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培友
摘要：徐浩是盛、中唐著名的楷书书家，他对唐代楷书的成形，贡献突出。然而，因徐浩书迹存世不多，对其书法的相关研究不够充分，历代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近年徐浩书迹《陈尚仙墓志》、《李岘妻独孤峻墓志》、《李岘墓志》等，相继面世。这样，使对徐浩书法的取法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进而对其书法创作作初步分期成为可能，这也使我们有了对徐浩书法（尤其是楷书）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认识的机会。本文从新材料的分析入手，结合文献和原有史料考察了徐浩书法的取法，对徐浩楷书创作进行了初步分期，进而尝试对徐浩楷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作了粗浅探讨，认为与具开创性的颜真卿比较而言，徐浩是盛、中唐楷书风气的开拓者。
在对徐浩楷书定位的基础上，本文更进一步，对徐浩和颜真卿楷书风格形成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在全盛的开元、天宝时期唐代楷书并没完全形成与时代风气相应的宏大气象，开元、天宝时期的楷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直到徐浩和颜真卿楷书风格成熟的盛唐末至中唐初，唐代楷书才真正达到最高峰，由此唐代楷书形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发展方向：徐浩风格和颜体风格。这两种风格到晚唐柳公权时，有了一个合流性的完满总结，从而形成唐代楷书的最后辉煌。
关键词：徐浩；颜真卿；《陈尚仙墓志》；《李岘夫妇墓志》；《不空和尚碑》；盛、中唐楷书；开拓者
正如大家认识的那样，书法史研究是艺术史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种专门史。随着历史学研究方法的进步，书法史的研究已发展到将已有史料与考古学等学科研究的新成果相结合，进行分析阐释的研究层面。书法史研究的角度已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区域等领域。书法史的研究逐渐摆脱了自言自语的境地，开始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美学、文字学、文学史等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了。就其本身的研究而言，它也进入了具体而微的阶段。所以，对某一具体书家或群体的研究，就可能成为深入了解特定时代书法发展情形的关枢。
徐浩（703-782）生活的时代，唐代楷书书风逐渐确立。他是从盛唐[1]书法通向中唐书法的一位中间人物。因此，研究徐浩的书法，特别是他的楷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可以为了解盛、中唐楷书的转变状况提供一条途径。
近年有徐浩书迹《陈尚仙墓志》（736年）、《李岘妻独孤峻墓志》（754年）、《李岘墓志》（767年）[2]等相继面世，它们分别是徐浩三十三岁、五十一岁和六十四岁时的作品。这些书迹的出土，弥补了徐浩早期书法无存的缺憾。这样一来，徐浩现存的书法作品就能基本反映他各时期的书法风貌，更重要的是，这些书迹的现世，不啻对徐浩书法的取法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从而对其书法创作进行初步分期成为可能，也使我们对徐浩书法的历史地位有了重新认识的机会。
另外，2003年秋，河南洛阳龙门镇张沟村又出土了颜真卿（709-785）于玄宗开元廿九年辛巳（741年）书写的墓志《王琳墓志》[3]。《王琳墓志》也是迄今发现的颜真卿最早的书法作品，为颜真卿三十三岁时所书。将徐浩楷书书迹与颜真卿有关作品对比分析，可丰富和深化徐浩楷书地位的研究。徐浩和颜真卿早期楷书作品的面世，使我们有了重新认识他们书法风格形成过程的契机，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八世纪楷书风气转换的问题。本选题正是着眼于此课题的个案。
通过徐浩楷书的历史定位这样的个案研究，从一个关键的角度来探究盛唐至中唐楷书转换的趋势和特点，才是本课题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文献回顾是对所选课题进行研究的前提。它不应是简单罗列相关研究成果，而应是对大量微观的个案研究的分析和总结。微观的个案只有放到宏观的史学研究中去考察和研究，才不致出现太大的偏差。
（一）唐代书法研究
对唐代书法的研究，总体而言，自唐代就已开始。其后历代均有对唐代书法的论述。到上个世纪唐代书法研究才逐渐系统化，逐渐发展到与历史学中专门史地位相称的高度。
在书法史专著的不断面世的同时，对唐代书法的一些微观研究的论文，也纷纷发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4]一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坎曼尔出土《教子诗》及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的进行，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唐代书法中‘尚法’问题的文化学含义，围绕唐人的‘尚法’问题，郭沫若、韩国磐、启功等学者以不同的视点对唐人尚法及相关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二是对作为唐人尚法的基础的‘干禄书法’的成因作了深入的探讨[5]。三是对作为唐人楷法自启门户的关键人物褚遂良（596-659）、颜真卿两位书家均有新论[6]。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北京图书馆对所藏佛教写经的系统整理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唐代写经书法研究的深化。在写经书法的临习范本和渊源以及唐代写经生的身份及抄经情况的研究方面均取得成果。四是对千唐志斋藏志书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7]
伴随唐代文书和碑刻墓志的大量发现和整理，楷书成为唐代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上述唐代书法的研究，有很大部分就主要是唐代楷书的研究。
唐代和对唐代书法的研究成果为唐代书家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背景。
（二）徐浩书法的研究
徐浩，两《唐书》均有传。目前能见到的早期品评徐浩书法的有当时人窦臮（大历初去世）《述书赋》、其兄窦蒙（肃宗时在世）于其去世后的大历七年（772年）所作[8]的《〈述书赋〉注》及张怀瓘（活跃于玄宗天宝到肃宗乾元年间）的《书断》（撰于开元、天宝年间）和晚唐吕总（生卒不详）的《续书评》。其后各代书论亦偶有对徐浩书法进行品评的言辞，但专门论述并不多见。
二十世纪没有专著研究徐浩书法，已有研究多为书法史类著述中旁及而已。涉及徐浩书法研究的著述中，朱关田先生的《唐代书家年谱》和《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较详尽。在《唐代书家年谱》书中,朱关田先生对徐浩及其祖、父以及其子侄的生平和书法作品系年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在其另一著作《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朱关田先生中将徐浩作为馆阁书家代表进行了论述。
上个世纪以来，研究徐浩的专论文章也有新见。具代表性的当数殷荪先生的《论徐浩》[9]。此外亦有介绍性文章《体丰力沉 骨劲气猛——徐浩及其书法艺术》[10]等发表，也有为数不多的对徐浩某一作品的考评文章见刊，主要篇目为：汪永怡先生《徐浩书〈朱巨川告身〉》（《书法》1984年第三期），简松村先生《唐代的告身——简介院藏〈朱巨川告身〉》（1984年四月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卷第一期）。近年有徐浩书写的墓志作品出土，因此又有几篇考证性研究文章发表：首先是1980年《文物》发表《河南省伊川县出土徐浩书〈张廷珪墓志〉》[11]，2004年《中国书法》发表徐浩新出土墓志《陈尚仙墓志》，同时刊发赵君平先生考评文章《新出土徐浩书〈陈尚仙墓志〉探微》[12]，2005年《书法丛刊》发表《李岘妻独孤峻墓志》、《李岘墓志》及樊波、李举纲两先生共同署名文章《西安新出土唐徐浩楷书〈李岘墓志〉和〈李岘妻独孤峻墓志〉》[13]。另外，2007年11月底在香港召开的“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上，赵君平先生提交的论文《琳琅贞珉 镂镌书史——略论洛阳出土唐代墓志对唐代书史的贡献》，对徐浩一门的谱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亦涉及徐浩和颜真卿近年出土楷书作品的评介和研究。[14]基于新出土文物，笔者也有《面对新材料的思考：论徐浩书法的分期和书史地位》[15]和《新近出土徐浩和颜真卿早期作品引发的问题》[16]等文章，对徐浩书法进行了粗浅探讨。
目前，有关徐浩书法研究，对史料还缺少深入梳理，因袭陈言者，亦是不少。有些研究，对前人言论不加分析的接受，或者，在对比分析不同书家的作品时，没有仔细区分作品创作的时期，只简单将比较对象的作品放到一块，将不同比较对象不同时期的作品强作比较。这样的接受态度和研究方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采用这样的方法得到的研究结论自然与存世徐浩书作带给我们的直接信息或者说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存在一定距离。殷荪先生《论徐浩》一文，约三万言，对徐浩书法的取法、变革特性、与张旭和颜真卿的书法的关系以及徐浩的书法鉴藏成就等都有论述，亦对徐浩书法作品亦进行了评析并作了简要分期。该文应该被看作是当时徐浩书法研究的重要文章。然而，因当时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加之，其用以论证的某些史料，已被当下学界认为系伪托，一定程度而言，该文存在论据不足的某些问题。白璧微瑕，实为难免；另外，在进行比较分析时，该文将不同书家（徐浩、颜真卿和张旭等）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对比，在比较方法上存在某些缺陷。朱关田先生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将徐浩定位为馆阁书家，认为其书“尽是书判功夫”，然而，据历代有关徐浩书法的评述和徐浩传世书法考察，在当时影响比之颜真卿更胜的徐浩，是否仅为馆阁书家确实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时下对唐代各时期的著名书家如颜真卿等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研究涉及到这些书家的各个方面，然而，对徐浩这位盛、中唐十分重要的楷书大家的研究，如上陈述，却少得让人难以置信。在当时影响有胜于颜真卿的徐浩，在当下竟遭到如此冷遇，颇耐人寻味，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新近有大量唐代书迹面世，其中更有徐浩和颜真卿的早期作品出土，这些为进一步研究徐浩和颜真卿书法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持，因此目前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徐浩书法，尤其是其楷书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认识。
因本选题主要涉及徐浩楷书的研究，研究的资料主要分为古籍史料和书法作品。
古籍史料可见历代有关著述如新、旧《唐书》及其他相关文献。这些文献在一般图书馆大多可以觅到。今见唐代楷书的主要载体是碑刻和墓志以及写经文书，所以书法作品部分的资料则主要来源于唐代传世楷书作品和新出土碑志和新发现的写经文书。新出文物对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尤为重大，研究时将重点考察有关的新资料。作品资料主要来源于各主要专业刊物新发表的墓志拓片和写经文书。有关唐代碑志的著述甚丰，如《千唐志斋》、《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墓志汇编》等，敦煌学研究逐渐深入，敦煌写经卷子也大量影印出版，这些可为该课题研究的宝贵资料。
另有部分资料图片来自笔者访问的博物馆及田野考察，亦有朋友私人收藏的墓志和拓片，但这两类资料不是资料的主要来源。[17]
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于方法论上主要体现以下特点：
1、在研读文字文献资料的同时，更加重视碑版图片资料的研究。注意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对徐浩书法分析，首先是基于对徐浩存世碑版的考证，在此基础上立论。
2、讨论徐浩书法，特别是他的家学渊源和对其他名家的的继承，本文主要用比较法。将前人对徐浩的评价与其书作相比照，以期得出中肯结论。
3、对书法的评价，本文用文献还原法，即尽可能地将评价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去，以免断章取义之失。
另外，在对徐浩书法接受等问题进行研究时，也运用了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希望通过对有关徐浩文献的梳理，比照徐浩书作，同时考察他所生活的时代，把握唐代转折时期的盛唐至中唐时代给一位新型士大夫文人（相对于晋代士族文人而言）所创造的生存、书法创作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下知识阶层的志趣所在。通过对徐浩楷书的考察，为探究盛唐、中唐书风的形成的具体情况研究提供某些线索。
[1]关于“四唐（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分期，本文采用1989年版《辞海》中所记明高棅《唐诗品汇》的分法，即从618年到712年为初唐，从713年到766年为盛唐，从766年到827年为中唐，从827到906年为晚唐。
[2]《陈尚仙墓志》，发表于《中国书法》2004年第3期，同时发表赵君平先生的考证文章。《李岘妻独孤峻墓志》和《李岘墓志》，发表于《书法丛刊》2005年第4期，同时发表樊波、李举纲二先生共同署名的考证文章。
[3]发表于《书法丛刊》2005年第3期，同时发表何汉儒先生的考证文章。
[4]见《二十世纪唐研究》，胡戟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如王元军《唐人书法与文化》，台湾东大图书，1995年版。
[6]如朱关田《一代教化主褚遂良》，《唐代书法考评》，浙江人美，1992年版。
[7]对唐代书法研究，杨继龙先生作了深入的考察，该部分借鉴了他的研究成果。
[8]参见（日）中田勇次郎著，卢永璘译《中国书法理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41页。
[9]《书法研究》，1988年第2、3期。
[10]卜祥兵,《青少年书法》，2005年第13期。
[11]《文物》，1980年第3期。
[12]《中国书法》2004年第3期。
[13]《书法丛刊》，2005年，第4期。
[14]《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页184-215。
[15]《书法赏评》，2007年第1期。
[16]《第三届全国书法研究生学术周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17]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我访问了西安碑林博物馆、临潼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平遥县博物馆等机构，对这些机构收藏的唐代墓志、碑刻原件进行了实地考察；另外，河南民俗博物馆赵君平等先生无私出借相关墓志拓片供我观察、研究，对本课题研究的推进帮助很大。
发布日期：2008-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