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钺
内容提要：今天我们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复杂。我们应该用新的视角去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得出性情和命运关系的科学合理的结论，为构建和谐人情社会服务。并着重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等方面综合分析。
关键词：性格和命运；和谐人情；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梁钺，原名梁忠杰，商丘人，男，现就读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我看到了忧郁的颜色》，现在创作小说《那年，我们是兄弟》。
引言
是欣赏林黛玉，还是欣赏薛宝钗，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自《红楼梦》问世以来拥林抑薛者有之，拥薛抑林者亦有之，两者有时还争执不下。总的来说，拥林抑薛者似乎占着优势，但不管贬也好，褒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丰满的成功的典型，而且是《红楼梦》所创造的一系列典型中难度很大的两个。以往的读者和评点家都对这两个丰满的形象作出相应的分析和评论，其中不乏精彩的地方，能给人以启示：但这些往往是朴素的感受，个人的好恶，还略显得片面。比如提到林黛玉，总是免不了说她敏感多疑，胸襟狭窄，尖酸刻薄等等；说到薛宝钗，似乎更不会给她留情面，说她是卫道士，女夫子，两面派，伪巧人，野心家等等，无不是用这样的词来作为这两人的考语。但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总是脱不了两人和贾宝玉的关系，例如木石前盟的关系，金石良姻的关系等等。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作。故今天研究《红楼梦》根本立足点应该是联系现实社会，从而指导社会生活。本文不想对林黛玉与薛宝钗简单的说是或者不是，而是着力开拓一片探究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性情及其命运的新天地，尝试着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形象作出相应的分析。力求探究出性格和命运这一规律性的东西，对此作出较为科学合理的结论。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对现实生活意义重大：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又面对日益复杂的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急待一种规律性的结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以便我们能更好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人情，促进人类的全面进步。
一、个体生活价值：选择与调适问题
林黛玉和薛宝钗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里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正如有的评论者说“情言，此书黛玉为重。”就两人比较而言，则有“黛玉是主中主，宝钗是主中宾”的说法。然而，就是这样曹雪芹全力塑造的两个人物，到头来却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为什么“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到头来还会是“魂归离恨天”？为什么“知命知身，知理知性，博学不杂”的宝钗成了贾府的宝二奶奶，可结局还是“意难平”？这一节着力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着两人的性格和命运。
社会学里有种调适行为，那什么是调适呢？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指“人们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而社会调适主要指人与人关系和行为的调适包括个人或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不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有效的行为方式”[1]（265页）。现举例说明：
“这黛玉常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都要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耻笑了去”（第三回）
初到贾府的林黛玉，之所以要“步步小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根本原因不在于“恐被耻笑了去”，而是贾府阴森森的氛围迫使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说白了，这是林黛玉潜意识中的社会调适行为在作梗。这种行为方式不仅对林黛玉有效，对于今天不断流动的人口来说依然是种有效的行为方式。调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很多都是都是不情愿的。
“饭毕，各个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家教女以惜福养身，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不似家中，也只得随和些，接了茶，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鼻毕。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了茶。”
林黛玉的入乡随俗是由于社会流动所引起的调适，“当一种文化传入另一种地方时，按常理说新的文化和行为会冲击旧有的文化和人们业已形成的行为方式”[2]（266页）。可林黛玉的情况恰恰相反，林家的饮食习惯由于传播者太少，反而受到贾府的吃茶习惯的冲击。所以，为了适应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文化环境，林黛玉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不管贾府的吃茶习惯与林家的有多大的差别，甚至说是这种习惯不但不能惜服养身，还会伤害脾胃，林黛玉“也只得随和些”。事实上，这种习惯再怎么不合理，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只能接受这种习惯，不管这个接受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林家的饮食文化（吃茶习惯）在贾府知识弱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位。只要林黛玉还想在贾府里呆下去，她必然就要接受这种同化，接受便是社会同化过程的第一步骤，因此要进行社会同化而不接受对方的文化、知识、规范和行为模式是无法进行的。一般说来在接受异域文化、知识、规范和模式的时候，刚开始是被动的，或者因为异域或他人的强迫性因素（“外面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一声咳嗽不闻”。这种肃穆气氛本身对黛玉来说就是一种强迫性因素），或者因为自己的文化和模式处于劣势的地位（黛玉到贾府只带了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奶娘，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雪雁。林家饮食文化的传播者只有她们三人，况且一个是年迈的老人，一个是懵懂的顽童，对于贾府这样的朱门大户显然是一种弱势文化），人们在开始时是不情愿接受外来东西的。林黛玉也不例外，只是她要在贾府呆下去，不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她一直都感觉自己很委屈，只要一有机会她都会把这种委屈表现出来。“埋香冢飞雁泣残红”一节她悲恸地唱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不就是长期受这种生活压抑而由衷的控诉吗？
比起林黛玉，“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藏愚，自云守拙”的薛宝钗就好得多，不可否认：黛玉率真，宝钗巧伪。拿两人对宝玉的爱情来说，黛玉不像宝钗那样极力压抑自己内心的感情，要把“人欲”之私纳入封建“天理”的框框。黛玉在热烈的渴慕爱情，憧憬自由，追求一种纯洁、高洁的诗的意境和美的天地。在爱情上，尽管她不敢走得太远，但她对宝玉却爱得那么真诚，那么执著，始终如一，至死不渝。——宝钗常常教导别人要安分守礼不可惹是生非，至于自身更是时时检点，行为举止几乎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她还会常常劝宝玉读书仕进。不从审美意义上说，单就现实意义来说宝钗是聪明的，生活都是现实的，要想更好的活就该像宝钗一样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绣鸳鸯梦飞绛芸轩”一节写宝玉从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姻，我偏说是木石前盟。”宝钗听了“不觉怔了”。在那一刹那薛宝钗心灵的震动是清晰可感的，虽说袭人进来她马上恢复了常态，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这样一种强烈的刺激，触发了宝钗那裹藏很深的感情的弦索，只是她的这种感情被理性的要求，传统的惰力抑制着销蚀着，偶尔流露马上又敛藏起来。试想，如果坐在宝玉身旁的是黛玉，假如宝玉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木石前盟，我偏说是金玉良姻。”那黛玉听见就不仅仅是“不觉怔了”，她不寻死觅活的才怪呢！怪不得史湘云佩服宝钗竟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对黛玉说：“你敢挑她，我就服你。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好的。”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宝钗是对的，这是一种现实的美，黛玉的美更多则是存在审美意义上，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美。那个时代女子不该写字读书，只该“做些针线纺织”。如果林黛玉和薛宝钗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我相信“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结局依然不会改变。薛宝钗懂得调适自己的行为以便适世，这一点林黛玉永远做不到。事实上，只有先做到才可能做到适世，才有能做到谐世，从社会学研究《红楼梦》这两人的性格及其命运的价值就在于此。
二、个人的价值取向：理想与现实问题
现在从伦理学方面探究两人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个体生活价值观，在发展上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是：在多元性基础上，个体对生活价值作出怎样的选择与调适才有利于发展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越过个体生活价值发展的现实基础。从本源上来说，个体生活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社会生活的变动使得生活以及生活价值向我们展开了它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一面，从而我们面临着由生活本身的变动而引发出的对多元生活价值的“选择和调适”问题。这其中包括社会转型时期个体在选择与调适多元生活价值时会碰到的许多具体问题，例如：
1.把效益和功利作为选择生活价值的标准。生活价值的某些方面是与实际生活的评价和期望相联系的，调查表明，多数人关注能够带来较大功效的工具性生活价值（知识、才能、地位等），而对“德性”这样的目的性生活价值比较冷漠。
2.重视生活价值中的物质性因素，经济活动的价值观浸透于生活价值中。如把工作（劳动）价值和金钱价值等同起来，金钱价值成为生活价值的重要参数。告别了“谈金变色”的年代，人们对金钱价值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金钱价值和幸福生活的必然联系，无疑是对幸福生活的片面理解。
3.生活价值是个体的主动选择，个性化特征相当明显，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普遍有效的调适方案很难制定。从个体来说，自我的价值平衡和协调发展有赖于个体对生活意义的正确认识；从社会来说，不可能每个个体设计出合理的个体生活计划。同是大观园里的两个宾客，林黛玉和薛宝钗的选择和调适行为完全不一样。
……黛玉只看天，不理她，半日，猛然笑到：“你不必说嘴，我也有了，因对道：冷月葬花魂。”湘云拍手道：“果然好极！非此不能对，好个‘葬花魂’！”……（七十六回）
显然，黛玉有一颗赤子之心，“比谁都需要使灵魂纯净而贞洁”，她的灵魂就是这样“纯净而贞洁”的。然而，连那狮子也不得干净的贾府怎么能容下这样一个美丽而纯洁的女子呢？
当她“忍踏落花来复去”时，正是“风刀霜剑严相逼”时刻，她怜花自怜，将花拟人，将人拟花，达到人花合一的境界。她“荷锄葬花，开千古未有之奇”，一首凄凄然的《葬花词》，反映了她那颗敏感的心，从漂泊的落花，想到自己飘零的身世和渺茫的未来——她朦胧的意识到在那样的社会里自己是没有出路的，也将像落花一样漂泊，像落花一样堕入污泥任人践踏——所以，她一直在渴求一片纯净而自由的天地：
愿侬此日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
然而，她也知道：这样的天地是没有的，不然，她怎么会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呢？面对那就要吞食她的黑暗的现实，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自己像落花一样任人践踏呢，还是豁出生命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贞洁？——对此，她作出了果断的回答：
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黄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
不教污淖陷渠沟
她唱出了和污浊环境决不同流合污的意志，为维护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尊严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自始至终，林黛玉都在追求一种“完善论（perfectionism），这是一种综合的，甚至多元的目的论，它主张道理应该帮助人们去实现完善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去努力达到人生各方面的卓越的优秀，达到至善，而尤其是达到人在德性和人格上的尽善完美，它是以人为中心，是致力于在人格和德性上不断超越，尽可能地力求达到人的最高境界，展示人的最卓越的方面”[2]（73页）。在今天这个转型社会里，这种观念应该大力提倡，秉承以人为本的信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而薛宝钗坚持的则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约翰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里说：“承认功利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正当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2]71页
三十四回写宝玉遭打后，宝钗来看他心里想到的却是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早听人一句劝，也不致今日吃亏，总因素日不正。至于金钏含冤投井，宝钗全不动心。她并不知底细，便对王夫人劝慰得头头是道，以为金钏不是失足便是糊涂，因此死不足惜。其实宝钗这个聪明人岂不知其中必有隐情，然而在她看来，做丫头的原该驯服受分逆来顺受，根本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气性”，赌气寻死是咎由自取。薛宝钗这种功利思想那个时代的大众思想，所以，宝钗在大观园里的口碑很好，这样“贤惠”的女子怎么不受到贾母的喜爱呢？就连元春也对她情有独钟。
“……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得“咯咯”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到：“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二十七回）
这一幕对宝钗的性格刻画极其复杂，评者有褒有贬，替宝钗鸣不平者理由有二：一则是宝钗原是邀请黛玉饯花的，见宝玉进去了，倒是回来了。这为后文作了铺垫，以后急中扯了黛玉来作“替身”，似乎事有凑巧，不觉突兀。二则宝钗编谎的目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陷人，这同她藏愚守拙，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是一致的。笔者认为以往评者的这两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宝钗原本是想去邀请黛玉的，这难道就是急中扯了黛玉来作“替身”的理由吗？她刚刚和“三春”、李纨、凤姐分别去找了黛玉的，怎么不扯到她们身上呢？可见宝钗这样做是存心害人的。至于说宝钗编谎的目的的主要在于摆脱干系而非设计陷人则更是笑话，从说谎的动机说，说谎有三种：一是善意的谎言；二是无善意无恶意的谎言，例如玩笑的谎言；三是恶意的谎言。显然，宝钗的谎言是恶意的，因为她的谎言的后果的确损坏了黛玉的人格。即便这并不是宝钗的主观意愿（从全书的内容综合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宝钗想要的结果），但客观上的确对黛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当然，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里，处于社会的转型阶段，各种社会思潮萌生，我们就应该大力提倡林黛玉的性格完美论，追求一种完美主义，完善性格修养，使自身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力求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性化，人的自然化，谋求人与社会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但是，一口不能吃成胖子，和谐人情与和谐社会不能一蹴而就，它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当前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很低，各方面还在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都能像林黛玉那样为了追求性格完善论，不惜自身的性命。相反，笔者倒认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多多效法薛宝钗的实用主义。不可否认，实用主义较之性格完善论更适合市场经济，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怎样才能发展呢？纯粹的性格完善论是不能发展经济的，当然纯粹的实用主义可能会使发展走些弯路。这样就要求置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人们，用性格完善论来调剂行动中的实用主义。如果这样和谐社会指日可待。
三、个体的生活方式：敏感和时务问题
这一小节着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根据朱光潜在《忧郁的解剖——痛感中的快感》所说，“从动力心理学的观点出发，就比较容易分析和解释忧郁。依动力说，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有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使忧郁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泄，所以反过来又产生一种快乐。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功或失败就决定伴随这些活动产生的情调的性质，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同样，任何一种情绪，甚至快乐的情绪，只要得不到自由的表现，就都可能最终成为痛苦”[3]（162页）。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之所以泪珠儿从冬流到夏，或许她就是从悲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种快感。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事有这么一段：
宝玉道：“我又有了，这一改可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七十九回）
脂评说，诔文“明是为与阿颦作谶”。“知虽诔晴雯，实乃诔黛玉也，试观《证前缘》回，黛玉逝后诸文，便知”。当时，“黛玉听了，忡然变色”，突然预感到，这间者是宝玉祭祀自己的亡魂！尽管在前面已经多次预示过黛玉将泪尽夭亡；但是，处在斯时斯地，当着斯人斯景，这一预感借用了晴雯屈死的全部悲剧力量，就具有前面所有的鲜明性，紧迫性和神秘感，猛然袭击了黛玉的灵魂。一刹那间，“茜纱”之句，沁芳之泉，冰鲛之觳，芙蓉之祭，在黛玉的预感了全部变换为诔自己的亡魂而设。自己仿佛已经葬身黄土垄中，在聆听宝玉的哀悼了。
“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论，主体通过镜像阶段，体验到只能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这种对他者的输离。它将我们导入这样一种自己与他者的不可思议的关系中，即‘我’灾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裳”[4]（45，46页），镜像原理告诉我们：人只有通过他者才能认清自己。黛玉听了宝玉为晴雯而作的诔文之所以“忡然变色”那是因为她把自己看作了晴雯，晴雯的死只是她的预演，她看到封建势力的魔掌正向自己伸手过来，她和晴雯一样，或者干脆说晴雯就是她的投影，她深知自己逃脱不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命运。《葬花吟》是林黛玉用她的全部生命在唱吟，同时，又是无意成谶。全诗以落花自况，“葬花”实是“葬侬”的隐喻，预示了林黛玉之死的朦胧前景，仿佛命运自己在咏叹。曹雪芹也点到这里有谶语。他在写宝玉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试想林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岂不心碎肠断！这不是明晰地预示将来吗？所以，脂砚斋在这里强调须要“俟看玉兄之后文再批。”知道全书结局的明义在《题红楼梦》中说“‘伤心一首《葬花吟》，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5]这里明白地说，《葬花吟》是谶语，而且后来应验了。
不管是芙蓉誄，还是《葬花词》，这都是对将来的预示，使一种生活的征兆。何为征兆？无非是人和自然的一种感应。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感应都是存在的人，人一旦把握了这种感应，即所谓的征兆，便可以见微知著，从而防微杜渐，减少所谓的痛苦。单从心理学上说宝钗要比黛玉做得好得多。三十回写宝玉遭打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正是宝钗，足见殷勤关切，然而她却不像黛玉那样高唱“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宝钗知道在那个“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是不会让一个女子这样做的，封建礼教规定：“妇者，服也，从人者也。”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女子要取得幸福生活，便要恪守三从四德的信条，放弃个人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要求。服服帖帖地做个替男人生孩子“传宗接代”的工具。至少你表面上应该做到这些。从宝钗在大观园的地位来说，她不可能不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的女子，只是她在众人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罢了。“弗洛伊德把人的各种本能和派生本能看作相反的对立物，如生与死、爱与恨、建造与破坏、主动与被动。”举例子说一个人对他人怀恨在心，他可能因此坐立不安；这时他的自我为了掩盖起敌意，便会对人激发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爱。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以爱代替了恨，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在爱的下面，仇恨情绪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更恰当的说，爱是恨的面纱，这种以其对立面来掩饰某种本能与意识之中的机制，叫做‘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6](81-83页)
反向作用既可以用来反抗来自人内部的威胁，也可抵御来自外界的危险，一个人如果害怕另一个人，他反倒对那个人特别友善，畏惧社会党人可能会自己苛求自己严格遵循社会的传统习惯，只要一个人对某种规章制度表现出过分严厉刻板的顺从，我们便可以肯定它的这种顺从是一种反向作用。在其顺从的伪装后面，他实际上正受着反叛和对抗情绪的不断驱使。薛宝钗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她表面上没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恪守封建的三从四德，其实，在骨子里她未必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她不是和林黛玉一样也读过“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吗?对于薛宝钗来说，《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闲书杂曲虽则无不知晓，但不会像林黛玉那样读了就觉芳香满口，心动神摇，而是能够自持，以至于为其“移了性情”。再者只是她自己不说罢了，所以宝钗的行为就可以用反向作用来解释。
“马斯洛海认为，心理学不能孤立地研究人的心理的各个侧面，，而应当把人作为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统一体来加以研究。他强调研究心理健康和机能健全的人类有机体。他的自我实现论很好地体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有尽其所能的自我实现的内在潜能或倾向”[7]。就应该用这种观点研究薛宝钗，薛宝钗就是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统一体。滴翠亭她并非不是设计陷害颦儿，但她做得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她对待宝玉的感情不是那么炽热，但并不能说她就没有去争宝二奶奶的欲望，在大观园这女儿国力她也要实现她的价值，而她是知道最大的价值就是做这个院子里的宝二奶奶。“这种自我实现并非柱状个人主义，并非是自私自利的哲学。自我实现者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后的自发性，对生活采取一种尽其所能的态度，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自我实现者正如菩萨一样，他们都超越了功利，体现了一种‘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献身精神”[7]。大观园里的林黛玉要实现她的价值，就得博得宝玉的欢心。事实上，她得到了贾宝玉的爱，她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她对宝玉爱得深。林黛玉的爱表面上看是哭哭啼啼、斤斤计较。但深层次上她的爱是以贾宝玉为中心的，也就是说这份爱不是自私自利的，是一种有着献身精神的爱。
生活中会有许多这样根据心理学而见微知著的例子，当然这样的事情也有人会视而不见，但不管人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了，很多的事还是这样不知不觉，先知先觉的发生了。这里笔者并不是有意说林黛玉是多么高雅不俗，同样的道理也不是有意说薛宝钗是多么虚伪世俗。客观地说，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中的人，精神上应该多多向往林黛性情，现实社会活动中应该多多效法薛宝钗的识时务，也只有薛宝钗的这种识时务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做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四、个体性格的层次本质和表面问题
现在我们着力从哲学方面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
薛宝钗这个人物形象对于读者来说很复杂，对于曹雪芹和高鹗来说同样是复杂的，作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矛盾复杂的情况还不止于像以往的评者说的那样。所谓现象和本质的矛盾当然是存在的，但并非她的每一个“极明智极贤淑”的外部表面都包藏着“最奸最诈”阴险狠毒的内在本质。因为薛宝钗并不是某种邪恶本质经过伪装了的话甚或是封建道统名教的形象图解，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丰满完全的艺术形象，她又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内心矛盾。她的外部表现并不是一个样子，此现象和彼现象可能存在矛盾。她的内心世界也不是只有一个“本质”在主宰，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在交战，占上风的那一面才表现为主导的倾向。作者在这个人物出场不久就用“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人谓藏愚，自云守拙”这样简约的评语提携后文，可以看作人物性格的一个纲领。它表明薛宝钗是一个善于自制，城府很深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她总能理智地，冷静地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但是这并不等于薛宝钗这个人就没有感情，或者任何时候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她也有偶尔忘情的时候，这就能让人看到他的性格的另一侧面，甚至窥见他心灵的某些奥秘。“失态”之于“常态”当然是矛盾的，但同样都是薛宝钗。比如说薛宝钗是很有涵养从不动怒的，但听见宝玉将她比作杨贵妃，说她“体丰怯热”时，她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刻拿话回敬，并借小丫头找扇“机带双敲”，发作一通：“你要仔细，我合你玩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她们去”，还以“负荆请罪”讪笑贾宝玉和林黛玉。真是凌厉尖刻，一反常态，此时倒有点象林黛玉的一贯作风。
事实上，不仅薛宝钗形象本身存在着矛盾，就是作者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称曹雪芹“后世的知音”的哈斯宝在一百多年前曾发表过独特的评论，他说道：“这部书写宝钗、袭人，全用暗中抨击之法，粗略看去，她们都象极了忠厚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全书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薛宝钗写起来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发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看出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的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是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史臣执法，《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4]（114页）（《新译红楼梦》回批）他的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作者对人物“似褒实贬”的方面。但如果完全依照哈斯宝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揭开了薛宝钗“极好极忠厚”的外衣，所剩下的就是“极恶极残”，岂不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面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不是一个反面人物呢？恐怕不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不能只用“贬斥”或“否定”一言以概之，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有贬也有褒，褒中又带贬，而且无论是贬还是褒，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总是在同各种人物的对照中显现出来，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
这样看来，在薛宝钗这个人物身上不止是“表与里，还有冷与热，理与情，远与近等种种矛盾存在着，这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有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特征、个性气质的活生生的人”[8]（101-102页）。如果不能揭示出复杂的内在矛盾，人物就没有立体感，就不会那么丰满。
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有这么一段：“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竟不如紫鹃呢。……”这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林黛玉知道大观园里只有贾宝玉了解她的心，而贾宝玉也知道大观园里只有林妹妹懂得他的意。可为什么二人却偏偏这样正话反说呢？其实，两个人都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用这样的假话掩饰了真心话，分析两个人说假话的心理，便可知道黛玉的假话是处于一种小性，好猜忌别人；而宝玉的假话则是为了宽慰黛玉，当然这次不是这种原因，这次宝玉说假话纯粹是气话。
尽管，这两个人说话的表象和本质有着天壤之别，但彼此也都能看出对方的本质，即便这样现实生活中也不必正话反说，给人际交往增添无谓的麻烦。
笔者倒认为，薛宝钗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很行得通，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交际技巧，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只有分清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才能更好的生活，关于这一点薛宝钗做的远远比林黛玉好。
结语
通过我们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阐述了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我们单就这两个人物形象而言，今天我们的认识和作者的意图恐怕也是颇有距离的。我们也不能完全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作家具有现代人那样的“觉悟”，明确地、自觉地赞扬林黛玉身上反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追求自由的人生态度；明确地、自觉地批判薛宝钗身上封建正统的道德规范和安分随时的人生态度。然而在小说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全部具体描写中，我们却看带了极其丰富生动的形象图画和内心世界，从林黛玉的“易冲动”和薛宝钗的“会做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封建的宗法和社会相沿已久的思想、道德、心理、习惯这样地渗透在她们的心灵和仪态之中，从而认识到她们的悲剧的社会原因。而作者在遵照生活的逻辑和人物的性格的逻辑塑造形象的时候是未必意识到着一切的。本文就是尝试着用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探究人物性格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的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林、薛的命运结局和她们的性情关系甚大，即便这样她们的结局也不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性格是变动的，是可塑的。所以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都不是必然的事，人在参与的过程中注入了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功成与否，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局促成。
今天的社会更加复杂，旧的道德规范已经打破，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我们探究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及其对命运的影响的过程中，似乎看到了曙光，在今天的改革年代里，我们应该适度吸取林黛玉身上的敢于破除旧统的精神，只有打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才能构筑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太激进，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更重要的是要在新时代时期发扬光大。这样就要求我们效法薛宝钗的实用主义。从而构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规范，有效地指导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进而构建和谐人情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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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