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日起，复旦的历史，开启又一个意气风发新百年，又一个壮怀激越新起点。
百岁蔡尚思，这位中国著名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最年长的教授，再创了百年复旦的学者长寿纪录，也打破了复旦人文学者发表论著历时最长的纪录——97岁。以其“耄耋如青春”的生命百年，见证复旦的风云，融入复旦的百年。
东风鼓荡青衿。百年学府，青春复旦。蓬勃、隽永、澄明、辉煌，是青春的百年。
百岁蔡尚思，冥思许久：身为复旦人，尤是身为复旦的同龄人，躬逢百年校庆，如何略表寸心？
十年前，复旦九十华诞。业已退休在家的蔡尚思，欣然提笔“大学地位，争取为最；雄心壮志，难能可贵”，载满深情，捧送复旦。
此刻，喜迎复旦百年，百岁的蔡尚思更有“百年一遇”的欣然神往，尽管是人在华东医院养病。
不久前，复旦为蔡尚思做百岁大寿。领导、亲朋、学生，济济一堂。儿媳专门带去了西装、胸花，要帮他换下病号服。老人执意不允：“这就是我，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换？”不伪饰，求真义，百岁的老人依旧是不变的真实自我；
不久前，复旦历史系和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了“蔡尚思教授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众多历史学者、蔡尚思的学生，侃侃而谈。创新争鸣的治学精神，豁达包容的学术态度，百岁老人生命的意义注入文化的力量，有了不老的精神内核。
百岁蔡尚思，这位中国著名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最年长的教授，再创了百年复旦的学者长寿纪录，也打破了复旦人文学者发表论著历时最长的纪录———97岁。无须任何特殊的表达，这种真实与不老的存在，就是佳话与喜庆，就是复旦百年风云的见证。
百岁的名家，百年的名校。仿佛光阴的会心一笑，在一个值得记取的时刻，唤起历史，希冀未来。
三进复旦
“有缘”两字，恰如其分概括了蔡尚思与复旦的关系。有缘，是三进复旦的掌故；有缘，是七十余载和复旦的渊源。
1930年9月，蔡元培先生向时任复旦校长的李登辉举荐蔡尚思“堪任教授”，被接受。蔡尚思首进复旦，任中文系教授。1930年的复旦，校龄宛如稚齿孩童，却已栉风沐雨。1902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聘请法国传教士任教。1905年，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阴谋夺权，迫马相伯离校。爱国学生愤而摘下校牌，集体请辞，拥戴马相伯另行筹备复校。同年，马相伯引《尚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取名“复旦”。8月，复旦公学正式成立，是为复旦大学前身。作为中国第一所民族民间的私立大学，复旦筚路蓝缕，开启山林。
1913年，美国留学生李登辉出任校长，倾其感情于复旦。4年后，他亲赴南洋募捐，回沪后在江湾附近购地70亩。1922年，复旦大学正式迁入新址（即今日复旦所在地），弘扬科学，光大文明。
因而，蔡尚思初识的复旦，已是“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学，拥有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十五个系。校内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民主风气浓厚”。
第一次，蔡尚思并未久留。但在离去后，牵挂还在。到1942年，任教他校的他，复旦兼课，二进复旦。时值抗战之期，蔡尚思“寓反帝爱国于讲学，留须装老”。尽管每月的收入仍不能免于妻儿啼饥呼寒，尽管过着背煤球、喝米汤的苦日子，他也不赴日伪的酒筵，也不屑伪国立学校的聘请。
日伪黑暗中的复旦，傲然求索“日月光华”，坚持“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方针，维护了民族的气节和复旦的声誉。
从来，复旦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复旦获得脱胎换骨的新生。为了纪念这个新生的节日，当时的校长陈望道提议，定每年的这一天，为复旦校庆日。历史，给了复旦一个美妙的巧合———这一天，也恰是1905年学校创始人马相伯等爱国师生登报声明更改校名的日子。
到1952年，复旦院系调整，蔡尚思第三次结缘复旦，从此不曾离开。
骑着毛驴到清华园？
1952年进复旦的蔡尚思，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个人的事业有了新起点，学校里名流云集，蔡尚思的喜悦、自豪，不加掩饰。他在《蔡尚思学术自传》一书中回忆道：
195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老教授老专家之多，闻名全国。它由复旦、沪江、浙江、圣约翰、南京等大学与地图社合并，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多达十七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有一次与我同在北京开会，畅谈甚欢，特别向我提出要求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家太多，武汉大学正相反，复旦大学应当分出几个给武汉大学，请您大力支持！”我答道：“我很同意，但不能做主，请您向教育部申请。”
蔡尚思饱蘸深情又以记录实况的笔触，从一个侧面描绘出菁菁复旦乃学术之津梁、文化之摇篮。早在草创之初，马相伯老校长即提出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条。于是，始有一代代学贯中西的大师荟萃复旦，又有一批批怀抱超旷的学人走向社会。
浸润于复旦的学术风华，一生好学的蔡尚思如鱼得水。1905年，他生于福建德化，少入私塾，读《四书》《五经》。稍长，求学永春县省立第十二中学，爱好文史，尤喜韩愈之作，常诵“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1925年，不管亲族的百般阻止，不顾逼其成婚的父命，蔡尚思以死相争得以如愿赴京求学。背井离乡、辗转跋涉，蔡尚思只身抵京。深秋的一天，他来到清华园，欲投梁启超门下。接待他的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告诉他，梁先生还没来学校，王国维先生也是大学问家，可先拜王先生为师。要见名家，他不免胆怯。吴宓见此，笑道：“不用怕，我带你去。”壮起胆子，紧随吴宓，他见到了王国维，“有两种心情，一是惊骇于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
后，梁启超来校。蔡尚思逡巡许久，决定投书梁公，书信笔法得到梁启超嘉许，“具见深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之言”。于是，常向王师问经学，向梁师问思想史。
提及这段往事，有人误传当年他是“骑着一头毛驴来到清华园”。这个可爱的错误，更为此事添了一份传奇性，正可窥见蔡尚思的这段求学经历在世人心目中是何等不同凡响。而蔡尚思在70多年后，谈起这段历史，有对先师的感激、有对自己的要求：莫负教诲与期望。如今，他是王国维和梁启超唯一健在的弟子。
“年龄有老学无老”
若举当今中国古书的博学之人，首推何人？有人说“北钱南蔡”。“北钱”即是北京之钱钟书先生，“南蔡”便为上海的蔡尚思先生。
早在1936年，其时蔡尚思才31岁，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便撰文称蔡尚思博学到“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
卷帙浩繁，非一日之功——
1934年后，他在南京，宿于南京国学图书馆整整一年，每天读书十六、七个小时，“日夜不休”读完了除诗赋词曲之外的历代文集数百万卷，从中抄录中国思想史资料数百万言；
1935年9月，他又至上海，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常年借读，从此年年不离图书馆，视图书馆为“太上研究院”，为终生最高学府；
任教复旦大学后，他是复旦图书馆的常客，风雨无阻。有时，除了中午吃饭，一坐就是一整天。在复旦图书馆查不到资料时，他还要去上海图书馆。年逾九旬后，不愿麻烦学校为他出门派车，每回他都挤着公交车前去。旁人诧异，他却煞是骄傲地强调：“坐公交车来的。”
采访中，听到很多人不约而同：“他爱读书！”言毕，又重重地添上注解，“他是我见过读书最勤奋、最多的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吴瑞武，曾是蔡尚思的助手。因当助手，常“近水楼台”借阅蔡先生的书籍。“借给我的书，每一本都写满心得、批注。有的，还批两次、三次。出版社和作者常会寄书给他，有时一天就有好几本。奇怪的是，这么多书，他竟然都看。”
李妙根，蔡尚思的学生，从老师读书、治学的认真中解读到其“人格魅力”：1981年底，蔡老师下楼不慎摔破了膝盖髌骨，医生用钢丝固定，嘱静养。蔡老师利用养病的时间，在家著《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为著这部书，蔡老师通读了太平洋书店版《船山遗书》。这部书近五百万字，分八十册，除去歌赋一类纯文艺作品，其分量很重。大约过了半年，蔡老师读完了他要读的书，摘了一大堆资料，分门别类编好，然后草拟文章……
蔡尚思曾有诗自勉“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在学术氛围浓郁的复旦，“无老”的学习，使他充盈活力。
“火气太大”的学者
“以书为伴”的蔡尚思，亦“以著述为乐”。97岁高龄，仍著文不辍，共发表文章达230篇，著编诸书至40余种。
他百岁诞辰之际，复旦历史系同仁著文贺之，扬颂了蔡先生治学的态度与精神：“蔡先生视学问为生命，自幼清贫，苦读成名，年至耄耋，仍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的等身论著，也是近八十年来中国现代学术走过曲折道路的历史见证。他参与了这期间关于传统思想的历次重大争论，而且有话直说，不为贤者讳，不怕开罪当令的显赫人物，使他本人也成为有争议的思想史家……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这位百岁老人，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财富，必将垂于史册！”
他一生参加学术研讨会，很多。开会，他喜欢直话直说，喜欢与人争鸣。常常是，会上与人针锋相对、面红耳赤；会后则与争论者坦诚相见、甚至握手言欢。他的文章，尤富争鸣之精神，拿出真知灼见，勇于争论。难免，有人觉得蔡先生“过于激进”、“火气太大”。他依然执拗地不屑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力主“学术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创新。”
争鸣和创新，向是学术的真精神，学问的新源泉。百年的复旦如此坚持，百岁的蔡尚思如此坚持。
在史学界，蔡尚思以敢于说真话著称。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向国民党政府叫板，被人誉为“红色教授”。建国后，他积极参与学术活动，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什么时候，从不随风倒，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便是“文革”时期，身处逆境，他依然直言。
爱学问，也爱学生
文革后的复旦，如沐春风。复旦的学者屡获国家学术成果奖。那些似乎“迟到”的奖章，反证的就是在文革的年代，尽管复旦的学术生活遭受创伤，但学术精神不朽，真正的复旦人仍在文革的风雨中潜心治学，于是在文革结束后结出“迟到”的硕果。
1978年12月，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年已73岁的蔡尚思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全面负责复旦大学文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86年他从这个岗位退休，其时已81岁高龄，创写了复旦大学有史以来在这个岗位上的最高年龄。
步入复旦，登上教坛的蔡尚思，爱学问，也爱着他的学生、爱着学生无瑕的青春。
学生听他的课，感受他教书育人的激情、获得文化的浸润。七十年代，大学生傅德华在复旦念书的时候，记得“他讲课不看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激动起来，喜形于色，手舞足蹈。”蔡尚思退休后，已在复旦历史系工作的傅德华主动为他送工资及书信，“每次去他家，没一个小时出不了门。他要问学校的情况，特别要问问现在的学生们怎样、有什么需求。”
确是，蔡尚思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无微不至。
助手吴瑞武难忘———上世纪60年代初，蔡尚思进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跟系里商量，让我去京帮忙。我到北京的那天，是很冷的冬日。蔡先生见到我，不讲书稿，不谈工作，径直把我带到了王府井，给我买帽子、添置呢衣服：“你刚从上海来，在北京生活，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学生李妙根记得———1982年，在蔡老师指导下，由我起草了《蔡元培》小册子，198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蔡老师把全部稿费都给了我。1984年，这个小册子改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给了几十元重印费。那时，我已在空军政治学院工作，蔡老师亲自把汇款单送到我家里。2001年4月初，我接到蔡老师的电话，叫我抽空到他家去。我到了他家，他交给我一张汇款单。因为《蔡元培》一书的跋被选编，故出版社寄来了一点稿费。他执意要把稿费给我，让我去邮局领取……
同样慷慨着的，是学问。对于年轻学子，他倾囊相授自己治学的历程与方法，培养他们读书、思考的能力。他结合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现身说法，为《复旦大学的改革与探索》一书，撰写了《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教导后生。这些，对于加强复旦大学学生的学风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百岁蔡尚思。人以其长寿为珍，他却已浑然忘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到江西三清山旅游。路遇的一群年轻人，见他老当益壮，好奇地打听他的年纪。60岁、70岁、80岁，揣测争论不休。当天，回到招待所的86岁的蔡尚思，感慨而书《忘年人》以抒怀。“忘年人，忘年人，耄耋如青春，晚上如早晨。……思想求日新，只知路向前。”
忘年的蔡尚思，耄耋之岁，搏击寒流，翻波逐浪；年逾九旬，健步如飞，著述立说。
耄耋如青春，蔡尚思走进了人生的百岁，走进了复旦的百年校庆。他生命的百岁，见证了复旦的百年，也融入了复旦的百年。
明天起，复旦的历史，开启又一个意气风发新百年，又一个壮怀激越新起点。
鹰击长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复旦精神给历史插上不老的双翼：一翼承载百年的厚重，一翼绽放青春的活力。
东风鼓荡青衿。百年学府，青春复旦。蓬勃、隽永、澄明、辉煌，是青春的百年。
2005年1月1日
发布日期：2008-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