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沈伯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成都　610072）

　　摘要：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三点见解：（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关键词：《三国志》；《三国演义》；关系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叙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论著，每每涉及这一关系；但大多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其间不乏含糊之论。本文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主要提出三点见解：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其中，《通鉴纲目》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资治通鉴》，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并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姑且不列入比较范围。那么，在其余三书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义》情节的史料来源，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试看以下诸例：

《三国》情节	《三国志》（含裴注）	《后汉书》	《资治通鉴》	结论
第1回：装病诬叔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含裴注，下同）。
第2回：怒鞭督邮	《蜀书·先主传》记载，裴注引《典略》所记更详。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移花接木，将鞭督邮者由刘备改为张飞。
第4回：董卓废少帝，立献帝	所宣废立策文，见《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	《后汉书·灵帝纪》、《献帝纪》均不载此策，《董卓传》叙及此策，仅引一句。	据《后汉书·董卓传》。	依据《三国志》。
第4回：捉放曹	《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王沈《魏书》、《世语》。	未涉此事。	据《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世语》，未及杀吕伯奢家人事。	依据《三国志》。
第6回：孙坚得玉玺	《吴书·孙破虏传》注引韦昭《吴书》：“（孙）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袁术传》注引韦昭《吴书》：“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卷六十，初平二年：“（孙）坚进至洛阳……乃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	依据《三国志》。
第9－10回：犯长安	第10回写李傕、郭汜等索要官爵，与《三国志·董卓传》几乎全同。其中张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三国志》误，《演义》随之而误。	《后汉书·董卓传》：“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献帝纪》大致同。	《通鉴》叙述据《后汉书》，但张济官职写成“骠骑将军”。然而同册兴平二年又云：六月“庚午，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七月“丙寅，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前后自相矛盾。前记误。	依据《三国志》。
第13回：李傕、郭汜大交兵	《演义》写李傕侄李暹“用车二乘，一乘载天子，一乘载伏皇后，使贾诩、左灵监押车驾。”系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傕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于是天子一乘，贵人伏氏一乘，贾诩、左灵一乘，其余皆步从。”	《后汉书·董卓传》：“傕……即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未及贾诩、左灵。	据《后汉书》。	依据《三国志》。
第17回：借头欺众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　增饰。
第17回：割发代首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　增饰。
第18回：拔矢啖睛	《魏书·吕布传》：“建安三年，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夏侯惇传》：“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裴注引《魏略》：“军中号惇为盲夏侯。”	《吕布传》：“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	建安三年：“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为顺等所败。”	依据《三国志》而略有增饰。
第19回：白门楼斩吕布	《魏书·吕布传》：“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于是缢杀布。”	《吕布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据《后汉书·吕布传》。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20回：许田打围，关羽欲诛曹操	《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裴松之曰：“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肯从者，将以曹公腹心亲戚，实繁有徒，事不宿构，非造次所行；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23回：裸衣骂曹	未及此事。	《祢衡传》：“（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衡……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叁挝而去，颜色不怍。……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		依据《后汉书》而有所　增饰。
第29回：孙策之死	《吴书·孙讨逆传》：“先是，策杀（许）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裴注引《江表传》：“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未涉此事。	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初，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卒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丙午，策卒。”（据《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依据《三国志》。
第34回：马跃檀溪	《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

　　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些史书中，《三国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试以《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赤壁大战”为例。《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先看《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据此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刘备；虽然初战“不利”，但主要还是因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动地“引军还”，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云：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这里写明了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描写了曹军败退途中的狼狈状况；而发动火攻的，则是刘备方面，根本看不到东吴方面的作用。《蜀书·先主传》所记，与之有明显差异：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这里写明了是孙刘联军共同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过是其败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楚。《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然后交代结果：“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不清楚。而《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裴注引《江表传》对火烧赤壁的情景，叙述更为生动。这些记载，突出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和主导地位，突出了“火攻”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的记载，人们很难全面把握战役的始末和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这些零散的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充分发挥编年体史书的优势，对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不利――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首尾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起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尽管《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精彩情节，但那主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澜，却没有改变整个战役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进程。

　　同样，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元，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结构框架，主要也是由《资治通鉴》提供的（某些以虚构为主的情节，如“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演义》全书的叙事结构，从天下大乱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归晋，主要框架也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其次，《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①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象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②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种，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作出科学的评价。

注释：

①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

发布日期：200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