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近年来，随着三国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三国演义》研究的长足进展，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三国文化”一词。然而，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并未予以明确的界定。1991年11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外学者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仍未进行深入而集中的讨论，但初步提出了两种观点：有的史学家站在传统史学的角度，认为“三国文化”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我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加以观照，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
经过几年来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下面略加论述。
一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 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
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是有其科学内涵和科学价值的。历史上的三国时期（通常包括从184年黄巾起义到220年曹丕代汉的东汉末期或“前三国时期”），在文化上充满了变革与创新，可谓英才鳞集，俊士云蒸，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
哲学方面。由于天下大乱，王纲解纽，封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自西汉形成的儒学独尊的一统天下已被冲破，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哲学思想最为活跃的局面：道学创立，佛学传播，玄学勃兴，各种理论、各种学派互相争辩，此消彼长，其深度和广度虽然不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几大学说，也没有出现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那样杰出的思想家，但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觉醒和社会风气的改变，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文学方面。建安诗歌响遏行云，佳作迭出，三曹七子比肩而立，气势文采各见其长。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均系广为传诵的名篇；蔡琰的《悲愤诗》摧肝裂肺，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情韵深远，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一时期的散文以通脱质朴为胜，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直言不讳，诸葛亮的《出师表》情辞恳切，均可见其性情。这一时期的赋则以抒情小赋见长，王粲的《登楼赋》、祢衡的《鹦鹉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等，均为情真意切的上乘之作。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较大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特别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建安风骨”（或称“建安风力”），更是倍受推崇，享誉千载，成为后世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面旗帜。
艺术方面。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有了长足进步，钟繇的楷书艺术，曹不兴的人物画像，蔡琰、嵇康的琴曲等等，都早已名垂千古。
史学方面。随着官府对史学的垄断的打破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私家著史之风盛极一时，修史的态度、方法都有所变革，出现了荀悦、鱼豢、谢承、韦昭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为后来的《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华佗的针炙术和麻沸散、马钧的指南车和翻车、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等等，均堪称千古奇迹。
上述种种，人们已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可以肯定，历史学意义的“三国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二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
政治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承先启后的阶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纷纭复杂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魏、蜀、吴三国的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及诸葛亮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审时度势、内政外交、识才用才等方面，对后人极富启迪意义。在制度建设上，这一时期确立的三省制、州郡县三级政区制、九品中正制等等，对后世影响极大。
军事方面。这一时期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乃是中国军事史上的杰出范例；诸葛亮平定南方之举、邓艾灭蜀之役、西晋灭吴之战，亦各见其妙。瞬息万变的征战杀伐，孕育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韬略计谋，一直被后人效法和吸取。实战的需要，使军队编制、人员装备、军事技术等有了新的进步。
经济方面。在三国鼎立形成以后，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纺织、冶金、盐业、交通、航运等等，或取得新的经验，或有了较大发展。曹魏的屯田制、蜀汉对丝绸业的振兴、孙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生产力的发展，既是消除分裂，实现重新统一的内在要求，又为重新统一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有的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还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们认识和发掘，这里不拟多加阐说。毋庸置疑，历史文化学意义的“三国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样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三
上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虽然范畴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问题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认为“三国文化”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只是对“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广狭不一而已。尽管它们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够的内容可供研究，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历史依据；然而，对于许多实际存在的三国文化现象，它们却难以作出完整的说明。这就需要谈到第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了。
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不过，对于“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一语，我想略加补充，改为“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比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就拿人们熟知的“诸葛亮崇拜”现象来说吧。历史人物诸葛亮，确实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军事家，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在当时极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许。不过，客观地说，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当有限的，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数千年中国史上超过诸葛亮的政治家、军事家至少可以举出几十个；然而，要论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武周公姜尚管仲也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罢，谁也比不上诸葛亮。原因何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民间传说故事的世代讲述，由于唐、宋、元通俗文艺的多方刻画，特别是由于《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由于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反复渲染和广泛传播，才使诸葛亮的形象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美好，家喻户晓，倍受热爱。这样的诸葛亮形象，与历史人物诸葛亮虽有联系，但已有了很大距离。正是由于文学艺术对史实的融合、改造和创新，由于广大民众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渗透，使诸葛亮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再看风行海内外的“关羽崇拜”现象。历史上的关羽，号称“万人敌”，确是一员虎将、勇将或名将；然而，他还算不上军事家。就历史功绩而言，历代超过他的名将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统帅郭子仪，功劳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关羽的地位却凌驾于所有武将之上，在清代还高于诸葛亮，甚至高于“万世师表”孔子。其原因，除了历代统治者的层层褒扬和极力抬高之外，《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故事的美化与渲染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人印象中的关羽的赫赫战功，相当大一部分，如“温酒斩华雄 ”、“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等，都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艺术品种，又不断地强化关羽的超人形象，各种宗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神化关羽。正是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把关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这样一个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实在相去甚远，只能用大文化的观点来诠释。
三国文化的宽泛性，也表现在众多的三国遗迹上。根据我的初步统计，全国至少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留存有三国遗迹，总数多达几百处。这些遗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少数由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如许昌的曹魏故城遗址、南京的石头城遗址和成都的刘备惠陵等墓葬。第二类，虽然出自三国历史，或与三国史实大致相符，但或多或少渗入了《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成都武侯祠，被公认为最有影响的三国遗迹，但它并非三国时期的旧物，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成汉时期的纪念性祠庙，以后历代又迭经兴革补充，我们今天看到的则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修；祠中人物塑像的设置介绍和有关陈列虽然基本上依据三国历史，但人物的造型、服饰、兵器则显然受到《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的影响。这类遗迹，在全部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类，虽有一点历史的因子，却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如四川广元被称为“汉将军关索夫人”的“鲍三娘墓”，经考古鉴定，确系东汉晚期墓葬，但关索和鲍三娘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的人物，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就很有代表性。第四类，出自对史实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例如江苏镇江的甘露寺始建于唐代，却因《三国演义》中“甘露寺相亲”的动人情节而被视为有名的“三国遗迹”；又如历史上的诸葛亮南征时并未进入永昌郡（治所不韦县，即今云南保山市），但当地却长期流传有关诸葛亮南征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建起了武侯祠，一千多年来屡毁屡建，至今犹存。四川、陕西、湖北、云南等省，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而形成的“三国遗迹”，随处可见。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期的遗迹 ”，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但却寄托了历代人民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灵变迁的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研究价值。
因此，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人们所说的“三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文化，它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也广泛传播。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分别提出了“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或称“关公文化”）、“《三国演义》文化”等命题，并运用大文化的观点对这些命题作了论述，有的论述还相当精彩。随着研究的发展，这些命题已经得到学术界许多同行的认可。它们在内涵上时有交叉，均可视为广义的“三国文化”的分支。
四
上述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每一个都可以分别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但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这三种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层递扩大其范畴。这个圆心，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的范畴，就是其发展、演变、吸纳、衍生的方方面面。这里当然不存在简单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问题，就象江河的源与流：万里长江，其源头只是几条纤细的小溪，但没有这源头便没有万里长江；然而，仅仅靠这几条小溪，而不融汇百川，也决不会形成浩浩长江，奔腾到海!所以，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其实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过于拘守传统的史学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种衍生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明确了这一点，在研究三国文化时经常感到的历史与文学既密不可分，又不断“打架”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实上，1991年11月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四川大学、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让来自史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与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共聚一堂，这本身就是对“三国文化”的宽泛性的肯定。同样，1993年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富阳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也是由《三国演义》研究专家、三国史研究专家和从事三国题材创作的艺术家共同出席。这雄辩地证明，文学研究者和历史研究者这两大方面军正在逐步会合于广义“三国文化”这面旗帜之下。这自然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强调指出：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今天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之旅、三国故事新编，等等，不仅是三国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对三国文化的丰富和补充。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种种诠释、研究和应用，同样也延续和发展着三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将伴随我们走向未来，再创辉煌……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1999年1月修订
发布日期：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