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
俄罗斯一代文豪索尔仁尼琴五天前（2008年8月3日）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活了89岁，长寿了。他的书，我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幸读到的，第一本就是叫做《古拉格群岛》（当时注明为“内部读物”）的长篇檄文，那是对专制独裁血淋淋的控诉书和讨伐书，后来我又找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这位“批判者”和“异见者”的资料和图书，其中最让我兴奋的就是他在1967年5月给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写的一封公开信，他提出：“取消对文艺创作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他说，“违反宪法而作的非法检查——这一中世纪的遗物，对我们今天的文学仍然是一副沉重的枷锁。”尽管他说这些充满了批判锋芒的话时我们正在大张旗鼓革文化的命，尽管我读到这些话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意识形态治国几乎原封未动，所以依然感到非常激动，记得在正撰写的《艺术的失落》里曾为之热烈欢呼，还特别借用了日本著名文艺理论家桑原武夫的话来表达我难以言说的心情：“想想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能写出这种公开信的艺术家曾有几人？对于在今日之苏联仍不失有如此勇敢的作家，我们当为俄罗斯民族而祝福。”现在，这位一辈子讲真话、有良知，因而一辈子不得安宁的作家走了，他让我想起三个多月前刚去世的贾植芳，他们一前一后，就像两个亲密的弟兄。我有这样的联想，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相象了。
以实际年龄计，索尔仁尼琴比贾植芳小两岁，可谓同龄人，他们一生走过的风雨历程也非常相似：索氏年轻时上过前线，两次立功受奖，升至炮兵大尉。可是不久因在给友人的信件里对斯大林“不敬”而被捕，在劳改营关了八年之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共和国的偏远山区三年，到了七十年代，干脆以“叛国罪”的名义头天逮捕第二天便把他驱逐出境，在国外漂泊流浪二十多年。贾植芳年轻时参加12。9学生运动，抗日烽火燃起，他从日本回来投笔从戎，此后又为《学生新报》撰文，同青年们一道“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但是他一次次的爱国热情最终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牢狱之灾，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四度身陷囹圄，每个朝代都没放过他，特别让他不解的是，尽管自己为推翻旧制度默默献出了青春，甚至三次坐牢，也曾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然而共产党却照样视他为最危险的仇敌，十二年的监狱之后又是十三年的牛棚，其间经受的苦难比起索氏来更加惨烈更加难以忍受。索氏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回到他祖国的，贾则直到毛泽东去世四年才获“平反”，“从鬼变成人”（贾植芳语）。那年，索氏76岁，而贾先生也已经65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已经如一缕青烟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
他们更加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永恒的特立独行者，他们一生和权力者不合作，一生保持距离，在权力者给予的荣誉面前，两人的态度也非常相似，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索尔仁尼琴，他甚至没有去领取（一说乃当局不准他去）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奖；24年后，俄罗斯的新执政者颁给他勋章，他更是拒绝接受，异见者本色丝毫未变；新千年之初，贾老也得了一个大奖，表彰他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在得奖之后是这样说的：奖章和手铐，其实是一样的；而在他八十寿辰时，官方媒体称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战士”时，老人就笑言：“战士和敌人，一步之遥！”这是怎样的一种清醒和气度啊！晚年的他年年说的一句话是：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八十八岁了，九十岁了……我知道，他不会忘记那个给自己更给整个民族带来那么深重灾难的“神”。一个无力与之抗衡的老人，他回首一生的坎坷面对现实的不公时还能怎么样呢？或许他能在其中得到些许慰藉吧，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和悲怆啊！贾老说他很想写篇文章，标题叫《与司马迁书》，我似乎再次触摸到了老人那颗坚强而深沉的心。
2004年，索氏在回顾自己一生时这样说：“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晚年贾植芳则多次表达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重重苦难中，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我不会把灵魂卖给魔鬼。”“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或许，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只能是社会的批判者，他的人生价值只有在“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中才得以显示，也可以说，他们命里注定只能是个“自由斗士”，于是他们也就注定只能生活在孤独和苦闷之中。索尔仁尼琴是这样，贾植芳也是这样。
然而我不得不想，在当今这个精神浮躁的年代，我们还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来阅读索尔仁尼琴，阅读这位以道德良知坚守一生的“异议人士”吗？对于贾老，同样，我们还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真实地去解读他的动荡人生吗？特别是我们还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接受他以生命为代价奉献给后人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吗？他从历史深处走来，如今又朝历史深处走去，在怀念他远去背影的时候，我非常遗憾地发现有人总希望把他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比如说某某大学非常关心他，他也非常感谢某某大学之类，比如说他晚年喝咖啡逛书店，与世无争，生活得非常自在非常快乐之类，总之，一切苦难一切不平甚至现实的一切无奈和苦闷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被他遗忘。是这样吗？不是的！先生明明白白地多次说过，他相信历史，历史无情也有情。他说：“任何所谓的英雄好汉凭自己的权力意志拖着历史的车轮，使之倒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能得逞的，注定要成为历史的笑柄而遗笑千古。”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过分张扬贾老的学术成就以遮蔽他崇高的人格节操。在学术领域，他确实有许多贡献，但是十部百部学术著作也比不过他不低头不检讨不认罪斗不垮压不弯的那股子倔劲，他必将以立地顶天伟丈夫的形象卓然于世永留人间。教授很多，贾植芳只有一个！
由索尔仁尼琴和贾植芳，我又想到，他们的遭际命运在非宪政社会或许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而言，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想以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你恐怕就不能不在世俗生活中历经磨练，且难以摆脱各种痛苦的纠缠，这种痛苦很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其根由正在于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总是同专横和虚伪的统治者格格不入，也同更为功利和现实的民众（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收买和收编）产生距离，而缩小这种距离需要漫长的过程，痛苦的过程。所以贾老多次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即以近代中国论，又岂止一个鲁迅。
壮哉索尔仁尼琴！壮哉贾植芳！
2008．8．8．于上海
转自五柳村文存
发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