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
??? 亭林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而起敬。我以为亭林的学术里头已经包含有“历史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神韵，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
????乡先贤亭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博大精深”四字，当之无愧。兰州的赵俪生先生从不轻许于人，但对亭林的学问，尤其是古音韵学（《音学五书》），赞誉有加。我个人特别崇拜的，是亭林先生的思想境界。先生把思想阐释与实证研究的工夫做得非常精巧，虚虚实实之间均显精神。乾嘉的考据学近由先生一脉递接而来，但不少只是偷得技艺而缺少精神。亭林的史学考据，包括实地调查，就像在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所说，是秉着“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将历史反思的灵气赋予考据，与虫鱼之学器局狭窄相较，犹江河之于涧溪。今天都在讲学问家要有思想，思想家要有学问，亭林两方面都做到了。他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熠熠有人文光彩。
??? 亭林的文字，尤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亡国与亡天下有别之论，最震烁人心，三百余年传诵至今。这里，透出的是先生寓有深意的一种思想创造，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站在政权立场发言的传统“国家观”，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天下观”。
????脍炙人口的亭林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寓意更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先生经历的晚明，士风浇漓，汲汲于功名，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责职，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在先生看来，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日知录·正始》）。
??? 因此，亭林“天下观”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先生《文集》卷三，有一封《与友人论学书》，说得再清楚不过。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在先生看来，使“匹夫匹妇被其泽”，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士而不先言耻”，不为生民着想，就是“无本之人”，离“圣人之道”会越来越远。
??? 先生的历史地理巨著《肇域志》，书名取之于《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中国”一词，追溯其发生学，论实物证据，迄今以周成王时器《何尊》为最早，铭文内曰：“余将宅兹中国。”见之于文献，则为《诗·大雅·民劳》：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而上述《玄鸟》的一段话，从词义上说，正是同时期对“中国”一词古老意义阐述的组合。关键词应为“维民所止”，意谓能安顿好民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核心“邦畿”（中央都城所在）出发，放之四海皆被其惠，就有资格骄傲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由此亦见“以民为本”为中国治国之本，实源远而流长矣！
???亭林著作十分富厚，两地理书、文集七论（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钱法论、田功论、形势论）和读史札记《日知录》，都是为研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而作。亭林非常看重《日知录》，自许此书“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先生与黄宗羲无缘谋面，然心灵呼应，相互视为“同志”。黄宗羲托人相赠《明夷待访录》，文内有“待王者起”之语。故先生致书曰：“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两先生坚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寄希望于后世“王者起”，以民为本，“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与黄太冲书》）
??? 古代学人论史，大多被人物、事件的评论占尽风光，斟酌民生者实寥寥可数。亭林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一生无有暇息，而于原委与得失处，溯古论今，详加甄别和针砭，掉书袋者望尘莫及。再从经济史论考察，管子、商鞅不论，杨晏、王安石、张居正的论说向被学者推崇，却有较浓的“财政”味，难脱“国家主义”的立场。为民生痛苦呼号者，晁错、董仲舒开风气之先，而以明中叶丘为转折枢纽，至亭林才生气磅礴，触目惊心。转入近代，始开大局面，由包世臣《安吴四种》、郑观应《盛世危言》，直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一脉相传。
??? 中国之大，古称君临天下，皇恩浩荡，实则布衣百姓的日常生计不离乡镇聚落，国家行政管理的最后一站在州县，那里才是社会的根底、民生的基础。亭林对各地府县“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蔚为规模，堪称翘楚，究其实质，表明先生“史眼”已经从京城大都转向府县乡聚，从君臣权宦下移至平民百姓。
??? 《郡县论》是亭林政论最有代表性的力作，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论”者奉为圭臬。细绎原文，亭林的政制改革没有一切推倒重来的意思。然而先生的考察别具匠心，把议论的重心放在了府县一级政府的讨论上。由封建而变为郡县，然而再寓封建于郡县之中，通盘论析滴水不漏。全文一以贯之的则为中国特有的变易史观，承认合理性总是“历时性”的，生生不息的“恒变”才是治国之大经。因此，他既不是反对封建变郡县的“旧保守主义者”，也非固守郡县制不可变易的“新保守主义者”，折射出亭林求实精神的客观和冷峻。
??? 《郡县论》的中心，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责职权能，以及如何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亭林坚定地认为：地方政府的职能必须为民谋利，“何谓称职？曰：土地辟，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自孟轲提倡“民为贵”与“仁政”以来，此类宗旨在皇帝诏书与臣僚奏疏中屡见不鲜，如同科文条制，耳熟能详，却也容易顺风吹过，习弊依然。亭林论“郡县”的独特处，在于对郡县制度的各种弊病决不轻易饶过，眼力犀利；而其用力处，则在为构建除弊去害的改革方案，费神费思。
??? 我们不能期望亭林能为民国以来的政制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预案，那是对他的过分苛求。先生身逢的时代，还不到世界开放、沐浴民主思潮的时候，自不得不往旧家“衣钵”里寻觅假借的资源，虽有推陈出新的苦心，不免捉襟而见肘。
????然而，这种时代的局限，有时却更能映衬出贤者“先知先觉”的智慧。在《郡县论》里不难看到许多有别于传统教条的思想火花。例如，先生认为追求私利的原则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如果县令能够为民众的利益着想，把有利于民生的各项服务事业做好，民众也必然全力支持你的事业，把你看作是全县“公”的化身或代表，县令职务给你带来的“私”（俸禄）也就得到了保证。同理推论，成全各府县之“私”，而天子之“公” 不期而然，“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先生进而论证，什么样的县令最能成就民众之“私”呢？当然首推本乡本土人士，全县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县令家族、亲友、睦邻、乡亲的利益，就可以避免来自外地“流官”的“短期行为”，或只对上级负责、不为地方利益着想的“官僚主义”。最后，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改革方案：需要纠正中央过度集权、过多干预的习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 民国以来，学者见识渐广，不乏新鲜政治资源输入，然有些人目光专注向上，空论虚理，忌触时弊，忘了“天下之患，莫大于贫”，冷落农村，把百姓痛痒置之脑后，与三百年前亭林相比，真不知进步抑或退步？庆幸的是，就在先生的桑梓之邦，他的后代子孙，心有灵犀一点通，改革开放后，主要靠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踏出了一条繁荣家乡的改革之路，面貌为之一新，被世人誉称为“昆山模式”。我想先生若地下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