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香
顾炎武，明清之际著名学者，人们尊其为亭林先生。顾炎武一生耿介不混俗，以其崇实致用的学风和踏实严谨的治学之道，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榜样。他勇于针砭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弊端，痛斥某些学者空谈阔论、沽名钓誉的无耻之举，倡导博学有耻的学术道德，以其实际行动影响了时人与后人，开启清代崇实致用之学风，也为我们今天反思学术失范、净化学术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一、反空疏清谈，倡经世致用
一个时代的学风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大背景的产物。明清之际，整个学术界掀起了反对空谈心学的浪潮，这一方面是对明亡作历史总结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儒家自身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走向。顾炎武就站在这一历史的潮头，高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开风气之先，致力于扫清晚明空谈疏漏习气，力主经世致用的实学。
顾炎武先生极其痛恨空谈之风，并将其与魏晋时代的清谈相比，把学术之风的影响提到关乎国家治乱的高度，认为空谈是误国害民的罪魁祸首。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尤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然而，时人却不吸取前人的教训，以至于较前代更甚：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同上）
当时的空谈之风如此盛行，人们不仅空谈老庄，以至于孔孟都成了空谈的对象，这已大大违背了儒学的宗旨。在宋明以前，儒学不仅被看成是一种学说，而且一直被当作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指导。当时，人们受理学、心学末流的影响，远离世务，空论心性。顾炎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华而不实的儒学，表现了他卓而不凡的理论见识。
那么，真正的儒学是怎样的呢？顾炎武说：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
可见，真正的儒学是面向社会现实、注重“行事”的，而当时的儒学主流──心学与朱学都有着禅学的流弊。如此清谈，对国家社稷无一益而有百害。顾炎武指出，“近世喜言心学”者，“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日知录》卷十八《心学》），“心学”二字连用，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的。心学本身一变为“老庄”，再变为禅学，顾炎武认为这大大违背了传统儒学的宗旨。不仅心学流于禅释，程朱后学也有此弊。“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今之《语录》几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亭林文集》卷六《下学指南序》）。顾炎武否定当时禅味儒学的正统地位，为的是重新树立儒学经世致用、利济天下的为实学风。
顾炎武作为一位学者，抱着经世致用的理想，要对国家、社会以及百姓有所作为。顾炎武的治学目的在于“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同上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总之，在于救百姓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很明显，顾炎武仍然怀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企图为社会做些实事。在当时抗满复明的大环境下，他先是希望自己的学问能于此有所帮助；在复明希望日渐渺茫之后，他又藏之深山，以待后王之用。尽管顾炎武的学说在当时没有立刻产生直接的社会效果，但这种重实用的风气之倡导，确乎是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今天以顾炎武所研习的不是科学技术，不能及时应用于世，恐怕就是今人的短视了。
顾炎武已经过世三百多年了，但他所尖锐批判的空谈现象却并没有绝迹。尽管中国自五四以来就提倡科学精神，我们也一直把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却远远没有在科学研究中占据牢固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可是有许多人仍然习惯于讲他们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讲惯的那套用语。他们搞所谓的研究或发表言论，不是从变化了的现实出发，也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中提出的问题。他们从本本出发，从条条出发，不对现实做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凭空想象，说套话，说大话，说空话，说没用的话。不切实际，不求创新，千篇一律，人云亦云，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顾炎武当年批评人们清谈孔孟，我们现在可以对照一下，有没有人清谈马列？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关于现实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供人闲谈的本本条条。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教条，不从实际出发，我们党的生机也就停止了。清谈害国，清谈误事，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不抱着致用的态度为学，学风必然是虚的；不切实际的所谓道理，必然是空的。做真学问还是做假学问，做虚学问还是做实学问，取决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那些只会清谈的人，即使调门唱得再高，话语说得再漂亮，也没有半点真正的用处。
二、批急功近利，做踏实学问
与空疏清谈学风相伴的，是学者求功求名的心态。顾炎武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这里尖锐地指出，明代学者文人读书著书不过是为了科举和传名，没有什么人为追求真理而做扎实的学问。
在明代，人们心目中的学问和知识主要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和知识。为科举禄利而学者，对经书不可能有深入的学习研究；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语。这种应试之文时称“时文”。顾炎武说道：“今之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这多么类似于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考前辅导参考书之类的东西！依据时文，“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同上）也就是说，能否取得功名，不在于是否精通经典，是否真有经世之才，只要会背时文即可。明代的所谓文人，把成名视为人生第一急务，著书往往仓促而就，著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
求名求利，使得学者不再下苦功读圣贤之书，而只做应景之文。空虚浮夸之风遂起。针对于此，顾炎武提出“经学，理学也”的命题：“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在这里，我们不能仅仅把顾炎武看成是一个崇古之人，他只是借古人之言，倡导踏实严谨做学问，反对急功近利的为学目的。
与当时的学风相反，顾炎武做学问的确严谨。从他撰写《日知录》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于《日知录》的编纂，顾炎武有一“采铜”之喻。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一年仅得十几条，且是日夜诵读而得，可想其严谨到何种地步。王宏在《山志》中说：“（亭林）所著《昌平山水记》二卷，巨细咸存，尺寸不爽，凡亲历对证，三易其稿矣，而亭林尤以为未惬。正使博闻广记，或尚有人；而精读不苟，未见其伦也。”此言不虚。
可见，在顾炎武那里，日夜诵读并非意味着一心只读圣贤书。顾炎武为学，不仅征之以书，还征之以友，征之以实。居于穷僻之域，他感叹“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而“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学，终无济于天下”（同上）。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闭门造车之举是万万行不得，也行不通的。
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做研究，这本来就是学者的本分所在。但为什么有人不做真正学问，只做应景之文呢？顾炎武的答案是：求名为利，急功近利。这也是我们今天解释学术失范问题的一个有力的视点。
现在有些人做学问闭门造车，希望速产速成，往往只做应景之文，究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利益使然。急功近利造成了今天学者浮躁的心态和空疏的学风。
对顾炎武那个时代来说，名利源于科举。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蝇营狗苟、背诵时文的人。今天的名和利，更加多样，如高级职称、学位声名、物质利益、金钱享受等等。许多人重名重利，却唯独忽视了学术良心和声誉。于是我们看到，为了评职称，做应景之文，不肯踏踏实实坐下来搞真正研究的人大有人在，言之无物、人云亦云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为了物质利益，某些人拿学者的名头换取金钱，几乎丧失了基本的良知。例如，去年股市暴露出一批有着高级头衔的“黑嘴股评家”，坑苦了广大中小股民。为了沽名钓誉，某些人不惜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或者剽窃他人成果，或者不凭真才实学，专拿名家瞎开刀，借以快速成名。
社会的诱惑实在太多了，现在的学者面临着诸多的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冲突。就拿学者群体集中的高校来讲，学者的收入、职称、住房等分配制度的基础是把发表论文的多少、出版专著的多少、刊物的等级怎样、申领课题多少，课题级别如何等进行量化评估。为了收入、职称、住房，有的学者放弃了精神的追求，放弃了学者的责任和良心，为了满足学校评估体系的量化标准，不做踏实学问，只求量，不求质。这严重破害了学术界的风气，其消极影响不可忽视。
三、恶剽窃雷同，主熔铸创新
顾炎武认为，当时文人之弊有三：一曰窃书，二曰臆改，三曰模仿。窃书无非将别人所作之书拿来充作自己的；而模仿多是庸才拙劣之作，只知其形式，却不能领会实质之所在；臆改之病，多是不知而强以为知，不细加考究，以己之见强作古人之意，结果，不负责任的乱改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疑惑。
品行低劣的学者，自己水平不高，却想走捷径成名，这就要想法子做出偷盗之举。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如张霸的《百二尚书》、卫宏的《诗序》。对于此，顾炎武并没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在《日知录》卷十八《窃书》中，顾炎武极其痛恨那种“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即将他人之著当作自己成果的人。他认为，“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同上）更为可恶的是，这些盗贼要将原书窜改到令人失望的程度，顾炎武痛斥其“名为钝贼，何辞！”因为这些人，“但有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同上）
顾炎武批评了臆改之病。他认为自从唐明皇改《尚书》始，后人就开始仿效。此举初始，改过之后尤曰：“旧为某，今改为某。”（《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旧文尤存，后人还可加以辨别。到了顾炎武的时代，“而凡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同上），这样一来，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迷惑之处。而时人作注，亦有此病。先前将注写于原文之下，其本文不敢移，到朱熹则自定本文，将注文作于其下，此风日涨。“嘉靖以前，书之锓本虽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处，注之曰疑；今之锓本加精，而疑者不复注，且径改之矣。”（同上）
近代文章还有一病，即为模仿。模仿即便是逼肖古人，也仅仅是像而已，绝对不如原著精彩，更不必说超越了。所以“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日知录》卷十九《文人模仿之病》）将其比作邯郸学步，并不为过。尤为可恨的是，学者一窝蜂地模仿同一形式。顾炎武引《容斋随笔》所记一事：“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同上）枚乘作《七发》，是创新，其“可喜”之处后人可以借鉴，但一味模仿，就只能得其粗，而流于俗。尤其是傅玄集为《七林》之举，让人不免有“钓誉”之疑。即便后人同情地将其认作是做整理工作，以备来者借鉴，其举也无甚可称道之处。傅玄集《七林》，不分好歹，凡其为“七”，均拉做一家，真似现今攒书之举。比如说前段时间的《绝对隐私》确有一定的价值，而后《单身隐私》就该算做模仿之举了，倘若有人来一《隐私大全》，则纯粹是为名为利的火爆炒作。此类书境界低下，实在引不起人们认真一读的兴趣。
这些弊病的产生，从客观来讲，因为“著书之难”。古人几乎说尽了所有的话，今人似乎只能重复。然而，模仿都是顾炎武所极为不屑的，何况重复？先秦子书大抵能成一家之言，《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就不能自成。后人之书集只能作类似于《吕览》、《淮南》的工作，但“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同上《文须有益于天下》），能做到这一点，则“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同上）总之，学者要在前人所疏漏的地方着力，做有益于天下之文章。如果所做之文于社会无益，于人类知识无益，不做也罢。
顾炎武的可贵之处在于身体力行。一方面，他于前人未着力处入手，一生广泛涉猎于经学、音韵小学、历史、金石之学和舆地、诗文诸学，著作甚丰，几于等身，“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梁启超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世学者，不再拘泥于子经，另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了。另一方面，又对前人所论做有独创的总结，这种著述旨趣集中体现在《日知录》的撰写上。正如其在《日知录》《自记》中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抱着这种创新态度，一部三十二卷的《日知录》，尽管引他人论述有十之七八，自己见解不过十之二三，但整体上毫无掠美之嫌，倒处处标示出作者严谨创新的态度。《四库提要》赞曰：“网罗四部，熔铸群言。”（《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六·嵩庵闲话》）没有相当的功夫,没有创新严谨的作风，怎配得上“熔铸”二字？顾炎武“采铜之喻”，也是对自己力求创新之心的表白了。
抄袭、剽窃、模仿、重复对学术创新具有致命的打击。这破坏了学术界的整体氛围，伤害了严谨学者的感情和积极性。细分起来，抄袭等学术失范行为还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抄袭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一种是抄袭重复自己已有的研究结果。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是一种恶劣的不道德行为，其表现明显，是为学术界所普遍唾弃的；而重复自己的东西一般为学术界所宽容。其实这种现象也是不正常的，重复自己也同样违背了学术创新的本质。
有学者认为，抄袭、剽窃还只是学术失范中的“低层次问题”，一些更具有隐蔽性的学术陋习──翻来覆去的低水平重复，动辄一年出书十余种、发表论文几十篇的“泡沫学术”却不易被发觉，但其危害比“剽窃”“抄袭”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确实点出了学术界失范的要害所在。学术要创新，学术必须对人类知识有新的开拓，这是学术的本质所决定的。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发扬创新的精神，以推动人类思想文明的进步。如果翻来覆去地炒冷饭，对学者的精力是浪费，对国家社会的资源也是巨大的浪费。
四、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学界为何会有此弊病？顾炎武将其归于学者的人格上，把学术道德的根本最终归结到学者的个体道德修养上。正是学者无社会责任感，才导致了学界空疏之风大盛；正是文人无道德羞耻感，只知求名求利而不知修养道德，以至于做出窃贼之举。如何防治此弊病？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并将其作为学者的理想人格。“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何为博学于文？“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同上），“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天文地理、制度礼仪、待人接物、音乐艺术、圣人之书，都可称为文。梁启超将“文”释为“事物之条理”，很有道理。也就是说，做学问要多方追究事物的条理，或征于古人之言，或向朋友请教，或亲自做实地考察，尽量多地掌握天地人文的道理。即便是对事物某一方面的研究，如要深入钻研，也必须建立在广泛知识的基础上。
对于耻，顾炎武认为：“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极其重耻，他讲：“《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无耻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无知而导致不知耻辱何在，这种无耻多为蒙昧之民所有，只要加以启发，民可知耻而后勇。这一任务由启蒙来完成。另一种无耻是知其不德而为或知其为德而不为。为学者熟知孔孟之礼却行无耻之举，尤为可恨。至于士大夫之无耻，因与国家密切相关，后果更甚，可以亡国亡天下，所以谓之“国耻”。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科举选士制度，中国的文人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关系异乎寻常的密切，所以顾炎武特别强调耻与文的关系。他认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文，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顾炎武极重学者品格，认为对士而言，博学广见与严谨自律是同等重要的。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自称生平“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庵然媚世之习”。（同上卷四《与人书十一》）而对其弟子，也屡屡劝诫：“自今以往，当思中才而涉末流之戒。”（同上《与次耕书》）无怪乎后来梁启超感叹：“（亭林）那种独往独来的精神，能令几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辈者，尚且‘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顾炎武把博学有耻作为学者道德的核心，对今天的启示也很大。一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这是学者之为学者的前提条件，缺少这一点，根本就算不上是“学者”；而如果一个已经成为“学者”的人，不继续增进自己的知识，自得于已有的一孔之见，就算不得一个真正博学的、合格的学者。学者的博学绝对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因此，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学者是不道德的。只满足于低水平重复、擅长制造学术泡沫的学者，不是真正的学者。另一方面，学者有才更需有德。有才而无德的学者，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难以估量的。
顾炎武用了一个反面否定的词“耻”，来强调学者应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自律，警醒天下学者之士不要为名利而丧失道德。净化学术环境，提倡学术道德，其根本在于学者的自律，需要诉诸学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这就要求学者，尤其是专家教授级的学者，踏实做研究，不断学习提高，认真做自己的思考，讲自己的观点。反对弄虚作假、反对侵占他人成果、反对低水平重复。
当然，净化学术环境还是一个制度问题，需要从学术体制的建全上给学术研究规定一个“范”，以避免“失范”现象的产生。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局限，顾炎武还认识不到也不可能认识到学者不道德的根源在于整个学术制度和与此有关的经济文化制度。他尚无法把问题上升到历史和制度层面来分析，这有其时代局限性。
掩卷回顾顾炎武先生的所言所行，反身自察，心亦惶惶。百年前之字字句句，尤似针对今日之事事物物。人心之浮躁，“学者”之无耻，“时文”之盛行，窃书之猖狂，竟与顾炎武所言丝丝入扣，令人汗颜，叫人警醒。细读顾炎武，有所感而记之，其意正如顾炎武所言：“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亭林文集》卷四《与友人论学书》）
参考书目：
1．《日知录集释》，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
2．《清儒学案新编》，扬向奎著，齐鲁书社，1985年2月。
3．《顾亭林诗文集》，顾炎武著，中华书局，1983年5月。
4．《顾亭林诗集汇注》，顾炎武著，王蘧常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月。
5．《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
原刊《求是学刊》2003年第2期，有删节，此为完整版本
发布日期：200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