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刚
【内容提要】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关键词】《史通》；张舜徽；《史通平议》
【作者简介】许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史通》学，研究《史通》与子玄之学也。“刘氏《史通》之成，迄于今千二百余年矣。昔人以其诋诃前贤，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诸篇，尤为世所诟病。故其书始成，传习者少，而讹脱亦甚。”[1]“其书自浦二田通释出乃大体可读。”[2]后，陈汉章、吕思勉、杨明照、程千帆、张舜徽、张振珮诸先生，各有所作，皆得名家，《史通》学由是乃成。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3]，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4]。兹就是书，略述先生之研究。世有达者，幸督教之。
先生于《史通》极推重，谓其“造端宏伟，识议多精，虽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评弹之言迭起，终无有能夺其席者。”[5]职是故，先生非但启导及门读史，先之以此书[6]，即己身亦“耽悦是书，治之三反”[7]。《史通平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洵非无故也。
先生服赞之意，多借阐扬发抒，即刘氏起例发凡“于后世史学有启之功者”，“表而出之”[8]。试举其大较者论之：
（一）如子玄检论旧籍，其书遂为后人重之者。
《史通平议》卷一《六家》第一：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舜徽案：《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尚书》家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又《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颜《注》云：“《周书》者，本与《尚书》同类，盖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刘向所奏，有七十一篇。”据此，可知西京校书之时，固视《周书》与《尚书》并重。顾自汉以降，学者已苦《尚书》难读，更无人理此艰涩之编。《隋志》列之史部杂事类，学者益轻忽其书。知几独推尊及之，实有发潜阐幽之功。自宋以来，诵习者众，皆刘氏表章之力也。
刚谨按：《周书》不显，亦“当与孔子删定《尚书》时摒弃本书有关，在西汉学重师承的时代，这《周书》也就藏‘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了（《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至于到南朝肖（笔者案：“肖”当为“萧”）梁时，‘文字零落，人莫能识。’（《南史·刘显传》）”[9]。“相传它是孔子删《书》之余，因而旧时学者对它多不重视，将其视同别史杂说，研究整理它的人非常少。”[10]《旧唐书·经籍志》但有“《周书》八卷，孔晁注。”目为“杂史，以纪异体杂纪”。《新唐书·艺文志》同。从知唐以前，治《周书》者固罕有其人。后之学者潜研是书，子玄实发其先声也。
（二）如子玄评议旧史，探得谛义者。
《史通平议》卷一《列传》第六：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
舜徽案：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大抵诸史列传，有专传，有合传，又有类传。专传、合传之法，相沿无改。而类传之例，因时损益。如马、班、范三史，同有《循吏》、《儒林》、《酷吏》诸传。范《书》又益以《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目。推之以下诸史，互有增减。如《梁书》之《止足传》，《新唐书》之《藩镇传》，《五代史记》之《伶官传》，《宋史》之《道学传》，《明史》之《土司传》，皆创立新题，为前此所未有。知几所云：“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足以尽之。
刚谨按：大抵类传之例，因时损益，犹目录学之部类分合，与时增减：皆学术与其时代之交相互动也。推之正史类传，又如《晋书》之《孝友》传，“唐代特别重视宣扬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晋书》时，特设‘孝友’这个类传。”[11]又如《宋书》，“类传中有《恩幸传》一目，记载那些出身寒门因得到皇帝信任而登高位的人。魏晋以来，讲究门第，高门大族，世居显要。刘宋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乃信任启用出身寒微的人，让他们掌握机要大权，《恩幸传》的设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特点。”[12]又如《明史》之《阉党传》，“《明史》已有《宦官传》，为什么又立《阉党传》呢？这是由于明代宦官，多窃有权势，官僚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与宦官相勾结，方能逞其私志。如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在宦官以外，党羽甚重，为害甚烈。《阉党传》就是专叙宦官的党羽为反映明代这一历史特点而设立的。”[13]又如《清史稿》，“新增的《交通志》，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的情况。《邦交志》是记近代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的，为前史所未有。”[14]
夫岂史传所独然，请再试论以正史之志：《史记》八书，《汉书》则十志，合《律书》与《历书》为《律历志》，《礼书》与《乐书》为《礼乐志》，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而《艺文》一目，尤足徵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典籍猛增，文献积盛。又如《魏书》之《释老志》，“是魏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新增的一个志目，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15]诸此种种，均可证子玄“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宜乎先生谓“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
（三）如子玄怀疑旧典，为后世考信派导夫先路者。
《史通平议》卷六《疑古》第三：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飘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其后《吕览》有《察传》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说。至王充《论衡》出，多抨虚妄，论述益广。若《语增》、《儒增》、《艺增》、《书虚》诸篇，言之甚备。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笔者案：“旧”当为“久”。）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杨倞《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史通平议》卷六《惑经》第四：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舜徽案：以知几此言观之，知《史通》中《疑古》、《惑经》之所由作，乃遥承王充《论衡》之绪，而续有发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录》，复自言推广《史通》之意而作。详崔氏《考信录释例》。可知《疑古》、《惑经》二篇，实上绍王充，而下开崔述，一脉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举取士，代圣贤立言。论人者惮闻周公、孔子之非，说经者惧言《尚书》、《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诟病。则亦拘墟之见，未可与语乎通方耳。
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经术，欲以据事直书之例，妄绳受命制作之书，何异北辙南辕，方枘圆凿。”[16]
但寿法《通解惑篇》：“唐刘子玄覃精名理，三为史官，拘牵时议，志不获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铨综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独其惑经一篇，狃于一尊之见，不晓列国之情。夏虫语冰，贤者不免。”[1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窃尝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瑞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18]
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弑，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徵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纪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徵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19]
魏应麒先生《中国史学史》：“古人作述，‘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虽使是非纷淆，真伪无别。关于此例，更仆难数，《史通》中《疑古》《惑经》二篇，即详言其事。《疑古》举十条以示其怀疑，《惑经》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经》）问不蹈虚，谳皆切实。于是知几从而断之曰：‘为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详言之，即采辑时范围不可不广，否则无以见其会通，难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时诠择不可不严，否则将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伪。故知几以为二者虽‘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辑史料既宜广而又当诠择之说也”。[20]
吕思勉先生《史学四种·史通评》：“此篇（笔者案：《疑古》篇）于经学虽疏，然其论史眼光，自极精锐”。“此篇（笔者案：《惑经》篇）宗旨与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盖前篇论经所载事之不足信，虽乖经义，有裨史识。此篇专攻《春秋》体例之不合，而又不达《春秋》之例，则悉成妄语矣。”
又其《广疑古》篇：“刘子玄疑古之说，后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识者也。[21]
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刘知几对于古代的中国史怀疑，他说：‘倘若魏晋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这样一讲，就对全部历史泛起了一种虚无的看法。那是一种极刻薄、极轻浮的虚无主义。人物无贤奸，历史无定准，特别是到了近代，我们讲历史的人，又特别喜欢疑古，‘疑古’成为近人治史一大运动。刘知几《史通》这部书，遂成为近代人之同调，近代人之先觉。中国古人早巳如此讲了，岂不为近人一安慰、一鼓励。刘知几《惑经篇》说：‘春秋之义所未喻者七’，又说《春秋》有‘五虚美’，《春秋》并不这样好，只是后人虚美了它。又说：‘王充问孔，论语备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他很高兴王充《论衡》里的《问孔篇》对《论语》加以许多批评，而恨他没有批评到《春秋》，他是来补充王充而批评孔子《春秋》的。”[22]
李宗侗先生《中国史学史》：“唐以后修史者，外采取刘氏议论，然评者常反对疑古、惑经两篇，因两篇中对于古史不只有疑惑，且对孔子之春秋有甚多批评，而认为左氏在三传中皆合周典。在清代以前，人固可以评史，而不可以论经，刘氏之受反对固其当然。然现在观之，六经皆史，则以批评史书为目标之史通，自然可论及春秋以及其他古史。”[23]
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王充作论衡，于书虚、语增、儒增、艺增诸篇，亦已有所穿穴揭发。子玄生世，适在汲冢群书出土之后，思想又深受仲任之启示，则其书为此论也固宜；而为之开脱者，乃转属俗儒之见，未足以语夫子玄之史识也。”[24]
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吕《评》说他‘邃于史而疏于经’，信然。事实上他也是在论史，不是穷经。此篇列举十疑，大多为后儒层垒塑造的神话了的传说。《尚书》中《虞书》、《夏书》，乃战国儒者所假造，已有论定。《尚书》中除商末数篇外，亦多可疑。十疑中除第一疑，皆为禅让嬗代之事，我们今天只能拿它印证远古部落联盟两头军务酋长制的民主选举及其领导权的争夺，谁也不会相信那种雍容揖让是历史的真实。但刘知几能在一千三百年前，就表示怀疑，并论证其伪，予以批判，是难能可贵的。当然，知几这种进步观点，也不是毫无凭藉的。《韩非子·说疑》篇早就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论衡·艺增》也说：‘儒书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又‘《武成》言血流漂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韩非、王充等这些见解，对知几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惑经》篇针对《春秋》一书提出十二未谕、五虚美。知几既把《春秋》看作古史，又相信是孔子所修。从史学角度看，这部书确有许多不实不尽之处。作为一个忠于史事的史学工作者，自不能缄口无言。批评这部书，也必然触及作者修史方法，治史态度等问题，难免要揭孔子的疮疤。而孔子既早被奉为‘天纵之圣’，唐初又尊称为宣父，儒家教义已视同圣经。所有这些，知几自己也是笃信不移的。但又不能任这部不好的史书贻误世人，所以开篇先说孔圣生前就承认自己有过错误，从不文过饰非。篇末又云这些虚美之辞的本源，是由于儒者‘欲神其事，谈过其实’。作为自己献其寸长，以攻孔圣尺短的立言根据。纪《评》在篇首即批谓‘亦善立言’，貌似奖誉，实际是讽刺其巧自解免。观纪氏尽削其五虚美全文可知。其实知几既不反儒，更不薄孔，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刘知几史学思想必须掌握的钥匙。只是由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治史，在对待《尚书》、《春秋》时，就不能回避冒犯圣经。他提出怀疑、迷惑，是就史而论，客观上虽也含有破灭儒经圣光的作用；但在今天如据此就说它具有批儒的进步思想，不仅会陷入‘虚美’的泥坑，读《史通》也会扞格难解。
“知几自己也说此篇‘惟史文’，至于经义既广，就难以具论。后来经师，特别是经今文学家，群起诘难，斥知几不明义例。抹煞其文中大多是依《春秋》义例，而揭其违例、破例之短。同时，亦有迳议其义例之失者，也有些指陈史事失实，是由于遵守某一义例。从全篇看，不能说他不明义例。再就义例本身说，董仲舒早就说‘春秋无达例’。虽云古疏今密，不可能要求古人著书，就能做到义例详密。但读《春秋》不能过泥于例，前人亦已有公论。知几明义例而不泥于经师义例，其所守者乃史法、史例、史义，故在此篇提出或重提一些极可珍视的史学见解。”[25]
侯外庐先生《论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刘知几特别推崇王充，他们两人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精神。王充的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已定于一尊，孔子被推崇为不可侵犯的权威，王充敢于在《论衡》中写出《问孔》的专篇，否认这一偶像的神圣性；同样，刘知几的时代，唐政府已颁定孔颖达《五经正义》为必读教本，刘知几也敢在《史通》中写出《惑经》的专篇，指责那些神圣的经典‘理有难晓’，矛盾错误。他并且着重声明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这就是说，《惑经》的主旨，是继承了王充的传统而作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充与刘知几在大胆批判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权威方面，是前后辉映的。”[26]
翦伯赞先生《论刘知几的史学》：“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27]
杨翼骧先生《刘知几与〈史通〉》：“刘氏能够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勇敢的批判，表现了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在史学领域内的重大发展。正如他自己所说：‘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惑经》）他不仅吸取了王充的进步思想，在史学上建立了新观点，还希望将来的史家注意研究，继续推进史学的发展。”[28]
白寿彝先生《学步集》：“刘知几对于《尚书》、《春秋》的评论，是大招后人非议的目标。唐末柳璨著《史通析微》十卷，即因‘《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舛（笔者案：“舛”当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谬，共成五十篇’。明陆深撰《史通会要》，清纪昀撰《史通削繁》，浦起龙撰《史通通释》，或对《疑古》、《惑经》两篇加以删削，或对这两篇加以曲解。刘知几所遇的这些正宗学者的非议，不只不减低他的议论的价值，并且正相反，可以更显出他的‘史识’是跟他的无所顾虑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29]
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刘知几在古文献辨伪方面，直接受了王充的影响。他的《惑经》即上承王充《问孔》而作，其《暗惑》一篇又全仿《问孔》设论问难之文体。不仅如此，他强调对古文献作宏观考察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的思想，也是受了王充的启示。王充曾说：‘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论衡》），‘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篇》）。刘知几也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通，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申左》）虽一就《论语》而发，一就《春秋》三传而发，但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刘知几的古文献辨伪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致使辨伪学经长期寂寞之后，自此又重新兴起。中唐时期辨伪的进一步发展，正是与刘知几的思想和实践一脉相承的。”[30]
仓修良、魏得良先生《中国古代史学史》：“刘知几能够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一次总的批判，具体表现了他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大大地发扬了过去史学领域里的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批判精神在封建社会里却被看成是‘非圣无法’的举动，因而其人其书一直遭到封建正统派的批评指责，直到清代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说：‘《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31]
陈光崇先生《中国史学史论丛》：“刘知几富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他的《史通》是一部具有战斗性的著作。他不但对于历代‘正史’作了严峻的批判，而且写出了《疑古》，《惑经》的专篇，指责那些神圣的经典，矛盾错误，‘理有难晓’。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在《史通》一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32]
陶懋炳先生《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史通》的《疑古》、《惑经》两篇，非议古圣王和先圣先师孔子，遂被正宗学者和流俗之士目为邪说异端。其实值得珍视的，恰恰是其中进步的史学思想。在这两篇里，刘知几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奸诈，道出比较符合史实的真实情况，以严谨的学风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在八世纪，确实是极不容易的。”[33]
邹贤俊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史学史纲》：“刘知几继承了我国古代自荀卿、扬雄、桓谭和王充等人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在‘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旧唐书·儒学传》）的唐代，写出《疑古》、《惑经》诸篇，破除偶像，对儒学持批判态度。虽然他的批判锋芒未能指向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但在以史证经方面，对于两汉以来经学渗透到史学的现象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清理。”[34]
杨绪敏先生《刘知几与历史考据学》：“《史通》在有关儒家经传、史书及所记史事的考据上，确实有不少发明创见。刘知几的疑古思想和他做出的考据成绩、总结出的考据方法等深刻地影响着后来历史考据学的发展。”[35]
张小乐先生《刘知几辨伪探微》：“刘知几本着求实的科学态度，敢于疑经惑古，辨伪方法多样，在当时的学界独步一时，揭开了唐代辨伪的序幕，而且直接推动了辨伪学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36]
倪金荣先生《刘知几及其〈史通〉述论》：“《疑古》篇，批评《尚书》、《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德，是臆造出来的‘虚语’。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便轻信。这种对传统思想大胆批判的精神，只有东汉王充能与之相媲美。”[37]
刚谨按：上列二十二家，学者于子玄《疑古》、《惑经》之态度，几已无逃于斯。粗为归类，殆有三派。一如先生与梁启超、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程千帆、张振珮、孙钦善、杨绪敏、张小乐诸先生，自学术理路内部讨论，谓子玄独具识略，以史家严正之态度，视经为史，“上绍王充，而下开崔述”，“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二如皮锡瑞、但寿法、吕思勉、钱穆诸先生，赞其史才，然以经义绳之，又斥其乖谬，病子玄轻妄；三如侯外庐、翦伯赞、杨翼骧、白寿彝、仓修良、魏得良、陈光崇、陶懋炳、邹贤俊、倪金荣诸先生，承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论，力称子玄反儒家传统思想，具批判战斗之进步精神。三家相较，先生诸人盖为得之。而先生疏论古今，以子玄为考信派承上启下之人物，尤彰子玄于吾国学术史上之地位，首抉其义，堪称谛论。诚如吾师周国林先生所云，先生之疏证，“体现了发展的观点，即对所疏证的内容，或推究其思想源头，或叙述其影响所及，这样，便可从历代史家对同一问题的探索中，寻觅出我国史论演进的轨迹”[38]。
要之，先生之《史通平议》，多自史学义例着眼，发掘子玄之精义妙言，足为知己。他篇若斯者甚夥，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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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发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