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静宇（同济大学文法学院） 李红东（复旦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贾植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作家和翻译家。作为“七月派”重要一员，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同时，对文学研究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取得了重要成就。由于生性耿介正直，追求自由和独立，他一生中先后四次入狱；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而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经历磨难的贾先生不仅没有倒下，反而站得更直。他曾说：“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体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1]。在1979年平反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是如做人一样，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敢说真话的高贵品格。
一、突破“左”的禁区追求学术自由
没有失去自由的人不可能体会到自由的重要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许多敢于直言直谏的知识分子受到无情的打击，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贾植芳先生就是由于被打成“胡风分子”而被关入狱。但是，在“不是跌倒，就是站起来”的选择面前，贾先生毅然选择了继续前行。“四人帮”粉碎以后，虽然文坛风气有所改变，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对于以前很多学术上“左”的禁区，人们还是犹犹豫豫，不敢大胆踩踏。贾先生可贵的学术勇气在于，他在现当代文学领域较早大胆突破这些禁区，以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展开他的文学研究工作。
胡风既是作为朋友，又是作为导师式的人物，对贾先生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大胆地向胡风投稿并获得胡风的赏识，由此拉开了二人风风雨雨几十年交往的序幕。胡风的提携使贾先生成为“七月派”作家的一员。就像贾先生所说的，“胡风的文艺思想比较复杂，又多是针对了30年代到50年代文坛上的实际斗争而发的，所以非局内人，或者非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人，一般不一定弄得清楚”[2]。作为胡风的朋友，贾先生得以近距离地接触胡风以及他的文艺思想，并由此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对于胡风长期以来遭误解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两种文艺思想，贾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主观战斗精神”，通俗些讲，就是作家的一种战斗的人生观，一种战士的“人格力量”；从创作实践来说，就是作家在认识和表现现实生活时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它包含着作家对人生的强烈的爱憎态度。贾先生指出，在50年代，人们认为提倡“主观”就是反对“客观”，就是提倡“唯心主义”，因此造成胡风的被误解。所谓“精神奴役创伤”，就是鲁迅所指出的劳动人民由于几千年来所受封建统治压迫而形成的麻木、愚昧、自卑的精神状态。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提法被认为是反对写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丑化人民而遭到误解与反对。贾先生认为，这并不是胡风的理论有错误，而其被误解完全是历史的原因。在当时的文艺理论界，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照抄现成的政治术语，因为这样既省力气又不会被指责犯政治错误。胡风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努力从自己活生生的感受出发，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融化到自己的理论中去。悲剧在于，当时日趋“左”倾的时代不允许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不被当时占时代正统地位的文艺思想所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通过分析，贾先生指出，这一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队伍中的两种现实主义理论长期冲突”。一种是关心现实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一种是胡风的“在创作中进一步发挥人的主体性的能动作用”的现实主义。胡风力图使文艺理论从冷冰冰的政治教条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成为活灵灵的与时代和人民呼吸与共的、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正因为胡风把人的因素注入了文学，注入了现实主义，才赋予他的文艺理论以恒久的生命力。胡风的文艺思想被批判是时代的悲哀，却是他的光荣。而“文革”结束后，他的文艺理论再次引起研究者关注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他文艺理论的生命力。贾先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不论50年代，还是复出后，他几十年如一日，相信真理，坚持真理。
贾先生不仅对理论家的理论阐释倾注了热情，对于作家，尤其是由于历史原因遭受过批判的作家，也大胆突破禁区，做出自己独特的判断。他深深感到，几十年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人们不是发出同样的声音，就是对一些熟视无睹的现象缄默不言，更不要说对于遭误解、压制和打击的作家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重获自由。他对作家的评论，一方面是自觉地站在反“左”、清除“左”倾思想流毒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又深深渗透了他自己对文学、对人生的理解。
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在他创作初期就有众多的评论者对他的作品加以评论和研究。如郭沫若对《李家庄的变迁》的“通俗”特色予以高度评价，茅盾指出了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特点，周扬以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姿态，对赵树理作品的人物塑造和语言创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观点作了评价[3]。“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更是把赵树理的创作当作实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楷模。此后的论者都不出以上的论述框架。而贾先生对赵树理的评价却跳出了上述框框，从赵树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论述角度予以评述。在1986年举行的赵树理诞辰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贾先生指出，赵树理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他“敢于揭发我们生活中一切消极的阴暗的东西，敢于讲真话，而不说违心话”[4]。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赵树理从来不落井下石，宁可搁笔，也决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替“左”倾路线歌功颂德。这是贾先生感触最深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和这位同乡声息相通。对于赵树理的创作，贾先生指出，作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继承和发展了鲁迅所开创的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生活的文学战斗传统。或许正是因为贾先生也是这样一位追求独立人格，敢于讲真话的文学研究者，所以他才引赵树理为同道。
贾先生对郁达夫的评价也可以显示出他在学术自由上的追求。与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不同的是，郁达夫的作品一经问世便横遭指责，甚至被扣上“颓废”、“放荡”、“色情”的帽子。对此，贾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郁达夫的不被容纳，跟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统治有关。在我们这个有着浓厚儒家传统的国家里，儒学流毒的危害非常严重。在儒学的统治下产生了许多利欲熏心、寡廉鲜耻的名利之徒和衣冠禽兽。而作为一个“直率而真实的人，一个不尚于虚饰敢于裸露自己的人”，郁达夫自然被视为异类。贾先生肯定了郁达夫的人格精神，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价值的人。并且贾先生把他作为“五四”先行者的代表，对他的以身殉国予以高度评价：他的以身殉国：“说明了他不仅是个人生态度严肃、对生活对艺术有着真诚的热情和追求的作家，也是对人民对祖国怀有无限热爱和忠诚，充满历史责任感，而又重视个人节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5]。
总之，贾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决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是大胆创新、独辟蹊径，以可贵的学术勇气，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二、治学严谨整理文学史料
充足、准确的文学史料是展开文学研究的基础。如果说勇于突破“左”的思想禁区，追求学术自由，敢于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体现了贾先生在文学研究中独立精神的话，那么，对文学史料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大量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则体现了贾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
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编纂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近代以来，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陈寅恪诸位先贤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一系列文学史料书籍的出版，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到1949年之后，由于错误思想的影响，资料的随意取舍、断章取义，使得这条线索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这一时期，不仅文学研究受到影响，而且文学史料的建设也几乎陷入停顿。由于对文学史料的不被重视，50年代编写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资料的误用、漏用现象屡屡出现。更严重的是，由于这项工作的长期搁浅，“一方面是长期与史料工作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失去了联系，一方面又迟迟未能确立新的史料工作原则和方法。现代文学研究者相当普遍地缺少这方面的必要准备、修养和实践，不少同志将这置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位置，更多的同志把这理解为十分简单轻易、谁都能够胜任的杂务”[6]。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缺失。
1979年12月，贾先生初获平反，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后，他很快发现了建国后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以论代史，甚至不顾史实的主观主义倾向；他提出，建设现代文学史这一学科，必须从史料这个重灾区入手，客观地对待和整理史料。历史的机遇来临了。由于他在文学研究上的崇高威望，他应邀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六五”社科项目，以特约编委的身份参与主持《现代文学研究大型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主编。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先后出版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巴金专集》。此外，《文学研究会资料》、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等资料的出版，更凝聚了他的心血，显示出他在资料整理方面的丰硕成果。
在资料的整理中，贾先生表现出了尊重历史的学术勇气和学术风范。解放后.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文学研究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境地，为了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文学史实被一再地歪曲，甚至出现了编造文学史实的现象。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变成了革命史；一些作家虽然创作上很有成就，但因为不符合政治宣传的需要，长期不能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四人帮”粉碎之初，很多研究者还笼罩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不敢站出来理直气壮地说真话。贾先生对这种状况极端不满。他是“左”倾错误思想的受害者，也是与之坚决做斗争的学者。他本着学术良心，立志在自己的资料编纂工作中，纠正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为后世研究者提供真实的文学图景。他特别强调一个编辑原则，就是在选文内容上应比较客观、全面，决不隐讳历史真相，从学术研究、历史观点的严格要求出发，有意纠正一些由于政治原因所造成的谬误。
例如，在编《巴金专集》时，关于解放前对巴金的评论，“力求选录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政治倾向和要求与不同文艺观点的评文，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以及错综复杂的中国思想文艺界的具体态势”[7]。不因为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而为尊者讳，而是力图全面地展现同时代人对巴金的评论。更可贵的是，对于解放后歪批巴金的文章，如1958年文学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姚文元的两篇和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也予以收录。“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兴妖作孽时期出现的‘革命大批判’声中‘批倒批臭’巴金的那些‘旗帜鲜明’的煌煌大文，我们也征得巴金先生和各方面同意，选用了三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文章，用以说明这次‘文化大革命’所制造的灾害，在一个老作家身上的具体表现，那种疯狂性的迫害劲头”[8]。这样就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使那些文学史上的跳梁小丑无所遁形，也给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贾先生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编辑思想，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多次指出资料整理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目录学和考据学的问题”[9]。在主编另一部资料书《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时，贾先生又提到：“我们的先人和前人一贯重视文学史料的收辑、整理、校勘这个治学的‘第一步’工作，即‘文学史料’的建设工作，因为它是做学问的基本功。而保持历史本身的真实性、严肃性、客观性和完整性，为当代人提供一份真实的史料，为子孙后代留一份真实的历史文献，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学术传统。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个如何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往深里说，这也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本身形象的问题”[10]。在这里，贾先生把史料工作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对其他研究者的文学资料编辑工作予以大力指导。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的编委，贾先生审读了好几部作家研究资料专集，对它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这些意见里，同样也贯穿着他的学术勇气和编辑思想。比如在《郭沫若研究资料》的审读意见里，不仅透露出贾先生严肃、严谨的学术精神，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他高度的学术责任感。郭沫若在解放后有一篇《必须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虽然有损郭沫若文坛形象，但这是历史真实，贾先生毫不犹豫地建议把这篇文章予以收录。
贾先生在资料整理方面的这些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他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编纂的众多资料集，在今天已经成为众多文学研究者极为信赖的参考书。正是由于他长期的努力与贡献，使他长期担任着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这一崇高职务。
三、多元共生广阔的文学视野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迄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它并不是孤立地产生和成长的。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精神、表现手法诸方面予以继承；另一方面，由于欧风美雨的激荡，它又融进了异域的因素。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勾联。由于身在庐山之中，越是近距离地看待事物，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不仅要把它放在一个宏观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要勇于指出其不足和差距。贾先生从一踏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块领地起，就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历史和世界相联系，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贾先生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较早对翻译文学加以重视，并积极主张把它列入文学史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中外交流的增加而带来的新鲜事物。早期的翻译意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林译小说为代表，文学的翻译才开始大量涌现。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都先后加入到外国文学的翻译热潮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潮流。作为翻译家的贾植芳，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便开始了翻译实践，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剧本《卡列尼娜·伊凡诺夫娜》是他的最初成果。1949年避居青岛期间，他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埋头译出了五六十万字：从英文本翻译的英国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匈牙利剧作家E·维吉达的剧作《幻灭》，以及由日文转译的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解放后又先后有《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契诃夫手记》、《论报告文学》等书的出版。在从事翻译的亲身实践中，贾先生认识到了翻译文学的意义。他指出，中国的翻译文学是伴随着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翻译文学，也就没有由‘五四'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文学理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并且，他追溯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历史进程。他指出，对翻译文学的重视，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但从50年代起，在当时封闭的政治文化大背景下，我们对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水乳交融的关系的认识就渐渐模糊了，以至有意无意地把翻译文学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这种做法是脱离历史实际的。在“四人帮”粉碎之初，他的这一呼声给文学研究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今天，翻译文学已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这与他当年立足长远、大力呼吁是分不开的。
时下，对于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已经逐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且呈越来越热的趋势。早在80年代初，贾先生就已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加强对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重视和研究。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及贾先生早年的读书生涯，正是由于他较早接受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熏陶，才使他对它们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很小的时候，贾先生就喜欢看蒲剧的武戏，爱听民间故事。高小的时候，他整日沉湎于绿林好汉和江湖英雄的世界。1929年到太原上中学以后，他常借来各种石印本武侠和公案小说来看。渐渐地，他读书的范围广了，除《水浒传》、《西游记》之外，还有《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大八义》、《小五义》等武侠神怪和历史演义小说。这些阅读经历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绿林好汉侠义正直的品性使他深为佩服，成为他日后立身行事的楷模，而其中蕴涵的民间艺术形式，也开拓了他的文学视野。
论及通俗文学，贾先生首先指出了它的地位和价值。对于忽视“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现象，他很为不满。他认为通俗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时代信息。并指出，通俗文学看重文艺的欣赏价值和娱乐价值，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以载道”和“诗言志”的文艺观加以否定，具有进步的意义。同时，他对通俗文学作家的状况作了分析，认为他们“开始摆脱了在封闭性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作家对官府的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自己独立人格和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他们作为平头百姓，也在‘生活的地狱'里饱受煎熬之苦”[11]。在通俗小说的艺术方面，贾先生也予以了肯定：在语言运用、叙事模式和情绪表达方面，一般都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体式，适合中下层民众的文化接受能力和习惯性的审美需求。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平民文学”，企望达到文学为人生服务的目的，而通俗文学在都市市民中间广为流传，成为市民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倒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对于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都市小说，贾先生也不吝赞美之词。他为现代派作家在历史上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满，对贬斥他们为“满脸擦着雪花膏的洋场恶少”、“卖淫书的瘪三”的传统见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现代都市小说以吸收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为手段，反映都市生活节奏，揭示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及其种种精神现象，是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析了现代都市小说的产生原因，认为它是正在成熟的都市文明的产物，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高度发展后的产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所表现的是“现代的乡村”，城市的影子很少见到。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成功，也由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写农村、农民的作品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到“文革”时，甚至只有《阿Q正传》和《金光大道》等少数作品获准发行。这种对都市小说的忽视，是解放后文学史研究的重大缺陷。贾先生针对这种状况，痛心地指出：“过去我们常常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解释文学现象，来褒贬作家的创作成就。真正的作家学者出不来，倒造就了不少大批判家”[12]。有鉴于此，贾先生早在1989年就主编了《现代都市小说专辑》，收录了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黑婴的《帝国的女儿》等作品，与其他研究者一起，把都市小说迎进了文学史，赋予了它们应有的地位。
开阔的文化视野还表现在他对比较文学的重视上。他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首任会长，也是上海比较文学学会的首任会长。早在“四人帮”粉碎后返回教学研究岗位之初，贾先生就提出，要打破多年来流行的孤立、静止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老套旧习，真正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演变过程中，在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力量、成就和贡献。他较早地注意到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指出他们的特点：“一般说来，由于他们有着一般西方文学或本国文学的传统素养以及作者自己的社会实践，他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比较注意中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或本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们一般总是以先入为主的西方文学或本国文学的眼光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13]。这些研究可以在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借鉴。随后，他又指出了外国研究的不足：由于文化与传统的差异，有些人的见解有失片面，过分夸大了“五四”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外来因素的影响。有的把中国现代文学视作西方文学的翻版，也有的把中国的革命文学视为苏联文学的分支。为避免这些弊端，贾先生着手以比较的眼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他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等重要论文，以及他主持编写的国家“七五”重点社科项目《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1928—1949）》等，都是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人称贾先生是一位“杂家”，他广泛涉猎的研究领域使他能够名副其实地接受这一称号。正因为他的“杂”，才得以打破以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单调与狭窄。
四、学术风范启示后人
贾先生在回忆录《狱里狱外》的引言里这样评价自己：“我赞同梁漱溟先生在《自述》里的自我评价：‘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我只是个浪迹江湖，努力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贾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写出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大写的“人”字。他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块沃土中耕耘，而且鞠躬尽瘁，为培养新的一代学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贾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格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论是50年代的，还是他复出后的学生，都明显地受到了他的教益与恩泽。他的学生陈思和教授说：“我明显感受到他那种强悍的、父性的人格对我的影响，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包括后来我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此有关。他教给我怎样做人，他并没有具体地教我该怎么做，但他待人处世，看历史，看现实，整体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14]这里我们要提及贾先生50年代的学生施昌东。贾先生和他见面是因为一篇作文，施昌东交上去以后，贾先生替他改了，结果发下去以后，施昌东不高兴了。他气鼓鼓地跑到贾先生家里评理，说他的文章本来写得很好，贾先生给他改糟了。贾先生大为惊喜：这样有独立见解，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精神的年轻人不正是他的“同道”吗？后来，施昌东被卷进50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先是被定为“胡风分子”，后又被打成“右派”。但在贾先生精神的鼓舞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并最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美学专家[15]。贾先生一生辛勤耕耘的学术园地，是他对学生巨大的馈赠。获得平反时，贾先生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尽管他有着昂扬的精神和充沛的精力，但终究岁月不饶人。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带领的弟子，在他辛勤耕耘过的土地上，经过努力，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
他50年代的学生章培恒先生，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产生巨大反响后将研究重点投入到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方面，认为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并不仅仅是以往研究者长期认为的“世界性潮流”，而且也有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裂变与转型的因素。这种宏阔的视野与开放的眼光，人们自然可以联想到贾先生惯有的研究思路与学术精神。
他50年代的另一位学生范伯群先生，在贾先生通俗文学研究思路的指导下，早在80年代，就以可贵的学术勇气开始对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1999年，由范伯群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取得重大成就，130多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正式出版，填补了我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由贾先生提出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这一研究方向，在他手里确立了基本的研究立场。他的学生陈思和教授在日后的研究中，基于这一基本研究思路，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在贾先生对文学史研究进行一系列开拓（如提倡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推动翻译文学入史）之后，陈思和教授的“重写文学史”工作取得初步进展，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而重写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也正在积极的酝酿之中。
贾植芳先生不仅以他挺立的形象写好了大写的“人”字，而且，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及其学术精神也必将流传后世、植芳天涯。
注释：
[1]贾植芳：《狱里狱外》引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
[2]《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8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3]参考《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卷》第571—57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赵树理研究文集·上》第19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一版。
[5]《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1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6]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7][8][9][11]《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0]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12]《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6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3]《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8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4]《贾植芳文集·理论卷》第3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15]蔡春华《解放后的新生——贾植芳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4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发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