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
翻阅着堆积在案头上的孔海珠女士的《“左联”史料新探》书稿时，我不禁想起1990年我们夫妇被邀重访日本时，当时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共产党的老党员丸山升先生请我喝酒的事。席间，他说：“中国的30年代‘左联’文学，你们中国人现在不研究了，而我们日本人还在研究。”我听了这番话，很受触动。不过，“左联”研究走向冷寂，又确是不争的真实状况。前不久，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出这样的预警：“左联”研究陷入停顿，人才凋零，状况堪忧。我想这也并非危言耸听。“左联”研究门前冷落，是不是意味着该领域研究已步入极限，其学术资源已被我们开采殆尽，没有必要再做无效劳动了呢？答案应是否定的。
其实，“左联”的意义远还没有穷尽，其复杂性和历史的深远性甚至远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其他文学现象。它的发生和演变牵扯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一时一地的有限视角可能很难看清“左联”的真正面目，这就需要我们不必急于求成，想毕其功于一役。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我们离“左联”这段历史还不长，难免会有近视的误差，比如我们对“左联”史料的掌握还不够全面，尤其是其后期的史料。历史是不允许想象和假设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左联”这段历史，我们更需要谨慎，因为这段历史是有重量的。理解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可能会找到对其后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些线索。同时，我们还需对既有的史料作出细致科学的鉴别，去伪存真，去芜存精是我们应做的切要的工作。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份历史遗产传到后世的手中，确凿的材料可能要比仓促的结论更显得重要切实。抢救历史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历史责任。
30年代的中国“左联”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文化现象，它的发生、发展受当时国际“左翼”风潮的影响，尤其是受苏联、日本的影响，同时也与在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有着极大的联系，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暗心理就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所带来的恶果。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对五四作家鲁迅、茅盾、冰心等人进行粗暴批判，他们骂鲁迅是“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无情否定五四传统。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文化力量的认识颇有远见，他见鲁迅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影响甚大，并听说鲁迅也同情共产党，就派冯雪峰到上海，要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合作，鲁迅也意识到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的必要性。这样，1930年初，“左联”成立了，鲁迅是“左联”的旗帜。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冯雪峰等是主要负责人。“左联”是30年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它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也产生了负面的教训，它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革命文学创造以及理论译介方面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巨大成就，可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左联”因为革命文学本身的不成熟以及传统文化积习的作祟，其元气也大大受到了损伤。当时的一些“左联”领导人一方面在利用鲁迅，一方面又不尊重鲁迅。所以鲁迅曾经沉痛地说：他只好“横站”着，一面要防止来自前方敌人的明枪，一面还得小心来自自己阵营里的暗箭。“左联”的负面影响一直在其后的历史中得不到彻底的清算，那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内耗”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在建国后二十年里，鲁迅走了，当年那些追随他的一些人或与鲁迅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就受到了迫害，如1955年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所谓“冯雪峰、丁玲反党集团案”就株连了一大批“左联”作家。而这时候，鲁迅仍被作为一面旗帜。“他的方向就是代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文革”开始以后，“四条汉子”也被打倒，“左联”文艺给全盘否定。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的整个文艺历史给加以“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的罪名。
80年代，学术界在“左联”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出版了不少关于“左联”的研究资料以及个人回忆录，比如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汇编》（马良春、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左联回忆录》（上下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到了近些年，“左联”研究开始走向冷寂，可仍有一些人甘守这份清冷，继续在这个领域默默工作，孔海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孔海珠从事“左联”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多年，并已有多种科研成果面世。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奠基石，舍此，我们没有直接走近历史的捷径。风风雨雨的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可它所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并伴随我们进入新的世纪。我们的思考和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可信的史料基础上的，否则，我们的思考就没有依凭，这种时候，就更显示了史料工作的重要性。关于“左联”的史料我们已经掌握得十分丰富了，但是可待发掘的空间仍然很大。因此，孔海珠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与孔海珠女士可算是世交。我很早就看到过她父亲孔另境先生编的《现代作家家书集》，是由鲁迅作序的。1951年，孔先生在上海春明出版社当总编辑，约请我的妻子任敏编一本《北方土语辞典》。可能因为南方人很难听懂北方话，意思也不明了，引发了孔另境编这本书的想法。这本辞典收集了陕西延安，包括山西等解放区的北方土语土话，对于北方的风俗习惯和南方的不同地方也有解释。以后，香港、台湾都有翻印本，旧金山和东京也有译本。因为它对研究解放区文学有帮助，使他们搞懂一些只有中国北方才有的土话。这也是任敏单独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文革”后，孔另境先生的妻子金韵琴给我送来了他的遗著《庸园集》，才得知孔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中国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我脱离了二十多年的监禁与劳改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处境，被“解除监督”，回到原单位中文系资料室当图书资料管理员。当时，全国三十几所高校中文系筹划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聘请我为特约编委，这是四人帮粉碎后，我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丛书中的《茅盾专集》由复旦中文系的同志协同茅盾的内侄女，即孔另境和金韵琴的女儿孔海珠共同编著。那时，孔海珠正在为茅盾撰写回忆录在上海做资料方面的助手。这样我和她认识了。1979年末，我来到久违的北京，事先已请海珠给茅盾的儿子韦韬写了信，想请茅盾为这套丛书作总序。在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拜访茅盾时韦韬在旁，茅盾视力很差，忘了我是什么人。我说，我是贾植芳。他起先没有想起我是怎样的人。我说，请你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写个序。他说，我不大为人写序。在旁的韦韬说，你也不少写。他起身进去休息。韦韬对我说，你放心，他会写的。果然不久他将序寄来了，给我们这套丛书增加了分量。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了一部七十八万字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当时的所长徐俊西同志托我为此书作序，我勉为其难的原因是该书不但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指导现实的意义。我在审读此书的时候，读到孔海珠写的几篇分量不轻的文章，不知她是否是从此时开始从事左联文化的研究。孔海珠是新中国第一届新闻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因成份问题，被分配到上海图书公司做资料员，这倒使她因祸得福，成了李斯所云的“粮库中的老鼠”，利用职务之便，大饱眼福，给了她一个绝好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80年代初，她作为访问学者，来复旦进修两年，我们就成了熟人。孔海珠出生于文化世家，受家庭环境影响，她对文学、学术有着执著的追求。这些年来，她编著了不少关于茅盾、于伶、她的父亲及家人的资料，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实力。孔海珠新著《左联史料新探》是她近些年研究成果的集成，该书集中于“左联”后期史料的钩沉、查找和研究，填补了“左联”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文报》的发现和研究，给“左联”后期的组织活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实的史料依据，这为完整地评价“左联”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据。
作此序文，算作我与孔海珠女士两代人友谊的纪念。
《文汇报》2001年2月10日
发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