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历史座谈

闻一多

  时间——三十三年五月三日晚
  地点——联大新舍南区十号教室

  刚才周炳琳先生报告了五四时候北大的情形,五四运动的中心是在北大,而清华是在城外,五三那天的会不能够去参加(记者按:周炳琳先生方才‘说到五三晚上北大学生集会于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决定次日的游行示威)。至于后来的街头演讲,清华倒干得很起劲,一千多人被关起来,其中有许多是清华的。我那时候呢?也是因为喜欢弄弄文墨,而在清华学生会里当文书。我想起那时候的一件呆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积习竟有这样深: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去贴的。所以我今天看了许多同学的壁报,觉得我那时候贴的东西真太不如今天你们的壁报了。我一直在学校里管文件,没有到城里参加演讲,除了有一次是特殊的之外。那年暑假到上海开学生总会,周先生(炳琳)代表北大,我代表清华到上海听过中山先生的演讲,我的记忆极坏,此外没有什么事实可以报告,只知道当时的情绪,就像我的贴《满江红》吧!

  方才张先生说五四是思想革命是正中下怀(记者按:张奚若先生说道:“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人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现在有些人学会了新名词,拿他来解释旧的,说外国人有的东西我国老早就都有啦!我为什么教中国文学系呢?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回国以后在好几次的集会中曾经和周先生站在相反的立场。其实现在看起来,那是相同的,周先生:你说是不是?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并且我父亲是一个秀才,从小我就受《诗》云子曰的影响。但是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当时要打倒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不过当时大家讲不出理由来,今天你们可以来请教我,我念过了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他们要把整个社会弄得死板不动,所以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读书经验和心得,他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但是非中文系的人往往会受父辈《诗》云子曰的影响,也许在开倒车……负起五四的责任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家不许我们负呀!这不是口头说说的,你在行为上的小地方是会处处反映出孔家店的。

原载《大路》第五期

发布日期:2008-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