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题记：砺锋自一九七九年负笈南京大学，立雪程门已逾廿载。亲承音旨，稍窥门墙。今蒙《学术界》编辑之约，简述千帆师生平，亦论及其学术，故遵时下惯例，名曰“评传”。
一
一九三二年夏，刚满二十岁的程千帆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由于他在中学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所以对化学极有兴趣，成绩也很好，就到化学系去报名。没想到当时金大各个系的学费标准是不同的，化学系的收费很贵，要一百多元钱。而程先生的父亲正失业，家中贫困，无力负担这么高的学费。他遍查各系的收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一半的钱，就改报了中文系。虽然程先生进入金大后仍然选修过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课，而且直到晚年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路遇戴先生时仍敬执弟子礼，但他一生所从事的专业却成了文史而非化学。程先生没能成为一位化学家，这也许是出于偶然。但他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却是出于必然。因为他自幼就在文史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早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程先生原籍湖南宁乡，但在上代已迁居长沙。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程先生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当时的程家相当清贫，但却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诗书之家。他的曾祖父霖寿先生，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名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一家数代皆有诗人，生性颖悟的程先生耳濡目染，自幼便能吟咏。他的习作曾蒙叔祖奖誉，批语曰：“诗笔清丽，自由天授。”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十多岁时曾在其伯父君硕先生所办的私塾“有恒斋”里读过数年古书。君硕先生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私塾完全不同，他不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俗学”作教材，而是要求学生直接读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他在讲授时则文辞义理并重，而且要求学生用文言文写文章以及日记与学习心得，并练习书法。总之，君硕先生的设想是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的文化知识都教给学生。在科举制度早已废除、新式学校已经出现的当时，这种教学方法也许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对于日后将成为专治古代文史的专家来说，这种艰苦、繁重而且乏味的学习却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须的。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程先生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及诗词的能力，并使他熟精古代典籍,从而对古代文化具有感性的深刻体会，这是他在文史研究、尤其是在古代诗学的研究中如鱼得水的重要原因。时隔五、六十年之后，当程先生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攻读古代文学时，他不象有的老师那样只以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为要事，而是在选定论文题目之前先布置一批必读书目，例如一九八二年入学的博士生的必读书目是：《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等八部书。程先生常说：“对学生要加以友善的压力。”这张书单就是压力的具体表现，而设置书单的良苦用心正是要传授他自身成功的经验。研究生们为了这张书单当然是“吃尽苦头”，但正是这张书单使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所以在日后的教学、科研中后劲较足。现在，“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刮目相看的一支新生力量，这与程先生开设的书单密切相关。
如果说程先生在“有恒斋”中的学习仅仅是打好基础的话，那么他进入金陵大学后就真正跃入学术的海洋了。三十年代南京的大学中，大师云集。由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授可以互相兼课，所以程先生得以向两校众多的名师请益。在金大的四年中，他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学问大进。他在晚年还深情地回忆说：“在大学四年中，我从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矍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诸位老师各有专长，已使我耳濡目染，枵腹日充；而因求知心切，又曾向不在金大任教，或虽任教而不曾讲授某项课程的先生们请教。如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1]于是，程先生真正做到了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学批评史诸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而且学到了大师们的许多治学方法。当然，他用力最勤、获益最丰的则是诗学。
程先生不是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旧式学究，他是紧跟时代脚步的新型学者。他的气质中兼有学者的严谨、深刻和诗人的灵性、敏感。虽然他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但在金大求学时却更醉心于新诗创作。他与同学孙望、友人常任侠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土星笔会，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诗帆》虽然只办了十七期就因故停刊了，但程先生已在上面发表了四十五首新诗，显示出他对新诗的热情。可惜后来他象闻一多一样，“立马回缰作旧诗”了，但这些后来被陆耀东教授编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的少作已在新诗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
才气横溢的程先生赢得了正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著名才女沈祖棻的青睐，由于志同道合，他们很快就相爱了。程、沉的结合在学界传为佳话，堪称天作之合的这对夫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但在诗词写作中有琴瑟唱和之乐，而且在学术上互收切磋之益。可惜后来他们与祖国一样经受了漫长的苦难命运，终于使沈祖棻写出了“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2]的沉痛诗句，这是当时始料不及的。
一九三六年，程先生自金大毕业，回母校金陵中学任教一年。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此后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直到一九四О年才重归教育界，在四川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一年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学。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武汉大学任副教授，从此在珞珈山下生活了三十二个年头。一九四七年他升任教授，后又任中文系系主任。解放后，程先生以满腔的热情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他积极地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并积极地按照新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中文系的工作。此时的程先生在学术上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一九五四年，他与沈祖棻把自己的十多篇论文结成集子交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古典诗歌论丛》。这是程先生平生诗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展示，也是他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最早范例。沈祖棻在此书后记中指出：“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3]应该说，这种方法后来在程先生的著作和言论中曾得到过许多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贯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精髓，是他对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此时的程先生尚不到四十岁，正处于精力弥满的盛年，如果他能在常态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将在学术上获取何等丰硕的成就！可是，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古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程先生曾经历了漫长的旧社会，他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则充满了希望。他又是一位秉性正直、刚肠疾恶的人，所以当他听到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后，就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意见都说出来了。谁想到这竟是意在“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呢？于是，程先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视为人民之敌的“右派”，而且是武汉地区的“大右派”。他象千千万万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此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尊严。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坛了，一位才华横溢且正当盛年的学者从此不能再平静地安坐在书斋里了。他的学术生涯中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八年的断层，而他发硎初试、已初见成效的学术方法也突然被埋入了历史的尘封之中。
二
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中，才学杰出的人物何止百千！然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磨难以后，仍能重新恢复学术研究、且取得非凡成果的人则相当少见。人们对此是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的：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全被剥夺，连活下去都成为需要非凡勇气的挣扎，又怎能设想坚持理想、并继续进行学术方面的思考？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中，有多少人不堪重压而对人生失去信心，有多少人虽能隐忍苟活而不再坚持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在非人世所堪的情境中能度过二十年艰难岁月已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然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坚毅之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直面人生，宠辱不惊。程先生就是这样的坚毅之士。
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首先，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位曾经声明“最大的野心就是当教授”，而且已经成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著名教授的人，却再也不能走进课堂了。这位决心为弘扬传统文化，且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却只能到资料室去整理卡片了。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家被逐出武大的特二区，迁至九区码头，住进以前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所住的、废弃已久的湖边小屋。关于这所小屋，沈祖棻曾在《忆昔》诗中作过描写：“青蝇飞蔽碗，雄虺卧当门。草长遮残砌，泥深漫短垣。”每逢风雨大作，山洪瀑发，不但屋顶渗漏，而且洪水会毫无遮拦地冲进大门。我没有看到过这所小屋，但只要闭目一想，就不由得联想起苏东坡的诗句：“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更难以忍受的是，程先生与他的家人必须忍受人们的白眼和侮辱。过去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人还私下称他为“先生”，多数学生则直呼其名。无知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前来喧哗叫骂，甚至乱抛石块，砸碎门窗。至于旧日的同事，更不用说有许多人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乃至坚决斗争，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左派”身份。即使连这样的环境，也不许程先生再安身下去。他被发配到远离武汉的沙洋农场，种地、养牛、养鸡……。他甚至学会了给牛接生，曾成功地接过五次。几十年后，当我陪他在南京的玄武湖畔散步时，他看到一块碧绿的草地，还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草够五头牛吃一天了。”艰苦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多么难忘的烙印！然而，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程先生也没有丧失对人生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决心要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抗争下去，决心要活下去看看其结局到底如何。更重要的是，他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刻骨铭心的热爱，他坚信自己的学识和能力都是祖国所需要的，总有一天他还可以为祖国服务。当时的沙洋农场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没有多少书，但倒有一套中华标点本的晋隋八史。程先生如获至宝，他白天劳动、挨斗，晚上就细细地阅读这套书。这是无声的抗争，是程先生用实际行动对那场荒谬的政治运动所作的批判。当年苏东坡多次被贬到荒远之地，然而他始终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在逆境中实现了新的辉煌。他晚年作诗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语的政治含义也许是自嘲，但就东坡的文学事业而言，黄州、惠州、儋州确实是他创作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东坡在贬谪生涯中傲视苦难，坚持读书作文，就是对黑暗势力的有力抗争。程先生在沙洋的行为是否有意学习东坡，我不敢断言。但我相信他在精神上是与东坡心心相印的：在那个是非颠倒的荒谬时代，行吟泽畔的屈子、忧国忧民的老杜固然也能给人以激励，但东坡式的嬉笑怒骂则是更有效的抗争手段。程先生有诗云：“一事略同苏玉局，晚途流落负明恩。”[4] 可见他与东坡是心心相印的。他虽然没有能在流放生活中实现创作的辉煌，但毕竟没有完全虚度光阴，毕竟没有中断对学术的思考，从而为自己在日后重创学术辉煌作了切实的准备。这充分证明了由中华传统文化所铸就的坚毅人格不是任何黑暗势力能够摧毁的！
中国自古就有“发愤著书”的传统。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当年在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后，就是以这种精神支撑自己写完了史家之绝唱——《史记》。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连这种传统所赖以存在的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在反右、文革时期，那些失去人生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的知识分子，时时刻刻处于“不许乱说乱动”的艰难处境中，哪里还能著书立说！可是暴力能够禁止人们的言论，却无法牢笼人们的思想，优秀的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发愤著书”的活动。程先生当时虽然不能操笔作文，但他常常在心里进行思考，这实际上就是“打腹稿”式的“发愤著书”。于是，一旦阴霾散去，大地春回，程先生的思考结果就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更为重要的是，“发愤著书”是以整个生命铸成一部人生的巨著，这样的著作中所蕴含的生命激情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拥有的，它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也是常态下的论著所难以企及的。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引尼采之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觉得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可作如是观。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推出的十多部著作，正是他“发愤著书”的结晶。我在读这些书时，除了得到学术上的启迪外，也常常从中受到生命激情的感染。
一九七八年夏天，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徐复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洪诚教授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其同门好友程千帆先生的厄运。此时的程先生，正处于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他苦苦地熬了十八年，才在一九七五年被开恩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然而几乎在同时，武汉大学就命令他“自愿退休，安度晚年”，于是他变成了每月仅有四十九元收入的街道居民。祸不单行，与他一同尝遍人生艰辛的伴侣沈祖棻不幸于一九七七年遭遇车祸逝世。这位当年以词名倾动文坛的一代才女，这位在武汉大学辛勤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优秀教师，却遭受了“寂寞身后事”的不公正待遇，连一个简单的追悼会都没有举行。程先生遭受了这个雪上加霜的打击，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他独自蛰居在东湖边上的小屋里，为沈祖棻整理遗稿，以此来寄托哀思。面对着惊才绝艳的《涉江词稿》，很少作词的程先生不禁写了两首《鹧鸪天》：
衾凤钗鸾尚宛然，眼波鬟浪久成烟。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
哀窈窕，忆缠绵。几番幽梦续欢缘。相思已是无肠断，夜夜青山响杜鹃。
燕子辞巢又一年，东湖依旧柳烘烟。春风重到衡门下，人自单栖月自圆。
红缓带，绿题笺。深恩薄怨总相怜。难偿憔悴梅边泪，永抱遗编泣断弦。
对于程先生的不幸遭遇，殷孟伦等先生非常同情，他们认为必须为程先生重新找一个工作，于是商定联名向恢复工作不久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推荐。洪诚先生回南京后就向匡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匡老立即决定聘请程先生到南京大学来任教授，并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教授马上到武汉去接洽。叶教授到武大后，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东湖边的那所小屋里找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于是，武汉的街道居民名单中少了一个名字，而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则有幸拥有了一位学识非凡且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时隔多年之后，在南大为程先生庆祝八秩寿辰时，程先生当众对匡校长表示感谢，引东晋习凿齿对桓温所说的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当时的听者无不动容。在匡老病危之际，程先生前去探望，对匡师母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谢他老人家。”的确，如果不遇匡校长，程先生也许还要当多年的街道居民，那将是学术界多大的损失，那将是南大学子的多大损失！
三
一九七八年八月，程先生来到南京大学，就任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园，就是当年的金陵大学所在地。三十多年前，程先生就是在这里受教于黄季刚等大师，从此走上了专治古代文史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沈祖棻这位同甘共苦数十年的人生伴侣。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的回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然而此时程先生的当务之急不是回首往事，而是展望末来。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满头白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程先生决心要把被耽误的光阴夺回来，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开始了工作。程先生为自己制定了两个宏大的计划，一是对自己几十年的学术思考进行总结，写成著作贡献给学术界。二是抓紧时间培养学生，努力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材断层。对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来说，这两个任务谈何容易！然而程先生经过十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异的成绩，使他的人生中出现了奇迹般的晚年辉煌。
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在被耽误二十年后，最着急的事当然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完成名山事业。然而程先生却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他常常引《庄子》的话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他看来，弥补文革所造成的损失，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后继有人，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于是，程先生怀着虔诚的心愿重新走上了母校的讲坛。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为本科生上大课。面对着几百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程先生仿佛又恢复了青春，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明白晓畅，又逻辑谨严，一丝不苟。他传授给同学的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切实的方法和睿智的思考。他在课堂上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其实程先生曾经受过二十年的折磨，体力并不充沛，他是在用全部生命进行拼搏。当课间休息时，程先生心须抓紧时间坐下来喘一口气，恢复一下精力。可是等到上课铃一响，他又重振精神口若悬河了。如果说课堂是教师的战场，那么程先生就是一位老当益壮、仍然在驰骋疆场的老将。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一直在讲坛上奋战下去啊！可是年龄不饶人，几个学期之后，程先生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再上大课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教室，转而以培养研究生为主要的教学任务。
一九七九年，程先生开始招收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由于研究生教育已经中断了十多年，社会上积压的有志于深造的考生很多，当年报考程先生的考生就有四十多个，考生的情况则千差万别，有文革以前就已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也有尚未迈进大学门槛的知识青年。经过严格的考试，程先生录取了三名学生，他们的年龄、学力都差参不齐，一样的只是对于知识的渴望。我有幸也厕身于这三人之列，从此立雪程门二十载，得以亲承音旨，用程先生的话说，这是人生的缘份！也许我的投考经历有助于读者认识程先生的为人：我于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两年后下乡插队，从江南到淮北，从当农民到做农民工，虚度了十年光阴。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才走进了安徽大学的大门，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得知程先生招收“唐宋诗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消息时，我尚是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从未进过中文系、仅仅在农闲时节读过几首唐诗宋词的我，能考上程先生的研究生吗？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五场考试下来，自觉考得还可以，于是就心存幻想起来。可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考前没有与导师联系过，更没有到导师家去拜谒，录取的希望是很小的。当时还有要好的同学埋怨我说：“你在社会上也混了十多年了，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我听后如梦初醒，只好放弃幻想。没想到暑假过后，我竟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又过了十多天，我就与两个同学一起见到了满头白发的程先生。坐定以后，先生说：“这次共有四十多人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有人写来了十多封信，寄来各种文章、学习笔记，也有人几次带了礼物跑来见我。可是你们三人连信也没有写来过——”我满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反而微笑起来，说：“这很好！”说也奇怪，虽然后来程先生教诲我的话不知有多少，但我一直记得他最初所说的这句并无深意的话。在程先生门下，需要的是诚实、刻苦，任何投机取巧都无隙得入。在程先生亲手建立的南大古代文学这个学科点，学风的笃实与人格的诚实同样为大家所看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品格是何等重要啊！
八十年代初，百废俱兴，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程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带出一批硕士生后，又于一九八二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程先生对如何掌握博士生的水准心里没底，他找来一些港台地区的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决心要培养出水平更高的博士来。经过十多个寒暑，程先生培养了硕士九人，博士十人，数量也许不算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文学遗产》的主编徐公持先生在总结古代文学学科的总体情况时指出：新时期成就最大的两位学者是钱钟书和程千帆，并特别指出程先生培养学生的成就：“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的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5]时至今日，“程门弟子”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么，程先生是如何在研究生培养中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一个好老师的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热爱学生。程先生对弟子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他说：“要爱护下一代。耐心地、不断地对他们施加友善的压力，同时对他们给以具体的帮助，乃是使青年人迅速提高的有效方法。特别要注意科学研究中基本操作的训练。例如：应当把研究生论文当中出现了错别字、不规范的简化字，语法不通的句子以及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加说明的情况等，看作是自己的失职。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正反映了自己平日对他们要求不高，训练不够，也就是对他们爱护不够。”[6]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程先生培养研究生取得成绩的最主要原因。对此，弟子们都保留着温馨的回忆。张伯伟说：“我与千帆师之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师弟相处，犹若父子，几乎无话不谈。我们谈学问，谈人生，谈历史，谈现实，有时还谈家庭，谈爱情。先生有快乐的事情，总愿与学生分享；学生有失意的心绪，也愿向先生倾诉。我总觉得，这样的师生关系，大概也就是古代鹅湖、鹿洞之遗风吧。”程章灿说：“我做博士论文那一年，先生生病住院，就是在南京那样严寒的冬季里，在病榻上，先生抱病改完了我和另外三名同学的四篇论文。这需要克服多少困难，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强的责任心！每当捧读先生批改的论文，我的心便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的感受可以代表“程门弟子”们的共同心声。
当然，仅仅有良好的愿望还不一定能成为良师。程先生培养研究生有一套完整、周密的计划，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教学风格。让我们从头说起。
首先，程先生注意督促学生打好基础，这个基础不仅仅指本学科的基本知识，而且包括外语、艺术鉴赏等相关方面的学养。我本人是从外语系考来的，虽然并没有在外语系毕业，但入学考试时英语得了96分，到南大后的英语过关考试又顺利通过，自己以为作为中文系的学生已差不多了，从此该把精力集中在专业学习上，以弥补非中文系出身的不足。但是程先生却不这样看，他仍然督促我继续学习外语，尤其要提高阅读专业外语文献的能力。他还让陶芸师母亲自为我挑选外语文献，并指导我练习翻译。直到数年之后，我把自己的一篇论文译成英文，并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了，先生才表示满意。程先生还亲自选聘曾在驻外使馆工作多年的尹禄光先生担任我们的英语老师，训练大家的听说能力。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养成了重视外语的习惯，并在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如鱼得水。南大的古代文学专业已有四人先后被哈佛燕京学社选为访问学者，这在全国的古代文学学科中是绝无仅有的。
程先生当然更重视学生的汉语水平，他要求每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用英语、文言文以及白话文写三份自传，这样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的语言能力，从而对症下药地加强对他们的语言训练。
程先生还认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他抓得最紧的便是训练我们写诗。记得我考研究生时，专业试卷上有一道题是：“你会写旧体诗词吗？如果会的话，请写一首（或抄旧作）给我们看看。”我当时急出了一头冷汗。我虽然在乡下百般无聊时曾摸过几天平平仄仄，但很少动笔写诗，偶然胡诌几首也早就忘得无影无踪，哪里记得起什么“旧作”？要想当场写一首，又苦于这场考试一共只有三个小时，而其余几道题已耗费了一大半时间，只剩下半个小时留给写诗了。但为了不让这道题交白卷，便临时诌了一首：“欲向江南负笈还，非因苍翠梦钟山。区区愿立程门雪，不得华章自汗颜。”这样的“诗”，当然难入程先生的法眼。程先生曾回忆他年青时跟胡翔冬先生学诗的情况：“有一次，我把几首恶诗送给他老人家看，他说：‘我的一双眼睛像水银一样发亮，你要拿沙子来擦吗？’”现在他看到我真正的恶诗，也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竟有考生拿恶诗来擦自己的眼睛了！于是在入学以后，先生便督促我们学习写诗。我以前误认为既然要写旧体诗，便应以格律诗为主，否则不如干脆写新诗算了。但程先生指导我们学诗，却是要从五古做起。从此以后，我便常常拿些习作去“擦先生的眼睛”。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为我改诗，并常常加上批语。这些批语大多是指出不妥之处，有时竟如棒喝。例如有一联是“秋霜渐欲侵潘鬓，春气尤畏入沈腰。”程先生批云：“此联辞意俱俗，后当为戒。”渐渐地我也偶尔得到几句鼓励的话，例如有一首《南京车站送母东归》：“又作异乡别，石城寒雨霏。贫家多聚散，微愿每乖违。梦绕故园路，泪沾新补衣。此身犹寸草，何以报春晖？”程先生批云：“此首佳，似大历。至情至文，此等是也。”我想这多半是为了不让我泄气，先生才勉强这样说的吧。但不管怎样，这毕竟让我们在练笔的路上走下去了。多年之后，当我在分析古典诗歌的艺术特征稍有会心时，便格外感谢程先生当年的一片苦心。其实他当然很清楚最多也只能把我们训练成当代的“香菱”罢了，但为了让我们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能体会古人的创作之甘苦，便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教我们写诗。他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完全没有创作经验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即使会画点画也好。”[7]他还曾自道其治学经验说：“如果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8]古语说，鸳鸯绣出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程先生却是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独得之秘传授给学生了，他甚至还亲自教学生如何磨好、用好这根“金针”，这正是一个谆谆良师的伟大胸怀。
程先生更为呕心沥血的是如何引导我们走上治学的正确道路。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关文献汗牛充栋，如何使这些没有自幼诵读四书五经、对于李杜苏辛也仅知一些皮毛的学子掌握基本的研究本领，而不是仅仅写成一篇学位论文、获得一个学位呢？程先生为此而苦苦地思考，摸索。他为此而精心设计了课程规划：有两门课是他要亲自为我们讲的，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当时校雠学还没有适用的教材，程先生便以年青时所写、但在十年浩动中被焚烧撕毁而残存的讲稿为基础，一面整理，一面补写，同时开始讲授。他的硕士生徐有富、张三夕和我三人边听课边记录。后来程先生又在山东大学重讲了一次，山大的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也作了记录。这两个记录稿后来成了煌煌四大册的《校雠广义》的蓝本。校雠学向来被视作学问之入门，但是历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大多注重于研究其史的源流，而程先生却更重视这门学问的实际用法。所以程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主要着眼于让同学们了解应如何去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并由此而进入学术之殿堂。他说：“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句话今天看起来还是正确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连《师石山房丛书》、《四库提要》都不读，是不知道怎么‘开步走’的。”[9]由于这门课在大学的讲坛上已经绝迹多年，所以前来旁听的人很多，教室里经常挤得水泄不通，晚到一步的人就找不到座位。而程先生也就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把这门本来是专为我们三个人所开的课改成了大堂课，为更多的人指引学术的门径。从如何利用古代的目录学著作，到如何选择好的版本，以及如何校正文字、去伪存真，乃至如何自己动手编写目录，他都深入浅出地予以讲解，把这门本是比较枯燥的学科讲得生动有趣。这对我们这些在学术的迷宫外面不得其门而入的初学者来说，是多么的有益的指点啊！当年听课的三个同学中，有一个就是徐有富学兄。程先生的课使他对这门学问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由此而走上了专攻古典文献学的道路，现已成为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带头人。
程先生另一门亲自为我们开讲的课程是杜诗。当时我们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而先生认为要想对唐宋诗歌进行研究，就非对杜诗达到精熟的程度不可。因为杜诗既是唐诗中的巅峰之一，又是中晚唐乃至宋诗风气的最重要的源头，所以对于我们的专业来说，杜诗确是关键之所在，无怪乎先生要不辞辛劳地亲自讲解了。程先生对杜诗不是一般的爱好，他对杜甫的为人怀有虔诚的敬意，当他有机会路过巩县瞻仰杜甫墓时，曾作诗云：“愤怒出诗人，忠义见诗胆。以诗为春秋，褒贬无不敢。诗圣作诗史，江河万古流。兹丘封马鬣，永与天同休。”[10]正因如此，程先生在讲杜诗时充满了激情，他仿佛是跟随着诗人，忽而登上慈恩寺塔，眺望着满目尘昏的渭水秦山。忽而又走上崎岖的蜀道，在天寒地冻的荒山野岭里仍不忘欣赏那雄奇的风光。程先生讲杜诗绝不是选一些作品来串讲，他是用自己读杜数十年所得到的心得来启发学生，诱导学生自己进行思考。这门杜诗课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采取专题作为章节结构的单元，每一讲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是不复述常识性的结论，而是进行新的思考，提出新的观点来进行讨论。所以听这门课所学到的不仅仅是有关杜诗的知识，而且还有如何进行古典诗歌的研究的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成果的展示就是《被开拓的诗世界》这部师生合作的杜诗论文集，这本书虽然出版于一九九〇年，但它的构思却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也即程先生为我们讲杜诗的时候，书中的许多观点正是形成于课堂的讲授以及课后在先生书斋的讨论之中。书中程先生与学生联合署名的八篇文章不用说是师生共同讨论的结果，就是学生独立署名的两篇，其实也是在程先生的启发下进行思考而完成的作业。例如我写的《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一文，就是听程先生讲杜甫晚期诗、尤其是夔州诗的特点后，才领悟到此文主旨的。程先生指出，杜甫不但敢于超越别人，而且敢于超越自己，他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由此而想到，杜甫本人正是最后完成今体诗格律及其艺术规范的建设的诗人，何以他又要在晚年作部分地打破这种格律和规范的尝试呢？这种尝试的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于是就产生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我和同窗张宏生曾在此书的《后记》中说：“在千帆师亲自给我们讲授的课程中，杜诗是一门重点课。除了课堂上的讲授之外，平时也常与我们讨论杜诗。在讲课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固然常有经过点拨顿开茅塞之感，千帆师也偶有‘起予者商也’之叹。渐渐地，海阔天空的漫谈变成了集中的话题，若有所会的感受变成了明晰的语言。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十一篇文章，都是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现在把它们呈献给广大读者，既作为我们师生共同研读杜诗的一份心得，也作为千帆师指导我们学习的一份教学成绩汇报。”应该补充的是，程先生在指导我们研读杜诗时，确实做到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常常给我们指示思考的起点，然后让我们自己去思索，不到我们感到苦思冥索难以为继时，他是不会轻易地把结论告诉我们的。对于这本书的学术水准，海内外学术界均有好评，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周勋初先生的评论：“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自宋代至今，研究杜诗的著作汗牛充栋，后人要想在这领域中有新的创获，诚非易事。千帆先生能在杜诗研究中带领学生进行新的开拓，不但说明了他在诗歌研究方面的功力深厚，而且说明了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1]对于那一段听程先生讲课的日子，我们无不保留着最美好的回忆。可惜程先生无端被耽误了那么多年的大好光阴，在他盛年时反而被迫离开了讲坛，要不的话，该有多少学子会在程先生的引导下成为学术界的有用之材啊！
程先生的教学工作绝不只是在教室里进行，他的书斋同样也是课堂，甚至病房也常常被他当作备课、批改作业的办公室。他为我们所设计的课程也绝不只是上述两门，而是因材施教，精心布置的全面训练。对于研究生来说，与学位关系最大的当然是学位论文，以致于有些导师从一开始就布置学生动笔撰写。但程先生向来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光写一篇学位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他坚持主张研究生在写作学位论文之前一定要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来认真阅读经典著作。一句话，程先生认为培养研究生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获得学位，而是成为真正的人材。所以，他的整个培养计划都是从后一点出发来考虑的，而这个计划后来也就成为南大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精神就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代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所以研究古代文学绝对不能与史学、哲学分离开来。还有，古代的作家都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都离不开孔孟老庄的影响，为了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须对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源头有所理解。所以，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个时段的文学，也不管他们的论文会选择什么题目，都必须对古代典籍进行一定数量的研读。于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新、旧唐书》几乎成了每一个博士生的必读书，更不用说《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等文学性典籍了。
经过严格的典籍研读之后，研究生才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上，程先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首先，他要求学生认真选题，而且鼓励他们选取难度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题目。在程先生看来，写论文是一次最好的锻炼，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只求通过答辩。所以他的研究生大多选取了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例如《大历诗风》、《江西诗派研究》、《江湖诗派研究》三篇论文，都是程先生亲自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组成部分，它们对诗歌史上的几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学者傅璇琮指出：“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12]毫无疑问，三部书的成功是与程先生指导下的正确的选题思路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程先生对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从小处说，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保证材料的可靠性，要求他们绝对不能剽袭成说，等等。从大处说，他要求学生要具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勇于创新。对于他所指导的九篇硕士论文和十篇博士论文，程先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许多同学都珍藏着当年经过程先生批改的论文草稿，上面布满了红笔写的批语，连一个错别字、一个用得不妥的标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勾出来了。时至今日，这些学位论文大多已经公开出版，其中有几种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曹虹《阳湖文派研究》、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都很受学界的好评。这些书中的观点也许尚有可商之处，但它们在操作上却都是符合规范的，在学术上都是体现出开拓精神和严谨学风的，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为程章灿论文所作序言中所说，“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13]显然，程门弟子的这种学术品格，正是程先生倾其心血所陶铸而成的，这是程先生一生教学工作的结晶。
程先生是一位十分谦虚谨慎的人，他对于自己的成果总是感到不满意，而对别人的长处则充分地尊重，这种作风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教学之中。当年他刚从金陵大学毕业应聘到中学去任教时，刘国钧先生对他的临别赠言是：“你肯定会有讲错的地方，什么时候发现了，什么时候告诉学生，说‘我讲错了！’”程先生将此言终生铭记在心，直到我们听程先生讲课时，还遇到过几个例子。有一次，程先生在课上偶然提到两句诗：“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并说这是明人所作。而我正好对这两句有些印象，就告诉他这可能是王维的句子。经核对以后，他第二次上课时就承认自己讲错了，并鼓励大家今后都要力求准确。另一次，张宏生对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中“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两句产生了疑问：此首通篇都是描写夏景，为什么到这二句突然出现了春景？张宏生以此向程先生请教，先生略一沈吟，即坦率地表示，自己一时也难以解答。他不但在课堂上公开说明此事，而且把它写入《杜诗镜铨批抄》中：“此游在夏，皆夏景也。独此二句阑入春景，其故何在？弟子质疑，竟莫能答，甚愧。”在我们心目中，程先生的学问极其广博，对我们的任何问题几乎都能给予圆满的回答。但是他偶然有误，即坦然承认，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程先生可说是真正实行了这条古训的。时至今日，我们自己也都成了教师，大家都继承了先生的作风，所以在南大古代文学课程的讲坛上，老师对自已的错误能坦然承认已蔚然成风。
同样的作风也体现在程先生的学术研究中。程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他的著述是以踏实谨严著称的。但是当他偶然出现错误时，却决不护短，反而闻过则喜。例如程先生写过一篇《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对在《全唐诗》中被列入“无考”类诗人的唐温如的一首作品作了深刻的论析。文章发表后，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作文指出：唐温如实为元末明初人，“《全唐诗》收录此诗，实误。”[14]对于谊属后辈的陈教授的指正，程先生虚心接受，并在论文结集时专门写了《补记》，先引陈文的主要观点，后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弇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章再加修订，读者谅之。”这是何等坦率的胸怀啊！正因如此，当程先生对学生提出要谦虚谨慎的时候，就特别具有说服力。程先生曾对南大一九八四级博士生说：“满招损，谦受益。你谦虚到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什么意见也不敢拿出来，那就成学术界的乡愿。什么东西拿出来都四平八稳，是没法子使科学发展的。所以既要谦虚，又要自信，当一个道理没有能说服你的时候，你可以坚持下去，但当你真正发现了错误以后，就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你们现在或许还很谦虚，以后可能慢慢地变得不太谦虚了，变得狂妄了，因为骄傲与成绩往往是同步增长的，你有了点成绩，比如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两篇文章，便感觉自己不错了，有本钱了，谦虚的因难不在于当你是一张白纸的时候，而是你小有成就的时候。”对于这段话，我们都是当作座右铭的。现将它引用如上，愿与年青的朋友们共享。
四
在程先生重新踏上大学讲坛的同时，他也抓紧时机重新开始学术研究。此时的程先生，数十年积累的图书资料已损失大半，记录着平生思想火花的笔记、讲稿也所余无几。虽然他努力地购置图书，但这件事哪里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每当有人到他家里，看到架上的图书大多是新的出版物时，程先生总是自我解嘲说：“我简直不像一个搞古典文学的教授。”的确，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先生，一位在大学教了几十年古典文学的教授，书架上竟然没有几本线装书！早在文革时期，程先生多年省吃俭用而购置的大量图书都被抢走，或焚烧撕毁，或胡乱堆放，或流入私入之手。到了武斗开始，竟有造反派的“战士”把余下的书用来建造工事，那些珍贵的典籍便真正的毁于“秦火”。程先生的一些底稿和讲义也被别有用心的人抢走，至今不知下落。可是，正象当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没有能断绝六经的流传一样，以文化为目标的这场“大革命”也没能彻底毁灭传统文化。就象当年的伏生凭记忆传授典籍一样，程先生也凭记忆把自己多年积累在心中的学术思考重新整理、加工，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非常艰苦的，需要付出非常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因为此时的程先生不但忙于教学，而且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他又是个办事认真、不肯敷衍了事的人，所以格外的忙碌。在这种情境中，他竟然在短短的十来年间推出了二十多部著作，而且以高度的学术造诣使学术界为之震惊，这需要付出何等的努力啊！诚然，程先生才思敏捷，做事效率很高，但更重要的他有发愤著书的精神，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十多年来，在师母陶芸无微不致地照料其生活的前提下，程先生真正做到了焚膏继晷、闻鸡起舞，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学术上去了。即使是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他也总是带上几本书籍和一些稿纸，利用休息时间来读书、撰稿。程先生的学生大多也很勤奋，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看到白发苍苍的老师尚且如此努力，他们又怎敢有丝毫松懈呢？
在程先生晚年的撰述活动中，有一个情况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就是整理别人的著作。沈祖棻是一位才高命薄的女词人、女学者，是与程先生同甘苦、共患难几十个春秋的伴侣。当她于一九七七年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后，程先生就开始整理其遗稿，但是当时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出版。如今长夜已逝，万象更新，是让沈祖棻的遗稿出版问世的时候了。程先生把这件事看得比自己的著述还要重要、紧迫。一九七八年，也就是程先生来到南大的当年，就自费油印了《涉江词》、《涉江诗》，分送亲朋友好。其后，上述二书和《沈祖棻创作选集》、《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等书陆续出版问世，每一种书都经过程先生的精心整理。其中最受人称道的则是由程先生亲自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了。
古体诗词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言简意赅，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往往需要对其本事或写作背景作笺注。沈祖棻虽是今人，但是她的诗词作品也与当时的时事密切相关，如无注释，现在的读者是不容易知其深意的。如今由程先生亲自为之作注，当然是最佳人选了。对此，舒芜先生有很好的评说：“宋人赵明诚著《金石录》，其妻李清照作《金石录后序》，文是千古血泪佳文，事是千古文坛佳话。有时我忽发奇想：假如现在忽然发现一本李清照的《漱玉词》，是赵明诚作的笺注，那该是如何的绝世奇书啊！当然这是不会有的，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却有了一部程千帆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也是用血泪写出的，千古未曾有的文坛佳话，今天有了。《诗词集》卷首诸家题咏中沈尹默题诗有‘昔时赵李今程沈’之句，可见前辈名贤早如此比拟。《诗词集》中有《和玉溪生无题，同千帆作》四律，程笺详述当日他们夫妇乱离中而有雅兴同作此题的情况，而后说：‘既成，余自以所作不及若人，遂弃其稿。盖学富虽远逊赵德父，而才拙则略同之也。’‘才拙’云云虽是谦词，却也是引赵李自比了。”[15]程先生的笺注对于人们阅读沈祖棻作品所起的作用，舒芜先生的书评中已说得很清楚，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的笺注自身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保存了许多前辈学者的有关评论，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宝贵材料。它还记录了程、沈二人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的遭遇，后人如要研究他们，这些笺注是第一手的好材料。例如关于《忆昔》七首，程笺说：“此七首皆纪实之作，朋辈读之，莫不伤怀。盖文化大革命既起，余家被迫自武汉大学特二区迁至小码头九区，其地乃旧苏联专家汽车司机所住之临时建筑，废弃已久。迁移限期既促，又不许约人相助，且新居褊狭，亦难尽容旧有什物，辄思赠人，而无敢受者，无已，乃弃之门外，一夕皆尽。其可悲可笑如此。故第三首有‘载物车难借，犹欣釜甑存’之叹也。”后人如果要研究文革，要了解文革中文人学者的真实境遇以及一般人心灵受到扭曲的情况，当可读此。沈祖棻的诗词，尤其是她的《涉江词》，自是不会磨灭的真文字。而程先生为编订、笺注沈作而付出大量劳动，既是对沈祖棻最好的记念，也是对学术的绝大贡献。
如果说程先生为整理沈祖棻的遗著不辞辛劳尚与燕婉之私有关，那么他努力整理老师们的遗著则完全是出于公心了。经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此类著作有黄季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季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等。众所周知，黄季刚、汪辟疆先生都是前代的大学者，他们的点滴言论都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更不用说那些未及整理的文稿了。程先生对自己的老师一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一九九〇年还缅怀老师们说：“五十多年过去了，除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商锡永先生还健在外，其余都已返道山，但他们的学识、他们的声音笑貌，却一直不可磨灭地留在我这个年近八十的白发门生脑中。”[16]显然，对于学者来说，最好的纪念就是保存其著作，程先生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老师们的怀念的。
程先生的治学范围相当广博，举凡校雠学、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且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那么，他治学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最主要的贡献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程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带有实证的性质，从来不发凿空高论。也就是说，程先生的学术研究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而不是不痛不痒的清谈。早在解放前，程先生的研究就已带有此种性质。例如写于一九四四年的《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对韩诗中向称难解的“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见桃唯见李”二句从光学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从而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又如写于一九四九年的《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对郭璞和曹唐的《游仙诗》名同实异的实质及其间的源流演变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令人信服地说清楚了这个诗歌史上的疑难问题。对于这些文章，朱自清先生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誊之为“心细如发”，并鼓励程先生多写此类文章。正因为怀着解决难题的明确目的，程先生的研究成果就不是凭着一时灵感的妙手偶得，而是深思熟虑、厚积薄发的坚实结论。例如，唐代的科举特重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又是以诗赋试以重要考试内容的。这样，科举与唐代文学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就成为历来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当代的学者陈寅恪、冯沅君等人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结论。程先生对这个问题很早就感到浓厚的兴趣，一九三六年的《哈佛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英译本，程先生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篇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文章，于是亲自把陈文译成中文，刊载于《国文月刊》第五十七期。十年以后，程先生撰写了《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对唐代的科举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等，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这样，由王维的一首诗而涉及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是深得陈寅恪氏“小题大做”之学术精神的优秀论文。但是，程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从科举考试所遗存的“省试诗”一类材料来看，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作品水平都不甚高，那么它对文学的影响到底如何，仍是一个疑问。陈寅恪敏锐地注意到附丽于科举的“行卷”风习与唐人小说的关系，但未及深入。于是，程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深入研究。时隔三十余年后，他终于写成了专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这个问题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这本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其学术意义却非同一般。全书对唐代的行卷之风作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对这种特殊风习的由来和具体内容进行了考索，从而弄清了这种风习与当时的文学创作的具体关系。程先生的结论是“唐人虽因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是由于省试。”“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肯定是发生过影响的。就省试诗、赋这方面说，它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于是，从宋人就开始聚讼纷纭的唐代科举与唐诗之关系的公案，就第一次得到了确凿有据的说明，可以说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同样在这本书里，唐代古文、唐代传奇小说与行卷之风的关系也得到了清晰的论述。本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村上哲见教授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二号上发表评论，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另外两位日本学者松冈荣志、町田隆吉则将此书译成日文，于一九八六年由凯风社出版。对一个问题思考、研究长达三十年，孜孜不倦，沉研深思，终于求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并且只写成一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这种学风与时下那些倚马千言、游谈无根、一年之间可以写出几本厚如砖块的“巨著”的风气相比，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正因为程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单篇论文，有的甚至是篇幅相当短小的论文。他正是以一篇篇的论文，不断地提出问题，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从而把学术推向前进。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程先生的每一篇论文都给学术界带来一种惊喜，一股清风，许多论文甚至具有发凡起例的范式意义。下面是两个著名的例子：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现代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清末王闿运在《王志》卷三中赞曰：“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那篇名文中则誉之为“诗中的诗”，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也对其主旨作了深辟的分析。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此诗的赏析文章为数甚多，但基本上没能提出什么新的意见来。程先生在一九八二年写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对此诗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程先生没有将目光停留在这首诗自身，而是着重论析了此诗在后代文学史上地位之升降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文学风气之嬗变。此文首先从文献学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历代总集或选本中入选与否的情况，发现在明代以前，除了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外，现存的唐宋元文献中都不见此诗踪影，而《乐府诗集》又是对乐府诗不论优劣一概收录的，所以仍可断定明代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此诗。而自从明初高棅《唐诗品汇》选入此诗，特别是在李攀龙《古今诗删》入选此诗以后，它就成为重要的唐诗选本的必选之作了。历代诗话中的情形也与之相类。程先生由此而发现，《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随初唐四杰而升沉的，四杰的地位在陈子昂之后逐步下降，《春江花月夜》也就湮没无闻。直到明代，在“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之背景下，“前七子”中的何景明对初唐四杰，尤其是四杰的七言歌行提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四杰一派歌行之杰作的《春江花月夜》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后七子”中的李攀龙选入《古今诗删》了。由于前、后七子在明代的巨大影响，也由于《春江花月夜》本身确是一篇杰作，而杰作一旦被发现后便不易再被埋没，所以它便成为公认的名篇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照中，程先生又发现了王闿运、闻一多以来流行甚广的一种误解，即把《春江花月夜》看作一篇宫体诗。他指出，宫体诗风在隋代已得到部分的纠正，而四杰一派的歌行，即使是涉及男女爱情的，也已与宫体划清界限，所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经不是宫体诗。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虽然仅是一篇作品，但它的意义却远远溢出于此，因为它的重点并非对作品自身的阐释、评价，而是对其作为一篇杰作却久隐方显的经历的考察，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的揭示。可以说，初唐四杰一派在文学史上升沉显晦的地位变化以及作为其原因的历代诗歌风气与审美趣尚之嬗变，还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地清晰的论述。更不用说，对于《春江花月夜》到明代才成为名篇的原因，也是第一次得到合理的解释。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人们对其感情内蕴向无异解。明人王嗣奭在《杜臆》卷二中评曰：“描写八公都带仙气。”当代学者也大多认为此诗“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17]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将此诗系于天宝五载（746），理由是杜甫“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18]应该说，这种理解与此诗的表面状态相当吻合，所以几乎已成定论。一九八四年，程先生写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对此诗提出了全新的阐释。程先生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不同于盛唐浪漫主义氛围的生疏气息，发现所谓的“饮中八仙”事实上是曾经欲有所作为，而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所以，《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因而是他后期许多极为灿烂的创作的一个不显眼的起点。”从表面上看，程先生此文所讨论的仅是一篇杜诗，仅是对此诗的情感倾向的一种新的解读。然而事实上此文却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它通过对一篇杜诗的阐释，指明了杜甫从盛唐浪漫主义氛围中游离出来的最初征兆。显然，所谓“八个醉的”，正是指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群体尚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氛围之中，而所谓“一个醒的”，则是指杜甫最早清醒地观察到盛世将逝的客观现实。这样，杜甫从何时开始走上关注国家命运的创作道路，唐诗从何时开始由盛唐转向中唐，都得到了全新的说明。
可以说，《春江花月夜》和《饮中八仙歌》这两首诗经过历代学者的阐释，它们的主旨早已有了定论。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这里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了。正是在这种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程先生却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问题，并且很好地解决了问题。朱熹说：“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胡适则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第一步，是学术思维的原初动因。程先生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人之处，他的大多数论文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显然，对于古代文学这种成果积累特别丰厚的学科来说，这种方法具有特别重大的启示意义。
那么，程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初目的虽是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但是其结论却总是包含着重要的宏观意义，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程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迪。他认为从事古代文史的研究，一定要有通识。他主张研究文学史一定要着眼于通史，而不宜自我封闭于某一个阶段。他还主张研究者应注意各种文体及其关系，而不宜局限于某一种样式。他还主张古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学这两类研究之间不应存在鸿沟，不应视之为两个各不相关的学科。推而广之，他还主张文史哲相通，文学与艺术相通，古代与现代相通，东方与西方相通……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的背景中，程先生指出：“谈一个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19]他又说：“如果说我有一些看法与别的先生有些不同，那是我反复看某个或某些作品又互相沟通比较分不开的。”[20]于是，程先生研究的对象虽然往往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但他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考察这些对象，而是把它们置于广阔的背景中，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定位，然后得出结论来。学界已注意到程先生善于进行比较研究，他的论文如《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是对陶潜、王维、韩愈、王安石四家的桃源诗的比较；《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是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同题之作的比较；《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是关于韩愈、李商隐、郑谷、王安石咏李花诗句的比较……在他指导学生共同写成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中，比较了杜甫与屈原、贾谊的忧患感和责任感（《忧患感和责任感》），比较了杜甫、李商隐、韩偓三人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比较了杜甫、高适、岑参、储光羲的登慈恩寺塔诗（《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比较如果仅仅停留在显性表象的层次上，那么还不是很难的事。但如果比较的对象属于隐性的范畴，那就非有格外敏锐的感知能力不可。《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一文堪称这方面的范例。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等人曾创造了一种很特殊的描写物体的方法——“禁体”，又称“白战体”，即在描写某一物体时禁止使用通常被用来描写其外形的字词，例如写雪时不许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银”等字。由于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难度，故而在诗坛上仅昙花一现便后继无人，学界多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然而程先生却敏锐地联想到此法在唐诗中的先导杜甫和韩愈，并对杜韩与欧苏之间的异同、沿革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揭示了此种诗歌史现象所蕴含的艺术规律。杜、韩作诗咏物，向以刻意描摹著称，杜、韩诗中与禁体有关的蛛丝马迹仅在前人旧注中偶尔言及，此外从无人注意过。所以此文堪称选题新警、议论深微之作，它的成功正得力于能用宏通的史识对某些细微的现象进行考察，故而对文学史中不相连续的隐微脉络洞若观火。
由此可见，程先生的论文虽然都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最初目的，但它们的价值却远远地溢出于此。被收入《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书中的论文，几乎每篇都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它们带给学界一片惊喜是理所当然的。
五
程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相当宽广，除了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之外，他还在文学史、史学、校雠学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教授合作）、《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博士合作）、《史通笺记》、《校雠广义》（与徐有富教授合作）等著作均是体大思精的杰构，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评论，兹不详述。这里只想补充一点，程先生虽然一直在从事高水准的学术研究，但他却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中，他对于古典文献的整理工作以及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都很热心，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程先生积极参加古籍整理工作。在极左思潮横行数十年之后，整理古籍已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程先生对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有深刻的理解，他曾参加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为筹划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献计献策，并亲自承担了《全清词》的主编，其中的“顺治、康熙”卷已出版了一、二两卷，其余八卷也已付排。他还主编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已出版了《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等八种。他还与夫人陶芸合作，编写了《骈字类编音序索引》，为人们更方便地利用这部专收双音词及词组的大型类书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直到八十高龄时，他还以老当益壮的精神参加了《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其中的《文学典》的主编，经过精心策划，现在《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已经出版，其余各个分典也正在紧张的编纂之中。古籍整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且相当繁琐的工作，它又是一件需要高度的学养和责任心的工作，从事这种费力多而收功微的工作，实在是需要献身精神的。程先生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高度热爱为动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其次，程先生积极从事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世界文学遗产中的瑰宝。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欣赏古代文学，程先生很重视普及工作。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与沈祖棻合作编写一个古典诗歌的选本，但因故未能完成。到了文革以后，程先生又在原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终于编成了《古诗今选》一书。此书虽然是一个普及读物，但它却以很高的学术水准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区别于一般诗选。在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古典诗歌的思想性而轻视艺术性的背景下，此书的编选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对晚唐诗人韩偓的诗入选五首，超过杜荀鹤等人。又如宋人黄庭坚诗选了十五首，与陆游相同。这都体现了全新的价值标准和文学思想。选编于一九九二年的《宋诗精选》同样体现了新的眼光，而且以充满真知灼见的品评而引人入胜。程先生的此类工作甚至旁及日本汉诗，在他与孙望等先生合作编选的《日本汉诗选评》中，程先生对日本的汉诗作了精到的评说，其中把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所作的比较极有启发性，不但有助于我国的读者了解日本汉诗，也大为彼邦人士所重。程先生还主编了专供外国学生所用的《中国古代文学英华》，使古典文学的光辉照及海外。
程先生还以其它方式从事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他多次应邀为作家、中学教师等作讲座，所讲内容既有古典诗歌，也有古代小说，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听众获益非浅。程先生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来信，请教各种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即使在他年迈体衰不能亲自复书的现在，还常常命弟子代他回答此类信件。他真诚地将普及古代文学、弘扬传统文化看作自己的责任，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将至。
程先生不是一位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对当代的文学创作极为留意，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很关心。他既有淑世情怀，也有疾恶刚肠，这种能好人能恶人的态度使他既有许多朋友，也不免得罪一些人，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就有这个原因在内。但程先生并不因此而改变初衷，他依然是敢怒敢言，绝未因当年遭受打击的前车之鉴而变成嗫嚅翁。他常常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直抒己见，并不在意那些身踞高位者有何指示。他常因校园内外的一些不正之风拍案而起，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有一次，一位地位极高的领导人写信指示程先生，说《全清词》不要请人作序。可是，一部大型的古代诗歌总集，怎么能没有序言说明其编纂缘由，揭橥其学术意义呢？程先生看了那封以指示口气写的信，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一个布衣，在学术上只服从真理，没有必要听从长官的意志！”于是他依然邀请钱仲联、饶宗颐两位先生为《全清词》撰写了序言，并把两篇序言交给南京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在曲学阿世、侮食自矜的风气甚嚣尘上的今天，程先生的作为可称学界风骨之楷模。然而，程先生在平时却是一位恂恂如也的蔼然长者，他对后辈都能以平等态度相处，对他们中的后起之秀更是敬礼有加。一九八六年春，我随程先生到洛阳参加唐代文学讨论会。当时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只有三十多岁，而程先生则是年过七旬的前辈，而且还是唐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但程先生对我说：“陈尚君的论文很有见解，学术上前程远大，我应该主动去看看这个年青人。”于是他就带着我一起到陈尚君的住房去访问，后来陈尚君与我们这批程门弟子都成了好友，在学术上颇得切磋之益。程先生平时也常与我们谈论兄弟院校的年青学人，提醒我们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
程先生是感情丰富的人，他对当年的老师充满感激之情，时时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并把自己的成绩都归功于老师的教导。他对前夫人沈祖棻伉俪情深，为整理其遗著而不遗余力。他与现在的夫人陶芸师母相敬如宾，我们常常看到他们在校园里互相搀扶着慢慢地行走。他对朋友情深谊长，如今他年迈不能远出，于是格外思念远方的朋友，每逢我们出差到外地，程先生总要让我们代他去看望某位朋友。我就曾代他到河南大学去看过高文先生，又到江西师大去看过胡守仁先生。当孙望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时，程先生哭之恸，听者无不动容。他对后辈既满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也许后者是更深切的爱护。例如他的外孙女张春晓，也即沈祖棻《早早诗》中所写的“早早”，去年已在南大硕士生毕业，程先生没有让她继续在南大读博士生，而是劝她考到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门下去深造，这多半是为了让她接受更为严格的训练。程先生对我们这些弟子的孩子，也一概视同自己的后代，时常给他们送一些小礼物，最近还给每个孩子送了一本他编注的《唐宋诗名篇》，而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亲笔题了“奉赠ⅩⅩ小友”，再钤上印章。
程先生热爱生活，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去拥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写入了他的诗歌，从少年时代的新诗，到中年以后的旧体诗词，都忠实地记录着他的悲欢离合，也忠实地反映着他所遭遇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由于遭遇秦火，他的诗作只保存下来一册薄薄的《闲堂诗存》，以及被收入《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中的几十首新诗。阅读他的新、旧诗作，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的诗人所经历的“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过程，也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在生活中不断地思考的智者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生活曾经不公正地对待过他，但他却始终热爱生活。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他都未曾放弃过奋斗，未曾怀疑过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谬误和邪恶。如今程先生已经是一位苍颜白发的龙钟老人了，他用心血铸成的十六卷本的著作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呕心沥血培养的弟子们也已在学界崭露头角，但他依然在从事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的工作，他依然在不停地思考、探索。程先生曾说，别人都爱花，他却特别喜爱树，尤其是那种参天大树。我觉得他本人就像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这棵大树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所以它虽然经受过无数次的风刀霜剑，却依然以“柯如青铜根如石”的夭矫身姿圪然挺立。我谨以一瓣心香祝愿程先生健康长寿，祝愿程先生像松柏一样永葆参天黛色。
[补记] 此文原是应《学术界》杂志编辑之约而写，完稿于去年4月初，当时程先生身体尚健，文稿曾呈先生过目，后刊于《学术界》2000年第4期。不料6月3日程先生一病不起，溘然长逝！程先生一生中最后2个月的行事，此文中未及反映。关于5月中旬他亲自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样稿讨论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在从事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工作的经过，曾枣庄、葛晓音等先生的悼念文章（见《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中已有涉及，不再赘述。我想补充的只有程先生易箦之际的一件小事。去年5月17日，程先生突发脑梗塞，被送进南京脑科医院抢救，从此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6月1日，即程先生进院以后的第16天，也就是他去世的前2天，程丽则师姐从医院打电话催我快去，说先生正在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匆匆赶到先生的病榻边，他却已不省人事。过了一会，他喃喃地说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突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相当清晰地说：“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黄先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先生牵挂着黄季刚先生日记的出版，这部日记虽然早已由程先生整理完毕，且已在出版社排版，但尚未印出，这是先生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事情。要知道，当时由我负责编辑的15卷本的《程千帆全集》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最后的一批校样早已寄回出版社，先生在人生的最后瞬间不问他本人全集的事，却念念不忘黄季刚先生的书，这绝不是出于偶然。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先生对老师们的敬慕之情，就类似于这种感情。弥留之际的最终遗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性情。曾子要求易箦而终，曹操叮咛分香卖履，即是正反两方面的显例。程先生一生中的嘉言懿行可谓夥矣，上述小事也许不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如今世风日趋浇薄，我有责任把这件小事记录下来，以明去古虽远，而典型尚存。
注释：
[1]见《闲堂自述》，载《文献》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2]《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沈祖棻诗词集》，第29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4]《江南故人闻余将休致，咸劝东游。辄赋小诗，以为息壤》之七，见《闲堂诗存》。
[5]《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二期。
[6]《詹詹录》，《文史哲》1981年第三期。
[7]《詹詹录》，《文史哲》1981年第三期。
[8]《闲堂自述》，《文献》1991年第二期。
[9]《治学小言》，第41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10]《过巩县展少陵先生墓》，《闲堂诗钞》。
[11]《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载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12]《江湖诗派研究序》，载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
[13]《魏晋南北朝赋史序》，《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4]《〈全唐诗〉误收的一首七绝——唐温如的〈题龙阳县青草湖〉》，载《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
[15]《前无古人的笺注》，《读书》1996年第五期。
[16]《闲堂自述》，《文献》1991年第二期。
[17]陈贻焮《杜甫评传》第五章，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8]萧涤非《杜甫研究》卷下，第10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19]程先生1982年4月23日与硕士生的谈话，见《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7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程先生1994年7月19日与博士生的谈话，见《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100页。
2001年5月24日莫砺锋补记
《学术界》2003年12月27日
发布日期：2008-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