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留锁
????内容提要：霍松林先生的杜诗鉴赏，师心会意，烛幽透骨，堪与原诗相辉映。本文探析的是其中的两篇，即《春夜喜雨》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两篇鉴赏中，先生“凌绝顶”，入“化境”，以诗圣般的胸怀，成宏妙浑厚之作，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方法论的启迪，更是灵魂深处的震颤以及如何为人、为文的灯塔与路标。
关键词：霍松林；杜甫；诗歌鉴赏
作者简介：段留锁，男，1963年生，汉族，陕西商洛人，武警工程学院基础部语文教研室教授，文学硕士。
霍松林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现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先生对于杜诗，可谓“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韩愈《进学解》）在中央大学上学期间，就有《杜甫在秦州》、《杜甫与李白》、《杜甫与高适》、《杜甫与郑虔》、《论杜诗的诙诡之趣》、《论杜甫的创体诗》、《杜甫诗论》等论文发表；1940年代末，陈颂洛先生曾有诗云：“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孰善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正是如此“沈浸醲郁，含英咀华”而又登高壮观，凌云劈空，先生鉴赏杜诗的文章，才能“闳其中而肆其外”，致渊深而通要眇，大有杜甫沉郁顿挫，萧散自然之风。本文仅以《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以下简称“《典》”）中的《春夜喜雨》（以下简称“《雨》”）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歌》”）为例，对先生的其人、其文管窥一二。
一
《典》初版于1983年12月，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论睁了眼看》）“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1936年10月26日与作家代表在高尔基家中的谈话》）而“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契诃夫《1887年写给玛?符?基塞列娃》）——当然，更不可能是为“超女”、“快男”鸣锣开道或为黑心矿主以及其上的保护伞呐喊助威的：如此等等，至今（2006。12）已整整23年了！在这23年中，《典》截止2004年12月第2版，印次35，印数2，400，000，年均印次约1。7，印数约114。286；到2006年11月第43次印刷时，印数2，540，000，年均印次4，印数70，000：总计年均印次约1。87，印数约110，435。这样的总年均印次及印数，是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隋唐五代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1999年6月第28次印刷，印数：1，135，001-1，156，000”年均印次约1。47的1。27余倍，年均印数60，842的1。81余倍，《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北京第1版，1994年4月北京第5次印刷，印数：931，501-961，500”年均印次约0。36的2。77余倍，年均印数约68，679的1。6余倍；又是《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1993年12月第9次印刷，印数：476，001-532，000”年均印次3及印数约177，333的0。62余倍，《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第1版，1993年7月第5次印刷，印数：15，250”年均印次0。6的3。11余倍，年均印数9，150的12。06余倍。《典》“出版说明”指出：“本社《唐诗鉴赏辞典》是国内文艺类鉴赏辞典的发轫之作。它的出版，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创举。它首创的融文学赏析读物和工具书于一体的编写体例，已成为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的固有模式，……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也得到国内学术界及出版界同行的广泛认同。”对照以上数据，可知此言非虚。笔者还想说明的是，正像中华文化起点往往就是终点，甚至顶点（如孔孟、老庄）一样，《典》的“发轫”、“首创”等等，留给人们的，恐怕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这也是以上不厌其烦，反复“量化”的原因之一。
“荷马史诗已流传两千五百多年而未失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而在此期间却有无数座宫殿、庙宇、城堡和市镇，已被腐蚀完毕或毁灭殆尽，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培根《学术的进展》）“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杜甫《可叹》诗中的这两句，很可以用来形容这23年的沧桑巨变。1983年前后的光荣与梦想，激情与沉思，是海市蜃楼？是精神家园？至今已恍如隔世，心向往之也好，嗤之以鼻也罢，似乎都无可无不可，因为这些的确都比较“虚”；但初版于此时的《典》及此后的印次与印数，却实实在在，其“发轫”而登峰造极，“首创”而凌云劈空，已如上述。然而，说它定会如荷马史诗或唐诗宋词般永垂不朽，似乎言之过早；但只要你稍一涉猎，品味其一二原诗及鉴赏，尤其是李杜及俞平伯、萧涤非、周汝昌、钱仲联、马茂元、霍松林等大师的诗与“文”，你的赞叹和敬畏，恐怕真会身不由己而言却由衷！移用“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这样的套语来评说，倒是恰如其分，丝毫不差的。
牛顿的墓碑上分明刻着：“在茫茫的黑夜里，万物隐去了行踪。上天降下牛顿，于是，到处都有了光明。”（蒲柏题）“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而且就刻在康德本人的墓碑上。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天降杜甫，中国的诗人们才有了自己“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如果此说不至于大错特错，那么，对于杜诗及霍先生的鉴赏再来“探析”，的确非笔者才、学、识所能及，这也是本文之所以只敢略窥《雨》和《歌》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典》中，霍先生鉴赏的杜诗共计9篇，不仅数量最多（其余诗人张九龄、祖咏、王维、王湾、孟郊、韩愈、温庭筠、杜荀鹤各1篇，白居易7篇，柳宗元2篇，李商隐4篇），而且质量最高，几乎篇篇都能给人“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雨》和《歌》两篇，未必就是其中的极品，但从为人、为文角度，却极能真真切切反映出杜甫“诗圣”及霍先生“诗圣”般的心胸气度以及沉郁顿挫而又萧散自然的诗“文”风格。
二
《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一般的解读，或曰“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刻画了成都春夜降雨后绚丽多姿的景色，表现了诗人的欢悦心情。”（《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或曰“不但写出了无声细雨滋润大地万物生长，成都全城万花丛放、一片红湿欲滴、满城春色的景象，而且写出了人们喜悦春雨的共同感受。”（夏传才著《诗词入门——格律?作法?鉴赏》，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320页）这两者的解读，尽管侧重点不同，即前者着眼于作（者），后者着眼于读（者），但切入点却一致，即都是以诗题的“喜（欢悦，喜悦）”为诗眼的。霍先生的鉴赏，开篇即云：“这是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心情的名作”，切入点是相同的，但切入之后的进一步鉴赏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一开头就用一个‘好’字赞美‘雨’。在生活里，‘好’常常被用来赞美那些做好事的人。如今用‘好’赞美雨，已经会唤起关于做好事的人的联想。接下去，就把雨拟人化，说它‘知时节’，懂得满足客观需要。不是吗？春天是万物萌芽生长的季节，正需要雨，雨就下起来了。你看它多么‘好’！”──这是开篇后的第二段（其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下面几段，几乎句句不离“好”字：
第二联，进一步表现雨的“好”。雨之所以“好”，就好在适时，好在“润物”。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随着和风细细地滋润万物的。然而也有例外。有时候，它会伴随着冷风，由雨变成雪。有时候，它会伴随着狂风，下得很凶暴。这样的雨尽管下在春天，但不是典型的春雨，只会损物而不会“润物”，自然不会使人“喜”，也不可能得到“好”评。所以，光有首联的“知时节”，还不足以完全表现雨的“好”。等到第二联写出了典型的春雨——伴随着和风的细雨，那个“好”字才落实了。（第三段）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仍然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讨“好”。如果有意讨“好”，它就会在白天来，就会造一点声势，让人们看得见，听得清。惟其有意“润物”，无意讨“好”，它才选择了一个不妨碍人们工作和劳动的时间悄悄地来，在人们酣睡的夜晚无声地、细细地下。（第四段） 雨这样“好”，就希望它下多下够，下个通宵。倘若只下一会儿，就云散天晴，那“润物”就很不彻底。诗人抓住这一点，写了第三联。在不太阴沉的夜间，小路比田野容易看得见，江面也比岸上容易辨得清。如今呢？放眼四望，“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只有船上的灯火是明的。此外，连江面也看不见，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像云一样黑。好呀！看起来，准会下到天亮。（第五段）
尾联写的是想象中的情景。如此“好雨”下上一夜，万物就都得到润泽，发荣滋长起来了。万物之一的花，最能代表春色的花，也就带雨开放，红艳欲滴。等到明天清早去看看吧！整个锦官城（成都）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树林呢？一切的一切呢？（第六段）
在以“好”字一线贯穿，一气呵成后（二—六段“好”字总计为19，占总字数839的约2。26%），霍先生的结论是“这首《春夜喜雨》诗，不仅切夜、切春，而且写出了典型春雨也就是‘好雨’的高尚品格，表现了诗人也是一切‘好人’的高尚人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20多岁的杜甫在《望岳》中所表达的这种人生与艺术高度，杜甫是达到了：“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秦观《论韩愈》）“此诗被后人誉为‘绝唱’，并刻石为碑立在山麓。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萧涤非语，见《典》第422页）就是明证。而从“喜”到“好”，从“喜雨”到“好人”，从“心情”、“感受”到“品格”、“人格”，霍先生的鉴赏不论其义理还是辞章，几乎可以与原作相媲美，甚至令人有“微先生不能成杜甫（光武）之大，微杜甫（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等慨叹。
古今仁者，心意相通。作为“诗圣”，杜甫一生，仁民爱物，忧国忧民，其伟大之处，诚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北京第1版，第98-99页）所指出的：“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而霍先生，其自述是：“（我）1921年农历8月28日出生于天水琥珀乡霍家川。……在四岁以前，父亲即教我背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接着循序渐进，从《论语》开始，熟读群经诸子和历代诗文名篇，同时写大小楷，习作对联、诗、词、散文。农忙季节，则带我下地干活，要我知稼穑之艰难，匡时淑世，利国利民。”“考入省立天水中学，第一篇作文被老师送给《陇南日报》发表，使我萌生了当作家的幻想。课外阅读的重点之一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这一段：‘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生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斗争。’保尔的这段话，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至今还能背诵。”“在上初、高中阶段，以抗日救亡为主题，撰写、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颇有影响。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特列名于‘抗战时期老作家’名单中，颁赠‘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奖牌。”（《知能并重，博通新变——霍松林治学录》，《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2月，第19卷，第1期，第1-2页）别人的评述，有说：“霍先生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处于教学一线。对教学任务，他从不挑三拣四，总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先后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有崇高的声誉。”“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灾难和折磨，霍先生表现出了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顽强品格。”“在指导研究生树立高尚人品方面，他着重要求他们弘扬忌恶扬善、爱国爱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对他们在学风、文风、生活作风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从不放过，不但耳提面命，有时还要开会批评。”（陕西师大校长赵世超《在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暨从教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有说：“在他洋洋大观的作品中，最早发表的是一首旧体诗《卢沟桥战歌》，时年仅16岁。从1937年至今，霍松林濡笔挥洒，浩然长歌，写尽了人世沧桑。诗言志，赏读霍先生大气包举的诗词创作集《唐音阁吟稿》、《唐音阁诗词集》，既可领略其中流露的‘中国文人之忠爱情操，与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高风亮节’，又可从中探知半世纪广阔而深邃的‘活的历史’。”（李卫东等《唐韵悠悠唱大风──小记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28日第10版）
由此可见，尽管时移世易，仁民爱物，各擅其长，忧国忧民，各尽其能，但杜、霍二人的精神底蕴，人格风范，其实是并无二致的。在赠送自己的第一届博士生邓小军的诗里，霍先生所期望的是“斯文重振迈前修，哲士甯忘黎庶忧？九曲黄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在《八十述怀》中，霍先生所抒发的是“高歌盛世情犹热，广育英才志愈坚。假我韶光数十载，更将硕果献尧天。”如果把这两首的“甯忘黎庶忧”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九曲黄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与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及“硕果献尧天”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作一对照，其令人惊叹之处，恐怕只有借用文天祥的话，才能道其万一：“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所有这一些，才是霍先生之所以能在《雨》中，师心会意，烛幽透骨，不仅切夜、切春，而且“切”出了典型春雨的，也是诗人杜甫及一切好人（当然包括霍先生自己）的高尚品格及人格的根本。
三
《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千百年来，激动人心。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二》云：“起五句完题，笔亦如飘风之来，疾卷了当。‘南村’五句，述初破不可耐之状，笔力恣横。单句缩住，黯然。‘俄顷’八句，述破后拉杂事，停‘风’接‘雨’，忽变一境；满眼‘黑’‘湿’，笔笔写生。‘自经丧乱’，又带入平时苦趣，令此夜彻晓，加倍烦难。末五句，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宋儒曰：胞与为怀。吾则曰：狂豪本色。结仍一笔兜转，又复飘忽如风。”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第129页）云：“诗中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反映了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断。末段忽开异境，设想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厦的出现，把个人困苦丢在一边。这是杜甫许身稷契，饥溺为怀的思想的升华，字字从肺腑中流出，故真气勃郁，千古常新。”与如此“真气勃郁，千古常新”以及“疾卷了当”，“笔力恣横”的诗与“文”比较，霍先生的鉴赏，不仅“意惬关飞动”，而且“篇终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乾元三年（760）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黑体与着重点，均为引者所加，下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第一段）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第二段）
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第三段）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第四段）
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怎能入睡呢？“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第五段）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六段）
俄国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第七段）
陈正敏曾引王安石的话说：“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遯斋闲览》）杜诗如此，霍“文”亦然。如果说《雨》的鉴赏之文是以“好”字一线贯穿，一气呵成的话，那么，《歌》就是以“而”字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的。以上所引，“而”字合计23，约占的总字数1，787的1。29%（《雨》主体部分二—六段“好”字总计为19，占总字数839的约2。26%）。这些“而”字，或单独使用如“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第二段）”及“‘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第五段）”。或配合使用如“‘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第五段）”及“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第七段）”等，或顺承，或逆接，或正反对映，或层层推进，而莫不“浑浩流转”而又“抑遏蔽掩”，大有韩文“渊然之光，苍然之色”（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再加上第一段“起”的“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第五段既“承”又“转”的“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怎能入睡呢？”以及第七段“合”的“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等，真可谓集浦起龙烛幽之精与朱东润作品选透骨之深之大成。
李涂《文章精义》云：“韩文如海，柳文如泉，欧文如澜，苏文如潮。”如果说《歌》“文”如韩文、杜诗般“浑浩流转”，沉郁顿挫，如海，又如潮的话，那么，《雨》文则如欧文、杜诗般“纡馀委备”（苏询语，同上），萧散自然，如泉，又如谰，这同样从“而”字也可窥见一斑：
①、②春天的雨，一般是伴随着和风细细地滋润万物的。然而也有例外。有时候，它会伴随着冷风，由雨变成雪。有时候，它会伴随着狂风，下得很凶暴。这样的雨尽管下在春天，但不是典型的春雨，只会损物而不会“润物”，自然不会使人“喜”，也不可能得到“好”评。（第三段）
③“潜入夜”和“细无声”相配合，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而且表明那雨有意“润物”，无意讨“好”。（第四段）
④这首《春夜喜雨》诗，不仅切夜、切春，而且写出了典型春雨也就是“好雨”的高尚品格，表现了诗人也是一切“好人”的高尚人格。（第七段）
王骥德《曲律》云：“吴郡王元美谓：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辞情少而声情多，南声情少而辞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此其大较。”（《总论南北曲》）“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杂论》）把这儿“总论”及“杂论”中的“南”、“北”替换为《雨》“文”及《歌》“文”，同样是恰如其分，丝毫不差的。上引4“而”，或转折，或递进，连接的是“整”而“松”的短句，与《歌》“文”23“而”或顺承，或逆转而连接的多是“散”而“紧”的长句，恰成“南、北二调”；用《歌》“文”中的语句来说，就是《雨》“文”“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歌》“文”“接踵而至”，“蝉联而下”，前者以隽永、含蓄见长，后者以力度、气势取胜，这是读前者而觉“和风细雨”，读后者而觉“天风海雨”的原因之一，也是前者自然而多面兼得，极尽欧文之致，后者严谨而充满张力，大有韩文之风的原因之一。
“深人无浅语”。如果说“好”字、“而”字主要体现了霍先生杜诗鉴赏“意惬关飞动”而“笔力豪劲”的一面，那么，《雨》文的从“喜”到“好”，从“喜雨”到“好人”，从“心情”、“感受”到“品格”、“人格”和《歌》“文”的末段，则主要体现的是先生杜诗鉴赏“篇终接混茫”而“思力深厚”（赵翼《欧北诗话》）的一面。《雨》“文”前已论及，下面单说《歌》“文”的末段。
本来，《歌》“文”至第六段，3“而”及5长句，本已“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韩愈《调张籍》），足以给人“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谓之“淋漓尽致”，谓之“凌绝顶”当不为过；但第七段的6“而”及5长句，那种如杜诗般“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又复飘忽如风”，而“忽开异境”的“一笔兜转”，更足以给人“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之感，谓之登峰造极，谓之出神入化，也毫不为过：首先，别林斯基的话和“杜甫在这首诗里……时代的苦难”与第一段的“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正好首尾贯通，遥相呼应，大有“一笔兜转，又复飘忽如风”，且“疾卷了当”之妙。其次，这“飘忽如风”的“兜转”，不仅为杜诗“末段忽开异境”提供了并非“忽”开的理论论据，也“忽”开了杜甫及霍先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及“九曲黄河通大海，瀛寰放眼看潮流”等风神与气度。其“矫尾厉角之势”，其“豹尾”之力，“撞钟”之韵，几乎如闻其声，如见其容了！很可惜，在霍先生《唐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89页）中，作为“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核心的“这一兜转”被全部删除。这或许是为了突现“精”，或许是为了与其他诗篇的赏析相统一，但笔者总以为是莫大的遗憾。也许，在霍先生及笔者辈，别林斯基的这段话，和保尔的“人生最宝贵的”那段话，正像“好雨知时节”、“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一样，是烂熟于心甚至是作为座右铭的，但后来者呢？而且，恐怕不仅后来者，过去和现在，这两段话，堪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民国卅年八月，闻一多先生曾在《宫体诗的自赎》中，写下了如此触目惊心的诗话：“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制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人人眼角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于是发妻也就成了倡家。……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其后的《贾岛（779-843）》中，闻先生还有如此诗话：“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以上引文皆见《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9-10页，32页）用闻先生这些《圣经》般的诗话来观照我们目下的极少部分诗人及诗论，不是有点若即若离吗？把闻先生抨击的时代病，用来参照我们目前的“超女”、“快男”等现象，不是有点发人深省吗？
四
在《评吴功正〈唐代美学史〉》（《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145-146、147-148页）中，霍先生曾指出：“该著成功的处理和解决了美学史具体撰写中所涉及到的几对范畴关系：一是出入。……二是死活。……三是彼时现时。……四是个体群体。……由于正确地处理和体现了上述几对范畴关系，便使全书既有扎实的根底，又有生动的气韵；既有历史感，又有当代学术精神。”“以评价与描述、史实与史论、判断与感悟、思辨与体验、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实地考察与资料辨析相结合作为基本撰述方法，这是该书为中国美学史撰著所提供的重要的方法论。……特别要提出的是，作者有良好的感悟力和艺术感，能用富于美感的文词描述审美对象，……达到史著的话语系统与所研究的审美对象之间的有机统一，读者阅读时便获得二度审美享受。在历史与美学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撰述主体智性与灵性的结合。评述对象时，不是面孔冷峻，而是感同身受，抑扬褒贬时见作者情感的起伏节奏。……真正实现了美学史应该是‘美’的根本要求。”
以上“几对范畴”及“方法论”，完全适用霍先生的《雨》、《歌》二“文”。比如，“出入……既有历史感，又有当代学术精神”几乎贯穿《歌》“文”的始终，尤其是末段；“评价与描述……实地考察与资料辨析相结合”几乎体现在《雨》“文”的每一句中，尤其是带“而”的句子。而“特别要提出的是”，霍先生的“话语系统与所研究的审美对象之间的有机统一”，这只要一读（或看）诸如此类的句群，“获得二度审美享受”便如影随形，如响效声。比如《雨》“文”的“连江面也看不见，小路也辨不清，天空里全是黑沉沉的云，地上也像云一样黑。好呀！看起来，准会下到天亮。（第五段）”以及“等到明天清早去看看吧！整个锦官城（成都）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树林呢？一切的一切呢？（第六段）”等。比如《歌》文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第五段）”以及“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第六段）”等。——如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此烛幽透骨而又宏妙浑厚，借用闻一多先生的话，可谓“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宫体诗的自赎》，同上，第17页》）；借用朱自清先生的话，可谓“精彩逼人”，“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选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424页）。
当然，以上如闻一多先生似的“把学术文章当作美文来写”而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诗的境界”（傅璇琮《<唐诗杂论>导读》，同上，第18-19页），远不是《雨》、《歌》二“文”最令人“赞叹和敬畏的”。《雨》、《歌》二“文”如“头上的星空”般最令人“赞叹和敬畏的”，是其中的“道德法则”，那种如诗圣般的精神底蕴，比如“好雨”般的高尚品格及人格，比如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这是足以超越1983年代而成为不灭的“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也是足以成为泱泱诗国的诗人及批评家的永恒的灯塔和路标的。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是否也可以这么说，诗圣杜甫以及具有诗圣般胸怀的霍先生的品德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当代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发布日期：2008-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