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龙
湖湘自古多才，尤其以近世为盛，故有“维楚有才，于斯为胜”的美誉。湘人事业虽然以武功名世，但是也不乏饱学之士；远者不论，即以晚近人物而言，杰出者有叶德辉、杨树达、张舜徽等。叶德辉有大名于世，不但因为才学过人，其人行为怪诞，举止猖狂，最终死于非命，所以至今为人乐道。杨树达备受世人瞩目，有一半是因为与毛泽东的关系，至于其精深的学问文章，倒是很少成为人们的话题。张舜徽虽然和此二子一样是积学高士，但他性格谨慎，行止无惊人之举；交往不广，处身与显贵无涉，所以不甚为世人所知。
但张舜徽无论如何是一个不该淡忘的人。当代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曾在一篇专论近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文章中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能够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似乎也只有柳诒徵、钱穆和张舜徽等少数人了。曹聚仁对张舜徽也不胜倾服，五十年代应邀从香港重返大陆访问期间，据说原本计划探访他，可惜未得一聚。昔人已乘黄鹤去，除了一些门人弟子，今天记得张舜徽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
洞庭之滨，有长岛名曰赤山，旧为汉寿、沅江两县分治，后归沅江。岛上有村曰老屋，此即张舜徽生长之地。村中有古木百十株，高者十丈有余，须数人合抱；枝叶扶疏，终年葱郁。据张舜徽自叙，当时林中长有鹰群栖集，值落日西沉，暮云飞渡之时，或者天色微明，朝霞初起之际，鹰群就会出林振翅翱翔。或者高低翻飞，追逐相击，或者平翼回旋，远入天际。先生少时于读书之暇，常常伫立院中仰首遐观，不觉身与鹰化。
与钱穆一样，张舜徽走的也是自学之路。他自发蒙读书，就由其父亲自授业，从小到大，未尝到学校上过一天学。这种经历当然和他的家世有关。在张舜徽的祖父之前，沅江张氏虽以耕读为业，但并没有人取得过功名，在当地也只是一般殷实人家。至其祖父张闻锦于同治九年乡试中举，同治十三年以殿试二甲授进士，于是成为乡中名人。张闻锦，字素如，号琴岩，曾在山西、福建、安徽、山东等地任职；湘中名士王闿运、晚清重臣瞿鸿禨，以及后来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张百熙等人都和他过从甚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率师御敌于山海关。刘坤一深知张闻锦廉静干练，奏请同行；张激于大义，慨然从行，后以积劳卒于榆关。
张舜徽的父亲张淮玉，字小岩，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能；但他对八股文向来深恶痛绝，也从不参加科举考试，一生精研朴学，尤长于天文历算。曾历任常德官立中学堂、辰州官立中学堂、西路师范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算学教习；在授课之余，刻苦治学，撰有《二进数考数根术》、《循环小数新术》等数学著作。这在汲汲于科举仕进，鄙薄自然科学的时代尤属难能可贵。
张舜徽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他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舜徽对文字和训诂的兴趣与功底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
张淮玉虽然深恶八股，但对四书五经还是非常看重，在张舜徽具备了文字基础之后，即开始让他读经。因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治学观念，他并不要求儿子死记硬背；张淮玉认为，不知天文，不足以读《诗经》和《尚书》，因此引导他学习天文与历算。《尚书》佶屈聱牙，于是指导他对照《史记》阅读。我们由此可知，由于父亲的治学旨趣和张舜徽本人的气质，他从一开始读书就偏重学问，而不是文章，这一点对他以后几十年的治学生涯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清人文集别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推重的是学问湛深之人，对纳兰性德、龚自珍这样的文章尔雅之士倒不甚在意。
民国初年的沅江，依旧还很闭塞，尤其是僻处乡下的长岛。但张淮玉崇尚新知，非常留心各种新出版物，并为张舜徽订购了《东方杂志》、《学衡》、《少年杂志》，还把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和历史教材买来给他看。也是在这个时期，张舜徽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著《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巨。他在《庭闱受学记》中曾说：“生平服膺乾嘉诸儒之学，盖自此始。”
民国十八年，张淮玉去世，为父亲营葬之后，不久张舜徽应余嘉锡之邀负笈北游旧都。余嘉锡字季豫，湖南常德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其父余嵩庆为光绪二年进士，与张闻锦相交莫逆，并结为姻亲，所以又是张舜徽的四姑父。余嘉锡少年科场得意，声名大噪；但因清廷罢科举，绝了仕进之途，于是回湖南任常德官立中学堂、西路师范学堂文学教习，曾与张淮玉同校任教，后受聘任教于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辅仁大学。张淮玉生前常常以余嘉锡治《四库提要》之勤激励张舜徽，断言他“异日必以此名世”。丧父之后，张舜徽曾将《尔雅义疏跋》和新作《切韵增加字略例》寄呈余嘉锡审阅，可见他对这位姑父的钦佩，并希望得到他的肯定。余嘉锡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立即发函邀请张舜徽北上，信中说：“旧都人文荟萃，得风气之先。坊市刻一新书，郡国出一古器，皆得先睹为快。又况通人辈出，可以请益；裨广见闻，愈于在湘远矣。”
是时张舜徽年方十七，正是一个满怀希望和憧憬的年龄；虽然新遭丧父之痛，但对新生活的向往蓬勃而热烈。这封信自然在他心里激起了波澜，况且想高远见识，宏博学问，实现自己的学术志向，就必须有一方更宽广的天地。到北平去！于是他在从容打理了家事之后，在一个凄迷的清晨，带着孤独的身影，怀着满腔的热望，还有几分迷离和忧伤，轻轻解缆离岸，挥别依偎了十七年的故乡。
张舜徽到北平后便寄居在姑父家中。不仅因为是姻亲，而且因为器重张舜徽的勤奋与才学，余嘉锡对他倍加关爱，这对少年丧父孤身出游的张舜徽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然而此行最大的收获还是，这一时期的生活为张舜徽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学术天地。北游三年，他几乎每天都到北海图书馆读书，自朝达暮，时常废寝忘食。张舜徽虽然出身书香世家，家中不乏藏书，但与北海图书馆毕竟不能相提并论；嗜书如命的他现在无疑就像一条久困池沼的穷鱼突然置身浩瀚无极的汪洋。
不仅只有浩瀚的典籍，正如余嘉锡信中所云，还有一大批通人硕士。当时余嘉锡已是辅仁大学的知名教授，从游之辈都是一时学界翘楚。经余嘉锡介绍揄扬，张舜徽结识了很多学术名流。其中经学有吴承仕，文字训诂有沈兼士，音韵学有钱玄同，史学有陈垣、邓之诚，金石学有马衡，文辞则有高步瀛；其时湘中前辈学者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等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张舜徽以同乡后进身份也时常前往请教；于是学问大进。六十多年之后，张舜徽在其《八十自叙.》一文中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无限感慨地说：“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诸老先生咸以孺子可教而不屏弃之者，皆先生揄扬绍介之力也。”
学贵有恒，学贵有师。很多人一生黾勉勤奋，然而终究局宇不大，成就有限，原因就病在无大师指点。张舜徽虽然终生没有在学校里读过一天书，但是他转移多师，叩一反三，所以见识自然高人一筹。行文至此，笔者不仅想到，当代中国学术不昌，或许与学者无大师指点不无关系。学术重师承，其实说的到并不是门户之别。亚里斯多德有柏拉图，柏拉图有苏格拉底，加达默尔有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有胡塞尔。我们则似乎断了师承。
三年光阴如白驹过隙，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压力渐渐压到了张舜徽的肩上。姑父一家的关怀一如其旧，但是张舜徽已经到了必须自立门户，独立承担生活的时候了。北平固然有利于求知，但对一个没有任何文凭的弱龄青年，却不是一个易于谋生的地方。秋天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季节，更容易触动游子的思归之情。久别的故乡时常随风雨潜入梦境，古人赋归的诗句不约而至悄悄落到了心上，是该回去看看了。1932年秋，张舜徽整装南归，依依不舍地别了姑父，辞了旧都。
“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带着姑父余嘉锡的期许和鞭策，张舜徽回到了离别三年的故乡。北游还湘后不久，他就收到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曹典球的聘书，出任长沙文艺中学文史教员。曹典球改任湖南大学校长时，同时还在文艺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大学教师、知名教授在中学兼课，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平常，不过今天我们是再也不会看到这种风景了。当时曹点球想给高中毕业班学生讲授“国学概论”，但又苦于没有时间编写讲稿，于是便委托张舜徽。不少人对此将信将疑，毕竟张舜徽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稿成之后，曹典球赞不绝口，而且为之到处宣扬，狐疑之人因此对他刮目相看。
1932年至1940年这八年，张舜徽一直在湖南各中学任教，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湖南人文之胜虽不及北平，但是饱学之士不乏其人。这期间张舜徽过从甚密之人除了曹典球之外，还有孙文煜、杨树达、李肖聃、钱基博、席启駉、徐桢立、骆鸿凯等前辈学者。张舜徽虽然年轻，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扎实的学术功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硕学之士也毫不吝啬他们的褒奖之情。两相激励，张舜徽的学问又更进了一境。
张舜徽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1941年南迁后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他为中文系讲师，从此张舜徽开始在大学任教，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4年，李肖聃以年岁高迈辞去民国大学（校址在宁乡陶加湾）中文系讲席，力主校方以教授聘请张舜徽代任，于是张舜徽改任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毕竟张舜徽才三十出头，不仅没有任何文凭，而且也没有任何专著出版。李肖聃早岁师从皮锡瑞治经，深有所得；后留学日本，研究政治法律制度，归国后长期任教于湖南大学。徙家陶家湾后，张舜徽曾经前往李的住所望城坡拜访他。李肖聃非常高兴，不但坚持留他在家中住了两天，还请他为自己的弟子讲授《礼运》、《儒行》诸篇。登堂便对众弟子说：“此湖南特立拔起之张先生也。”其时张舜徽不过而立之年，竟蒙硕儒称许如此！1946年秋，张舜徽受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其时黎锦熙刚好辞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回长沙，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驰函新任院长易价聘请张舜徽兼任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49年解放后，张舜徽回武汉中原大学任教，两年之后，中原大学并入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任历史系教授，直至1992年逝世。
除了父亲张淮玉，在张舜徽的学术生涯中，有三个人对他有尤其深刻的影响，早岁以姑父余嘉锡为最，自北平南归直到中岁，以杨树达为最，晚岁以顾颉刚为最。在回忆杨树达的一篇文章中，张舜徽曾深情地说：“平生所识老一辈学者名流，算来不是太少。而亲炙最久，感慕最深，治学著书最勤的，首推杨遇夫先生。”张舜徽初识杨树达是在北平姑父家。当时杨树达为清华大学教授，常到卢嘉锡家中谈论学问，对年纪尚轻的张舜徽的见识感到惊讶，因此常常约他到家中盘桓。张舜徽自然乐于向这位大学者请教，两人从此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有时张舜徽因为读书过勤，多日不登门，杨树达就会打电话到卢家，告诉他自己近日的研究心得，或者亲自过门约谈。谦恭下士，毫无崖岸。抗战爆发后，杨树达南归，任湖南大学教授，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了。后来湖南大学西迁辰溪，时张舜徽任教蓝田国师；杨树达移书召他往辰溪任教，张舜徽因为家累不能应命。杨树达又寄书相请，云：“达一生无他长，惟乐于贤己者处，达可以进学耳。”老辈学者如此谦抑，固然令人感佩，但也可见他对张舜徽竟推重如此！
顾颉刚年长张舜徽十八岁，亦属长者之列，是张舜徽晚年交往最密切的学者。张舜徽与顾颉刚没有特别的私交，但是纯粹为中国学术的传承，他由衷为张舜徽取得的每一种成就而喜悦，因此，几乎张舜徽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顾颉刚都会写信表示祝贺，其折节下士之风丝毫不让杨树达。1962年，张舜徽出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顾颉刚飞书盛赞说：“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欢喜赞叹，当不止刚一人也。”翌年《扬州学记》的修订本《广校雠略》于中华书局出版时，顾颉刚又来信祝贺，称“信条理中国学术，惟先生为当行也”。同年11月，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又在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读后不胜欣喜，释卷之后，当即提笔修书云：“先生所著诸书，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輏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正是在顾颉刚的敦劝下，张舜徽又写作了《清人笔记条辨》。1979年夏天，张舜徽因事进京，专程到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拜访了顾颉刚，当时顾颉刚正在病中，听说张舜徽来访，立刻披衣出迎。这虽然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但相谈非常欢洽。
张舜徽一生勤于著述，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计有二十二种，几乎本本都是国学绝唱，其它未刊稿尚有待整理。入晚之后，他依然勤学不辍，并将自己的书房名曰霜红轩，自号无逸老人，以示不苟。
作为中国最后一批国学大师中的一员，张舜徽先生谢世已经十一年了。十一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人们似乎渐渐把他淡忘了。有人说，真金不怕火炼，张先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永远不会过时；但是真金不怕火炼，未必不怕土埋。历史的长河会淘洗出真金，但是也会把一些真金埋进泥沙。没有人知道泥沙之中埋了多少珍宝，但是我们至少不能让时间的浊流把这颗不可多得的美玉深埋进黑暗的河床。
附记
今年，为纪念这位国学大师，他长期执教达四十年之久的华中师范大学选择了张舜徽先生著作中的七种，在与原出版社协商取得出版权之后，交由该校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分别为：《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清人笔记条辨》、《清人文集别录》、《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文献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简报》2004年第1期
发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