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重要的指南。不论我们研究的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哲学史……或断代史、族别史、国别史……若要对所研究的问题穷原竟委，明其所以然，都必须求之于问题所在时代的经济基础，否则是不能正确地给以科学的说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研究经济基础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可以从过去的文献资料中探索出各历史时代的经济基础是怎样构成的。这一工作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
但是，这一工作十分艰巨。不应要求任何专史的研究者都竭其全力去探究各时代的经济基础。只能在学术分工中让一部分研究工作者专门去从事经济史的研究，作出有价值的成果，提供大家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科学中，经济史的研究自应受到高度的重视和鼓励，而经济史的研究者也应以高度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光荣的学术使命。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国史学界在经济史方面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果。但是，也不必隐讳，成果和要求之间还有不小距离。例如，我们过去谈某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动的原因，多是谈到土地所有制而止。至于土地所有制下面还有没有深藏的原因，则较少措意。两三千年当中，土地占有形态变动多次，什么原因使之从前一个形态变为后一形态，而不变为其他？这是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义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反杜林论》这部伟大著作给我们指出了研究的途径和方向。我感到，根据恩格斯在本书政治经济学编中所指出的对象和方法，联系我们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状况，似乎有必要强调一下，要重视历史上交换的发展，要对商品经济加以认真的研究。为什么这样呢？这里谈一点管见。
一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恩格斯在本章一开头就明确告诉读者：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下文他又说：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
这都是给政治经济学下的界说。后一说之所以和前一说有不同，我想，是因论述所及进而再作概括的。请看原书，恩格斯在讲了生产和交换之后接着指出：“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还指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这些论点阐释完了，于是才写出上录的后一界说。（附带说说，“随着”一词英译本作with似较胜。因为既然是“同时”，那么“随着”就不甚妥。）
综合两个界说，可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些对象也就是经济史的主要内容，二者是若合符节的。恩格斯说：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从野蛮人的弓和箭、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交换往来，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到纺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应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
请看，这不就是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任务吗？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经济史本质上是历史上各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又说：
“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这段话中的“至少是概括地”一语，英语作“at least in their main features”。由这段引录可见，经济学的研究是多么重要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根据上引恩格斯的论述，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国家的各个历史时代应该有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没有经济史的研究为之前驱，怎么行呢？联系到我国实际，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地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也没有为此提供足够的成果，因而也不可能有一部阐释“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的读物。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看，要达到这一目标还“任重而道远”。应该呼吁，早日采取措施，培养人才，扩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大力开展这一领域的各项研究工作。
二
从以上所述看来，生产和交换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两个最基本的内容。它们是不同的，但又是密切相关联的。恩格斯有如下一段言简意赅的重要论述。
“……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因为它们是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的，所以应该分别研究，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但又因为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所以又不能顾此遗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曲线是不能没有坐标的，只有纵横坐标具备才可能绘制出来。经济曲线的坐标既然是生产和交换，则二者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经济曲线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假若他是研究经济通史的，能为我们绘制出一条自古及今的经济曲线；假若他是研究断代史的，能为我们绘制出那个时代的经济曲线。这应当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要这样做，就必须按照恩格斯所指出的方法，研究生产和交换怎样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至于说明曲线之所以然，那就必须研究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关系、它们的条件和形式等等。
为什么交换占有和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宏观地一瞥商品经济的史的发展。原始公社时代是只有生产，没有交换的；即偶有之，也“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可以略而不计。那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到原始社会末期，交换开始有所发展。尔后，随着生产、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的逐渐增长，交换也逐渐增长。浸假，在自然经济的旁边，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商品经济。这样一来，两种形式的经济就长期并存。但它们并非彼此绝缘，各不相干。而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此进彼退、此消彼长的。不过，假若我们略去其间的曲折反复，只就总的趋势而论，那么，自然经济是由绝对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趋于消亡；而商品经济则是由萌芽状态，逐渐增长，最后取得全面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列宁称之为“商品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要通过交换，一切都商品化。人的劳动力，甚至人的灵魂，都成了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然经济已渺乎不可复迹，它消亡了。这个长达数千年的过程，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野蛮人的弓箭石刀到机器铁路银行，乃至恩格斯所未及见的核能、飞机、托拉斯的过程，可用图示意如下：
商品经济包括许多内容，但最主要的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任何商品，在它成为商品之前，总得生产出来，不管它是奴隶生产的，还是农奴或手工业者或雇佣工人生产的。生产出来之后，若不经过交换，也还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只有交换才能使它具有商品的性质。因此每件商品都是生产和交换两种社会职能作用的结果；商品经济发展的轨迹就是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经济曲线。
自然经济的历史比商品经济悠久，商品经济的前程则比自然经济远大。自然经济，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很久，但它发展的极限却很小，比方一个农夫，当他最必要的生产资料能自给自足而有余，他就要进入商品经济的领域了（若他的剩余产品不被掠夺的话）；他的剩余产品越多，他进入商品经济领域的程度也就越深。反之，若因天灾人祸之类的外部原因，生产力遭到破坏，商品经济衰落了，那么，即使是靠商品生活的人，也不得不退回到自然经济中去。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经济曲线有曲折，有起伏，甚至于有反复。自然经济代表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之所以生活于自然经济之中，实在是不得已。当然，商品经济虽说比自然经济前程远大，但也不是无止境的。它是一个历史形态，有发生发展，也有消亡。当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时，物质生活资料极大地丰富，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它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余地，从而经济曲线的纵坐标也将由需要代替交换了。
以上所述若当，那么，商品经济问题无疑应在经济史研究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三
从历史上回顾，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但是，尽管迟缓，它在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中仍应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发展迟缓的影响也是极为重大的。
我们现在还未能画出一条自古及今的、首尾毕具而又连续不断的经济曲线。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条经济曲线的起点应置于哪个朝代。是传说中的轩辕皇帝时代吗？还是可能存在的夏代，抑或是有史可稽的殷商？文献不足，只有留待考古学家去探索了。不过我们大略知道，直到西周，经济曲线还是相当低的。那时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制耒耜，而交换不过是“抱布贸丝”那样的物物交换而已。青铜器，制作虽称精美，但既不用之于生产，也不用以交换。金属货币还没有出现。（笨重的刀布要到春秋时期才获得货币职能。）我国历史很悠久，但商品经济的发轫，看来却颇迟暮。战国秦汉，由于铁器牛耕的应用，生产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交换空前扩大起来。商人资本、商人阶级迅速扩大；其代表人物，竟能与王侯分庭抗礼，名著竹帛。这是我国封建时期中，商人仅有的黄金时代。在新崛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古老的、自然经济的农村公社纷纷解体；建立于其上的一整套周制也随之归于澌灭。然而好景不常，到汉武帝时代，商人阶级、商人资本、商品经济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商品经济失去了自由；它的发展势头被抑制了。
魏晋时期，商品经济遇到更大的厄运，遭受史无前例的摧残。数百年中，它奄奄一息，苟延残喘。这为自然经济的强化提供了条件，因而自然经济的世族庄园得以发展。直到唐代，商品经济才从伊壁鸠鲁的神的缝隙中苏醒过来，促使经济曲线缓缓上升。由唐至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是较为显著的。其所以显著是因为商品生产有了更广阔的基础，商品流通有了更广阔的市场。秦汉时期，主要的商品生产为盐铁酒酤；唐宋时期，则增加了茶叶、陶瓷之类。同时，传统商品如丝绸，也在量上和质上大为提高。盐铁酒酤的市场主要在中原地区；丝茶陶瓷等则远销国外。中国与国外市场的联系，秦汉时惟赖西北陆上交通，唐宋以后又增加了海上运输。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使得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可能再逆转。虽然唐宋以下的封建统治者和以前一样，依然重农抑商，但他们只能延缓商品经济的进程，而不可能完全抑制了。在此以后的国计民生中，商品经济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财源利薮。
所谓“重农抑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重自然经济，抑商品经济。为什么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那么喜欢自然经济，憎恶商品经济呢？这是有深刻原因的。简单说来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是从自然经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在商品经济出世以前很久，它已经确立了；它不待商品经济而生存。商品经济的兴起，不是加固它的基础，而是使它感到摇撼。因为在商品货币关系所及的地方，自然经济遭到削弱——许多劳动人手“舍本逐末”去了，不少社会财富被商人贾竖攫取去了……这势必引起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矛盾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自然经济是相形见绌的。商品经济步步进逼，自然经济节节败退，这当然缩小专制统治者的剥削范围，和他的利害相冲突。专制统治者手中固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可是若放任自由，它也要在商品经济面前败北的。因为自然经济的榨取手段是经济外强制（或作超经济强制），商品经济的剥削方法是经济强制。劳动者一旦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中，对他的剥削榨取手段，用经济强制较之用经济外强制就更有效率。为此，专制统治者总是使用手中的权力，压抑商品经济，保障自然经济。（例如汉高祖的“困辱”商人的措施。）压抑还不足，就用管榷之类的手段，统制商品流通，甚至是商品生产，企图把商品经济的利益全部夺取过来。从汉武帝开始，历朝统治者就是这样干的。但是他们管榷所获，并不用于再生产。同时在管榷的实施过程中，给生产者和消费者造成深重苦难。其结果只能是摧残了商品经济，害苦了广大人民，把经济曲线往下拉。
在商品经济存在的古代社会中，在我国战国以后的封建时期里，商品经济始终是一个进步的因素和力量。每当它有所发展的时候，社会就相应地向前进展。（战国时代、唐宋时代都是显著的例子。）反之，每当它衰落的时候，社会就停滞甚至后退。（例如魏晋时代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发展和出自自然经济的传统、制度、社会组织是冰炭不相容的。只要它具有一定力量，它就要削弱或破坏那些旧的传统、制度和社会组织。因此，商业，乃至那令人诅咒的高利贷，都曾在历史上起过革命的作用。商品、货币、市场等等，就像“王谢堂前燕”那样，是只问贫富，不论贵贱的。它们是天生的嫌贫爱富的市侩，而不是趋炎附势的食客。“商品社会”是市侩的天堂，却不是食客的乐园。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我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走的是一条漫长修远而崎岖多艰的道路，因此，自然经济、封建主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迟迟不能成长。为了阐释我国封建经济的实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也为了说明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特殊性和规律性，毫无疑义，我们应当着重中国封建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商品经济史。
应当承认，在研究中国商品经济史的途程上，和研究对象本身的经历一样，也是崎岖而多艰的。自然经济，不仅在古代的实际经济生活中，而且在那时的意识形态里，都居于统治地位。试看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们对于自然经济，美化、讴歌、向往；而对于商品经济则忽视、鄙视，甚至加以无情的批判。文学名篇如《桃花源记》，至今仍脍炙人口。至于同情商贾的著作，则自司马迁写《货殖列传》以后，便成绝响。“士农工商”，商贾总是居于四民之末，不能登大雅之堂。传统的观念，使得士大夫们不屑去记载他们的活动。因此在乙部书里，我们竟找不到一部记录商品经济史料的专著。直到今天，不知是由于史料的缺乏，还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留意经济史上商品经济问题的著作还是不多。不过“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的。
原载《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3期
发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