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
读今人所撰通论中国文章学术之书，大体前详后略，不免有虎头蛇尾之弊。心虚的不过缄默不言，含糊带过；那一等打肿脸充胖子的，还要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明清以后蹈袭陈言，殊少新创，故存而不论。明人姑且另说，至于清代文章则诚足以方驾前贤，学术更陵越百代而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那些前详后略、虎头蛇尾的论著，除暴露作者于清代典籍略无知识，还能说明什么呢？当然，如果深究下去，今人论学置清代于度外，或敬而远之，也不全出于价值判断的偏颇，文献浩瀚难穷，无从下手，是一个重要原因。清代文献之多，甚至已多到无法估量的程度。随便问一位清代文史学者，清代文集大概有多少家？恐怕没人能给出一个较为肯定的数字。面对茫无涯涘的文献之海，连对文献数量都没有确切的知识，还谈得上对研究对象范围和问题边际的把握吗？若说清代文史研究目前还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未免过于苛刻，但要说已成竹在胸，大概也是盲目乐观。
十年前，我在调查清代诗学著作，准备研究清代诗学之初，曾发愿编辑清代集部总目，著录所有见于载记的清集，无论存佚。如果我的电脑早买一年，这项工作就可以坚持下来。没有电脑，检覈之劳非个人所能胜任，不久我就断了这个念头。然而内心耿耿，一直未能释然。惟其如此，当我从陈书录学长处听说李灵年、杨忠教授主编，王欲祥、陆林、陈敏杰先生协力编著的《清人别集总目》即将完成时，不禁为之鼓舞欣抃。如今，煌煌三巨册《总目》已摆在学术界面前，这凝聚着十年辛苦的成果，值得我们享用者焚香三拜。作为一名涉猎清代文献的学者，笔者在受惠之余更想将这部重要目录向学界大力推荐。
《总目》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别集数量、版本、收藏及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价值首先在于为我们勾画出清代别集的数量规模和收藏分布。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叙学人别集六百种，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叙诗家别集三千种，见识精到，令人倾服，然而论撰数量终究有限，一管窥豹，难见全体。《总目》第一次让我们知道，清代别集传世的数量已知有四万种左右，作者近两万名。这意味着我们将处理的清代诗歌作品，是将《全唐诗》《全唐文》的每一篇或断句扩展成一部诗集、一部文集，清代诗文研究的文献边际从此可以确知，我们今后要走的路也从而变得清晰起来。我为研究清初诗学，一直在访求邹祗谟《远志斋集》，曾问过国内外许多专家，冥冥中不知是存是亡。今检《总目》所载，仅《名家诗选》内诗一卷，则全集想已不传，顿释悬念。《总目》这番盘家底的工作，可以说是给清代文史研究者吃了颗定心丸，今后无论是搜集资料，编纂选集总集，心里都有了个底，同时对研究规模和学术质量的估量也有了一个可信的尺度。
《总目》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海内外公藏书目，兼及私人收藏，凡引据的目录尽量采用建国后所编的新版，保证了所收书籍现存的可靠性。每种别集除注明已知现存的不同版本，还详列收藏单位，便于就近查找。这于清代文史研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我以前在日本内阁文库看到李宣《东皋诗史》六十卷，印象中未见著录，遂在《东瀛读书记》一文中略加介绍。今见《总目》第744页著录，南京图书馆、白求恩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日本静嘉堂文库均有收藏，可见并不罕见，自家孤陋寡闻而已。清代别集庋藏星散，要找一些稀见的版本，每苦于访求无门。我凡到外单位看书，一一都作记录，以便日后需索可查。现有《总目》在手，按图索骥，平添许多方便。
作为反映现存清代别集全貌的《总目》，在搜罗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引据各种藏目即达145种，参考书目30种，馆藏卡片还不在其列。约四万种的数量固然不能说已尽当世所藏，比如说没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普通古籍部分）的藏书，没用到哈佛大学的藏书，肯定会使书目有一些遗漏，但相信与四万种相比，能增添的数量已很有限。因为别集的数量主要集中在著述丰富的著名作家，《总目》著录名家别集，吴梅村收25种，屈大均收29种，王渔洋收74种，朱彝尊收38种，吕留良收36种，尤侗收28种，汪琬收22种，查慎行收32种，方苞收40种，袁枚收80种，厉鹗收19种，孙星衍收25种，吴锡麒收50种，阮元收24种，包世臣收25种，梅曾亮收20种，龚自珍收62种，王闿运收34种，李慈铭收29种，俞樾收39种。这都是扣除重复后的数量，相当齐全。这部分内容扎实了，全书质量就有了保证。事实上，《总目》所反映的文献数量，提供的文献线索，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不光著名文学家的著述收罗齐备，著名学者的著述也大体罗列，祁寯藻别集光稿本就著录了12种，其他如王筠稿本、钞本著录了5种，刘宝楠稿本、抄本著录了12种，刘喜海稿本、抄本著录了6种，阮葵生稿本著录了4种，这就为编校全集提供了版本线索。
清人别集经常随年递刻，卷数增删不定，如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康熙刊本就有4卷、12卷、16卷、27卷、30卷、31卷、32卷等多种版本，王梦庚《冰壶山馆诗钞》有嘉庆二十年刻2卷本、道光刻4卷本、64卷本、金华王氏刻76卷本、道光十三年刻100卷本五种，吴照《听雨斋诗集》从乾隆到道光有不分卷、10卷、12卷、14卷、22卷、24卷、26卷各版，还有《子良诗录》2卷本和49卷本，《总目》一一著录，全面反映了这些集子的编刻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作家别集版本并不多，但在馆藏中反映的形态却很不相同。比如清初丁炜的《问山诗文集》，只有康熙间希邺堂和咸丰四年雁江景义堂两次刊刻，另外还有黄与坚、叶映榴选刻本一种，但如今存世之本却有诗集十卷词一卷、文集八卷、文集六卷、文集二卷、文集八卷诗十卷词一卷、诗文集八卷、诗集三卷文集八卷等多种形态，《总目》悉为著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山集》流传的情形。这就像《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多种钞本，显示出该书的流传和影响一样，对研究作品的传播与影响是极有帮助的。吴县商人亢树滋的别集有《随安庐诗集》2卷、9卷、随安庐文集6卷、随安庐诗文集9卷、13卷、随安庐题画诗2卷、邓尉探梅诗4卷、赘翁吟草3卷、市隐书屋诗稿2卷、5卷、市隐书屋文稿1卷、2卷、11卷、市隐卮言1卷、2卷等各种形态的传本26种，由此可以想见，亢氏以拥雄赀，刊刻自己的著作是多么勤，流传量又是多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也是一个显示作品传播和影响的晴雨表。
《总目》非仅收录丰富，考订也相当精审。据前言可知，编者在整理各馆藏书目时，除了剔除一些明人别集或总集误为别集的书，纠正一些书名和刊刻年代的错误外，还做了大量同人异名、同书异名的厘清工作，使大量同名作者、同名别集被清楚地区分开来，一一著录。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总目》在这方面的考订之精，是与编者搜集作家传记资料所下的功夫分不开的。许多同名异书、同名异人与异名同书、异名同人的考定分合，只能靠作家传记提供的字号里贯生平资料来判断。如此看来，《总集》在每位作者后附以小传并列举传记资料索引，是很值得称赞的。这虽是古代目录学的传统，但在当代目录编纂中却是个突破性的创举，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全书作者十之六七附有小传，开列传记资料目录，不仅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字资料，还广罗图像材料，供读者作进一步的查考。比如名诗人王渔洋的传记资料就列举了31种文献、11种图像，如此丰富的收录，就是对专门搜集过王渔洋资料的笔者来说，也是相当详备的。正如主编所说，如果将所有这些传记资料汇集单行，就是一部清代诗文作家辞典和传记资料索引。这项工作不仅表现出编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努力进行学科建设的一片苦心。
作为工具书，《总目》的编纂体例堪称精善。它以人系书，同一作者的所有别集以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全集的次序排列，使作家毕生创作、结集、出版的大致线索，一目了然。更可贵的是，著录版本时还尽量保留了原据书目及馆藏卡片提供的有关该书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印等时间、地点和人名资料，为研究者比勘版本异同，考究编纂刊印原委提供了方便。对同一别集不同版本的编排，大致以所据资料提供的刊行时间为准，适当照顾到版本的传承谱系，也符合目录学的要求。书后所附《别集书名索引》、《别集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行者名号索引》与《别集人名书名首字繁简对照索引》，相当实用。尤其是第三个索引，部分弥补了简体字排版的遗憾。当今类似索引鲜有考虑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通读《总目》后，它给我的印象是一部高质量的清代专题文献目录，一部实用的清代别集和作家传记资料检索工具书。有了它，今后清代文献寻访和搜集的难度将大大降低，而清代文献整理的水平则将大大提高。对这样一部在有限条件下编纂成的大型工具书，吹求它在著录上的偶然疏失，或不够完备，显然是不太公平的。但为免传讹，我还是想提一下，由于许多图书馆编目分类的不够严密，总集、诗文评类书经常同别集混在一起，易致误会。《总目》因数量庞大，难以一一检核，也不免有沿原目之误处。如第87页王士禄《涛音集》为王氏所选掖县人诗，第88页王士祯《渔洋古诗抄》校本17卷、《王文简公五七言诗抄》32卷、《七言诗》15卷、《渔洋山人古诗选》32卷，均为王士禛所选历代古诗，第1233页陈枚《留青新集》30卷、《留青采珍集》12卷，为陈氏所辑尺牍、应用文集，第1793页顾宗泰《停云集》12卷、第1940页郭则沄《十朝诗》24卷、《庚子诗鉴》4卷补1卷、第1966页凌霄《钟秀集》3卷，均为本朝诗选，属于总集；第184页王增祺《诗缘》4卷、第473页任（应为伍之讹）涵芬《读书乐趣初集》8卷、第716页杨希闵《乡诗摭谈》正集10卷续集10卷、第1167页张修府《湖（应作湘）上诗缘录》、第2029页黄承吉《梦陔堂文说》初稿、第2096页雪北山樵《花熏阁诗述》10卷、第2166页葛万里《句图》1卷、第1611页查慎行《查初白十二种诗评》、第2323页简朝亮《读书草堂明诗》4卷、第2363页廖景文《清绮集》8卷、第2422页鹤尔登《一草堂说诗》、第2436页戴文选《吟林缀语》，均为诗文评；第692页杨钧《草堂之灵》为笔记；第2127页日本江户钟房刊本梁纬《星岩集》，第2136页日本松本龙尺水香刊本梁益伟《星岩诗存》乃日本江户名诗人梁川孟纬所著，凡此种种均可删除。第302页叶炜《鹤麓山房诗稿》6卷、《煮药漫抄》2卷，后者的作者是另一个叶炜，光绪间人；《煮药漫抄》也不是别集，而是记述日本游历的诗话，应予剔除。另外，第1190页《絸斋诗集》作者张谦宜生卒年作（约1680-约1752），显然有问题。《清诗话续编》收张氏《絸斋诗谈》，自序末署“时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望日山南书隐老人张谦宜七十二岁自撰”。康熙四十九年为公元1710年，以此推之，张氏当生于1739年。又，第120页《临汀考言》作者王廷抡，生平不详，疑为崇祯13年（1640）进士。按廷抡字简庵，山西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户部郎中外放汀州知府。康熙三十八年刻王渔洋《池北偶谈》于署衙，此与崇祯进士恐非一人。
最后，我还有一点看法是，《总目》作者次序以姓氏笔画排列，固然便于检索，但却反映不出历朝作者人数和别集数量的一般情况。如果按出生年代排列，则能反映清代诗文写作的数量和发展趋势，便于研究者考察问题和确定文献范围，于文学专题目录的性质功用或许更相符合。这只是一己私见，姑妄言之。实则对目录而言，任何编排方式都有利有弊，就看编者是如何考虑的。《总目》的宗旨是以检索为主，以姓氏笔画编排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
发布日期：200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