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摘 要：本文就有关《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辨析，明确指出：（1）谋略固然是《演义》极具光彩的重要特色，但《演义》的主要精髓，应该是“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2）“桃园结义”的核心价值，不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哥们义气；而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奋斗目标，应予基本肯定。（3）忠贞是诸葛亮的重要品格，但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自有其积极意义。
关键词：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帝王师
作者简介：沈伯俊，男，1946年生，汉族，安徽庐江人，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
长期以来，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吸引着海内外亿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众说纷纭，长盛不衰。
这里拈出人们议论最多，争论也较大的三个重要问题，略加辨析，谨供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参考。
一、《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吗？
《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
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的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周代以来三千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另一方面，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军师诸葛亮的“智”、大将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罗贯中的道德观。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罗贯中把刘备集团理想化而予以热情歌颂。另一方面，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不仅不忠于刘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作品对其恶德劣行的描写大多于史有据，并非有意“歪曲”；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对此不应作片面的理解，更不应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
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北伐，不屈不挠，死而后已……当然，对“忠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他的所谓“忠”，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甚至只是为某一集团的领袖卖命捐躯；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他的所谓“义”，用在政治原则上，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用在人际关系上，往往以个人恩怨为转移，但也常常指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真诚追求……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1]。
就这样，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坐标轴。罗贯中依靠这两大坐标轴，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二、“桃园结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三国演义》第1回写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时，刘备先后结识了张飞、关羽两位豪杰，三人情投意合，认识次日便举行了脍炙人口的“桃园结义”。
应该指出，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写道：“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同书《张飞传》也写道：“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这两条记载，只是说张飞把关羽当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随刘备，而刘备对他们也十分亲近，“恩若兄弟”；但并没有说三人正式结拜为兄弟。宋元以来，通俗文艺对“恩若兄弟”一语加以增饰渲染，逐渐形成“桃园结义”故事。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无名氏撰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正是在此基础上，罗贯中在《演义》中设计了“桃园结义”这一情节。由于它是“恩若兄弟”这个史实的合理延伸与发挥，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几百年来，影响极大，妇孺皆知。
说到“桃园结义”，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誓词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两句，以为这就是刘关张结义的核心价值。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化的认识，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这两句誓词，仅仅表示了忠于兄弟情谊的决心，却并未涉及结义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有谁会把“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当作结义的目标呢？因此，它决非刘关张结义的价值追求。
那么，“桃园结义”的价值追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三国演义》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誓词中的四句话：“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中的核心价值则是后面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正是这八个字，使得刘关张的结义具有了崇高的政治目标，使他们不仅与董卓集团那样害国害民的狐群狗党有着天渊之别，与袁术集团那样趁着乱世占山为王却不顾百姓死活的军阀判若云泥，也与形形色色以利相交的狭隘小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成为刘关张高高举起的一面正义旗帜，成为刘蜀集团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罗贯中将这八个字写入刘关张结义的誓词，使《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超越了一般通俗文艺，达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后世模仿“桃园结义”者甚多。满族领袖仿效“桃园结义”，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农民起义、民间结社、帮会组织也往往仿效结义的形式，宣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些人以某些帮会组织乃至黑社会也有这类言词为口实，指责《三国演义》影响不好，这是一种脱离作品实际、缺乏历史观念的皮相之见。结义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结义的目的是什么。“桃园结义”的目标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农民起义军也采用结义方式，为的是反抗封建统治，与黑社会岂能混为一谈？如果有人要拜把子干坏事，这就已经与“桃园结义”的目标背道而驰了，与《三国演义》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现代社会，同为社会团体、政党，也因其奋斗目标不同而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岂可一概而论？
可以说，对“桃园结义”的宗旨和核心价值的误解乃至歪曲已非一日，这至少是没有认真读书所致。但愿我的解说能帮助读者重视罗贯中写得明明白白的这八个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历史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时代，人际关系应以法治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的“结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不过，一个人，一个群体，如果能够牢记并且真正实践“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三、诸葛亮是“愚忠”吗？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在他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些人谈到诸葛亮的“忠”时，每每贬之为“愚忠”。我认为，这又是一种片面之见。
什么是“愚忠”？就是对国君个人盲目的、毫无原则、毫无主见、逆来顺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国君善恶如何，行事是非怎样，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怀疑，更不敢有任何违忤；即使国君荒淫残暴，滥杀无辜，也不敢谏阻指斥；哪怕毫无道理地杀到自己头上，也只知说什么“天子圣明，罪臣当诛”的昏话；甚至国君腐朽亡国，仍一味追随，以死效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总是不断地集中权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约；同时又总是要求臣民对自己无条件地效忠，鼓励愚忠。特别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更是以各种手段灌输愚忠意识，以至愚忠成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条，严重地阉割了民族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现代人反对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分析。尽管封建时代国君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尽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来，总有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加以区分，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愚忠的桎梏：或对国君的恶德劣行予以批评抵制，直言极谏；或勇于为民请命，不顾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权最霸道的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贬斥和蔑视君权；甚至像黄宗羲那样，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权。
那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怎样处理与其君主刘备、刘禅父子的关系呢？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看到：诸葛亮确实忠于刘蜀集团；但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自有其积极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竭力突出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刘备的主要辅佐，又是刘备的精神导师：“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第39回）火烧博望后，他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49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第50回～51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在刘备面前，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刘备言行不当，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戒，刘备则总是虚心听从，甚至道歉认错（惟拒谏伐吴是一例外，但随后便“吃亏在眼前”了）；在过江招亲这类大事上，他干脆代刘备作主，刘备也一一照办。如此举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师”心态，哪有一点畏畏缩缩的猥琐？哪有一点“愚忠”者的卑微？
刘备临终，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并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便翻脸不认人的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而在《演义》虚构的那个刘禅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的情节里，诸葛亮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第101回）在这里，刘禅没有君主的威风和霸道，诸葛亮则有辅臣的自尊和“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怜呢？
诚然，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忠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综观他与刘备的关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史实依据，又经过罗贯中的浪漫主义改造，寄托了历代有志者对“君臣遇合，谊兼师友”的理想关系和“帝王师”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的否定和批判。由此可见，“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
综合以上几点，我想强调指出：在一般性的阅读中，人们当然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受和联想，可以别出心裁，借题发挥；其中也可能产生精辟之见。但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则应遵循科学的规范，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力求避免主观随意性。只有以尊重前人，尊重作品的态度，坚持“深入底蕴，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切中肯綮，提出既有真知灼见，又符合作品实际的观点，使我们的研究健康发展，不断深入。
注释：
[1]参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收入沈伯俊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发布日期：200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