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刚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学记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诸子学记，一种是经师学记。但是，在西洋学术的冲击下出现的国学，迥异于传统的子学和经学，它有新的内涵。国学兴盛期出现的国学大师，其学记自然也要求新的体例。卞孝萱先生力作《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涵盖了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等十二位国学大师。该书从正名国学，慎取大师；知人论世，表彰人格；博观约取，新见纷呈；不畏前贤，指瑕纠谬四个方面展开了独到而又精湛的论述。通过这四个方面的示范，卞先生实现了对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该书也成为国学大师学记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诸子学记；经师学记；国学大师学记；卞孝萱
作者简介：赵永刚，男，1981年生，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一、以先秦子书为代表的诸子学记
以学记命名的著作起源很晚，张舜徽先生认为“发端于晚清戴望的《颜氏学记》。”【1】3但是，在中国古代，总结一代学术，评述一代学人的学记体萌芽却甚早，其发端时期最迟可以界定于战国时期，【2】5代表性的著作是《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等。其中《庄子·天下篇》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学术史，在批评先秦时代各家学术的著作中，以这一篇为最古。《天下篇》对墨子、禽滑釐、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子、庄周、惠施各家观点，都一一评述。例如对于墨子，《天下篇》叙述了墨子的主要学术观点，如提倡兼爱、非攻，反对贵族阶级繁文缛节的礼、乐，以及薄葬的主张等。同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如赞赏墨子为救世能士，批评墨子的学说过于严苛，不符合人的天性，难以广泛的施行。
战国时代萌芽期的学记，明显带有简略性、综合性、重视学派的评述而较少学人介绍的特点。并且这一时期学记的载体多为子书，创作学记的作者基本上也都是比较著名的诸子学家，评述的对象也都是诸子之学。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记可以名之曰“诸子学记”。
二、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经师学记
司马迁创纪传体史书体例，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例，一直是汉代以下诸朝史书的典范。司马迁重视学人传录的创作笔法，也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沿用。《史记》中有许多记载诸子学家的列传，如《老、庄、申、韩列传》是记载道家和法家的，《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仲尼弟子列传》是传儒家的。但是至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儒家学术成为官学，因此，司马迁将《儒林传》单独列出，对当时儒家人物申生、辕固生、韩生、伏胜、董仲舒、胡毋生的生平和学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班固承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体例，也单列《儒林传》，传录儒家一代学说，标志着史书中儒家学说，特别是经学地位的最终确立。
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学成为官学之后，诸子之学逐渐式微，儒家学术一支独秀。虽然范烨《后汉书》为文学家辟出领域，《文苑传》撰述文学家，但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中，文学家始终没有赢得传统意义上的学人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汉代至清代的学记主要是经学家的学记，其载体主要是史书，另外还有些《学案》，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代也有些专门的著作，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唐鉴《国学学案小识》等，也都是以经师为主要的论述对象。因此，这一漫长时期的学记可以定义为“经师学记”。
三、以《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学记
诸子学记和经师学记可以概括中国古代的学人学记，但是无法涵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学大师，其学记写作范式不能直接借用来书写这些大师。因为，书写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国学大师不同于先秦的诸子学家，也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宿儒。这就要求一种既要汲取传统学记的写作成就，又要与国学这一新出的学问相结合的新学记，这种学记根据其评述的对象可以名之为“国学大师学记”。这种国学大师学记是伴随着国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程千帆、唐文编的《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以及《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等，对黄侃、陈垣的学术论述都非常详细，另外单篇的国学大师学记也有很多。但是，这些著作往往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学大师，在深层发掘上有很多成绩，但是缺少一种囊括一时代的宏大学术视野，没能够揭示出国学大师作为一种群体的特质。这就迫切需要弥补这一学术空缺，卞孝萱先生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收录了章炳麟、章士钊等十二位国学大师，并以深厚的学养、宏大的视域，对这些国学大师展开了翔实而又精湛的论述，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学发展的流程和特色，可以说是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之作。《现代国学大师学记》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努力，实现了对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
（一）正名国学，慎取大师
为国学大师作学记，首先需要澄清两个最为基础的问题，即何为国学？何为国学大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对此有精当的界定，对于国学采取一种宏通的定义，《前言》说：“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指出了“国学”是在西方参照系下国人反观自身的产物，那么国学的范围是什么呢？“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这个定义和时下将国学局限在文史之学，甚或是经学的做法相较，明显是宽博宏通的。并举《国学讲习会序》中的“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彰显了国学的价值所在，即“表达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的观点。”并进而指出，“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3】1
《学记》在国学的定义上是宏通宽博的，但是在国学大师的选取上却是极为严格的，这两个宽严迥异的标准看似十分矛盾，其实这正反映了卞先生的苦心所在。因为将国学的外延扩大，可以纠正学术研究的偏狭之弊，可以将许多传统学术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使得国学的格局壮大，内涵充盈。同时，缩紧国学大师的选取资格，将许多伪大师、伪学者剔除出国学大师的行列，也有利于国学研究的深入。
不仅如此，卞先生为了扭转学界评述国学大师时出现的雷同局面，也就是人云亦云，千人一面的浮泛论述，因此选取的论述对象都是与之有过较深交往，并且都是对他们做过深入研究的。如《后记》云：“陈垣、吕思勉两位先生题辞、赋诗，在我立志治史的初期。”“柳诒徵先生的手札，在我广泛收罗近现代碑传时期。”“《三国志集解》著者卢弼先生，是我接触较多的大师之一。”“我有意于沟通文史，文史互证，深受章士钊先生青睐，请我协助他校勘《柳文指要》。”【3】356-357《前言》也提到，“我亲见章钰校书磨穿之石砚，亲闻卢弼述注书之甘苦，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此十二位国学大师都是先生曾亲炙，或受其影响甚深者，先生对其人格、学术都非常熟稔，所以论述“不蹈空言，不因成说”，而能够深入透析，鞭辟入里。
另外，在这十二位国学大师之中，史学家占据了绝大的比重，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国学诸门类中史学的地位，凸显了国学的特质之一是经学向史学的倾斜。
（二）知人论世，表彰人格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的评述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常常被用在文学批评之中，学记也会借用来介绍作者，历来学记都不乏知人论世的经典之作。卞先生的《学记》在介绍学人时，一方面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规避论述的表面化倾向。概括来说就是博观约取，植根史实，摒除传言和轶事，抓住国学大师的主要生平和性格的主要方面展开，展现真实的国学大师。因先生早年编纂了《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对近现代出现的国学大师生平了如指掌，且继承了“不虚誉、不隐恶”的史传传统的。所以其论述真实无伪，不落窠臼，也纠正了对国学大师戏说似的歪曲。
如黄侃的生平，学界对黄侃的概括往往是性格乖戾，好讥讽人，又怕狗、怕兵、怕打雷，这可能确实是黄侃性格之一方面，但不是黄侃的主要性格，如果过分扩大这个次要性格，反而失却了黄侃的真实性。试想一个器量狭窄、胆略猥亵之人怎么可能会成为国学大师呢？卞先生从《黄侃日记》这个最真实可信的史料入手，梳理出“律己、尊师、敬友、爱生”四个部分，通过这四个部分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迥异于传闻的黄侃，他严于律己、尊师重道、敬友乐群、爱生励生，是人格高尚的学术大师，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小人之儒。
卞先生还注意表彰大师们的爱国情操，供后世师法。《前言》说：“《学记》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战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柳诒徵为有益于社会国家而著《中国文化史》。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邓之诚蛰居沦陷区北平，研读眀遗民诗，‘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3】2-3以孝母而闻名的卞先生表彰大师们的爱国不是偶然的，而是“心有戚戚焉”，是先生爱国热情的间接抒发。【4】53
（三）博观约取，新见纷呈
大师们在国学研究上有多方面的造诣，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他们最主要的学术业绩，是学记的难点，也是考验撰者水平的关键所在。如果平铺开来，面面俱到，就难免浮泛空疏；若选择一个分析，且选择不当，那就会遗失大师们最可贵的学术贡献。这就需要撰者既要有宏通的学术视野，也要有深厚的学术涵养，既能够选取得当，又能够深入分析。出身扬州，受清代扬州学派通核治学方法影响，并有深厚学养的卞孝萱先生无疑是优秀的撰者人选。【5】56
《学记》处理这个学术难题的方法是，“《学记》只选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介绍，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章士钊‘三指要'，重点评《柳文指要》；柳诒徵三部书，重点评《中国文化史》，详加论述。用材料说话，从大量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和学术价值。”【3】2
这种以材料为基础，以先进的研究方法为指导，以缜密的考据为依据的《学记》是传统方法和现代思维的巧妙牵和，所以能见别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6】270如提到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会想到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久而久之，这个学术方法的首创之功就被归在陈寅恪身上。卞先生在《刘师培以唐诗证史》和《邓之诚与〈清诗纪事初编〉》两个小节中以大量事实证明了“以唐诗证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眀遗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3】3
（四）不畏前贤，指瑕纠谬
《学记》的职责是再现大师的高尚人格，揭示大师为学之方，展现大师的学术业绩，这就要求《学记》必须有准确的叙述。另外，学术又是发展的，大师们在取得惊世业绩的同时，也有些错误或阙漏之处需要补正。所以，《学记》的叙述固然是重要的，评价和补正也同样不可忽视。而后者更能显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因为评价和补正不仅需要不畏前贤的学术勇气，同时更需要足以纠谬大师错误的学术修为，在指瑕纠谬时还体现着撰者的学术风格和气度。卞先生的《学记》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范。【7】275
如《章钰与〈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一节，卞先生列了三个表格，指出了章钰和胡克家各自存在的错误，并附之以备考，纠正了两家的谬误，而且在纠谬时所持的谦和的学术态度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先生在表格之后说：“第一表是章钰《校记》中之可取者，第二表是不可取者。指出这点，不是苛求前人，而是说明，我们在利用章钰校勘成果的时候，要加以区别。”也指出“新标点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缺乏论证，不能使读者信服。”【3】277
先生积二十余年心血而成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是师法前贤、泽被后世的巨著，是“善述文章根血性”的楷模。【8】275《学记》科学的体例，精湛的论述，缜密的考证一起构建了一个国学大师学记典范，也可以说是现代国学大师学记的正名之作。
参考文献：
【1】张舜徽.清儒学记【M】.济南：齐鲁书社,1991.
【2】高时良.学记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徐有富.走进国学大师——读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J】.书品.2007年第2期.
【5】赵益.天才为什么成群的来——读敬堂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有感【J】.书品.2007年第2期.
【6】邵文实.立德立言，薪火相传【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7】李丹.解读国学大师的一把钥匙【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武黎嵩.善述文章根血性【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发布日期：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