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连聪
张舜徽先生是我国本世纪的一位学问大师，他一生勤奋，博治四部，在小学、经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成就，都足以名家。他幼禀家学，倾慕乾嘉诸儒的学问，服膺“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治学途径，因此在小学方面用功甚深。对小学的研究，不仅是他治学的根柢，也是他学术成就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张舜徽先生对文字、音韵、训诂均有较深的造诣，而用功最深的就是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他曾用如下的一段话来总结他的学术成果：“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著》；……此特就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约略言之，至于薄物小书，不暇悉数也。”[1]小学是张舜徽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而《说文解字约注》一书则是他研治小学成果的一个结晶。
《说文解字约注》并非一蹴而就写成的，而是张舜徽先生数十年研治《说文》（《说文解字》，下同）的结果。他十四岁开始读说文段《注》，读完后又遍读王筠、桂馥、朱骏声等清代名家疏释《说文》的著作，“记其异同于书眉，书之上下四周皆满”[2]。他认为这些著作各有短长，于是便有自造新注的想法。但当时正忙于研治群经，后又校读全史，博治诸子百家及历代文集、笔记，就没有时间完成注许的工作。五十岁后，才重理旧业，取以前的笔记进行整理，并以金文、甲骨文为补证，开始《说文》的注释。绵历十年，才完成了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张舜徽一生著书，都是厚积薄发，而《说文解字约注》一书尤其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成书。”[3]有了这四十多年的积累，使这本书足以代表张舜徽先生治学的功力。与《说文解字》其它的注本相比，《说文解字约注》有以下几个特点。
《说文解字约注》不仅是对《说文解字》一书的注释，更可以看作一部系统的《说文》学术史。《说文》成书之后，在当代已被其它学者引用，[4]而后代对它进行解说和注释的，更是代不乏人。尤其清代朴学大兴，出现了段玉裁、王筠、桂馥等研究《说文》的名家。张舜徽先生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研究，比较它们的异同优劣，在对《说文》进行注释时，广为征引各家学说，以自己的见识进行决断，择善而从，[5]而又以“舜徽按”的形式作出论断，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历来有争议或有疑义的地方，则进行认真的考证，以求其真。[6]张舜徽先生在撰著《说文解字约注》的过程中，共“涉览了一百多家研究《说文》的专著”[7]，使该书成为《说文》注释和研究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可以帮助理解许书，又可资以了解历代学者对《说文》研究的状况与得失，还能从中学习到做学问的方法与原则。
通常所说的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慎《说文解字》主要是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但张舜徽先生《说文解字约注》却是三者都有所成就，尤其是着力于推明双声相转之理，是这本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古人为文字标音，分为声部和韵部[8]，声部相同为双声，韵部相同为叠韵，“清儒治古音者，往往精于言韵而疏于审声”，张舜徽先生在对《说文》的声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发现，古今语言的衍变，“由于双声者多，由于叠韵者少”。他还从文字发生的角度为这一观点给出了证明，所谓文字，两者有所区别，“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9]。张舜徽先生认为“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因此文字的孳乳增多，主要是由于双声相衍。张舜徽先生因此触类旁通，认识到了声训的重要，并以沿声求义这一原则，通贯《说文解字约注》全书，从而自成体系。而他自己所加的按语，也以推明声训为多。这本书之所以取名为《约注》，他认为“约一名而含三义”，其中第三层意思，就是“约之以双声之理”。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后来曾多次提到，[10]也是甚为满意的地方。
《说文解字约注》是张舜徽先生博观约取，各种学问相互参证的结果。他以小学为基础，做了三十多年博通的学问后，又转回来注释《说文》，其时他的学术风格已渐趋成熟，对材料的取用也已是左右逢源。凡是对疏释许书有益的，他均取而用之，而不仅限于前人研究《说文》的著作。他为了写作该书，“除涉览了一百多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外，还参考到许多有关水道、地理、生物方面的科学书籍，以及近三百年间文集、笔记中有关释字、明制、考证名物的记录”[11]。像沈括的《梦溪笔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都曾引用来注释许书。选用合适的材料，往往可以“妙语解颐，一言而定”，达到“一言精覆，远胜长篇考证远甚”的效果。张舜徽先生不存丝毫门户之见，他虽然批评了古代一些学者不正确的做法，但对于他们的精辟见解，依然采入注中，能够采其长而去其短。他还充分利用出土的金文、甲骨文，以补证许书。非有宽广的襟怀、独到的眼光，以及深厚的功力，不能及此。
《说文解字约注》一书，体例严谨，合乎规范。张舜徽先生批评了清代一些学者在注释《说文》时的一些错误倾向。他认为段玉裁“以识断胜，然好逞己意改字”，其它一些疏证许书者，“于心领神会之字，则畅舒所见，长达千言；遇隐僻稀见之文，则疏证俄空，不着一字”，这不合于注述之体。而又常妄加臆断，全无佐证。张舜徽先生认为注述的体例，“与自造一书不同”，既然是为许书作注，取材就应当以发明许慎的本义为主，这是他在作注时坚持的一个原则。在注释《说文》时，凡引用前人的见解，都一一标明出处，如果碰到彼此雷同的，“则必标举首创此义者”[12]，从不掠为己有。这足以看出张舜徽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
张舜徽先生治学范围广博，独于《说文》之学，一生研习不辍。并以四十余年之功力，费十年之苦功，撰成《说文解字约注》一书，是他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值得作出更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注释：
[1] 张舜徽：《八十自叙》，《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第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2]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自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3月出版。凡文中引文未出注者，皆出自此处。
[3] 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未已》，《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第63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 郑玄注《周礼》、《仪礼》，应劭《风俗通义》，晋灼《汉书注》，都曾引用《说文解字》，参见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第23页，巴蜀书社1990年1月版。
[5] 做到这一点是最难的，也是最见学者功力的地方，张舜徽先生博览群书，又长于识见，这正是他所长，非一般学者所能做到。
[6] 差不多全书都是如此，所以不需要举出实例。即以开篇对“一”的注释便可看出这一特点。
[7] 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未已》，《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第63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8] 声部是指发音部位，韵部是指收音部位。
[9] 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即《说文解字·叙篇》，依大徐本。
[10] 张舜徽先生在《我是怎样研究、整理〈说文解字〉的》一文及《说文解字导读》一书中都曾提到这一点。
[11] 张舜徽：《自强不息，壮心未已》，《张舜徽学术论著选》第63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2] 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略例》，中州书画社1983年3月出版。
发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