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尔钜
财富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分。对精神财富，孔子的论述丰富且发人深思。本文只谈孔子的物质财富观。
过去研究孔子的思想论著，对孔子思想做过多方面的分析论述，但对孔子的财富观似未有足够的重视。其实，研究作为孔子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财富观，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孔子，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对现实反腐倡廉，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企业文化，促进一批有教养善于经营管理的儒商形成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物质财富，不同时代其具体内容和含义有不同。孔子生活的时代关于物质财富观念当然与现代不会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基本的不会变，即可满足人们生活欲望和值得点有珍贵之物，用现代经济学话说，即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才能成为财富。
财富占有与私有观念是同时产生的，而私有观念的产生又要以劳动生产力的进步提高能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并有剩余为前提，只有有剩余的物化劳动才有有可能占有的财富。孔子生活的时代，达到生产剩余产品的水平早以为历史事实。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当然不会没有关于财富的看法。
不过，从《论语》记孔子言论来看，孔子得到“富”不下十七次之多，且从多角度加以论及，除指言富为财产多而贵重外，还有指事物之丰美和作为动词用使之富裕之意者。但读富时未及财。按古之“富”与“财”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富指货物丰厚充盈，财则言币帛，其量之多寡不如富那样明显，币帛少也是财。孔子虽然未把财与富并提，但所言之“富”实包含着财与富二者。
孔子虽未把富与财并举，却常常把富与贵，富与礼，富与教，富与骄连讲。如《论语学而》（以下略《论语》书名）中记他与弟子子贡对话：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之后，认为这还不足够，更上一档次应该是“富而好礼”。又在《里仁》篇中对弟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按“贵”与“贱”相对，指社会地位尊上者。在孔子心目中，富与之居于同等等级。而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常与其理论核心仁连讲，是孔子的政治和伦理思想最高范畴。在《论语》中提及计七十四处之多，包括礼意，礼仪，礼制，礼法。孔子把“礼”与“仁”结合起来，在《颜回》篇中讲“克已复礼为仁”视仁与礼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数传致孟子（一般认为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人），把“礼”解释为“恭敬之心”和辞让之心”（见《孟子》中《告子上》和《公孙丑上》），这就把《学而》篇中的“温、良、恭、俭、让”和《阳货》篇中的“恭、宽、信、敏、惠”思想精髓概括进来了“礼”成为儒家伦理规范而后与仁义智信同列为“五常”之一。“富而好礼”，就是虽然富起来了，社会地位与贵者一样了，却能做到不财大气盛气凌人，傲慢无理，颐指气使，甚至穷奢极欲，作威作福等丑恶言行，一概没有，相反，却能做到谦逊敬让。孔子在提到富与礼时，特别是值得重视的是讲“好”，而不是如讲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之”无”，相对的“有”，讲富而好礼，不但要做到无骄、有礼，还应做到“好”的程度。一个“好”，境界差别大矣，品味高多了。在《宪向》篇中说“富而无骄易”，要做到这一步，也须有一定的言行修养，而要做到富而好礼则更难，须要有更高层次的品德修养。这“好”值得深入体味。
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乐贫，财富观念淡薄，甚至鄙视，财富，这一观点大概是想表明孔子人生情趣清高。这实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解。这一观点可能来源于片面理解《学而》篇中有“贫而乐”，《宪问》篇中有“贫而无怨”和《述面》篇中有“富贵于我如浮云”等文。其实孔子说这些话都是在有一定前提条件下讲的。说“贫而乐”不是说处在一贫如洗中还作乐，贫到吃不饱，衣不遮体，在冻馁相逼下，乐从何来？东汉郑玄注“贫而乐”说“乐谓志于道，不以贫为忧苦。”南朝梁经学家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认为“乐”字下佚或略“道”字。郑、皇观上是一致的。孔子的意思是，即使处在贫苦中还能乐道。“贫而无怨”是指其弟子颜回家境贫寒，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赞扬颜回做到乐道安贫，即《卫灵公》篇中的“群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说“富贵于我如浮云”，也是从伦理道德原则出发，极度鄙夷用不正当手段，鼠窃狗偷取得的高位和财富。
其实，孔子不但明确说过”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对富与贵，就如他认为食与色是出自人的本性一样，也是人们普遍之所”欲”。
孔子并不否定人对物质利益和精神欲望的追求，只是反对多欲纵欲，在《公也长》篇中说他弟子申辰多欲，做不到刚毅不屈。而主“欲而不贫”（《论语》）。对富与贵的追求，做到不贪。何谓“贪”？皇侃注“欲财色者为贪”。孔子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只是反正不择手段的攫取和贪婪。
孔子不但承认追求富与贵是人午的普遍欲望，他还不把自己超脱一般人们之上，也承认自己有发财致富的愿望。《述而》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朱熹解释这段话说：“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如果人的财富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谋求到，即使当一名手上拿着鞭子以维持秩序的市场守门卒，我也愿意干。大概在当时不象现在在农贸市场上的管理员，收税员那样威风神气了，那时的执鞭者还视为贱者鄙事。孔子也少贱，多能鄙事。家贫，社会地位低下，为了糊口谋生，什么精活苦工都干过。《孟子》中说，孔子曾当“委吏”、“乘田”，先后干过管理粮库、管理牛羊畜牧场这类差事。至于去当“执鞭之士”，老夫子更不计较职业是否高尚了。设使当上“执鞭之士”，孔子也不会用一些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诸如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乱摊滥派致富，也是最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
其一是弟子子贡的的货殖。旧时商人在店堂内悬挂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大概是想标榜自己属于儒商一类者。陶朱指春秋末范，由于从撑握供求关系的除和不足而掌握物价和贵贱经商致富。子贡即孔子弟子端木赐（前520-前456）大概算历史上最早一位儒商。这位子贡在孔门中事迹颇多，不但利口巧辞，善于外交，而且才思敏捷，据东汉思想家王充在所撰《论衡·讲瑞篇》中说他“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到后来，把孔子比作日月，“不可及”，“无得而逾”。孔子也多次称赞他能“告诸往而知来者”，能对未来作出推测判断。由于善于掌握和分析市场信息，所以在《先进》篇中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按古“货殖”，即指货物生殖蕃息。司马迁在所撰《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看来司马迁在视商为末业的社会中，并无轻商贱商的偏见。子贡货殖，由于他不受客观必然的速缚，在掌握大量信息条件的基础上作深入分析，因而推测市场行情起落每每准确无误。子贡因经商发财，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他“家累千金”。以司马千的货殖标准衡量，子贡致富道路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他不依靠权力，也不搞假冒伪劣和坑锰拐骗财富来源正当。《论语》中的“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即指子贡其人。司马迁《史记·中尼弟子列传》中还说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史记·货殖列传》中讲他“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还有那位陶朱公范，据《史记·货殖列传》载，他发财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司马迁称赞他“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其二弟子冉求助聚敛。先说冉求此人。冉求，字子有，亦称冉有、冉子。鲁人，少孔子二十九岁。长于政事，多才艺，在孔门中属于最有政治才干者，孔子在回答季康子在问冉求可否使用治理政事问题时说：“求也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干。在《宪问》篇中称赞“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冉求多才艺的基础上，再以礼乐培养他，亦可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之人了。尽管孔子称道他的政治才干，但冉求在政治观点上与孔子并不完全一致，他任季氏宰臣后，不能阻止季氏违礼，伐等事件上曾遭到孔子的严历批评。据《国语·鲁语下》，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执掌鲁国政权的正卿季康子欲“以田赋”，实行田赋制度。孔子认为这是“聚敛”，即集各种手段，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以及名目繁多的进行搜括。《先进》篇：“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实行田赋制，在当时，可能有利于封建主经济的产生和成长，并非一逆历史潮流之举。可是老夫子接受不了，砰击为一种搜括行为，指摘冉求不但不加以阻止，且替季氏为门徒，鼓动门下年青人张鼓挞伐。孔子这种态度是否保守姑置不论，又要通过聚敛而增加财富。聚敛，即是不下当的搜括行为，这种富，其来源无义道可言，也不会有正当处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之为富而不仁。
孔子主张的富是一个“义”字。《论语》多处明确这一点诸如“见得思义”（《季氏》）、“见利思义”（《宪向》），“义然后取”（《宪向》）。什么是“义”？义者，事之宜也。孔子认为道德行为之当然，是立身之本。《阳货》篇“君子义以为上”。《微子》篇中，“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然义不只停留在口头上，须体现于“礼”中。卫灵公篇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在富或利的问题上，无论是其来源（得或取）还是对其支配（处）孔子强调“义”，后来荀子在《荀子·正论》中就明确概括为“以义制利”，即用道德来权衡，约束取利致富。孔子这一观点至今有现实意义，没有“义”的规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法制得不到执行，腐败公行。一介草民民赖昌星靠沟结官吏海关走私亿成富翁。走私，偷税，贪污都是暗中苟合的，见不得天日，比起季氏明令的聚敛更黑，搜括手段更肮脏、卑鄙，危害更大。如此一大群人蛀虫和乌鸦，其贪心胜过豺狼。所到之处化公为私，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极至堕落。他们蔑视党纪、贱踏国法。成克杰，胡长清之辈在前倒下，成克杰等后继不绝。作为一种并非个别的举目可见的社会癌瘤，难道他们没有更深层的现实根源可查吗？与之相反的是，一大批被誉为当代儒商的君子，见义勇为，他们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报载，诸如李嘉诚，等先生和也黛碧女士，为公益事业慷慨解曩，他们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人们的称赞，可谓富而仁者，堪称当代儒商，体现了孔子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荛曰》）。与那撮赖昌星之流天渊之别，就在一个义字之有无。
孔子后学所撰的《大学》中有两句发挥孔子财富观的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朱熹注：“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他们截然相反后果结局证明这是久经历史检验的一铁律。
在《论语.子路》中又谈及富与教的关系。孔子周游列国到达卫国，弟子冉有为之驾御车马。师生们看到卫国人口稠密。冉有问孔子，一个国家人口兴旺后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富之。”又问：“即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教之。”可见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在富裕的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教育。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有系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诸如提出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因材施教、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启发教学方法，以及尊师爱生平等师生关系，等等，在此难详论。这里只讲他对使富裕起来后的众多人口进行的“教”。此“教”显然是对广大庶民普及教育。在《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既有道德品质又包括才干成长，即对国家社会和他人重忠诚和信实，如此，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素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都是在富的基础上的举措。我国正在向全面发展小康社会前进，当代为富且仁者在教育事业方面也同样大有所为。
2003年元月14日 北京
发布日期：2008-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