错误较多，作者肯定不是那里的人。这样的思维逻辑表面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在部分情况下可能是适用的；但在相当多的时候，它却可能与实际情况相脱离。
首先，作者的籍贯与其实际生活的地区常常并不一致。因此，如果有的作者对其原籍的地理描写出现错误，并不等于其籍贯不是该地。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血缘宗法关系根深蒂固，又以农业为立国基础，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意识源远流长。从汉代至魏晋，随着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扩张，形成了门阀士族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排斥其他社会阶层，他们特别重视籍贯、谱牒、郡望之辨，以此作为其高贵身份的标志。久而久之，影响及于其他阶层，逐渐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西晋末年，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族大批南迁，结合江南士族，继续掌握各种权力，又在江南地区强化了重籍贯、辨谱牒之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更成为东晋南朝士族之冠冕。在南北对峙的将近三百年间，南迁的中原士族已经繁衍若干代，其中许多人从未到过原籍，却仍然保持原先的籍贯。例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仍称琅邪原籍；刘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仍称河东原籍；刘宋著名诗人谢灵运、南齐著名诗人谢朓，仍称陈郡原籍；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仍称颍川原籍……他们对原籍地理不熟悉，是很自然的。唐宋以后，士族阶层渐趋消亡，但重视籍贯的社会心理却仍很强大。比如：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生于蜀中，仍称原籍庐陵；苏轼举进士后，仅于母丧、父丧两次返川，大半生宦游各地，晚年更远谪海南，却始终自称“眉山苏轼”；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自父辈起侨居临州崇仁（今属江西），仍称祖籍仁寿（今属四川）；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青年出仕，在京师做官数年，流放云南三十五年，始终自称“新都杨慎”……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籍贯与实际生活地区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更为普遍。因此，其中一些人对原籍地理不熟悉，可以说毫不奇怪。
在有关《水浒传》作者问题的争论中，一些学者把书中的地理描写作为重要的“内证”。马成生先生对此加以概括，提出：《水浒》“对北方的地理描述差错百出，而对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的地理描写则很具体、详细而且准确”。“据此自然可以这样认为：《水浒》作者不论何处人氏，至少他在南方，尤其是浙江境内杭州地区生活了很长时间。”①这里只把作品地理描写的正误与作者生活的地区联系起来，而没有径直判定其籍贯，论述的分寸便掌握得相当好。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其籍贯主要有东原、太原两说，近二十年来颇有争议，至今尚未定论；但学者多认为他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甚至可能出生于江南）。这样一来，他在作品中描写北方地理时出现一些错误，便可以理解；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错误而否定他的籍贯在北方。
其次，古代通俗小说作品，特别是那些以长期流传的通俗文艺题材为基础的所谓“世代累积型”作品，“讲故事”占有压倒性的地位，具体描写往往服从情节需要。其中的若干情节，为作品的雏形所有，其地理描写常常受制于原来的雏形。例如，《三国演义》第27回的“过五关斩六将”情节，描写关羽保着甘、糜二夫人，不辞艰辛，千里寻兄，故事基本出于虚构（历史上刘备此时正在许都南面的汝南郡，袭扰曹操后方，关羽自然应该由许都南下以归故主，距离不过三百里左右），这在小说艺术上是允许的；但故事中的地理方位却相当混乱。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应该向北，直趋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或者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罗贯中却让他首先通过东岭关（虚构的地名），接着突然折向西北，跋涉一千多里，走到洛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即《演义》第5回写到的虎牢关）、荥阳，最后再到达滑州（应为白马），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犹如一个大“之”字，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三千里②。这些地理错误，固然与罗贯中历史地理知识不足有关，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作品的雏形。由于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中有《关公千里独行》一节，元杂剧也有《关云长千里独行》，故事早已深入人心，罗贯中为了照顾读者的兴趣，把故事写得热闹一点，只好让关羽去兜一个大圈子，顾不得地理的明显错误了。
另有一些情节，则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例如，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历史上刘备取蜀的进军路线是：涪城－绵竹－雒城－成都；而《三国演义》第62－65回写刘备夺取益州的进军路线却是：涪城－雒城－绵竹－成都，不仅与史实有出入，而且从地理角度来看也有错误。罗贯中之所以将进攻雒城移至夺取绵竹之前，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有意将庞统之死提前，以便诸葛亮及早入蜀，指挥夺取益州的战斗（历史上诸葛亮是在庞统协助刘备包围雒城以后才与张飞、赵云等溯江入蜀，分定郡县，然后与刘备共围成都的）。到了第117回写“邓艾偷度阴平”，邓艾夺取江油以后的进军路线则是涪城－绵竹－雒城－成都，与史实和地理都完全相合。前后对照，说明罗贯中不是不知道取蜀的正常路线，不是时而糊涂时而明白，而是为了情节的需要，有意改变了刘备的进军路线。
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应该从作者的创作思想、情节艺术的角度来解释，不同于一般的地理错误。如果根据这些错误，就断定作者对某处地理不了解、不熟悉，未必恰当。
再次，部分地理错误属于传抄、刊刻之误，与作者本人无关，因而更不能作为判断作者籍贯的依据。
在讨论罗贯中籍贯问题时，刘世德先生力主“太原说”，曾连续发表几篇论文，其中的《罗贯中非东平人说――罗贯中籍贯考辨之二》一文，“从罗贯中的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中举出三个内证，再一次辨明他的籍贯确为山西太原，相反的，却不可能是山东东平。”③这三个内证是：（1）《水浒传》第36回写宋江由济州发配江州，途经梁山泊；而梁山泊“位于济州城之东北”，“按照当时的正常的走法，从济州城到江州，根本就不必经过梁山泊的地界。”所以，“如果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而又犯下这种常识性的错误，那是难以想象的。”（2）《水浒传》第23回写武松“是清河县人氏”，由沧州柴进庄院回清河，途经阳谷。实际上，清河位于沧州西南约350里，阳谷则在清河以南约210里，由沧州回清河，无需经过阳谷；而阳谷又隶属元代的东平路或明代的东平州。如果罗贯中是东平人，“他会对阳谷的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吗？他会认为，从沧州到清河，阳谷是必经之路吗？”（3）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曹操兴兵报父仇》则写道：“（曹）操领了圣旨，会合鲍信，一同兴兵，击贼于寿阳。”按诸地理，寿阳在今山西太原附近，曹操和鲍信在兖州境内攻打黄巾军，不应跑到山西去；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寿阳”当作“寿张”。罗贯中把“寿张”错写成“寿阳”，这也证明他“应为太原人，而不会是东平人或东原人。”
上述三个内证，前两个出自《水浒传》。由于罗贯中对《水浒传》的著作权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们目前不宜作为考证罗贯中籍贯的依据。于是，真正值得重视的乃是第三个内证。
需要辨明的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寿阳”，到底是否罗贯中本人写错了？刘先生指出：“由于《三国志演义》的几种版本在这里都一致刻作‘寿阳’，可知其来源实是作者罗贯中的笔误。”然而，李金泉先生核对了13种《三国》版本，却发现这一说法有误。他核查的结果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刻的叶逢春本《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中的《曹操兴兵报父仇》则，此处正作：“操领了圣旨，会合鲍信，一同兴兵，击贼于寿张。”作“寿阳”的版本有3种：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汤宾尹本；另有9种版本则作“寿春”。作“寿春”者均较晚出，显为传抄、刊刻之误，不必多说；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的区别呢？李金泉先生认为：“叶本和嘉靖本的关系应该是主干与旁枝的关系。叶本是主干，源于罗贯中《演义》原稿；而嘉靖本是旁枝，源于叶本系统的祖本。”④如果这一观点得到确认，就表明罗贯中原作此处正是“寿张”，没有写错，叶逢春本继承了这一点；而嘉靖壬午本则在传抄、刊刻中误为“寿阳”。这一错误，与作者本人无关，因而根本不能作为判断作者籍贯的依据。退一步说，即使嘉靖壬午本并非源于叶逢春本的祖本，而是更接近罗贯中原作，也有可能发生传抄、刊刻之误（此类情况甚多）；即使此处不误，那也很可能如周文业先生所分析的：“如果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他一定很熟悉山西地理，他应该知道寿阳就在太原附近，那么他怎么可能将山西的寿阳，写到山东去了呢？”因此，“即便认为‘寿阳’是罗贯中原作，也无法认为这个材料就支持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而不是山东东平人的观点。”⑤
由此可见，作品中的地理描写，情况相当复杂；根据这种描写来考证作者籍贯，必须十分谨慎，不可简单从事。
二、方言使用与作者籍贯
多年来，人们常常把研究小说中的方言使用视为考证作者籍贯的另一有效途径。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名著（特别是《金瓶梅》）的研究中，这类考证颇为常见。这里的思维逻辑是：作者是某地的人，当然应该熟悉那里的方言，并在作品中反映出该地方言特色；因此，弄清了作品的方言特色，便可推断作者为某地人。这样的思维逻辑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在相当多的时候，它却可能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首先，作为考证依据的方言，必须严格鉴定，确认其真正是独具特色的，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某些“方言”，甲地用，乙地用，丙地也用，只能算是“广义”的方言，如语言学上通常划分的“北方话”、“吴语”、“粵語”、“客家话”等“地区方言”，或者一般人所说的“四川方言”、“陕西方言”、“河南方言”、“山东方言”等等，虽然也很有研究价值，却不是此处所说的严格的“地点方言”，不宜作为考证作者籍贯的依据。
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为了证明罗贯中祖籍为今山西清徐，从《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中找出一些词语（以《三国》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词语”⑥。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词语，就等于“清徐方言词语”，就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这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逻辑是混乱的。其实，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所谓“清徐方言词语”，大多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语。试看几例：
例一，“拽”，意为“拉”，“扯”，作者举《三国》中的“大力拽折了鹊画弓”，“令人拽起吊桥”为例。同样，《水浒传》中有：“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第10回）；“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满满地，望杨志后心飕地一箭。”（第13回）《西游记》中有：“取过弹弓拽满”；（第6回）“被他拽开步，团团赶上。”（第14回）《金瓶梅》中有：“女人拽门下了帘子。”（第3回）“婆子一面把门拽上，用索儿拴了。”（第4回）《红楼梦》中有：“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第4回）“平儿会意，忙拽在袖内。”（第21回）……
例二，“甚”，意为“什么”，作者举《三国》中的“曹操问曰：‘夫人姓甚？’”“玄德问曰：‘有甚紧事？’”为例。同样，《水浒传》中有：“你是甚人？”“来俺庄上有甚事？”（第2回）《西游记》中有：“你不在前边去睡，却来我这后边作甚？”“有甚祸事？”（第2回）《金瓶梅》中有：“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有甚难见处？”（第1回）《红楼梦》中有：“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第1回）……
例三，“真个”，意为“真的”，作者举《三国》中的“孔明说罢，触动玄德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为例。同样，《水浒传》中有：“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真个了得。”（第2回）“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第3回）《西游记》中有：“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第1回）“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第3回）《金瓶梅》中有：“真个难得这等人！”（第3回）“真个有这等事？”（第5回）《红楼梦》中有：“真个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第38回）“说着真个回去了。”（第44回）……
上举这几个词，在不同籍贯的作者的作品中都在频繁使用，没有一个是只有清徐人才使用的“地点方言”。至于他们举出的“宾服”、“杀”、“量”、“识破”、“应承”、“掇”、“夜来”、“阴凉”、“俺”、“问”、“佯”、“好歹”等词，不仅都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而且相当一部分至今仍在全国的广大地区使用，特别是在北方的多个省市区使用，决非清徐县独有的“地点方言”。既然如此，又怎能凭借它们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呢？
类似现象，在《金瓶梅》作者的讨论中表现似乎更为突出。同样一些词语，张三说是甲地方言，李四说是乙地方言，王五则说是丙地方言；于是作者可能是甲地人，也可能是乙地人，又可能是丙地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原因就在于有的研究者对其所依据的方言未作严格的鉴定，并未真正确认这些方言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而是带着主观印象来推断，这在概念上是含混的，逻辑是不严谨的，自然难以服人。
其次，如同本文第一部分第一点所说，作者的籍贯与其实际生活的地区常常并不一致。因此，有的原籍在某地而实际上未在该地长期生活的作家，可能并不熟悉该地方言；反之，一些长期生活于某地，熟悉该地方言的作家，却并非该地人。所以，即使当代研究者对作品中使用的方言作了严格的鉴定，真正确认这些方言确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也不宜简单地断定作者一定是该地人（籍贯为该地），而只能说作者可能在该地生活了较长时间，也可能即该地人。
中国现代作家中，固然有善于运用家乡方言的北京作家老舍、山西作家赵树理这样公认的文学语言巨匠，但也有许多作家属于另外的情况。丁玲、周立波均为湖南籍作家，但他们在解放区长期工作、生活，怀着巨大的热情，有意识地深入群众，分别写出了反映河北地区土地改革和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相当熟练地运用了河北和东北的地区方言（是否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姑且不论）。如果仅从作品的语言风格来判断，能说他们分别是河北人和东北人吗？反过来，又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湖南籍贯吗？
笔者原籍安徽庐江，却生于重庆。除在襁褓中随父母回过一次家乡外，我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重庆市区度过的；大学毕业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在今重庆辖区、成都市工作。因此，我对亲戚们讲的安徽话只能基本听懂，但不会说；而对重庆话、四川话，却非常熟悉，能够运用自如。尽管如此，在正式场合，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我历来都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是安徽庐江人。那么，能否因为我不熟悉安徽方言，就否定我的安徽籍贯呢？不能。能否因为我可以熟练使用重庆、四川方言，就硬说我的籍贯是重庆或四川呢？也不能；只能据此判断我在重庆、四川生活了较长时间，比较熟悉这里的方言。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重庆、四川方言”，还是较大的地区方言，其使用范围除了重庆、四川的五十余万平方公里，还包括其部分邻近地区，其间又有若干各具特色的“地点方言”，需要仔细辨析。即使是重庆籍、四川籍，而且熟悉本地方言的作家，如果无法判定其使用的具体地点方言，也难以判定其为重庆某地人或四川某地人。
古代作家的籍贯意识比现代人强得多，其籍贯与实际生活地区脱节，从而导致籍贯与其日常运用的语言脱节的现象也就更容易发生，我们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再次，必须看到，崇尚统一的民族文化心理，使汉族长期保持着文字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历史上多次的人口大迁徙，则使各地方言互相交流，互相吸收；而通俗小说与一些地域性很强的地方戏、地方曲艺有所不同，需要适应不同地域读者的阅读需要。因此，除了近代的《海上花列传》这种有意用方言写成的个别作品之外，大多数古代通俗小说作品，使用的都是当时的通行语言，方言的色彩并不突出，因而不同地域的读者都能看懂。即使其中用了一些区域性的方言，在全书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对这些方言，不仅要考虑上面论述的两点，还要考虑各地方言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影响；此外，还应注意作家学习和运用不同地域方言的才能。所以，不应过分夸大方言的识别作用。如果只是在作品中找出若干方言例证，既未穷尽书中方言的全部，也未对它进行严格的鉴定，便率尔宣称它是某地方言，进而断定作者为某地人，那是很容易出错的。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长期以来流行的观点是“吴承恩说”。此说出自清代中叶的淮安人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其主要论据有两点：其一，吴承恩“敏而多慧”，“复善谐谑”，而天启淮安府志的《艺文志·淮贤文目》中正好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一目。其二，书中多淮安方言，“出淮人之手无疑”，吴承恩正符合这一条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的权威学者鲁迅、胡适均采用了这一观点。此后，多数学者又接受了鲁迅、胡适的论断。于是，“吴承恩著”便成为整个二十世纪《西游记》作者问题的主流观点。然而，这两条论据均非铁证。其一，在明代中后期的文人中，“敏而多慧”，“复善谐谑”者不乏其人，这决非创作像《西游记》这样的长篇小说杰作的充分条件。其二，说者特别强调的“书中多淮安方言”，其实并不可靠。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吴玉搢等人说书中多淮安方言，却并未举出实例；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学者沿用此说，也极少有人举出实例；个别学者举了少数例证，却并未证明它们是只有淮安人才使用的“地点方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章培恒先生对“吴承恩说”作了全面而有力的质疑。就方言问题而言，他指出：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⑦。我在《〈西游记〉作者补论》一文中也补充指出：“我在校注时发现，《西游记》的语言，总的说来是明代白话小说的通行语言，其中杂用南北方言，很少有专属性的‘淮安方言’。随便举些例子：‘耍子去耶’，‘浑然象个人家’，‘大造化，我们都进去住’，‘不当人’，‘一发不敢抛弃’（第1回）：‘一般有九窍四肢’，‘把我们俱闪在这里’，‘被那厮抢了我们家火’，‘你们见他怎生打扮’（第2回）；‘却不趁心’，‘若有可意的，索性送我一件’，‘聒噪、聒噪’，‘日逐腾云驾雾’（第3回）；‘这厮恁的神通’（第4回）；‘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不期到家无暇’，‘老大无礼’（第5回），这些划线的词语，在明代小说中是南北通用的。而一些罕见的词语，如‘嘈人：因缺乏油水使人产生吃不饱的感觉’（第27回），‘斗：凑；拼凑’（第28回），‘恶躁：可憎’（第36回），‘撒：方言，像拖鞋一样穿’（39回）等等，至今仍在四川、重庆等地使用。这样一来，书中的方言问题，甚至突破了吴语区的范围。”⑧由此可见，说《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并不成立，以此来断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也就并不可靠了。
从古代小说研究的实践经验来看，作品使用方言的问题非常复杂，根据方言来判断作者是非常困难的，以往已经有过若干失误的教训，对此必须十分谨慎。
三、民间传说与作者籍贯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籍贯时，把民间传说也当作重要的依据。对此更应持科学的分析态度。
众所周知，古代小说与民间传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名著，都从民间传说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又影响和衍生出许许多多新的民间传说。因此，认真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这种关系，主要包括题材的演变、故事情节的因革、审美观念的发展、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而很难落脚于作家生平籍贯的研究。然而，当代一些研究者却企图从某些民间传说中寻找小说作家的行踪。针对这种意图，我想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必须对相关的民间传说予以准确的时间定位：究竟是小说创作之前的，还是小说完成之后的。如果是小说创作之前就有的，还应对这些传说加以准确的地域定位，然后探讨它们对小说作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是小说完成之后出现的，那么，主要应当探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小说的影响，以及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的民间传说并未受到小说的直接影响，而是来源于某些早期传说。如果混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传说，把晚近的传说当作考证的依据，那就颠倒了因果关系，其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根据“施耐庵故乡兴化白驹一带，流传着‘罗贯中是太原东关厢人，是票号老板的儿子’的传说”，来证明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显然是对《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太原人”一语的想象性补充；有人因为山西某地有《水浒》中的白胜曾在那里卖酒的传说，便断定罗贯中曾经到过那里，却忘记了白胜原本是小说虚构的人物，小说分明写他是在山东济州卖酒的。这样的传说，出现得很晚，只是《三国》、《水浒》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而绝非考察罗贯中籍贯经历的证据。
第二，更重要的是，作家籍贯与民间传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早在1987年，我就曾经指出：“民间传说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却因历代群众的加工、改铸和附会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往往与事物的原貌差距很大；还有许多传说则是完全没有史实的虚构。因此，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⑨例如，历史上的吕布，本是东汉末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人，《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和《后汉书·吕布传》都有明确记载；而王允为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祁县）人；由于五原郡和太原郡均属并州，故“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而当代山西却有民间传说，称吕布为山西定襄人，显然是由于把“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一语误解為二人系“山西老乡”所致。再如，《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完全是宋元以来通俗文艺虚构的产物，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以貂蝉為主角的“美人计”；然而，当代山西却有民间传说，称貂蝉与吕布一样，也是山西定襄人，显然是受上述关于吕布传说的影响；陕西则有传说称“貂蝉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貂家谷沟人”；而早在元代，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貂蝉自述身世，便说自己是“忻州木耳村人氏”。对此，我曾解释道：“既然貂蝉是虚构人物，通俗文艺叙述其籍贯、经历等自然有较大的随意性。”⑩这三种说法，正体现了民间传说的流动性、变异性和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如果根据它们来考证貂蝉的籍贯，岂非荒唐？如果再进而根据这类传说来考证罗贯中的籍贯，又有什么可靠性？
由此看来，想通过民间传说来考证小说作者的生平籍贯，尽管出发点可以理解，却很容易带上主观性、片面性，并非具有坚实基础的研究途径。
上述三个问题，只是笔者近年来感触较深者。实际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表现。我历来主张，研究作家的生平思想，应当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各方面的资料，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综合研究，充分估计、平等对待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果暂时得不出公认的结论，宁可诸说并存，继续进行平等而友好的探讨。如果偏执一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综合上面的论述，笔者恳切呼吁学界同行：在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籍贯的研究中，在更多的文学史课题的研究中，我们既要积极地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又要清醒地认识各种思路和方法的“适用边界”；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持之有故”的见解，又要尊重并善于吸收他人的不同意见，勇于纠正自己认识上的偏差，弥补自己的不足。总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多一点辩证思维！
注释：
原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1期
发布日期：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