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近日与世长辞，中国又痛失一位文化大师。王元化先生晚年谈得较多的学术问题，涉及到“五四”运动的反思、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点以及京剧与传统文化等等。他自己认为，对于这些学术课题，自己实际上只是提了一个头，希望后人能够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到“民主”、“科学”、“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这几个词。的确，它们构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但是，“五四”运动是一场多层多面的复杂的运动，它具有多元复杂的思想面向，仅仅这几个词是无法涵盖“五四”的全部内容。
“五四”思潮虽然错综复杂，但无外乎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药方”、求出路。明乎此，王元化先生在《谈掌故书》里所表露的：“我也一样觉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实在觉得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论聪明，论才智决不后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此家国，舍身忘己，忍大苦难，仍无法力挽狂澜，促其新生。瞻望未来，茫茫不见光在何处，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这真是一语中的，发人深思。”
因此，倡导对“五四”进行反思的王元化先生质之于词：“‘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王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因为其反思对象的敏感度和其达到的深广度，其文字的能量超出了学界的狭隘地带，成为在社会空间迅速传播的公共精神资源。
王元化先生自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王元化先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姑且不论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执着追求。这种反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从王元化先生的反思中，也许我们离历史真实更近了一步。
平心而论，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昧于反思。“文革”结束后，“原谅”充斥耳畔，反思，尤其是深刻自省长期缺位。我们欠缺的，恰恰是知识分子所必需的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究其内因，套用明代李贽的话或许再合适不过：非无思想，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非无是非，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被蒙蔽”真的无罪？听听萨特怎么说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而王元化先生却特立而独行，他的反思一以贯之，不屈不挠。独立的人格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正是王元化先生反思的起点与归宿。他的反思的历程，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何谓反思，在王元化先生看来，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王元化先生对反思的概念作界定时，就说过：“可以把反思说成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王元化先生还指出，“只有经过正确的估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文化资源中淘炼出最精粹的部分。这需要更理性更深入地去进行思考”。王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反思的意义的钥匙。
在上世纪90年代，王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所在，是对“五四”的再认识。这对从小就受“五四”精神之浸润的王元化先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的。他指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Ο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漠、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分怀疑，少了一分信念。这就是所谓偏识。”
王元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王元化先生对长期以来有关“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进行了估价与澄清：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不能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五四”反儒不反法；“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由此，王元化先生提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
王元化先生对“五四”进行反思，首先是对“五四”精神作出准确的评价，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应当坚守的文化信念。
在谈到当时反思的经历时，王元化先生说道，“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今天我们强调继承“五四”，这与反思“五四”是并行不悖的。继承“五四”，意味着继承“五四”的精髓。
王元化先生特别青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认为这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
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八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
据此，王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的是个性解放，不过“五四”一代人的努力，因为偏离了轨道，并没有在中华大地上制造出奇迹。用王元化先生的话说：“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放棄了个性解放精神。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
王元化先生还曾阐发说：“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
由此可见，理性、平等和自由，则是“五四”所倡导的基本精神。但不可讳言的是，“五四”时期有不少在论争实践上，表现出非理性态度。正是看到了这一薄弱之处，王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这一点连海外一位对‘五四’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殆尽了。”
王元化先生指明“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是在于个性解放方面，当时掀起的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使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从而在思想上、精神上开始树立起了独立自主的观念。近年来受到学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正是“五四”时期所大力提倡和鼓吹的，正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王元化认为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王元化先生说过：过去“我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我们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惟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像保卫真理一样，去痛斥那些不再对它毕恭毕敬的人。过去我对‘五四’的态度就是如此。”又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
王元化先生对长期以来有关“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进行了估价与澄清。其一，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而王元化先生则认为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究竟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这两个概念是提出来了，并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但对它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在理解上是十分肤浅的，民主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以致至今还需补课），而对科学的理解则是唯科学主义的。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
其二，王元化先生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尽管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他再三强调，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列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
其三，王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事实上“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王元化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
其四，王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反儒不反法。这是一个至今还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是法家最早提出来的。王元化先生指出“‘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沉歌，这是令人奇怪的。”
其五，王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因为在王元化先生看来，“‘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并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还不能被视为是承传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埋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域，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王元化先生在对“五四”进行反思时，揭橥了“五四”思潮的负面层次—“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王元化先生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念：依次为“庸俗进化观念”、“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
王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一直蔓延至今。他认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点今天有必要对它们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并一一指出了它们的偏向和危害。庸俗进化观逐渐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则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成为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意图伦理则是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王元化先生在反思时，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按王元化先生所言，“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王元化先生鲜明地指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图伦理的危害性在于“唯意志论”：“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并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识。”
王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对于从一个民族的“文革”悲剧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在重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泛起的历史现象，沉渣也罢、珍宝也罢，何妨以一种更加多元而开阔的心胸来包容呢？
来源：《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3期
发布日期：2008-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