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长期以来，在《三国演义》的众多人物形象中，除曹操之外，人们主要致力于对刘蜀集团人物的研究；而在刘蜀集团人物中，研究最多的则是诸葛亮、关羽、刘备、张飞等创业和立国阶段的人物。这与《演义》的整体构思相合，因而是合理的。不过，对刘蜀后期人物关注过少，毕竟还是一个缺点。本文特拈出其中几个重要人物，略加论析。
一、阿斗——庸主的典型
《三国演义》中的蜀汉后主刘禅（乳名阿斗），在位四十一年（223－263），先有千古名相诸葛亮主持大局，后有蒋琬、费祎、董允、姜维等文武贤臣尽心辅佐，但他却一直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后来竟让宦官黄皓专权，朝政日益腐败，终于将大好河山拱手让人。与他那位弘毅坚韧、百折不挠的枭雄父亲相比，这位亡国之君实在让人看不起，“扶不起的阿斗”便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一句定评。
不过，人们在抨击、嘲笑刘禅的时候，往往出自对诸葛亮的追思、对蜀汉的悲悼，情绪宣泄多于理智评判。如果对具体的历史作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也许会对刘禅的性格和命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诚然，刘禅非常“笨”，但并非一无是处。衡量一国之君的好坏，不是看其个人才干如何，而主要应看两条：其一，国家是否安定，政治是否清平；其二，君臣关系是否正常。梁武帝博学多通，才华出众，但赋敛苛重，忠奸不分，晚年佞佛，一手造成侯景之乱，以致黎民涂炭，自己也被饿死，实在难逃昏君之责；隋炀帝天资聪颖，文武兼备，但穷奢极侈，横征暴敛，滥杀大臣，导致天下大乱，更是不折不扣的暴君。刘禅作为一国之君，最大的毛病是“平庸”，无所作为；最大的优点则是“安于君位”，没干什么突出的坏事。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他的表现还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
就内政而言，曹魏后期，自司马懿于正始十年（249）正月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独揽大权以后，屡次发生反对司马氏的激烈斗争：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谋立楚王曹彪，以抑制司马懿，司马懿讨王凌，王凌自杀，曹彪被“赐死”；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张缉谋诛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代之，事泄被杀，不久，司马师废少帝曹芳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率兵攻之，毌丘俭兵败被杀，文钦奔吴；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称臣于吴，司马昭挟持魏主曹髦及太后，率大军往攻，直至次年二月才攻破寿春，诸葛诞被杀；甘露五年（260），魏主曹髦亲率殿中宿卫僮仆讨司马昭，司马昭命亲信贾充率兵迎战，杀害曹髦，另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十余年间，真是内乱不已。孙吴后期，政治也很混乱。特别是末帝孙皓在位的十六年间，骄奢淫逸，穷凶极恶，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全国人口不过二百几十万，而他的后宫竟达五千余人!致使吴国迅速衰落，将士离心，百姓贫困，怨声载道；西晋大举伐吴之前，国内已有多处起义和兵变。相比之下，刘禅在位四十一年，虽然后期内政日渐走下坡路，但政局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平稳。
就君臣关系而言，曹魏后期，司马氏靠政变上台，又以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垄断权力，其与曹魏皇室之间，全无信义可言：架空少主，威逼太后，两度废立，甚至悍然杀害皇帝，血溅宫廷；而被害的魏主曹髦则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1〕吴国末帝孙皓在位期间，对大臣视若仆隶，任意残害：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定策迎立他为帝，仅仅四个月后，他就杀了二人，可谓恩将仇报；右丞相万彧在他为乌程侯时即与之交好，最早建言迎他为帝，却因进谏被责而自杀〔2〕；中书令贺邵屡次进谏，引起他不满，邵中风，口不能言，被他怀疑装病，拷打得体无完肤，终被杀害；侍中韦昭有良史之才，因撰写《吴书》时坚持据实而书，竟被下狱，亦遭杀害〔3〕……他杀人还常常花样翻新：或锯人之头，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4〕。如此兽行，自然使君臣关系极其紧张。相比之下，刘禅在位期间，与大臣的关系显然要好得多。
历史上刘禅的在位期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即诸葛亮辅政时期（223－234）；中期，即蒋琬、费祎执政时期（234－253）；后期，即黄皓由干政到专权时期（253－263）。在这三个时期中，刘禅基本上能守君道，优礼大臣；即使后期昏庸日甚，也几乎未见残害大臣之事。
在诸葛亮辅政时期，刘禅严格遵循父亲“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遗训，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5〕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在封建时代并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不仅如此，诸葛亮逝世后，他仍追思不已，九年之后，又招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为驸马。至景耀六年（263）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6〕这证明他确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云：“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能够如此，堪称千秋楷模；而从刘禅的角度来看，能让诸葛亮“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也很值得赞许。
蒋琬总统国事时，刘禅当皇帝已有十二年，早就可以自己作主了；但他并不独断专行，对蒋琬、费祎这两位执政大臣仍然十分尊重。蒋琬从延熙元年（238）出屯汉中，到延熙九年（246）卒于涪城（今四川绵阳），在外达八年之久；费祎从延熙八年（245）起，两度出屯汉中，后又驻扎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直至延熙十六年（253）被刺，在外时间也长达六年。然而，“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7〕在此期间，协助蒋琬、费祎执政的董允忠直敢言，对刘禅的一些不合理要求敢于劝阻；刘禅虽然不太高兴，对他却颇有几分敬畏。如果换一个皇帝，很可能会蛮横拒谏，而董允则可能早就被罢官，甚至下狱或被杀了。
蜀汉的最后十年，宦官黄皓由干预政事发展到专权乱国，这是刘禅的一大过失。不过，这一时期，还不全是奸臣当道，刘禅也用了一些忠臣、贤臣。此时蜀汉的最高官员是大将军姜维，他连年北伐，刘禅都没有猜忌阻拦，没有派人去监视，更没有因其几次兵败而将他撤职囚禁乃至杀头。姜维率兵在外，朝中实际执政大臣先后为陈祗、董厥、樊建、诸葛瞻等；除陈祗与黄皓内外勾结，助其干预政事之外，其余几人均可称忠臣。然而，他们对刘禅的过失却很少谏阻，对黄皓也未加抑制或惩戒。所以，对黄皓的专权乱国，他们也不能完全辞其咎。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在绵竹战死前就曾长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8〕
说到蜀汉的灭亡，首先是因其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腐败，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人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也并非毫无干系。——尽管他们忠于蜀汉，却无法挽回亡国的命运。
总之，作为亡国之君，刘禅被抨击、被嘲笑是应该的；但他还不同于汉桓帝、汉灵帝之类的昏君，更不是隋炀帝、梁太祖（朱温）之类的暴君，而是一个既无雄心又无能力，无法承担守成重任的庸主。
《三国演义》对刘禅很少正面着笔，仅仅通过虚构的“安居平五路”、“听信流言召回诸葛亮”、“听信谗言召回姜维”等情节，以及“对姜维请诛黄皓不以为然”、“仓皇出降”、“乐不思蜀”等来自史实的情节，便把这位庸主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二、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
读《三国演义》，许多人都把姜维当成了诸葛亮的接班人。这个印象，并不准确。
诚然，姜维一直深得诸葛亮赏识。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首次北伐，姜维归附，诸葛亮即任命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并写信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称赞道：“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其人，凉州上士也。”〔9〕此后几年，姜维屡从征伐，到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病逝前，已经晋升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不过，由于姜维归附较晚，功业、威望均有不足，尽管诸葛亮对他期望甚殷，予以重点培养，却不可能直接把他选为接班人。
那么，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是谁呢？是蒋琬和费祎。《三国志·蜀书·蒋琬传》明确记载道：“（诸葛亮临终前）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蜀书·杨戏传》载其所作《季汉辅臣赞》，裴注引《益部耆旧杂记》云：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后主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李福问：“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回答：“君所问者，公琰（蒋琬的字）其宜也。”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任者？”诸葛亮回答：“文伟（费祎的字）可以继之。”正因为如此，在诸葛亮逝世，杨仪统率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即任命蒋琬为尚书令（东汉以来，尚书令均负责处理朝廷日常政务），总统国事；“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次年（建兴十三年，235）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10〕，使之正式成为蜀汉的最高官员（诸葛亮死后，蜀汉不再设丞相）；费祎则晋升为尚书令，为蒋琬助手。
蒋琬（？－246），字公琰，零陵湘乡（今湖南湘乡）人。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武陵、零陵、长沙、桂阳等江南四郡，年轻的蒋琬归附了刘备，后随从入蜀，曾任过广都（今四川双流）长。诸葛亮非常赏识蒋琬，称他为“社稷之器”，先后任命他为丞相东曹掾（主管二千石长吏及军吏的任免升迁）、参军、留府长史。诸葛亮北伐期间，他留守成都，保证了兵员和粮饷的供应，进一步得到诸葛亮的推重。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后主刘禅遵从诸葛亮的遗志，任命他为尚书令，总统国事；此后，又由大将军一直晋升到大司马。在蜀汉政权面临重大考验之际，他从容自如，妥善应对，迅速安定了人心，稳住了政局，使蜀汉国力有所恢复。延熙元年（238），他出镇汉中，伺机伐魏。六年（243），还镇涪县（今四川绵阳）。三年后病卒，谥为“恭侯”。因其原籍零陵早已成为东吴地盘，遂安葬于涪县，其墓至今尚存于绵阳市西山。
历史上的蒋琬，稳重沉静，秉承诸葛亮的治国方针，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军事上，他清醒地认识到魏强蜀弱的现实，珍惜国力，徐图进取，决不轻举妄动。执政十二年，除了派姜维率领偏师攻袭曹魏凉州，以及延熙七年（即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进犯汉中时调兵抵御之外，他基本上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从而舒缓了民力，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良好效果。他为人豁达开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东曹掾杨戏性情简傲，与蒋琬说话不大恭敬，“琬与言论，时不应答。或欲搆戏于琬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诫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督农杨敏曾经指责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按：指诸葛亮）。”有人要惩办杨敏，蒋琬却泰然自若地说：“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11〕后来杨敏因事下狱，许多人担心他会被处死，蒋琬却秉公论断，使杨敏得免重罪。因此，蜀汉臣民普遍敬重蒋琬，把他视为贤相。论政绩，论品格，蒋琬不愧为诸葛亮的接班人；论历史地位，他应该高于姜维；而要论判断形势的正确和处理国政的得当，他更是明显高出姜维一筹。
费祎（？－253），字文伟，江夏鄳县（今河南信阳东北）人。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为黄门侍郎，迁侍中，为诸葛亮所器重。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董允总摄宫中之事。后调他为参军，先后迁中护军、丞相司马。诸葛亮曾屡次派遣他出使孙吴，他与孙吴君臣交往，气宇轩昂，言辞得体，赢得孙权尊重，曾以宝刀相赠，从而有效地巩固了蜀汉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诸葛亮病逝后，他与姜维协助杨仪，率领蜀军安全撤退，转任后军师。不久晋升为尚书令，作为大将军蒋琬的助手，负责处理日常政务。他为人宽厚，才识过人，处事敏捷干练，深受同僚敬佩。延熙六年（243）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与大司马蒋琬共同执政，后又兼领益州牧。蒋琬逝世后，他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延熙十一年（248）出屯汉中（今陕西汉中地区），后移驻汉寿（原名葭萌，今四川广元市昭化镇）。延熙十六年（253）正月，为庆祝岁首（春节），他在府中宴请宾客，欢饮沉醉，竟被魏国降人郭脩刺死〔12〕。因其家乡当时为曹魏地盘，遂就地安葬，其墓至今犹存。
在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董允也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董和之子。董和在刘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执法严谨，为政清廉，深得民众拥戴。刘备夺取益州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负责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刘备当时的主要官衔）府事务。他勤于国事，为人坦诚，事有不妥，能与诸葛亮反复磋商，深得诸葛亮称赞。董允继承家风，年轻时即与费祎齐名。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迁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费祎总摄宫中之事。不久，费祎调任丞相参军，董允迁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由于郭攸之性格温顺，而董允忠直敢言，谏诤后主过失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在他的肩上。他“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益严惮之。……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13〕延熙七年（244），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与蒋琬、费祎并为蜀汉重臣。延熙九年（246）卒。此后，陈祗为侍中，与黄皓内外勾结，千方百计讨好后主，黄皓才开始干预政事，进而逐步专权，使朝政日非，终至亡国。因此，蜀汉民众无不追思董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董）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
蒋琬、费祎连续执政达十九年之久，占了蜀汉四十三年历史的将近一半，构成蜀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然而，《三国演义》对这一重要时期却一笔带过，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尽管罗贯中在《演义》第105回中写到刘禅“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按：蒋琬未任丞相，《演义》有误），却基本上没有描写蒋琬的政绩。对于费祎、董允，更缺乏正面描写。第107回写到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夏侯霸投奔蜀汉后，姜维欲借机伐魏，“尚书令费祎谏曰”云云，似乎费祎位在姜维之下，更不准确。此时（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费祎为大将军，而姜维为卫将军，位在费祎之下。由于《演义》在内容安排上轻重失当，具体描写又时有不确之处，而绝大多数读者并未读过史书《三国志》，以致许多人竟不知道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无力回天的悲剧英雄——姜维
在《三国演义》写到的蜀汉后期人物中，姜维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姜维就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
姜维（202－264），字伯约，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人。原为魏国中郎（《三国演义》误为“中郎将”），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首次北伐，姜维归蜀，诸葛亮即任命他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时年二十七。从此深受诸葛亮信任，屡从征伐。后迁中监军、征西将军。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他任辅汉将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六年（243），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247）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十九年（256）进位大将军，成为蜀汉最高官员。
尽管姜维并非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但却是继承诸葛亮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遗志最为坚决的一个。从延熙十二年（249）起，他先后八次伐魏。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这八次北伐是：第一次，延熙十二年“秋，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不克而还。将军句安、李韶降魏。”第二次，延熙十三年（250），“姜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第三次，延熙十六年（253），“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第四次，延熙十七年（254），“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第五次，延熙十八年（255），“夏，（姜维）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却住钟题。”第六次，延熙十九年（256），“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第七次，延熙二十年（257），“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第八次，景耀五年（262），“姜维复率众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姜维“九伐中原”，不当。其一，姜维历次北伐，进攻方向都是曹魏的陇西地区，并非“中原”；其二，姜维第八次北伐退兵后，仅在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屯田，并未第九次出兵。
综观姜维这八次北伐，除了第四次“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为蜀汉增加了一点人口，第五次大破曹魏雍州刺史王经，旋因魏征西将军陈泰来援而退兵外，其他几次，要么劳而无功，要么兵败而还（第六次甚至是大败），可谓败多胜少。
《三国演义》从第107回到115回，以主要篇幅描写了姜维的八次北伐。与史实相较，《演义》对历史上姜维的第二次、第四次北伐未予叙述；而《演义》所写的六伐（与邓艾、司马望斗阵法，大破之）、七伐（借魏将王瓘诈降之机，将计就计，诱邓艾来劫粮草，将艾包围，艾弃马爬山而逃）则纯属虚构；写其他几次北伐，也有虚构成分（如二伐时包围司马昭于铁笼山，八伐时虽败而不退，暗袭祁山，打败邓艾）。尽管《演义》的描写注意维护了姜维的形象，但读者仍会强烈地感到他力不从心，收效甚微。
为什么姜维八次北伐难获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他提供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三国之中，蜀汉本来就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到了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贪图享乐；宦官黄皓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朝政腐败，百姓疲惫，以致“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14〕。蜀汉灭亡时，总共只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如此少的人口，却要供养十万二千军队、四万官吏，老百姓的负担该是多么沉重！仅就这一点而言，蜀汉政权已经无法维持。国势如此衰微，姜维却不明大势，只凭一厢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这样，不仅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胜利，而且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在此期间，吴国先后经历了废立太子、孙权逝世、诸葛恪被杀、孙峻孙綝专权、少主孙亮被废等大事，虽曾几度攻魏，但均遭失败；孙休在位期间，先是诛灭权臣孙綝，继而忙于处理内政，更无法有效地组织对魏国的进攻，与姜维配合。因此，等司马氏巩固了自己在魏国专权的地位以后，蜀汉最先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蜀汉景耀六年（263），即姜维第八次北伐之后仅仅一年，司马昭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分兵三路，大举攻蜀。姜维与张翼、廖化、董厥等坚守剑阁，遏制了钟会大军。但邓艾偷度阴平，奇袭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又在绵竹（今四川德阳黄许镇）击破诸葛瞻军，直逼成都，后主刘禅仓皇投降。在腹背受敌、政权覆灭的形势下，姜维率军诈降钟会，欲利用魏军内部矛盾，使邓艾杀卫瓘，钟会杀邓艾，杀魏军诸将，然后杀钟会，乘势恢复蜀汉政权。然而，尽管钟会手握雄兵，企图割据自立；但因违背历史潮流，不得人心，加之事机泄露，反被众将所杀。姜维无力回天，悲愤而死，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平心而论，若论在蜀汉政权中的作用，论历史地位，蒋琬、费祎都高于姜维。然而，蒋琬、费祎执政期间没有令人目眩的创造，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一切都那么平平和和，顺顺当当；这虽然在当时受到国人的好评, 但在后人看来，却似乎不如长年驰驱疆场，浴血奋战的姜维那么富于传奇色彩。蒋琬因病而死，费祎意外被刺，其结局也不象竭力救亡图存，不幸事败被杀的姜维那样充满悲剧情调。从文化心理来说，人们更崇拜轰轰烈烈的英雄：既崇拜所向无敌的胜利英雄，也崇拜慷慨赴死的失败英雄。因此，后代的民间艺人们总是乐于渲染姜维的功业事迹。罗贯中继承了这种文化心理， 加之他重在叙述三国的征战史、兴亡史，因此，他虽然在《三国演义》第105回中写到刘禅“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按：蒋琬未任丞相，《演义》有误），却基本上没有描写蒋琬、费祎的政绩，而径直把姜维写成了诸葛亮事业的继承者。此后六百多年来，由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和根据《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的反复说唱，使得一般老百姓都熟知姜维，却不大知道蒋琬、费祎。这样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似乎都有，很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发布日期：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