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松
贾植芳先生不喜欢住医院，但好像很喜欢上医院。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主动要求或被叫去陪他上医院，“检查”或“拿药”。他总是兴致勃勃，穿好平时不穿的外套，戴上平时不戴的呢帽或遮阳软帽，拿上在家不怎么用的STICK，叫上出租车，用现在的孩子们的话来说，很“拉风”地出门，一路上指点街巷，劲头十足地讲述他当年 在其中的冒险经历。而且基本上，不论是否实际需要，他这样出一次门，总要在外面找个馆子吃顿饭，——多数时候是吃面，在我想来，很有点想方设法延长“进城”的时间和快乐的嫌疑。师母不在以后，先生的体力和精力衰退得很明显，这样的“找乐”的机会少了，偶尔有之，他沿路的谈兴尽管仍在，毕竟有些谈不动，对场所和事迹的指点限于点到为止了。
真的需要住院了，先生很不耐烦，总是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就嚷着要回家。他把住院叫做“坐监”，我想不是因为耐不住性子，而是不喜欢这种受约束的生活。受约束倒也不是说真的像坐监一样丧失了人身自由，而是，这种生活打乱了他原有的生活秩序，影响了他熟识的与生活发生关联的渠道和方式。
对于一位教授，或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什么才是他最不乐意放弃的与生活发生关联的渠道和方式？贾先生的行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读和写。
哪怕只是在医院里住两天，哪怕是在多至六床的普通病房，只要病情许可，他也会要求把家里的书报和纸笔带来，而且蚂蚁衔草似的，今天一本明天两本，不多久病房就会呈现出临时书房的模样。2007年11月11日，贾植芳先生因肺炎迹象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干部门诊求诊，随即确诊，入住该院国际部特需病房，至12月8日，在他自己的反复要求下出院。但随即，因停止用药而复现的症状再次把他赶回了病房。2007年12月11日，贾植芳先生最后一次入院，在医院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住院时光，至2008年4月24日18:45分，因肺炎并发心衰、肠梗阻（指标显示高度恶性肿瘤可能），最后导致呼吸衰竭，终于抢救无效。据近十年来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的内侄女任桂芙女士介绍，先生约在临终前5小时陷入昏迷、前5天放弃读写。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4月18日，记述了“大晴天”里几位学生的来访，及重温收在《贾植芳文集》第二卷里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序》，因为前一天来访的郜元宝透露这部书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版。
先生临终的时刻，我在学校授课。复旦大学课表第9节18:30分开始，等我匆匆讲完该讲的内容提前下课，得到的是这样的信息：先生18:46分走了。赶到医院，出现在我眼前的先生，盛装仰卧，面色舒展，平和如生。我站在他的左面，伸手到被单底下握住他的左手，温软如昨。他外套的衣领被被单压住一只角，我伸出另一只手为他理好，手背贴近面颊时，仿佛感受到他的体温。我的下巴忍不住抖动起来，在咬合不住的时候，鼻翼也跟着翕动起来。我终于崩溃，再一次在先生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软弱。令我难以自制的是，就在昨天，就在同一个位置，以同一种姿势，我还一如往常在聆听着先生学术上的关怀，答应着会跟进他的关心；先生尽管呼吸困难，说话费力，全身插满管子，头部转侧一下也不很容易，却是眼神清亮，头脑清晰，面色充满生气，也还在一如往昔地与他尚不熟悉的我的学生们做着快乐的约定：等我病好了，请你们来家里做客！……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30日
发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