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扬
内容提要：本文从闻一多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方面，阐述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形成及变化过程。文章涉及到闻一多的文化定位问题，并指出了陈寅恪对闻一多的影响，认为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构成了清华学派的共同学术特征。
闻一多是诗人、学者与战士三种社会角色集一身的历史人物，这也是后来闻一多研究中大家所公认的。但对于闻一多自己来说，他更看重的，或许是学者这一角色，而在学者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最最看重的大概要数文学史研究了。闻一多曾不止一次地在给朋友和学生的书信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1933年9月29日，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共计有8项，即（一）毛诗字典；（二）楚辞校议；（三）全唐诗校勘记；（四）全唐诗补编；（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七）杜诗新注；（八）杜甫（传记）。[1]这8项研究计划都可以归入文学史研究范围。1943年11月25日，在致学生臧克家的信中，闻一多又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他甚至非常肯定地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2]闻一多这样看重文学史家的身份，不只是说他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文学史研究上，而且，是与他工作、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以文学史研究为突破口的现代治学方式。有关闻一多文学史研究成果及研究特点，已经有不少评述文章作了论述。为了对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及其特点有更深入的理解，我想从构成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方面来阐述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形成及变化过程。
一
闻一多早年对中国文学史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就撰写了《律诗底研究》等文章。但作为一种正规的学术研究，毫无疑义，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始于20年代后期他进入大学担任教职，特别是1928年下半年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兼院长之职。教学的需要和现代大学体制对学术的要求，驱使闻一多渐渐放弃了诗人的自由发挥的写作特点而走上了严格的治学道路。闻一多的生前好友梁实秋在长文《谈闻一多》中谈到了闻一多的这种转变。他说：
“一多到了武汉，开始专攻中国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十九年四月出版）。在十七年八月出版的《新月》第六期里一多已发表了一篇《杜甫》的未完稿，可见他在临去南京之前已经开始了《杜甫》研究，到了武汉之后继续攻读杜诗，但是改变了计划，不再续写泛论杜甫的文章，而作起考证杜甫年谱的工作。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3]
梁实秋的这一回忆，不仅让我们看到闻一多转向中国文学研究的直接原由之一是来自职业的需要，而且也使我们看到唐诗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成为闻一多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开端。闻一多早年对杜甫的诗就非常推崇。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完成的《律诗底研究》中，对杜甫的律诗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7年到南京第四中央大学任教时，闻一多撰写了《杜甫》传记的一部分并发表在《新月》上。到武汉大学后，闻一多更是以一种研究状态投入对杜甫生平材料的搜集考证上，并由杜诗扩大到对唐诗、楚辞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930年8月，闻一多到青岛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及中文系主任。他在青岛大学担任的课程中，最主要的有“唐诗”和“中国文学史”。[4]这种教学上的需要，迫使他下苦功对杜诗、唐诗和中国文学史进行更彻底的研究。有关这方面最直接的旁证材料是梁实秋的回忆。梁实秋当时也在青岛大学任职。据他回忆：
“一多在武汉时既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他的主旨是想藉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义。”[5]
但这种研究不久就被青岛大学的学潮所打断。1932年8月，闻一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担任中文系教授。在初到清华任教的几年中，闻一多的主要研究课题，还是杜诗与唐诗。譬如，在1932年第一学期开设的“文学专家研究”课程中，闻一多讲授的是“王维及其同派诗人”。而在第二学期中，讲授的是“杜甫”。[6]如果说闻一多在南京、武汉、青岛时期的文学研究多少还带有个人的爱好的话，那么，到了清华大学之后，他所面临的就是一种学术纪律的约束。首先，在闻一多到来之前，在清华担任唐代文学课程的是陈寅恪教授。据蒋天枢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记载：
“……先生任中文历史系合聘教授，并为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中文系和研究所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7]
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创办时最早的四位导师之一，在学术界早就享有很高的名望。他最熟悉的研究领域也是他学术成果最突出的领域，就是魏晋到隋唐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而且，从1931年到抗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正是陈寅恪先生对唐代历史和唐代诗文研究用力最勤的时期。[8]前有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讲过唐代文学，而后闻一多再来续着讲，这之间的反差在当时想必是存在的，更何况陈先生当时还继续在中文系开设“白居易研究”。再加上清华大学的文化氛围是偏重传统文学，对新文学新文学家本来就怀有陈见，所以，闻一多在初到清华任教时，面临的压力无疑是非常大的。这从他给别人的书信中可以见出。1933年9月29日致饶孟侃的信中，闻一多一开头就诉说自己受压抑的痛苦：
“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我之不愿给你写信，一面是怕钩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面又觉得不应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9]
这“向外发展的路”，当然是指担任行政上的职务。经过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坎坷，闻一多对这种行政工作早已厌倦透了。所以他选择“向内走”的路，即埋头做学问的人生道路。但这条道路对初到清华的闻一多来说，也不是很容易走下去的。一些学生对他的学术权威性表示怀疑，甚至发展到学生拒绝来上闻一多的课。[10]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性格倔强的闻一多来说，不只是一种压力，而且变成了一股巨大的学术推动力。他不相信自己就做不出学问。憋着一股劲，他慢慢琢磨，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如，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的《岑嘉州系年考证》就是在旧稿的基础上，参照当时《岭南学报》上赖文辉的《岑参年谱》改定的。这一时期是闻一多学问大长的时期。假如将闻一多在清华任教之前所做的学术研究与到清华任教后所做的研究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之前的研究，像《庄子》、《杜甫》（部分）、《杜少陵年谱会笺》、《唐代文学年表》等，对问题的把握还是较为粗泛的，或者说，还没有把对文学史问题的思考落实到真正影响文学史进程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的文学史现象的研究上。而到了清华之后，闻一多思考问题的细密程度明显超过了以前。仅对唐诗的思考，就有诸多较具体的发明。如，1933年6月15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录了闻一多来谈唐诗研究的情况：
“……一多下午来谈其对于初唐文学见解：（1）时辑类书（如艺文、北堂等）之风甚盛（一多疑欧阳询及虞世南辑此两种类书，乃建成、元吉与太宗两派之竞争），而注家亦盛，如李善、章怀太子、颜师古等，故学术实盛于文学，而注家影响，实较类书为大。（2）《初学记》有事对，较初期类书更进步，对后人颇有所助。（3）声律仍沿南朝之旧，似无新贡献。（4）宫体仍盛。（5）太宗之提倡文学，影响未必即佳，或受虞世南影响（虞长四十岁，太宗书法亦从之──欧阳询则习碑与虞不同）。如无太宗，陈、张华或早出。又陈蜀人，张岭南人，皆文化不多及处，乃能脱藩篱也。所论均极有见。”[11]
这些具体的文学史史料的挖掘以及对具体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人物的评价，当然是闻一多先生自己读书的心得。但另一方面看，也与当时清华人文学术环境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陈寅恪当时对唐代社会及唐代诗文的研究有没有对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提供启发呢？从俩人的情况看，陈寅恪年岁要长闻一多9岁，在清华任教的时间也早于闻一多。陈寅恪是1926年到清华任教的，担任国学院的导师，学术地位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相当。他讲课，甚至像吴宓、朱自清等教师都去听讲。闻一多是1932年才到清华任教，虽然他在文学创作上影响很大，但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都无法与陈寅恪相比。在30年代陈寅恪与闻一多是有来往的，关系大概也不错。闻一多在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时，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就是闻一多请来担任教授的，并且在生活等各方面给予关照。[12]这些陈寅恪想必也有所知晓。闻一多到了清华后，从《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及陈寅恪的助手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提供的材料看，与陈寅恪有多次交往。这主要是参加学生论文答辩，参加教授会的活动等。学术上的交往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推测，陈寅恪当时所发表的一些唐代社会研究的成果以及对唐代诗文研究的主要观点，闻一多在清华应该是有所风闻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构成了人文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影响关系。譬如，陈寅恪30年代完成的《读连昌宫词质疑》、《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与佛教》及《论韩愈与唐代小说》（英文本）等一系列文章所阐发的观点及研究方法，多多少少大概会对闻一多的唐代文学研究有所启发。如，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不仅指出创设“四声”的沈约等人本身就是学官，“为文惠之东宫掾属”；而且指出了“四声”与诗歌声律之辨的关系。[13]这种看法与闻一多对朱自清所说的初唐宫体诗沿用南朝声律，诗作受制于当时学风的看法有思想上的延续性。再譬如，陈寅恪在唐史研究中所强调的“以诗证史”的方法，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中有出色的运用。这种解读作品的方法虽然与文学审美方式之间可能还有所区别，但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有启发的，即让研究者意识到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真正扩大到社会历史的范围中来理解，而这正是当时的闻一多在文学史研究中所孜孜以求的。如，他在讲授“杜甫”时反复强调“其生活及时代之背景”[14]。虽然闻一多在方法论上有非常自觉的意识，但就其当时的研究成果而言，还不能拿出让同人非常信服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对元白诗的研究无形中为当时的唐诗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学术范式，对包括闻一多在内的一些清华学人无疑会有影响。的确，对照闻一多到清华前后唐诗研究上的变化，我们不难理解清华人文学术环境对他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像陈寅恪的唐代社会和唐代诗文的研究方式，一定程度上对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是有启发作用的。这种影响的痕迹在闻一多30年代及后来所完成的一系列成果中都有所反映。如《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15]等成果中，对初唐学风与诗歌创作关系的把握、对唐太宗与初唐诗歌创作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唐代文学大势的前后分段，其实都可以看到与陈寅恪有关唐代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在思路上有近似的地方。当然，强调闻一多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受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的影响，并不是说闻一多就是跟在别人后面，没有自己的发明[16]。而是说研究者应该从学术思想形成与具体的学术背景的关系上来理解和把握闻一多唐诗研究的变化和进展。否则，就很难理解闻一多到清华前后在唐诗研究上的这一系列变化。
二
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与清华人文学术环境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其具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围上来考究。从闻一多进入清华之前和初到清华的一段时间里，他所写的文学评论及探讨的问题看，有相当一部分未必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而是可以归属于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并且，从闻一多当时所面临的研究选择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对他的思想诱惑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他的那些诗友和《新月》朋友们还不断地给他来信，催促他能够像20年代在《诗镌》上倡导“新格律诗”那样再在理论上有新的举措。另一方面，清华内部的一些友人，如朱自清、叶公超等对诗学问题依然怀有非常浓烈的研究兴趣。从朱自清的日记所反映的情况看，闻一多也不是没有动心过。如1932年12月23日，闻一多向朱自清专门谈论了自己对新诗问题的思考：
“昨一多讲新诗问题，大旨如次：
1．诗的倡优起源说。作者以愉悦其上，读者乃灵魂的纵淫，注重音乐此其要因，所谓歌也，音乐虽为诗所需，但不需太多。古诗中有思挣扎出倡优境界者，如所谓劝百讽一是也。至三百篇全然言志，不能以倡优论，杜甫、孟郊亦能言志，且有教训与人。
2．新诗仍不脱倡优行径，注重肉感，惟今已无帝主，亦无士夫，无所用之，应注重理智（Intellect）诗须有严肃的目的。文本载道，以能言志为佳；诗本言志，以能载道为佳也。理智与理不同，亦高级情感（HighEmotion），须含蓄。如作不到，宁有教训，不可放纵。又谓吟唱诗要不得，又主张诗有功用，重乐观。
3．诗异于散文者，在语的音节。诗当如话剧，须以模印理论（Typographical Theory）解之。此节闻君未详。
4．诵之诗价值在歌之诗上。”[17]
闻一多还参与《学文》杂志的筹组、编辑工作。但闻一多对诗学理论的思考在清华任教期间最终还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不是说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需要这样的思考，而是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缺乏容纳这样玄思玄想的抽象学风。不要说清华国学院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这四人的治学风格，都以具体的研究见长，即便是到了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时，至少中国文学系任教的13位教员中，几乎很少有专攻理论的。这13位教员是，教授朱自清（兼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许维遹，助教安文倬、余冠英。[18]或许是受这些学人的影响，清华中国文学系当时的课程设置也明显偏向学术原典和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解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闻一多即便想在诗学理论研究上发展自己，但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实在是太多，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在清华这一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而后又来担任教职的。所以，一旦他回到清华这种环境气氛中，尽管有压力，但他还是非常熟悉和喜欢这种氛围，并迅速沉浸在这种研究学问的氛围中。
研究学问事实上还是一个非常泛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对于闻一多来说，究竟选择哪些具体的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唐诗研究当然是他一直喜爱和擅长的，除此之外，还应选择哪些具体的课题呢？《诗经》当然也是闻一多所关注的，但初到清华时，他还不能像研究唐诗那样在其他研究领域拿出类似《岑嘉州系年考证》这样较为具体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研究与教学需要结合起来，慢慢地搜集材料，做一些学术积累工作，以图将来的发展。如，在讲解“先秦汉魏六朝诗”时，他侧重于《诗经》和楚辞中的《九歌》，这既是他以往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也是他本人所喜爱的作品。通过教学，一方面他强迫自己去适应清华人文学术的规范，譬如，在讲解楚辞时要求对作品的每一个字、句的含义都必须弄清楚，所以，训诂考证成为闻一多这一时期常做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从唐诗研究扩大到《诗经》、楚辞的研究。而为了对这些作品有更准确的理解，他需要从与这些作品有关的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寻找佐证的历史材料，所以，《周易》和先秦上古神话也都慢慢进入到他的研究视野之中。由于闻一多是侧重于从古史中挖掘文学史材料，这与以往那些单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研究《周易》及上古神话的研究不同，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史料中，寻找到原始审美活动的最初迹象，阐发出新的意义。如，他在《周易义正类纂》中对《易》的卦爻辞的梳理、分类，从中列举出相当多属于原始审美活动的历史记录。[19]另外，闻一多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也考虑到了自己能做并适合自己研究特长的研究对象。如，在研究唐诗时，一条最基本的思路是对唐诗，特别是初唐诗与前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关系的追溯。这种追溯遇到的最直接的源头，就是六朝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所以，按照正常的思路，闻一多在研究唐诗之后，应顺流而上，接着对六朝文学进行研究，更何况六朝文学也是闻一多所喜爱的，他常引用《世说新语》中的事例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但中国文学系已经有刘文典在讲授六朝文学，并且刘文典在这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是国内知名的六朝文学研究专家。所以，闻一多尽管喜爱六朝文学，并且对刘文典的为人处世也有微辞，但他还是没有像研究《诗经》、楚辞那样全力投入到对六朝文学的研究上。相比之下，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中，对《诗经》、楚辞、周易和上古神话的研究专家这一时期倒是不多，这也就使得闻一多在文学史研究的这一区域找到了可以发展自己才能的空间。同样的情况，如，在研究唐诗时，佛教、西域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30年代差不多所有研究唐代社会和唐代文化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倾注了大量心血。与闻一多同时期的学者，如，陈寅恪、向达以及胡适等，都有专门的研究[20]。但奇怪的是闻一多在唐诗研究中并没有对佛教、西域文明与唐诗的影响关系做过专门深入的研究。他之所以没有对这些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在我看来，的确与闻一多对自己的研究特长和知识背景的估价有关，换句话说，他没有必要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去作一番研究，而是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集中力量做自己擅长的研究。所以，他宁愿舍弃对佛教、敦煌学等当时学人所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全力转入自己能够胜任的文学史专题中。
1934年开始，闻一多有关《诗经》、楚辞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1934年出版的《学文》中，闻一多连续发表了研读《诗经》的《匡斋尺牍》，从训诂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作品重新考订、阐释，作出新的解释。对楚辞的研究也是如此。同年，闻一多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天问·释天》，用训诂考证的方法，列举了11项证据证明“顾菟”就是蟾蜍。这一成果廓清了以往《释天》中的含糊解释。1935年4月，闻一多发表《读骚杂记》，对屈原之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0月，他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在《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发表。他运用文字训诂、人类学、民俗学等多种方法，对楚文化传说中的高唐神女进行了分析。1936年1月闻一多的《离骚解诂》和《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补记》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0月他的《楚辞补》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这一阶段闻一多主要还是立足楚辞研究，并利用由此获得的材料对古代神话进行研究。1937年，闻一多的主要精力转到《诗经字典》的编纂准备工作上来。但“七·七事变”，打乱了他的研究计划。为了逃避战乱，闻一多不得不离开北平，流亡大后方。
清华大学任教的5年生活，奠定了作为学者，特别是作为文学史家的闻一多的学术根底。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认为：
“……一多到清华任教授以前，在别的大学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几次学校内部风潮，使他对于学校行政感觉厌倦。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21]
的确，经过清华5年学术研究的积累，闻一多作为知名的中国文学史家的地位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接受，同样，也开始受到了学生的尊敬。1938至1944年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此后，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了。[22]在他最后一个学术研究阶段，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3项，第一是周易，第二是楚辞，第三是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期间当然还夹杂着一些文字考证、唐诗研究、诗经研究、神话研究和庄子研究。关于闻一多研治《周易》的情况，冯友兰有回忆：
“……清华在南岳麓山的校舍只建成了很小一部分，不能用，只好把理、法、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市内，把文学院设在长沙以南一百多里地的南岳市。南岳市是衡山脚下的一个市镇，南岳庙就建在这里。在南岳市附近几里地的地方，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圣经学校”，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之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中，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楼在山坡上，每次到饭厅吃饭，要上下爬二三十级台阶。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气氛非常浓厚。”[23]
另外，与闻一多在南岳同住一室的钱穆在《师友杂记》中，也记录了闻一多在南岳时刻苦研究学术的情况：
“一日，余登山独游归来，始知宿舍已迁移，每四人一室。不久即当离去。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24]
钱穆虽然没有提及闻一多研治《周易》，──这或许是闻一多研治《诗经》、《楚辞》留给他的印象更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闻一多这一时期包括研治《周易》在内的钻研劲头。1942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讲授《周易》，主要从文字训诂入手。从目前收入12卷本《闻一多全集》的《周易》研究论著看，共5部分，即《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新论》、《周易杂记》、《周易字谱》和《周易分韵引得》。除《周易义证类纂》1948年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外，其他都是根据手稿第一次排印出版。这反映出《周易》研究对闻一多先生而言，还是一项未完成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对《周易》中的字作了训诂考证，对卦辞根据其反映内容，作了分类。但整体的释义校订工作，因受各种因素的限制，还不能像他研究楚辞完成《楚辞校补》那样拿出完整的成果。
相对于《周易》研究而言，闻一多在楚辞研究上获得了重大突破。这里所谓的重大突破，其标志之一是闻一多最终完成了《楚辞校补》工作。这一学术成果在当时就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44年5月，获得了教育部审议会颁发的1943年度学术二等奖。有关闻一多对楚辞研究的大自构想，主要集中在他的《楚辞校补·引言》中。他认为：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25]
闻一多的这一学术构想，很有可能是他在10多年的楚辞研究中逐渐感受到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说与他在清华任教时期所感受到的清华学术的规范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早在30年代初，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26]，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古人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针对当时情况而发的，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许多材料流失，背景也不为人所知，结果不仅是文本意思晦涩，而且不少观点在后人看来也显得怪异可笑。因此，尽可能地占有史料，对史料进行梳理，弄清其原初的含义，这是古史研究“同情之理解”必不可少的前提。这种对待古代史料的态度和治学方法，实际上构成了清华人文学术的基本规范。以当时的清华中国文学系为例，陈寅恪对唐代史料的考证，杨树达对《汉书》的研究，刘文典对《淮南子》的集释工作，朱自清后来对言志问题的辨析，乃至闻一多自己的研究工作，其实都是沿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在进行。所以，闻一多在《楚辞校补》中所强调的研读古书的方法，一方面当然是对楚辞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发，但另一方面实在是沿袭了清华人文学术的治学方式。因为清华出身的人文学者的治学过程中几乎普遍反映出了这种共同的治学方式。至于闻一多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具体成就，郭沫若在《闻一多全集》的序言中有所论述，费振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中作了专题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研究者所熟悉的，也不用我在这里重复。[27]
闻一多在40年代最想完成的学术工作，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尽管早在青岛大学时期，闻一多就讲授过“中国文学史”，但经过清华和西南联大七、八年的学术研究，闻一多对中国文学史的领会已不同于以往，在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发明，特别是在先秦和上古文学研究上。而且在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中，闻一多将研究扩大到对社会史材料的搜集整理上，获得了不少收获。如，对《周易》卜卦辞的分类整理，从中挖掘出远古时期的文学描写记录。对《诗经》、楚辞和原始神话的研究，从中也有新的收获。这些具体的文学史材料的挖掘、整理，积累到40年代已渐渐形成整体突破的格局。这一点，我们从闻一多40年代发表的《文学的历史动向》及未完成的手稿《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国上古文学》中，是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的。[28]可惜，闻一多早逝，这项计划中的工作无法完成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他的未完稿中还是能看到，在一些大的文学史框架上，与原来清华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上的类同之处。如，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闻一多对唐代文学的分段上，就与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强调的两分法暗合。陈寅恪着眼于唐代文化发展的大势，将唐代文化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分界是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这之前的文化大都为山东士族所把持，而之后则是通过科举进士出身的文人把持。所以，陈寅恪认为：
“……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29]
陈寅恪先生的这一观点，包含着他对唐太宗的文化政策及唐初文化与隋朝、六朝文化制度渊源关系的认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中也有相类似的看法，但作为一种文学史的划分法，最明确的还是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得到表述。不管闻一多的这种文学史断代方法是如何产生的，我以为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以往清华时期的学术环境，包括清华学人的一些学术观点，无形中感染和影响到了闻一多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
三
闻一多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这种自我评价与他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以及与他生活的学术环境的特殊氛围是密切相连的。闻一多最大的心愿是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有他这样心愿的清华人文学者又何止他一人呢？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材料来看，至少朱自清、浦江清都有过这样的努力和打算。[30]因此，闻一多的这种治学特点，既代表了他个人的一种学术方式，同时又是清华人文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点。的确，清华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对文学史的研究方式与当时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研究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至少与北京大学的一派是有着鲜明的区别。所谓北京大学研治文学史的学者，这里姑且以胡适为代表。他的《白话文学史》（上卷）虽然是以白话文作为考察对象，但实际上胡适是将它当作中国文学的主流来认识的。因此，他一方面从以往的历史材料中寻找白话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则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古文或文言文当作白话文的对立面来处理。胡适这样的文学史编纂方式，从根本上讲，是受制于他的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这样的文学史构想模式。这种文学史模式，与传统的文学史编纂模式相比，有它的长处，即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以及编年体式的编纂体例，而使编纂者个人的史识突现出来。但这种文学史编纂体例也有不足，最大的弱点在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太强，有时流于观点先行，材料不足。文学史的编纂者将自己的假设当作了文学史的实际过程，缺乏对假设条件的论证而直接用观点来取代论证，甚至是用观点来裁剪史料。那些与自己观点相符合的史料，就吸取进来，而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史料就存之不论，或者牵强附会地强行纳入自己的解释系统，也不顾这些史料的历史原貌如何。譬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中，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将历史上中国文学的一切成就都归于白话文学，而白话文学的一切合理性又都归于民间文学。相反的，所有文言文或古文，都被视为是僵死的文学，是没有生命的。假如真是按照胡适这样的划分法，无疑，中国文学史实际进程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要从文学史研究领域被剔除出去。胡适的这种治学方式在之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整理国故中都有所体现。胡适的这套研究方式，为当时的清华人文学者所反对。陈寅恪提出对古人的思想学术，应持有同情理解的态度，而不是让古人来适应我们。所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批评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种治学方式：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驴成驴，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31]
可以说，清华人文学者的治学方法大都是走实证考据的路数，但在这种传统方法之中又往往融合着现代的学术气息。这种治学方式的最大好处在于，研究者在处理历史材料时首先是持谨慎的实证态度，而不是采取否定或大胆假设的方式。这就使得历史材料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保存而不是被剔除。所以，这是一种累积的治学方式，是在不断搜集史料，考证史料和扩大史料接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范围、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研究格局。由于清华学校形成的历史独特性，清华人文学术学风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这种过程体现在具体的每个学者身上，其研究方式的形成和成熟在时间的先后上并不完全同步。像陈寅恪这些人因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成熟期要早一些，而闻一多等是从诗人、新文学家转变到学者的，这中间有一个适应清华学风的过程。另外从闻一多本人的治学条件看，他也是有所选择的。譬如，对于儒家的一些经典，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典籍，他的研究兴趣似乎不是很浓，而对于像《诗经》、《庄子》、楚辞和上古神话这一类想象性较强、具有浓烈文学色彩的典籍和史料，闻一多的研究兴趣就非常浓。但即便是这样，闻一多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与整个清华人文学者的治学方式合拍的，也就是说，他在对待古史材料时，基本上是持释古的态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正和扩大前人的学术研究，参以个人的研究心得。譬如，他对于唐诗的研究，就不是轻易宣称某首诗是伪作，而是首先做一些诗人生平的考证工作。并且这种考证工作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进行盲目的材料堆积，相反，闻一多的这种考证工作是有着很自觉的方法论上的意识。在青岛大学期间，他看了佛奈斯的20卷莎士比亚全集新集注本，非常感叹，认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太落后了，而他自己就是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32]到清华后，闻一多仍然自觉地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学术。从朱自清日记反映的情况看，闻一多曾抱怨一些学生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不讲究治学的方法。[33]从相关的这些材料看，闻一多对治学方法是很看重的，但他的研究又不是那种用方法来对史料做穿凿附会解释的研究，而是在对史料的把握、分析的基础上，抓住材料的具体特征，适当地作一些分类和梳理，以不伤及史料的历史原貌作为研究的前提。像他对《诗经》、楚辞、《周易》卦辞的训诂考证，可能当时有些学者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考证结果，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闻一多的解释是自成一体的，并且这种解释是从材料本身出发，而不是附加到材料上面的。这种微而精、局部细节的研究工作，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闻一多的心目中尽管一直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但这个庞大的计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历来争议比较多而且又非常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历史人物的生平，都需要仔细的考证推敲。这种工作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是非常人想象得到的。所以，闻一多将他整个的学术研究视为是围绕文学史研究而进行的，这是非常准确的概括，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感叹。一直到了40年代，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逐渐浮现出大的整体性研究轮廓，就像他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所表述的对中国文学历史线索的总体看法那样，有一个总的文学史线索贯彻着他对问题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由许多具体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因而，这一文学史总体认识，不仅有着厚实的基础，而且是有许多新颖独到的具体意见。譬如，他的文学史分期断代，就与当时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不同，将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分为四段。这种划分法，在他之前的一系列论文和考证文章中其实都已经做了铺垫。所以，40年代中期的确是闻一多的学术研究面临突破的一个阶段，而且，从整理出来的这一时期闻一多的手稿看，他以往的学术研究的范围和主要研究目标也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学史进行的。如果天假以时日，很有可能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论著就在40年代完成了。但历史留下的是遗憾，闻一多最终没能拿出他的文学史论著便告别了人世。
闻一多先生虽然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但从他生前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来看，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作为文学史家，闻一多是无愧的。他不仅吸收了当时国内学术界的许多学术影响，同时，他自己也成长为一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者。正如冯友兰先生在纪念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中所评价的，闻一多是学人作家，也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34}
注释：
原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6期
发布日期：2008-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