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纳入历史科学的体系之中，则不过数十年时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对这个学科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回顾他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若干认识及其实践，对我们今天探讨新世纪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及发展方向，不无启迪意义。
究校雠学古义 阐述学术渊源流别
张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30岁刚出头时写就的《广校雠略》。顾名思义，书中内容是推广发扬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自然是一部文献学著作。其自序称：“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见书渐广，始欿然不自慊，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于是，“温经校史，流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稍能辨其原流，明其体统”。[1]（P1）从这段话，可以窥见张先生的学术趣向。书中形成的若干见解，为其一生所恪守。所以，这部书虽仅10万余言，却是他一生学术探索的一个坚实的基点。
《广校雠略》凡5卷，分为19论100篇。其中尤可注意者，为以下3论30篇：
其一，“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之际，约分三途，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张先生上承郑樵、章学诚、朱一新的见解，主三者之合，其首篇《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之事》论述说：“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秦火之后，书尤残缺，汉成帝时诏刘向等校书秘阁，此业乃称专门。校雠之名，亦自刘向定之，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向校书时，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观向所为《战国策叙录》云：‘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然则向校雠时，留心文字讹误之是正，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由此论之，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次篇《目录学名义之非》论述清代以目录自雄之士，“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异同，审辨板片早晚耳，盖已邻于书贾之所为，难与语乎辨章学术之大。”在引述章学诚、全祖望的有关论述后，张先生发出如下议论：“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敢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
张先生关于目录版本校勘不必独自称“学”的观点，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他称举校雠的大名，旨在强调三者的联系，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这一学术宗旨，是大家都认同的。他关于文献学的若干理论建树，便是他上推校雠古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辨成果。
其二，“著述体例论十篇”。跟一般的著述体例介绍不同，张先生论著述体例，旨在对诸类典籍作推本潮源的探讨。只看10篇标题，便一目了然。如“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而后著述”、“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拟古著书之始”、“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编述体例”、“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钞纂之书日盛而后著述日衰”、“官修之书无关著述”、“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涉及到大量古书的起源及其流别，他在博览群书后，自出机杼，加以论断。这里，仅举《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一篇为例。张先生发挥王充《论衡·对作篇》中的群书区分法，认为“载籍极博，无逾三门：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自为义例，熔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次也。”以先秦两汉著述而论，《五经》前无古人，可谓著作；《史记》《汉书》前有所因，而在熔铸剪裁后成为一家之言，可谓编述；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则在比叙旧事、综录异闻之类，属钞纂之书。
对群书作了这样的区分，张先生认为可以使读者知道学术之深浅，意义不小。“试循时代以求之，则汉以上之书，著作为多。由汉至隋，则编述胜。唐以下雕板术兴，朝成一书，莫登诸板，于是类书说部，充栋汗牛，尽天下皆钞纂之编。昔人每教学者多读唐以前书，非贵远贱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诚以先唐之书，多关作述，犹少空言。唐以下杂钞日广，语皆枝叶。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学者所宜详辨也。”[1]（P8-9）
其三，“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张先生强调校雠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而他的目光便不仅仅停留在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私目录上，龂龂于版本早晚，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而是集中精力，把握学术发展趋势，明辨各类著述的脉络源流。“汉唐宋清学术论”在诸论中，篇幅最长。从辨章学术始于太史公、郑玄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经师家法亡于东汉、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者、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宋人经说不可尽废、宋世私门校书之盛，到清代兴起之师、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道咸以下清学渐衰、道咸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与模拟著书之非、群经新疏未必尽善、专精与博通之辨，各个专题，皆一一扼要论述。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部提纲挈领的文献学史。从汉至清两千年中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状况，都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举列在这里了。张先生首正校雠之名，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另外70篇，为著述标题论8篇，作者姓字标题论5篇，补题作者姓字论4篇，援引古书标题论8篇，序书体例论5篇，注书流别论2篇，书籍传布论2篇，书籍散亡论2篇，簿录体例论4篇，部类分合论7篇，书籍必须校勘论2篇，校书非易事论4篇，校书方法论6篇，清代校勘家得失论3篇，审定伪书论3篇，搜辑佚书论5篇。单从篇目，已足见内容之丰富。
对《广校雠略》中的见解与内容，张先生后来又有所发挥与扩展。为了指导后辈校读古籍，他在50岁时写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部分。由于分论的篇幅较多，又分为上下，共成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从识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校书的依据和方法等文献学理论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论述了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和古人著述体要，提出了阅读全史的重要性和具体读法，归纳了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写作的初衷虽只是普及文献学知识，但持论谨严，内容丰富，在文献学理论的研究上有所发展。如论辑佚书，首先从书籍本身的产生、发展、变化，从社会的变迁分析古书散佚的原因，然后阐述辑佚作品的展开和取材的依据，并归纳出五条途径和方法，即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诸史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历代遗文；取之一切经音义（以慧琳《音义》为大宗），以辑小学训诂书。张先生还从过去学者在辑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漏、滥、误、陋等），指出读者在阅读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告诫初学者：“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因为读书不多，见闻不广，虽对这方面有兴趣，但难免挂一漏万。加以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费时间，耽误了读书的岁月，尤为可惜。初学似不必在这里面投下太多的劳动，等到业务基础打好以后，再谈此事，比较容易着手。”[2]（P310）
书中此类见解甚多，以致顾颉刚先生称赞此书“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贡献。”[5]（P355-356）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通释类
在目录类著作中，《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先生对二书皆作了逐句笺释工作。于前者为《通释》，于后者为《提要叙讲疏》。
《汉书艺文志通释》是在早年《释例》的基础上写成的。张先生自少爱读《汉书·艺文志》，常置案头，时加笺记，欲疏证全书。至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于是加以整理，成《通释》一书。这是一部“循文通释”的疏证之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7]（P1）如《六艺略》一开头，就对通常的标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异议，认为“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做了一番论证后，又推寻“经”的本义，认为“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7]（P10）随之又解说“经十二篇”的篇名与内容、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施、孟、梁丘三家”的盛衰。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证，与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而语，对读者掌握学术的变迁大有裨益。
《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輶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趣向矣。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迨讲毕，始自录所言，述为《讲疏》。”[8]（P1643）《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如《提要》首句：“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讲疏》云：“此昔人尊经崇孔子之说也。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然无征于《论语》，复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论语》为孔门所记，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善夫龚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必具此识，而后可以不为俗说所惑。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这样的疏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叙录类
叙录类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的文集甚多，张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便有1100余家。不用说，数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到，即使能够读到，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领、理得出头绪来。张先生有感于刘向校书时写作叙录的深意，每一文集读毕，便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推究其论证得失，核定其学识深浅，各为叙录一篇，欲附以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的兴替。最后，他从写出的670多篇叙录中，选出价值较高的600家，汇为《清人文集别录》24卷。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苑中人物为多，大抵清人在碑传志状、刻书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诂经、证史、议礼、明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文集，都收罗进来了。而于诸家考证之语，凡论断审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皆特为拈出，着意介绍。全书的编排，略依时世先后，系联而下，其有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者，务令比叙，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可以说，这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交口称赞。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此书与《广校雠略》时说：“先生所作诸书，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輶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张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笔记条辨》，可算是叙录的变体。清人的笔记，虽不及文集之多，张先生几十年中所寓目者，也有300多家。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张先生对那些专载朝章礼制、但记掌故旧闻、讲求身心修养、阐扬男女德行、谈说狐怪、称述因果等等之类的笔记皆屏不取，而对一些学涉专门、宜有专书以集其成的亦所不取。经过这样的筛选，最后收书100家，分为10卷，略依时世先后而编排。每家皆先述其生平，而后言其著述。因笔记体裁与文集有别，张先生所做工作，也与《别录》有些差异，即“择其义之可采者，分条件系，加以考辨，亦有综述而论列之者。”[9]（P1）书中所录百家笔记之言，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术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为平亭是非，张先生“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伸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9]（P2）对清人笔记的这种条辨形式，可以说是“叙录”的一种创造性运用。
三、校注训诂类
对于基本典籍，张先生用功尤深。阅读过程中，做了不少校注和训诂工作。比较系统的成果，收载在《旧学辑存》中的，计有11种，即《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尔雅释亲答问》、《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异语疏证》、《释疾》、《字义反训集证》、《两戴礼记札疏》、《读书笺释之余》、《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中论注》。其中，《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为校勘之佳作，《异语疏证》、《两戴礼记札疏》为注释之佳作，《释疾》、《字义反训集证》则是汇集相关资料后加以注释的名篇。
《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收有《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三文，篇幅占了全书一大半。这些疏证之作，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她们主要还是为“道论”作注脚，是为正文服务的。这种疏证，显然有别于一般注释。
四、纂辑类
将相关联的资料汇集到一起，可省却读者不少翻检之劳。张先生在治学历程中，善用纂辑之法，留下不少纂辑之作，计有《声论集要》、《经传诸子语选》、《清儒论学语录》、《清儒论学文选》等10来种。尤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为《声论集要》，收载于《旧学辑存》中册。张先生自少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至精至确。后涉览300年来儒先著述，发现已多先己而言之者，于是从戴震至黄侃、钱玄同20人著述中，撮录精语，成《声论集要》一卷。亦间述已意附于其尾，以见昔贤所论，固无二致。
二为《郑雅》，收载于《郑学丛著》。张先生治毛郑《诗》，喜陈澧《毛传义类》，隐括有条例，与《尔雅》相表里。效其体，成《郑笺义类》，后治《三礼》，钻研郑注，仍斯例为《三礼郑注义类》。复博采郑氏群经佚注之可考者，裒录为《郑氏佚注义类》。后合此数种，成《郑雅》19篇。《郑雅》体例，一仿《尔雅》，将郑玄注解汇编，使“北海精诣，粲然大备”。张先生在序中对素志克酬，喜不自禁，称“此编训诂名物之繁赜，倍蓰于《毛传》、《尔雅》、《说文》。苟能贯通郑学，则群经莫不迎刃而解。斯一编也，不第六艺之钤键，抑亦考古之渊薮也。”[10]（P198）
三为《周秦诸子政论类要》，收载于《旧学辑存》中册。张先生博考前史，深服历代大政治家之所施为，以其雄伟之气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坚于自信，不以世俗毁誉动其心；刚断果毅，卓然有以自见于当时而永传于后世。若霍光、诸葛亮、王猛、魏徵、王安石、张居正之侪，治国处事，无不具有法家精神。实皆自周秦法家书中取得政治理论以自敦厉者。法家职志，以富强国家为已任，管、商其中之尤魁杰者耳。周秦诸子书中言富强之术者多，有以功业自白于世者，有以言论垂之久远者，皆坐言而可起行，宜其为后世政治家所服膺而不欲斯须舍弃。遂用前代录要之法，成《周秦诸子论政类要》三编。上编为《周秦诸子政论之总精神》，中编为《周秦诸子论法》，下编为《周秦诸子论政》。每编之下，又各立8至10个小题以相统括。于是周秦诸子之言治道者，精义名言，多在其中。
以上几种纂辑之作，实际上已经将钞书和著述合为一体。中有所主，非一般泛滥无归的比辑纂录之编可比。
从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我们不难体会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是极其广阔的。在任何一个领域沉潜书卷，伏案数十载，都可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即使是在传统的研究领域，用传统的著述方式，也可以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他格外重视文献学工作者的胸襟和视野，早年谈校雠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鹄的，晚年谈文献学，强调要做总结性的工作。他的不少具体论述，或许有着缺陷，但他坚持“中有所主”，从大处、高处着眼，把文献整理与研究看成一种创造性劳动，终于在所有他钻研的课题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对于后辈文献学工作者来说，张舜徽先生的治学途径值得借鉴，他的历史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也应成为人们继续前行的一个阶梯。
【参考文献】
[1]张舜徽.广校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张舜徽.訒庵学术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4]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6]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7]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8]张舜徽.旧学辑存下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8.
[9]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张舜徽.郑学丛著[M].济南：齐鲁书社，1984.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发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