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
若选当今中国古书的博学之人，首推何人？有人说唯“北钱南蔡”而已。“北钱”即北京之钱钟书先生，“南蔡”便是上海的蔡尚思先生。
早在1936年，其时蔡尚思不过31岁，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便撰文称蔡尚思博学得“读别集至三千种，并其他著述垂四万卷，自三代载籍，先秦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年来我国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讹误而匡订之，取其罅隙而补苴之，取其蕴蓄而启发之，取其束缚而解放之，取其蝥蠹而掊击以歼覆之。”进而盛赞蔡尚思：“益信君于学盖无所不窥，故能语无泛没，悉有分寸，汰其成见，避厥笼统，既町畦广辟，亦丁豆弗辞，确乎苦心孤诣，戛然独造。”（《中国思想研究法》序）尔来62年过去，如今蔡尚思先生已然93岁高龄，依然常去上海图书馆整日读书。所读中国古书不知又多达几何，无怪乎人们欲知中国书必读之目，多请蔡公开单，流传全国的“中国书必读四十种”，就是蔡公八十年代初应出版部门开具的，至今不见人另有新单。蔡尚思先生系列力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文化史要论》、《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等，便是饱读、遍读、屡读中国古书的结晶。作为中国当代思想史家、文化史家，蔡尚思先生的思想也许并非至今先进、正确，但是，作为中国古书论文集的阅读状元，恐怕争议不多。
蔡尚思先生能有如此博古，除了他有百岁之寿福，一个重要奥妙就是他有独特的求师之道。
1997年岁末，我在当面向蔡尚思先生请益了十来天之后，似乎大体窥见了他的幽幽师道。
“韩文”是启蒙师
1905年11月10日子夜，蔡尚思生于福建泉州德化县浔中乡诗敦村一个农家。因为父亲曾为私塾教师，蔡尚思七岁便开始读五经，尔后上县立小学、上县立中学、上省立十二中学。
在省立十二中，蔡尚思遇到使他豁然顿悟的一个人：韩愈。韩愈早死千年，他何曾相遇？从《韩昌黎全集》中相遇。其时校长名郑翘松，是个前清举人，既会做诗，又是一个藏书家。蔡尚思便经常向他借书。这位抽鸦片的举人校长，不以蔡尚思又穷又小而小视，倒是热情慷慨地指点蔡尚思，要想文章好，天天读韩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之文。蔡尚思在校长家里果然读得韩文上瘾，终于省吃俭用挤出一点钱，向上海文瑞楼书局邮购了一部有500家注释的《韩昌黎全集》，日读夜诵，春习冬练，终于把个韩文读得滚瓜烂熟，且自读自批注，师友皆称其“文有韩风”。
不过，读韩文最大的收获，是蔡尚思突然明白了：小水出小鱼，大水出大鱼。要求大学问，成大学者，必须到大学者云集的北京去！
不管父亲逼婚，不管家贫如洗，1925年，蔡尚思只身到北京求学了！
勇拜王国维、梁启超为师
1925年，蔡尚思到北京，本想投考清华国学院，只因路途遇匪仗，耽误了考期，只好一面去北大自由听课，一面考入孔教大学研究科。最后再考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在北京三年，蔡尚思的主要功夫用在向校外的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师拜师求教。
秋日的一天，蔡尚思从城里骑着一头毛驴来到清华园，想拜梁启超为师。有人让他先去找国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吴宓待人很客气，说，梁先生还没有到校来。王国维先生也是大学问家，可以先拜王先生为师。虽然在家乡时，蔡尚思只知梁启超，但进了北京，也就知道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人间词话》也不得了。吴宓见蔡尚思有些胆怯，便笑道，不用怕，我带你去。吴宓中等个，一袭长褂，既斯文，又漂亮。带着蔡尚思走出办公室不远，就到了王国维家里。王国维留着辫子，戴着瓜皮帽，讲着浙江话，让座，倒茶，客气得很。蔡尚思便大着胆子说：“不能在学校里上王先生的课，我很遗憾。但我想学一点东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我还是要拜您做老师。”王国维谦虚了一番，便说，尔若要来问什么东西，吾一定尽力。终于答应收蔡尚思为弟子。
回城后，蔡尚思便给王国维先生写信。那信一派“韩风”：“久闻斗山，时深景仰，虽未受业门下，每读所著书，辄想见其为人。窃观当今之为士者，非随波逐流，则逃入绝世；否则，喜新好奇，竟尚欧化，至于国粹，毫无顾及，以致先哲之书，束阁不讲，而有志之士，欲得一良师，以成其果，迄不可得。幸天不欲绝我中国之教育，独生三数热心兴学之善士，为国家社会之导师，使学子得以完善其学业。而免向隅之叹。噫，何其幸也！……”
王国维回信，问想学什么。蔡尚思回说，想学王先生的治经。王国维便指点：尔若研究经学，高邮二王最好，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经学最精彩，其音韵训诂著作《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广雅疏之正》、《古韵谱》最具真才。或者你研究《史记》、《汉书》也好。王国维最后勉励道：“尔年少力富，来日方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自限。”蔡尚思学问从此进入一个新天地。
到了十一月，蔡尚思又到清华园。这时梁启超已来校了，到处演讲，忙得不得了。而王国维依旧在坐他的“冷板凳”，且以坐冷板凳为专长。蔡尚思徘徊好久，没敢直见，便回到京城永春会馆给梁任公写信，信的大体还是如给王国维的信那样，一派韩文之风，另附一稿论孔、老、墨的《自家思想》。信发出后，蔡尚思又后悔了，心想，梁启超比王国维名声更大，可以做王国维学生，却不一定可做梁任公弟子，如弄得梁先生当笑话讲，可就糟了。不料，两天后，梁任公回信了，云：“大稿留读，具见真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之言。”这四句话让蔡尚思雄心顿起，立志主攻中国思想史，学墨子的“先述后做”，成一家之言。
拜了王、梁为师后，蔡尚思进入了“拜师热”，又拜北师大名学者陈垣为师，又到天津拜梅光羲为师，又拜蔡元培、柳诒征为师……蔡尚思1993年在《蔡尚思自传》（巴蜀书社1993年版）总结道：“王国维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自馁、自限；梁启超鼓励我成一家之言研究思想史，陈垣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征给我多读书多搜集资料的机会与经常为我讲近代掌故，这个长辈给我的教益，超过了我的所有老师，是我学术上的最大恩人。”（P15）而今，蔡尚思复旦宿舍客厅里，便高挂一幅由顾廷龙书写的条幅，上书王国维、梁启超、柳诒征、顾颉刚四人对蔡尚思的勉励之词。
思想来自“非老师”
蔡尚思近来自述：“与其夸称我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倒不如夸称我为‘思想家’、‘哲学家’。”他认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思想家。
那么，他融贯在其著作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蔡尚思自传》中说，“唯民思想”是他思想与哲学的核心。他甘当一个唯民思想家。
“唯民思想即为民思想———唯有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的唯民思想，主要有四点，第一，一切鬼神都是人造出来的，所以最灵的是人而不是鬼神。以此而论，人民才是真正而又必须尊重的上帝、天神。第二，在人当中，一切‘圣人’与‘皇上’（或相当于皇上者）都是必须以人民为前提的，没有人民也就不会有‘圣人’与‘皇上’，人民实是圣人的太上圣人，‘皇上’有太上皇上。第三，在人民当中，活人民是重于死圣人的，所以古来一直说民生而不说民死，说生民不说死民。”
蔡尚思这些思想显然是反尊孔反尊儒的，从何而来？他说：“我的老师和一部分友好，多多少少都是尊孔的，尤其是陈焕章的极端尊孔复古，已经成为反面教员，但对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也有好处，如果没有他的主张对孔子必须‘先信后学’，就不会引起我主张对一切都要‘先学后信’的反驳。即若王国维、梁启超、陈垣等，我跟他们学习的只是学问，而不是思想。我要学习的思想倒在非老师中”。（《蔡尚思自传》P16）
蔡尚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求师之道：学问从老师中来，而思想则要从非老师来。
哪些人是他的非老师呢？第一个是他的母亲郭有，一个一字不识的农家女人，一个常被丈夫毒打，生儿育女十多胎，41岁就因小产而死的苦难女人。
蔡尚思说：“我为什么会有此种思想（唯民思想）？这是在我十多岁时，母亲郭有就教导我，千言万语都没有‘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这两句话重要，只要不曾忘记这两句话，就算得一个不忘本的好人了。你一辈子无论想什么，都应该围绕这点。我一直以这两句话为母亲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儒家经书。”
第二个非老师可以算是墨子。
蔡尚思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敢于为百姓鸣不平的，多是墨家，而很少是儒家、法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优点最多的是墨家。反对宗法，反对宿命，反对述而不作，反对知而不行，在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只有墨家最持这种观点。我敢肯定墨子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思想史上最有价值，而比较接近今后社会时代的一个大哲。我所搜集的墨家史料，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前人的。”（P118）
蔡尚思什么时候开始以墨子思想为师呢？大约起于1925年在北京求学，写《自家思想》评说孔老墨三家之时。
第三个非老师要算是“唯物论”。
1931年至1934年，蔡尚思经蔡元培介绍，到武昌华中大学教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墨子研究等。这一时期他经常秘密在汉口采购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书刊，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下，这一读就读到了思想方法，从此蔡尚思的一切著作，其方法只有一个，皆是“唯物辩证法”，六十年来始终不变。这使他的著述在五十年代之前，是新潮先锋，在六、七十年代成为护身符，而八十年代后，则使一些现代学人觉得单薄、偏颇、守旧，以致暮年著述总走不出二千来册的发行圈子。
第四个非老师当是图书馆。
自从1924年在郑翘松家的藏书室爱上了韩文后，蔡尚思就开始意识到死老师（图书）胜过活老师，每到一地，必以泡图书馆为乐。1925年到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是其整天常待之地。1931年到武汉，又以湖北省立图书馆和汉口藏书家徐恕家为业余读书处。1934年9月至1935年9月，更是入住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住读了整整一年，白天在书库读书，晚上向柳诒征馆长请益，遍读中国古代集部史书，从此奠定了治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历史的深厚基础。1935年9月至1941年到沪上后，又在顾廷龙主持的沪江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常年借读，从此年年不离图书馆，以图书馆为“太上研究院”，为终生最高学府。1990年，为了编著《周易思想要论》，蔡尚思仍以85岁高龄每天挤公共汽车去上海图书馆，早出晚归，坚持数月。在中国，这样勤于请图书馆当老师者，恐怕也是无人出其右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2日
发布日期：2008-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