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在20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成为“民主斗士”倒在血泊中。综观他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充满急剧的变化：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也由对共产党的长期不理解转而成为党的忠实信徒。
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惟一方法。”
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到美国留学后，闻一多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但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1925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融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受到过闻一多的启发，他说：“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闻一多沉醉在象牙塔之中时，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势中，他只得举家返乡，之后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国学的奇特功能
抗战初期，在云南的西南联大教书时，闻一多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闻一多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尽管各人情况都有不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似的背景。“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和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闻一多在彷徨中曾向人倾诉：“不能适应环境，向外发展之路走不通，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但这已无法实现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
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在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那时吴晗尚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了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吴晗遵照党的指示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多次动员下，闻一多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理论。在那段日子里，闻一多对华岗几乎是“言听计从”的。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发布日期：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