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法
一
《万象》杂志第八卷第二期（二〇〇六年五月号）刊发了舒芜先生的《贾拒认舒版本考》，对“传说”中的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进行了考辨。
舒芜先生在文中写道：“‘贾拒认舒’者，据说我曾登门奉访贾植芳先生，先生说‘我不认识你’，闭门不纳也。”但是，这件事“我不记得有，也就是说，我记得没有”。他指出，“贾拒认舒”一共有四个版本，分别出现于四篇文章，即：孙正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走近贾植芳》，刊《随笔》2002年第6期；化铁《闲话贾植芳》，刊《书友》第56期（2003年7月28日出版）；李辉《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刊《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13日；贾植芳《九十岁的生活（日记选）》，刊2004年10月13日《文汇报·笔会》。而事实上“《随笔》版”、“化铁版”和“李辉版”都是出自同一个“祖本”，也就是“贾植芳版”，贾植芳先生才是提供“贾植芳拒认舒芜事件”原始版本的人。
说“祖本”是“贾植芳版”当然比较好理解：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不排除现场还有其他人的可能），由其中一个人说了出来，然后才有其他人的传说议论，这样的推论合情合理，虽然贾植芳先生的文字出现得最晚。需要证明的乃是此事的“没有”，这就需要充足的证据了。舒芜先生自己也在文章的结尾提到，“‘说有容易说无难’，是考据的常识”，所以此文虽然以“版本考”标题，舒芜先生的重心其实还是要凭借自己所掌握的证据来证明此事之“没有”。
舒芜先生在文章中提供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他题写在当时所购《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上的题记：“一九八三年一月，贾植芳兄偕夫人任敏来京，参加现代文学流派问题讨论会，三十一日午，绿原、牛汉与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门饭店餐厅。饭后，偕游琉璃厂中国书店购此，……”
其实，就在舒芜先生称为“李辉版”的那篇文章，《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中，李辉先生已经引述过贾植芳的日记以证明不曾在1983年发生“拒认”事件。不妨再次转引如下：
（1月）24日抵京……以后这几天，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在此午饭。隔日舒芜来家回访，并约好牛汉、绿原，由他们三个作东。隔了两天，约我们在前门饭店午饭，早上由牛汉接我们去，饭后又一块逛了琉璃厂、中国书店。舒芜居所也很蹩脚，他自号“天问楼”，敏说，可改为“天晓得”。他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
贾植芳先生的这段北京之行日记是2月8日回上海后补记的，把两个多星期的北京之行作了综述，已经公开发表于其《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1]中。李辉先生根据自己的日记说，去舒芜家的准确时间是1月28日上午，“隔了两天”，正是舒芜先生所说的“三十一日午，绿原、牛汉与余共酌植芳、任敏于前门饭店餐厅。饭后，偕游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日子。
当然，仅据舒芜先生引述的这一题记确实也可以证明在当时不曾发生过“贾拒认舒”的事件，因为，正如舒芜先生所说，“那次贾植芳既然专诚来访，自不会有我伸手握而他不握之事。后来吃饭、同游，也不会有此情况”。还可以补充一句，否则舒芜先生也不会在“偕游”归来还能写下这样的题记。而在舒芜先生的记忆中，“自此以后，我没有与他们夫妇再见过面，我没有去找过他们，他们也没有再到我家来”。因此，从来就没有所谓“贾拒认舒”这样的事件发生过。
也许因为既然已经宣布“自此以后，我没有与他们夫妇再见过面”，舒芜先生对李辉和贾植芳两个“版本”中所说的“拒认”事件不是发生于1983年而是发生于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会一说，仅对贾植芳先生另外的表述错误进行了辨析，没有再提供证据否定其存在的可能。只是在文章的最后说道：“考来考去，仍然考不出头绪。贾植芳先生九十高龄，我今天也开始了八十三岁。同是以耄耋之年，回忆二十多年前的事。他记忆之有，不足以否定我记忆之无；我又怎敢单凭我记忆之无，否定他记忆之有？何况‘说有容易说无难’，是考据的常识哩。”
尽管俏皮地来了一句“说有容易说无难”，但恐怕任何读者都可以看出应该因此相信舒芜先生的“记忆”的：在这句话之前，文章已经对贾植芳先生的“记忆”表示过明确的怀疑了。而舒芜先生的记忆力之可靠，则是尚有前例可为证明的。
比如，1955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一般人都说是舒芜率先交出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但是，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舒芜先生明确表示：“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他说，当年的实际情况是，他认为胡风的宗派主义思想“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是借用一下，我就借给了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写的文章，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这个文章，编辑部为了业务上慎重的需要，希望借书信原件去核对一下，这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叶遥女士既是编辑又是我的老熟人。”[2]这一回忆，加上他为此提供的其他证据，就可以使我们相信当时胡风的原信确是“借出去”而非“交上去”的，从而使人们在描述这一历史事实时能保持细节的真实。又如，《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发表了章诒和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言及她1983年夏历除夕到聂家祝贺聂绀弩先生虚岁八十大寿时，看到舒芜也在。舒芜先生就此写信给该刊编辑部，说明自己当时决不可能在聂家。他所提出的证据是聂绀弩夫妇在1983年2月6日给他的信，其中明确提醒他“不可于旧历除夕”到来，所以，舒芜先生“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正如舒芜先生在给编辑部的信中所说，“事虽细微，也可以算是有关史料的准确”，因此他才写信说明。[3]而章诒和此文后来收入《往事并不如烟》出版时果然就删去了有关舒芜的那句话。仅仅从这两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舒芜先生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也有着保存历史资料的好习惯，因此也能够为自己的记忆提供可靠的证据。
其实，既然舒芜先生说“贾拒认舒”之事不曾发生，想来事情确实应该是如他所言。因为，根据常情推断，如果真的有过“贾拒认舒”的事件，那么，舒芜先生肯定会因这一事件而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作为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一方，他肯定不会轻易就将此事淡忘。所以，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之无”来否定“拒认”事件的确实曾“有”。这本来是舒芜先生可以凭借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可惜，不知他为何只是在那些细节上大做文章，却不从常情常理方面进行辩析。
而既然是从细节上来作文章，舒芜先生不知为何对李辉和贾植芳两个“版本”中所说的“拒认”事件不是发生于1983年而是发生于1984年的第四次作代会一说，又不曾举出可信的证据来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显然仍旧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所谓贾植芳之“拒认”舒芜，完全是出于贾植芳先生的记忆之误，其实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二
贾植芳先生当然不是那种随意编排故事造作谣言的人，绝对没有谁会对他的人格表示丝毫的怀疑。那么，舒芜先生，以及其他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们，也许更应该追问的是：贾植芳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记？又为什么会将自己的这一“记忆”告诉他人？这一“记忆”对贾植芳和那些“传说”者意味着什么？
“《随笔》版”的那篇文章在解读这一事件时认为：
或许先生做得有些过分，或许先生经历的那段历史太沉重太残酷太惨烈，他无法原谅绞索还没套上脖子便出卖朋友的人，他更不能宽恕以整人起家，捞到好处后越加变本加厉的人。
而李辉先生在《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从舒芜与贾植芳的见面谈起》中则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贾先生能够这样做。……他去看望舒芜，绝非为了叙旧，更不是原谅了舒芜当年的举动。所以，对舒芜后来也没有逃脱“右派分子”的厄运，乃至当下居所的“蹩脚”，他都是在以另外一种目光冷对。记得在看过舒芜回来的路上，他就感慨地对我说：“舒芜最终也没捞到好处。”同时，他去看望舒芜还不排除另外一个因素，即他还寄希望舒芜有可能公开向他曾经深深伤害过的朋友，特别是对路翎，表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没有看到，因此，两年后当舒芜来访时他托词不认识也可说事出有因，顺理成章。
这当然也是一种理解。只是，虽说“事出有因，顺理成章”，李辉先生也没有举出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此事之“有”。
“拒认”是一种态度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看一看在“拒认”事件之前，贾植芳先生与舒芜先生交往的情况，从而也可以了解他内心中对舒芜到底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贾植芳先生1979年至1984年的日记已经分别收入《解冻时节》和《早春三年日记》两书出版，其中多次提及舒芜这个名字。其中，在《解冻时节·平反日记（1979－1981）》中共有三次——
1980年6月20日：
闻舒芜现在沪，此公这一年多来，颇呈活跃，到处做文讲学，由此观之，青年一代的杀父奸母事件，亦不足为怪矣。
本日日记在这一段之前有这样一段记载：“车上遇政法杨同志，他说现在道德沦丧，杀母奸尸者有之，杀父奸妹者有之，为此慨叹‘文化大革命’后果之严重，青年一代已呈现‘返祖’现象，由人变成猿了。”故而有此“杀父奸母”之说。但把舒芜的“颇呈活跃”与此联系在一起，确也没有什么必然的依据，只能说明贾植芳先生对舒芜其人的鄙恶之深而已。
1980年7月2日：
下午去看许杰，他在工会开会。他说舒芜近在师大讲学时对他说，说在京看到张公，说张公精神分裂，开头还能认识人，说了两句话，就精神变态，大叫“他们要抓我了”云云。
“在师大讲学”正是舒芜“到处作文讲学”的一个例证。不知道他对许杰叙述“张公”也就是胡风的精神分裂时，是一种什么心情，许杰又是如何反应的。贾植芳先生这一天的日记接着记录了许杰对他说的费明君因1955年“胡风事件”被捕后家破人亡的遭遇，虽无一字评语，态度却也是明确的。
1981年2月9日：
不久王戎来，晚饭时满子才到，——他今天已开始上班。据他说，《文艺报》约舒芜写评论路翎的文章云。
这个“他”应该是何满子，也是当年的“胡风分子”，看来舒芜依旧是“胡风分子”们密切关注的对象。“约舒芜写评论路翎的文章”，《文艺报》不知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知道舒芜最后是否应约写了文章，如果写了，他会说些什么呢？
从这三则日记可以看出，贾植芳先生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前后，一直对舒芜其人都很关注。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始终没有改变因1955年事件而起的对舒芜的鄙恶之心。
《解冻时节》这部书中还收有贾植芳夫人任敏大约在1980年至1981年间写的回忆文章《流放手记》，其中谈到舒芜时所持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度。1947年9月，贾植芳第三次被捕入狱。任敏也同时被捕，但三个月后被赎出狱，于是她开始想办法营救贾植芳——
我东奔西走，将近十个月的辰光，为营救植芳而忙乱，朋友们都各尽其力热情相助。舒芜先生从安徽老家出来经过上海，知道植芳坐在牢里，留下一些钱给我，吕荧先生他来上海在小顾家吃饭后，他晓得植芳被关在监牢里，也送二筒炼乳要我带给植芳。我每次给植芳送东西时，梅大姐也是要送些吃的东西让我带给植芳。他们（朋友们）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命运，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和感激。
在这里，任敏是将帮助过他的“舒芜先生”与吕荧、梅志并在一起称为“朋友们”说到的，同时也说到对他们的“感激”。虽然吕荧与舒芜在后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表现截然相反，但他们当年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则是一样应该被记住的。这“感激”，也许就是贾植芳、任敏1983年1月到北京后于28日主动去舒芜家看他的感情基础与根本原因。
在《早春三年日记》中，贾植芳先生一共有十六次直接提到舒芜的名字（包括其本名方管）。其中1982年五次——
7月6日：
绿原信中说了他们夫妇和牛汉夫妇去天津，参加阿垅、卢甸两兄追悼会情况，他们代表难兄难弟在灵前沉痛志哀，说周扬、巴金、林默涵等首长名流（其中还有舒芜）都送来唁电、唁信、花圈等。
周扬、巴金、林默涵等在1955年的运动中都发表过激烈的批判言论，这时他们的名字又出现于“胡风分子”阿垅、卢甸的追悼会上，故而将他们和舒芜一起都称为“首长名流”。但“首长”们的出现主要是工作需要，只有当年因反击“胡风分子”而成为“名流”的舒芜的出现才让人觉得更加意外，因此他们的书信（以及日记）中才会特别记上一笔。舒芜的名字就是这样第一次出现于《早春三年日记》中。
12月14日：
收到骆宾基、舒芜、汤淑敏信，这封舒芜信使我们很出乎意外，但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晚上写了一短信相复。1979年在《安徽文学》看到他的几首旧诗，知道他从1957年以后，也日子不好过，“文革”中妻子横死，女儿自杀，也是家破人亡的下场，这真是作法自毙，损人不利己，也如常人所说：害人如害己了。
较之出现于阿垅、卢甸追悼会，舒芜的来信确实更加“出乎意外”，不知他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贾植芳先生的回信又是怎么写的。但显然，尽管是“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回了一封“短信”，贾植芳先生对舒芜的同情却是有限的，且绝没有因为舒芜的也曾遭难而原谅他当年的罪过。不过，二人确是从此恢复了联系，并且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12月19日：
收到方管（舒芜）信，1955年那个大案，他充当了孔老二说的“其无后乎”的角色，我想他原意无非是想自己出头，使大家触些霉头，却意外地授阴谋者的柄，在这上面达到蓄谋已久的“宏图”，想杀这些人的头，借这些人的头给猴子——中国的各色知识分子个颜色看。当时这个计谋也着实得逞了一阵子，虽然这把沙子并未迷着所有中国的智者的眼睛，而这个方管却落了个草菅人命的罪责。记得四十年代我给他写信，往往不经心地把他的芳名“方管”写成“方菅”，他来信曾抗议过，说是把“管”改为草菅人命的“菅”了，实际上却在若干年后变成了生活的真实，那当时我的笔却是神来之笔，写出了历史的预言，我无心插花，却长出森林！历史真是好开玩笑，不可思议了。
这里对舒芜的分析是很平实的，也是很深刻的，但也可见贾植芳先生并未因同情舒芜1957年之后的遭遇而改变对他的基本态度。
12月21日：
下午发出……给方管信及书。
所寄不知何书，推测应是1982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的贾植芳先生的译著《契诃夫手记》，他在198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这是他“多年以后出的第一本译书”。主动赠书自是友好的表示，但在次日，即12月22日的日记中又记有这么一句：“收到满子信，约我们在‘犹大出卖的那个人的诞生之日’去他家吃饭。”何满子所说“犹大出卖的那个人”，就是胡风，“犹大”显然是指舒芜。[4]
12月30日：
上午收到方管信，及寄赠的《说梦录》一册，他要我看看，序言和开篇“难解其中味”一文，说是可以了解全书，大约就是指了解他自己的说法。
这是舒芜先生对贾植芳先生赠书的回报。《说梦录》也是舒芜“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系研究《红楼梦》的著作。
以上是1982年的日记所记，二人从恢复联系到互赠著作，从表面来看已经算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了：先是舒芜主动示好，后是贾植芳主动赠书。舒芜的内心如何不得而知，但贾植芳先生以及其他“胡风分子”对舒芜当年的“犹大”作为是一直念念不忘的。这在他们对1983年1月的那次见面的记述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1983年也有五次提到舒芜——
2月8日，即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对北京之行的综述。贾先生说，舒芜“这次很积极，牛汉说，这是向我们请罪了，众人只是敷衍而已”。可见，舒芜先生的这次示好之举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看他题写在当时所购《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上的题记，丝毫没有往事的悲凉阴影，大家几乎就是故友重逢，又是“共酌”，又是“偕游”，一团祥和气象。莫非他一点儿也看不出“众人只是敷衍而已”？
2月24日：
寄出昨夜写的一堆信：给顾小锤、王进珊、彭燕郊、方管（即舒芜本名）、聂绀弩（附《手记》一册）、梅志（附去《闻捷专辑》一册）。
3月7日：
晚上沈永宝送系内分的三本书，他在分工编《中国现代文学辞典》的几个“分子”的传记，当给他写信去看朱微明（柏山材料）、老耿（守梅材料）及舒芜。由他附信发出。
4月6日：
收到南京师院寄赠的近期《文史资料》两册，有梅志写的关于“七月文丛”的介绍文章，附有书目，她删去了“文丛”中舒芜的那本《挂剑集》。
“《文史资料》”可能是“《文教资料》”之误，这是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编辑出版的一份在文化界影响很大的刊物。《挂剑集》是舒芜的第一本书，1947年5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系“七月文丛”之第一种。梅志先生在介绍书目时竟然删去了这本书，她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绝不宽恕。
4月30日：
发出给方管（北京）信，询问张兵文章下落。
张兵系复旦学报编辑，贾植芳1983年1月19日日记云：“张兵来，送来本期学报，晚上又送来他的论文一篇，托我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舒芜当时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看来贾植芳1983年1月进京时曾将张兵文章交给舒芜，这次写信所问的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处置情况。但日记没有记录舒芜的回信，不知张兵的文章最终是否由舒芜推荐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
这一年贾植芳给舒芜写了三封信，不知为何没有对舒芜回信的记录。不过，想来舒芜不会一直不回信的，否则贾植芳不会一再写信给他，尽管是有事相求。又，这一年从五月往后就没有二人通信的记录了，不知是没有写信呢，还是写了而日记没有记录。
1984年又有六次涉及舒芜——
4月4日：
张兵来，他新自武汉开会归来，碰到过舒芜，送他《小说选》一本。
10月6日：
张兵来，交来他写的论扬州八怪与曹雪芹的比较文章，此文他想投给与舒芜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要我看后写一个介绍信。
10月27日：
发出给……舒芜信及张兵稿。
11月12日：
收到舒芜及王克强信。
同日：
晚，给舒芜写一信，连《小说集》一册明日发出。
“《小说集》”应是“《贾植芳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前引4月4日日记中“送他《小说选》一本”是送此书给张兵。
12月2日：
收到华鹏、舒芜、章品镇来信。晚，给华鹏写了回信。
舒芜先生的这次来信可能是收到贾植芳先生寄书的回信，因此，没有见到贾植芳先生再对这封信的回复。
然后，就是贾植芳先生去北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了。
《早春三年日记》结束于1984年12月25日，最后一句是：“明日下午进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召开，1985年1月5日闭幕，如果在此期间发生了贾植芳“拒认”舒芜的事件，也许贾先生的日记中会有所涉及，这就只好期待日记的进一步公开了。但既然在11月12日还将自己的小说选寄赠舒芜，可见二人之间还是保持着一种比较客气的友好状态的，似乎看不出贾植芳先生有什么理由会忽然改变对舒芜的态度，进而做出“拒认”的举动来。
三
但也许就是在1984年年底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舒芜先生的其他行为再次不能见谅于贾先生，因而贾植芳先生在他登门拜访时有了“拒认”之举；或者贾先生再度回首往事而终于不能原谅舒芜在1950年代的所作所为，因此对自己和舒芜之间的这段“亲密接触”感到后悔，于是，他就在考虑如果下次有了和舒芜接近的机会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就像梅志先生在整理书目时可以删去本属于“七月文丛”的《挂剑集》一样，贾植芳先生也打算在面对相识的舒芜时说出“我不认识你”。或者因为贾植芳先生确实年龄太大了，结果就把自己幻想中的“应然”当成了现实中的“已然”，并且对身边的朋友讲述了这一“故事”。而那些“传说”这一“故事”的人们，恰如李辉先生所说，“相信贾先生能够这样做”，更是把贾植芳先生的这一“应然”视为“当然”、“必然”，所以才会对这一“故事”重新进行讲述，或加以诠释。
其实，贾植芳先生既然将自己“拒认”舒芜的事件告诉他人，一定讲述的就是他“记忆”中的真实。假如确实如舒芜先生所说，“自此以后，我没有与他们夫妇再见过面”，那么，或者贾植芳先生确实从来没有做过“拒认”舒芜的举动。贾植芳先生在1983年那次见面之后的日记中曾说舒芜“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这“得问贵姓”不知是说的已然发生了的事实呢，还是说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我甚至怀疑这“已完全不认识”就是以后“贾拒认舒”的原始出处，不管以后是否真的再次发生过贾植芳先生说“我不认识你”的事情。
贾植芳先生的这一故事，其实展示的是他在讲故事时对舒芜的那种态度。也就是说，假如确实如舒芜先生所说，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贾拒认舒”的事件，但如果有了那样的机会，贾植芳先生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会做出那样的举动来的，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做出那样的举动来。即使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贾拒认舒”的事件，但在贾植芳先生的内心深处，已经对舒芜进行了无数次的“拒认”，无数次的“闭门不纳”：这是一种心灵的真实，一种情感的真实，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至于舒芜先生，完全可以像他在《贾拒认舒版本考》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那样，持一种“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什么大事”的态度，以“有趣”来看待这个事件。不管贾植芳先生是否曾经对他加以“拒认”，不管贾植芳等人如何表现得对他不够宽容，他也不妨依旧与其保持接近来往。因为，舒芜先生是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过“尊‘五四’尤尊鲁迅”的价值立场的，[5]那么，不妨引鲁迅的一句名言来说明他为何应该这样：“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6]贾植芳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注释：
[1]《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贾植芳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2]《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282页。
[3]《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第208页。
[4]贾植芳先生在1999年所写回忆1979年进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会议的文章中说：“我在会议开始时就看到了牛汉，牛汉过来问我：‘老贾，你现在挣多少钱？’我说九十二块。他告诉我，他与路翎也是九十二块，人家××揭发、检讨、改造得好，现在挣一百多块。”（见贾植芳《1979年进京记》，收《老人老事》，贾植芳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133页。）这里提到的××不知是否就是指的舒芜；即不是，也可从中看出贾植芳、牛汉等对舒芜这样的“揭发、检讨”者态度。
[5]最早似见于其1993年所作《〈舒芜文学评论选〉自序》，见《舒芜序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50页。他后来又多次表达过相同的意见。
[6]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见《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原刊《粤海风》2006年第6期（新编57期）
发布日期：2008-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