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争——弥漫着儒雅风度的古代射箭运动
中国古代体育主体邮票图案，六艺之一——射
“射”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古书有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因此“射”不但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
从历史资料的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射艺”应包含两个主要运动：射箭和弹弓。其中射箭由于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更受人们的重视。
射箭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它在距今两万八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曾经发现了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了，这是用石头磨制的箭头，绑在木杆上作为当时射箭的用具。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把弓箭的发明使用，作为由中级蒙昧社会向高级蒙昧社会开始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了。”弓箭的使用对于上古仕会的进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弓箭具有强大的杀伤能力，增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威力。
据《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卷记载，夏朝已经有了教授射箭的专职教员，同时还有了习射机构－“序”。夏之大学称“序”。《孟子》云：“序者，射也”。商朝沿袭了夏朝的习射制度并有所发展，亦有专人从事习射的管理工作。《礼记?王制》云：“耆老皆朝於痒，元日，习射上功”。说明当时学校习射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据《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卷记载，夏朝已经有了教授射箭的专职教员，同时还有了习射机构－“序”。夏之大学称“序”。《孟子》云：“序者，射也”。商朝沿袭了夏朝的习射制度并有所发展，亦有专人从事习射的
《礼记?王制》云：“耆老皆朝於痒，元日，习射上功”。说明当时学校习射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弓箭制作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已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和经验。对于弓箭的选材、制作程序和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并有专门的弓匠来制作。弓箭的种类与西周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制造更加精细。箭镞同属中轴制及三棱制的范畴，而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奥运雕塑中射箭的秦国士兵
春秋时期还发明了弩，它又比弓先进了一步。一个是比弓射的远，二是命中率比弓高。到了战国时期弩已增加到四种。在《吴越春秋》中，详解了关于弩射之法，当时对弩射研究的深入程度反映了它的重要地位。
到了汉代，随着铁制器械的发展，青铜箭镞逐渐地向铁箭镞发展。射箭运动除了在实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总结，仅《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射法，就包括《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有八种六十九篇之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射箭出现了专业的比赛，在《魏宗室常山王遵传》里边，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华林园举行了一次射箭比赛，他把一个能容两升的酒杯，悬于百步之外，让19个运动员进行竞射，最后谁把这个酒杯射着了，谁就把这个酒杯据为己有，这在当时叫“奖杯赛”，在中国体育史上，这可是最早的一次奖杯赛了。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从唐代到宋代，整个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
清朝时期，由于满族人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康熙61年（1722年），曾经将“木兰秋狝”定为恒制，把承德作为涉猎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提高了整个射箭的开展。当时，由于射箭活动比较普及，加上清代中后期西方的火器在中国进一步普及，射箭逐渐地从军事领域退出去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射箭比赛。
蹴鞠——一段中国足球的兴衰史
齐人蹴鞠图
（一）黄帝作蹴鞠的传说
足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鞠是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蹴蹋以为戏乐。
最早记载了足球活动的书是《战国策》。此书记载：苏秦当了赵相，为了联络齐国共同抗秦，他对齐宣王说：齐国是一个大国，有二千里土地，数十万军队，仅临淄一个城市就有七万户，人民富庶殷实，都喜欢以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为乐。这样的富强国家，怎能俯首听命于秦呢？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时，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我国的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就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足球活动。
黄帝，相传蹴鞠运动的发明者，其目的在于训练部落中的勇士
《战国策》上记载的是足球活动开展的情况，而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早些。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写道：“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距今约五千年，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五千年前有没有创造足球游戏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陕西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很多磨制很光滑的石球。这些地区正是当年黄帝部落游牧的地区。实物和传说正相吻合。在原始社会，人类有创造游戏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处在原始社会的部族时代，就有球戏；我国唐尧时代也有一种“击壤”游戏。黄帝时代当然也有可能创造简单的踢石球活动。
无论是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都说明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国际足球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说：“足球发源于中国”。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二）汉代的蹴鞠与《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临淄城的人们，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活动的。以踢球为娱乐，在战国时期，不仅只是齐国，见于吏籍记载的还有楚国。《西京杂记》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大公，原出身于楚国沛县丰邑的庶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大公和刘温接到了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养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豪华的大厦，看的是歌舞伎乐，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终天闷闷不乐。于是，刘邦派亲信到刘大公处打听，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败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一天工作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蹴鞠：而现在住在未央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总感到不是味。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在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从此，太公又“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这座新城，后来就被命名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撞县的新丰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写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蹋鞠”。
《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汉武帝的宠巨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阳和陕西绥德的汉画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图象。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在汉代，人们认识到足球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据何晏《景福殿赋》中说：“（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这些记载都说明，在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足球由社会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活动。
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汉代的兵书共有四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
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唐朝人还看到过此书。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域说就是讲球门建筑规格的，仅此一篇，就可见全书内容的详尽。如果《蹴鞠二十五篇》能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对汉代足球运动的研究必将提供丰富的资料。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面育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手段，足球当然要受到汉代军事家的重视。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远征塞外，在缺粮的情况下，还要进行踢球比赛。在实行征兵制度的汉代，人人都有服兵没的义务；作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人民的重视。《会稽典录》上说：”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由此可知，汉未开展足球活动已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
（三）唐代足球改革和女子足球
古代的女子蹴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的制球工艺，有两大改进：一是把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气球。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较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体的改进，带来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术的改变。汉代因为球是实心的，不能踢高，所以球门是就地建筑，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高球门的射门，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国古代的人们有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都要郊游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唐人康骈写的《剧谈录》中记载了一个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装褴楼，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看渐众”。这个三鬟女子能够接住军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着木展，一脚把球踢了数丈高，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于此可见当时足球活动的普及。
（四）宋代的圆社与《蹴鞠图谱》
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北宋时确有个圆社高俅，也确是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的大官，这事记在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元钱选绘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礼仪中规定，朝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怀酒之后，足球艺人便上场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会上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此外，宋代社会还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帮闲混饭吃的。刘邢在《中山诗话》中写了一个类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秀才，踢得一脚好气球。他的官运不亨通，几年选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谓喜欢踢球，便想走这条门路获得一宫半职，但又拿不出钱财贿赂丁谓的门房求得接见。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谓家球场的墙外。一天，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柳三复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还丁谓，管门的人只好让他进去。他见了丁谓之后，把手中的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球一直未坠落在地。丁谓看了这种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复也就在哈哈大笑中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高俅和柳三复都是踢球艺人中的幸运儿，靠皇帝和官僚的赏识，得了官职。而广大的踢球艺人却是在社会压榨和饥寒中挣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级，对踢球艺人是看不起的，称他们为”贱人”、“寒贱之子”。虽然在喜庆宴会上、踢球艺人的表演给官僚贵族们带来欣赏技艺的欢乐，但官僚贵族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对踢球艺人制订苛刻的罚则。罚则规定：凡是输球队的队长，要在脸上抹上白粉，并挨麻鞭子抽打。两队比赛，总是一输一赢，输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后，还要受一番羞辱，这真是非人的生活。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圆社的人数可能不少，许多历史文献上都有“天下称圆社”的记载。由此看来，圆社是全国性的踢球组织。
宋代由于对足球运动的重视，足球运动相当普及，有关一些著述，如《蹴鞠图谱》、《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就是宋人撰写的。《蹴鞠图谱》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广记》的作者是陈元靓。这三部书中都用许多专业术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我们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断绝之后，这些专业木语已有许多难以辨识。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最受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自发土夫怜，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蹴鞠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证明。踢球之所以成为老少欢迎的娱乐，是因为这种娱乐既使人”精神爽”、“消长日”、“度永年”；又可起到强健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即”健体安身可美”，”肥风瘦痨都罢”。“得此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此外，还可以“善诱王孙礼义加”，即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年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娱乐、健身和培养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分的认识，这对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当然会起极大的腿进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自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共有几百个之多。《水浒全传》上写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个鸳鸯拐”。驾鸯拐就是个花样动作，是用左右外脚踝踢球。描写高俅给宋徽宗表演踢球时，“那气球似膘胶一样粘在身上”。这就是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的足球——十二片鞠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关于我国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许多史籍的文字记载外，在一些文物图象上也有反映。如登封县少室石阙上有踢球图，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图”，元刻《亭林广记》上有蹴鞠图（图二），元代“足球纹铜镜”（图版4），元钱选画《宋太祖蹴鞠图》等。这些文物图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足球活动开展的面貌。特别是”足球纹铜镜”图象，在研究元代足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足球纹铜镜”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这是一件以体育活动为花纹的罕见珍品。铜镜背面浮雕的图象，是一对青年男女对面踢球，女子高譬笄发，作赐球状。男子戴幞头，着长服，半蹲膝，身稍前倾，作认真接球姿势，小球介千起落之间，球身隐约可见爪棱状痕迹，其形态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败与灭绝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皮做姻眷。”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中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电影《京都球侠》的故事发生在积贫积弱的晚清，一群满怀爱国激情的市井好汉和西洋球队展开一场精彩绝伦的“足球”大战。不过，那只是故事，真正的足球运动，在明清两代基本上早已绝迹了。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育这样几条：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趣。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能不趋向灭绝。
我国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便灭绝了。但是，几千年足球运动的影响，在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清代冰上足球的开展，是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旁系。我国北方民间还有踢石球活动。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遗迹。
脱胎于射礼的高雅游戏——投壶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该项活动到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这与此时儒侠对立、文武分途有关。当时，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习武事，专注于衣冠、礼仪、饮食之间。投壶这种从容安息、养志游神、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其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进行时，与射礼相似，也有揖让进退等繁琐礼节。
最早的投壶方法，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壶中，后来投壶所用器具壶和矢都做了改进，制成了专门用于这项活动的壶和矢。投壶时，宾主离壶五至九尺外，用规定数目的带皮无镞的箭轮流投射。按“算”和“马”计数，中多者胜，罚输者饮酒。投壶有繁琐的礼仪程序。由“司射”主持仪式，击鼓奏乐，宾主按“狸首”节拍，履行规定程式后分别投射，既行宾主之礼又相与娱乐。算是投壶时计数的器具，箭杆状物，长为周尺的一尺二寸，插于盛器中。二人分宾主投壶用八“算”，人多时照加。宾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右边；主人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左边。战国时投壶用以盛算器具叫“中”，形似伏兽。大夫投壶用“兕中”，木刻的伏卧之野牛；士则用“鹿中”，木刻的伏鹿。“中”的背上刻八个圆孔，“算”插于孔中。马：投壶时计数的器具，木制。投壶时投中一箭立一马；一方投中三箭的立三马；一方投中两箭的立二马；双方投中箭数相同的不分胜负。
关于投壶的方法，《礼记》的《投壶》及《少仪》篇中有详细的记载。投壶前由主人拿着投壶用的“矢”，邀请客人投壶，表示尊重。矢一般用柘木制成，一头削尖如刺，故又名“棘”。矢的长度以“扶”为单位。一扶是4寸，扶分三种：五扶、七扶、九扶。矢的选用是根据游戏时的光线强弱、场地大小等条件决定的。一次比赛只准投4根矢。
汉代《投壶图》
投壶活动在汉魏时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娱乐活动。《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游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坚枭，于辈中之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昂。”舍人，官名，当时王公贵官左右亲近的人，这些人为迎合主人的爱好，精心研究投壶之法。汉以前，投壶主要要求中的，为了使矢不跳出，故实以小豆。而郭舍人则改木矢（棘）为竹矢，使之有弹性，竹矢入壶则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又投，“一矢百余反”恐有夸张，但反复多次是有可能的。反复不断地投，需要有灵敏、速度以及高度的准确性。从“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来看，能“骁”者并不多见。
投壶游戏中使用的壶
汉代儒学得到大发展，投壶为儒士所好，成了儒术之一。《后汉书·祭遵传》说：“（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注：“（王弼）性和理，乐游宴，能音律，善投壶。”《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引《魏略》：“（邯郸）淳作《投壶》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王弼、邯郸淳皆当时著名之文士，其好投壶并作投壶赋，可见对投壶颇有研究。
汉之投壶承袭了先秦之俗，仍是王公大臣宴会上必不可少的娱乐内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贵客，入门黄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请商，投壶时弹棋、博弈并复行。”现存南阳汉画馆的一幅投壶石刻画，形象刻画了当时酒宴投壶的情况。画面中间立一壶，壶内插着已投进去的两根矢，壶左侧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两人分别跽坐于壶左右，每人一手怀抱三矢，另一手执一根矢，面向壶准备投掷。画面右边有一人跪坐，两手拱抱，似旁观者，又像侍仆。左边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会主人。当时投的壶非常讲究。魏邯郸淳《投壶赋》曰：“厥（其）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可见，此种壶是专为游戏而精制的。
晋代以后，对壶进行重大改革，在壶上加了左右两耳，投壶名目更加繁多，娱乐性也大大增加。那时，投壶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中也有人投壶，且技艺愈见精巧和多样化。
《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工艺部》引《晋书》：“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南史·柳恽传》记载：“齐竟陵王当宿晏，明早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柳恽通宵达旦投壶，朝见晚了，齐武帝不仅不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可见当时统治者对此戏的爱好。
又《颜氏家训·杂艺》曰：“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瑰，宏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当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郅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
当时不仅有男子投壶，亦有女子做此戏，上已述石崇之妓善投壶就是一例。梁无名氏作《华山畿》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
投壶游戏
自魏晋始，人们注意投壶活动的调心及娱乐性。如魏邯郸淳《投壶赋》曰：“调心术于混冥，适容体于便安。”“悦与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晋傅玄《投壶赋序》曰：“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这说明，古之讲究礼仪的投壶之戏到魏晋逐渐成为愉悦身心，矫正怠情的游戏了。
《投壶新格》的产生
宋元时期，投壶仍在士大夫中盛行。宋代大儒司马光对投壶有悖于古礼而娱乐化的趋势颇为不满。他根据封建礼节对投壶做了全面的总结，竭力使其达到教育目的。他说：“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他还对投壶的名称和计分规则，以“礼”的眼光，做了修改。司马光的意见，使投壶染上了政治色彩。
司马光更定的新格即《投壶新格》一卷，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在投壶方式上，司马光定有“有初”（第一箭入壶者）、“连中”（第二箭连中）、“贯耳”（投入壶耳者） 、“散箭”（第一箭不入壶，第二箭起投入者）、“全壶”（箭箭都中者）、“有终”（未箭入壶者）、“骁箭”（投入壶中之箭反跃出来，接着又投入中者）等。
投壶这项活动，东汉以前礼教意味甚浓，魏晋南北朝开始向技艺多样化发展，增强了娱乐性。隋唐亦如此。《投壶新格》中反映了1072年以前投壶多样化的内容。司马光“更新定格，增损旧图”，对投法加以限制，实际阻碍了这项活动向技艺多样化、复杂化发展，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它的娱乐性。但这种“改进”对巩固当时统治政权是有好处的，所以，《投壶新格》在明清两代不断被士大夫重刊。
投壶的衰落
入明之后，投壶并未拘泥旧法，而是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明代也有不少投壶著述。如明末侯（王向）《投壶奏矢》称，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到了清朝，投壶日趋衰落。不过，到清朝末年宫中也还在流传。现在，北京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个十字形亭子，叫“投壶亭”。公园还保存了六只古代铜质投壶，这大约都是清代皇帝的遗物。
投壶几经演变，流传了两千多年，一度极为兴盛，在士大夫中玩得热火朝天。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它是一项“古礼”，士大夫们认为是一种雅致的娱乐，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乐于接受。其次，这种娱乐本身可以修身养性，并有健身的意义。
投壶虽然从最初的礼仪演变成娱乐游戏，但它始终伴随着一整套繁琐的礼节，没有完全割断同“礼仪”的联系。这样，就使投壶的流传范围变得狭窄，只限于士大夫阶层。到了清末，随着西方现代体育的传入，投壶退出了历史舞台。
拔山盖世——中国古代的举重运动
（一）孔子翘关与秦王扛鼎
举重在我国古代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举生活用具，二是举木铁制的举重器，三是举石制的举重器。由于举重器具的不同，其名称也有差异，如翘关、扛鼎、举石等，都是古代举重的名称。
在使用冷兵器作战的古代，体力是十分重要的。冷兵器系伤力的大小，决定于人体力量的大小。古代在描写一位英勇的武士时，总是说他“力大无穷”、”力举千斤”等，把力量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夏、商、周三代的传说中，就有许多大力士，如夏桀”有才力，能伸钧索铁，手搏熊虎”；殷纣“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有穷氏国君寒浞的儿子奡“能陆地行舟”。拉直铁钩，空手擒缚猛虎，曳住九牛，扶住屋梁换下房柱，以及在陆地上拖动木船，这些生活和生产上用力的事，需要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才能办到的，而力量大的一人就办到了。这种大力究竟是怎样练成的呢？古书上缺乏记载。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史籍上就有了“翘关”和”扛鼎”的举重练力的记载了。
翘关就是举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扛鼎就是举烧食物的大锅子。
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认识孔子的。作为儒学的始祖，天下的圣人，长期以来，教育家孔子在人们心中就是知识的化身。可是您知道孔子孔武有力的一面吗？您知道孔子还能够举重吗？孔子翘关的事就是对这一方面的记载。
关于古籍中记载翘关的事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关系。儒家的含义原是柔顺、懦弱。封建社会后期的儒主也多半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文弱书生，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以为儒家就是文弱。其实，春秋时期，文武官吏还没有严格的分界，作为士阶层的人都是文武双全的。孔子是士阶层中的一员。他年轻时当过奴隶主的乘田、委吏等小官，所以，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列子》等书都记载了“孔子之劲，能招（通翘）国门之关”。国门之关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诸侯的国都城门一般都有四、五丈阔；如果用拱把粗的木头做栓。也有几十斤重，据汉朝人高诱的解释，翘关的方法是“以一手捉城门关显而举之”。就是说，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把四、五丈长的木栓挺举起来。这需要很大的力量，说明孔子确是个举重的大力士。
据《说文》的解释，扛鼎就是”横关对举”，即是在两个鼎耳之间穿一根杠子，两个人把它抬起来。而一个人扛鼎，就是手提横杠把鼎举起来。战国时举鼎力士最多的是秦国。秦国用封官的办法招来了许多大力士。有名的鸟获、任鄙、孟说等，都是能力举千斤的人。鸟获当上了将军，任鄙被封为汉中郡太守，可以说都是高官厚禄了。秦国的国君武王也是一个大力士。他年轻好胜，随秦军东征，到了周朝的宗庙里。看见有许多大鼎，他就和孟说作举鼎比赛。结果因为力量不足，鼎掉下来砸断了膝盖骨，流血过多而死。虽然这事和孟说无关，但根据封建社会的法律，不能谏止国君，导君致死，就是大逆不道的。孟说的一家子都被杀死了。
作为练力方法的翘关、扛鼎的起因是可以想见的。管关门的官吏，每天要上下门栓：管煮食物的小吏，每天要搬移大鼎。这都需要有力量。于是，他们把需要用力的劳动变成了练力的工具，就创造了翘关、扛鼎的举重方法。但翘关、扛鼎运动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开展，是和当时军事作战的需要有关，兵书《吴子》说：“一军之中，必有力轻扛鼎之士。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吴王阖闾伐楚时，“选多力者五百人以为前阵，五战五胜”。正是在这种军事作战的需要下，战国时的举重运动，才能得以广泛的开展。
霸王举鼎。“力拔山兮气盖世”，西楚霸王项羽这位大力士在古代也算是一位优秀的举重运动员了。在汉朝，人们仍将抗鼎作为主要的练力之法，将大力士们称为“鼎士”。
（二）“搏虎、拔树、背兽、扛鼎图”
汉代仍以扛鼎为练力之法。唱过“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项羽，是“身长八尺，力能扛鼎”；在作战中“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胥，也是“壮大，力扛鼎”。《汉书·邹阳列传》上说，赵王曾召“鼎士袨服于丛台之下”。《盐铁论》中贤良讥刺时事是“戏车鼎跃，咸出补吏”。这些都说明西汉社会十分重视练力活动，其练力的方式仍以扛鼎为主，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汉代的练力方式是更为扩大了。现藏徐州博物馆的一块汉画像石，是西汉墓室中的横梁。图象中共有七人，左二人手持兵器共同搏虎：第三人弓步蹲身作拔树状：第四人手握一只死兽的尾巴，把庞大的兽背在身上；第五人双手执鼎耳，把鼎翻举过头顶；第六人双手抱一幼鹿：第七人手中持一环状物。这幅”搏虎、拔树、背兽、扛鼎图”就是汉代的练力图。
《西京杂记》上说：“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空手搏之，莫不绝脰。”空手搏熊搏虎，正是汉代练勇力的一种方法。唐代的武举考试内容有“负米五斛，行二十步”，以检验其力量。山东峄县北六十里，有一座抱犊崮。传说有一农夫王老者日抱牛犊上岗，犊成大牛，王老者仍能抱牛上崮。抱鹿也是一种逐步练力的方法。上述“搏虎、拔树、背兽、扛鼎图”向我们展示的汉代练力方法，仍旧利用生活工具，不过其练习的范围较之战国时代扩大了。
汉代练力的方法虽然仍旧利用生活工具，但汉代练力的社会性质却有所改变，即由军事作战的练力，扩大到社会娱乐的表演。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长安城的娱乐表演说，在纷繁的杂技歌舞表演中，也有“乌获扛鼎，千斤若羽”。这说明扛鼎已成为社会娱乐项目。汉代除了扛鼎的表演之外，也还有举各种重量的生活用具的，南阳汉画像石上，有幅绘有壮汉在臂上玩弄大铜壶的图象。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汉代壁画上，有一个赤裸上身，显露出粗壮肌肉的汉子，抛举一个大车轮子。由汉代开始的举重娱乐项目，演变成为后代”舞轮伎”、“踢弄伎”、“举石”等杂技。东晋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吴都的娱乐活动，是“里燕巷饮，飞觞举自，翘关扛鼎，弁射壶搏”。李善《文选注》说：“翘关扛鼎，皆逞壮士之力也。”壮士逞力的娱乐表演，不仅在长安有，在江左的吴都也有；不仅汉代有，还延续到了两晋。
（三）翘木、扛铁之戏
唐太宗以科举取士，冲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武则天时，除科举取士外，并增设了武举科目：“长安二年，始置武举。”考试的内容除了步射、马射、马枪之外，”又有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新唐书·选举志》）。这时的翘关已不再举门栓，而是举一种特制的举重器具。“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一丈七尺长、三寸半直径的木棍，不算重。举法与春秋时翘关一样，用双手握一端，后手不得离棍端一尺。为什么要用这种举重方式作为考试的内容呢？这与当时兵器的使用有关。唐代骑兵使用的马枪是一丈八尺长，需用两臂力量掌握，而练习翘关正是锻炼两臂的力量。唐代从作战需要出发，制造适合的锻炼器械，这是我国古代从利用生活工具举重向自制体育器械举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唐代的举重除了作为军事训练的武举考试之外，也还是社会的娱乐活动。《新唐书·兵志》记载，唐玄宗天宝之后，京师军队的纪律废弛，“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翘木就是翘关，扛铁则是举各种铁制的器物。宿卫部队练习翘木、扛铁，并非为了训练，而是一种娱乐。在唐末人笔记小说中，对社会上举各种重物者多有记载。据《歙州图经》记载，绩溪县太微村有个叫汪节的人，到长安城东渭桥边同别人打赌，把一个重千斤的石狮子“投之丈余”，十几个人抬不回来，只好又请他“提而置之故地”，又据《御史台记》记载，有个叫博通的人，能两手托两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酒菜：上下台阶来往数次，而桌子上的酒菜“略无倾泻”。当时为了看博通的表演，“窬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北梦琐言》记载，唐僖宗时，四川绵竹县有个王生，他表演了陆地拖船：船上还有十二个人在跳舞。直拖至舞蹈完毕，王生“略无倦容”。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唐代由于民间练力活动的开展，产生了奇材异能的力士。
（四）拉弓、舞刀和掇石
木制的举重器具太轻，铁制的举重器具又太贵，都不利于广泛开展举重运动。到了宋代，就有了石制的举重器具。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南未的临安城有举重表演的艺人——”天武张（举石球）、花马儿（掇石墩）、王彦生、陆寿”。举石球、掇石墩，都是用石制的举重器具。石质的举重器可以随地取材，并可随意制成各种形状，既方便又省钱，对广泛开展举重运动有许多好处。从木铁制的举重器到石制的举重器，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普遍开展举重运动的一个标志。
《水浒全传》中有一段描写武松在安平寨举石的事，既表明了宋代举石的方法，又反映了宋代举石运动开展的情况。”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大笑道：‘小人真个娇惯了，那里拔得起？”施思道：‘三五百斤的石头，如何轻视得它！”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了下来拴在腰里，把那个石墩只一抱，轻轻地抱将起来，双手将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中一掷，掷起来一丈来高，武松用双手去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武松这一撇、一掷、一接的举石方法，正是我国民间的举石动作；直到今天，民间的举石锁活动还保存了这几个动作。
明清两代承续唐代的武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上略有变更。即将翘关的举重方法改变为掇石。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武科考试分三场：头场试马步箭。二场试技勇，三场考兵法。技勇就是拉弓、舞刀、掇石三项。拉弓开弩，可练臂力，早在汉代，人们就注重这种训练，那时的开弩叫蹶张。河南南阳各地发现了不少蹶张的汉代画像石。如河南南阳唐河县出上的《熊材宫蹶张》画像石，左刻一熊，张牙舞爪：右刻蹶张，高髻，着襦。肩插一矢，两脚踏弓。两手奋力张弦。唐河县还出土了一块蹶张画像石，图左刻蹶张，高髻，着襦，口衔一矢，两脚踏弩，两乎奋力张弦；图右刻一人，一手持斧，一手提壶，两手作上举状。还有一块蹶张画像石，图上蹶张头戴武冠，瞪目衔矢，双足踏住弩背，两手用力张弦，形象凶猛强悍。在明清，考试分得很细：“弓有八力（一力是十斤）、十力、十二力，逾十二力头号为出号弓。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石有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各以三号、二号、头号，分等试之。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上膝或上胸。”弓，刀、石三种技勇，实际上都是力量的考试。拉弓、舞刀都需要臂力，掇石更要全身有力量。封建统治者开科武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其得力的将才，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举重运动的开展。民间出现不少技勇，如道光年间，琼州府文昌县的符成梅，年已八十四岁，还能够拉开三号弓，刀舞胸背花，掇石离地。
由于石制的举重器简便易得，我国各地民间都盛行举石锁、石担等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举石运动。西藏布达拉宫壁画中有一组六人的举石比赛。从图象来看。石器并未加任何雕琢，举的人双手托举过头向远方投掷。这是举重和投掷相结合的运动。
我国古代的举重，经历了举生活工具，特制木、铁举重器和石制举重器等阶段，反映了人民重视举重运动，不断改进运动器具，使举重能更广泛地在民间开展。
力士的角抵对决——中国摔跤史话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摔跤运动
角抵运动
我国古代摔跤的异名很多，如角力、摔胡，角觝、相扑、布库、厄鲁特、掼跤等。这是因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同，摔跤的方式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摔跤在古代属于徒手搏斗的范围，是军事作战的一种技能。据《述异记》所记的传说，在五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时代，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进行了一次大战。蚩尤部落的人都在头上戴了假角，“以角抵人，人莫能御”。这种用头冲撞的作战方式，就是摔跤的最旱起源，后代称摔跤为角觝也是沿用这一古老的名称。
到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规定摔跤是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据《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射箭、驭车和角力，都是士兵作战的重要技能；将帅在冬季还要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次检阅，以观其训练成绩。据汉朝人解释，角力就是互相扭打的“两两校力”，是徒手搏斗的一种作战方式。在三千年前，青铜兵器并不十分锐利，而且作战时也会经常发生兵器折损的情况，徒手作战技术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春秋时吴楚的柏举之战，楚国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楚国大夫莫敖大心在兵器折损、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只身冲入敌军，徒手打死摔伤了几个人，最后被杀殉国，在战场上同敌人角力是生死拼搏，手下绝不留情：而在平时训练“两两校力”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则，以避免无谓的伤亡，据《国语》记载，春秋末年的晋国已经有了摔跤比赛。
赵简子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他就是后来三家分晋的赵襄子的父亲。他的戎右少室周就是一个善于徒手搏斗摔胶的能手。在古代，一辆战车上有三个甲士，中间的甲士是驾车的驭手，左面的执弓箭，右面的执戈矛。远距离的敌人由弓箭手射击，近距离的敌人由戈矛手刺杀。而在元帅的战车上则只有旗鼓，由元帅号令指挥全军的进退。元帅车上没有弓箭手，戎右就成为保卫将帅安全的武装卫士。因此，元帅车上的戎右都是选拔武艺高强勇力超群的人担任。少室周当了赵简子的戎右，心里当然欢喜，但又有点担优。为了保卫元帅的安全，每逢休闲时间总是寻师访友切磋武艺，提高自己的摔跤技术。晋阳城有一个叫牛谈的人，是奴隶出身，摔跤本领高强。少室周到了晋阳便找到牛谈，提出与他进行摔跤比赛。第一跤被牛谈摔了个脸朝天，第二跤又摔了个肩背着地；一连几场比赛，都是少室周输了。少室周十分佩服牛谈的摔跤本领，便向赵简子推荐，把自己戎右的职位让给牛谈。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春秋末年，社会上就有了摔跤比赛，而且在比赛场上很注重道德修养，赛输的人甘愿荐贤让能。
（二）汉代几种不同形式的摔跤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规定阅军大典的内容是角觝。在奴隶制社会，狩猎为阅军大典。狩猎时要出动战车，要射箭，要击刺，要徒手搏斗，实际上是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战国时期军事战术有了改变，南方用水军，北方多骑兵，中原地区是采用大兵团的步兵战斗。因此，各诸侯国的军礼就很不一致。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什么要以角觝为军队大典之礼呢？据《文献通考》记载：“秦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鐻；讲武之礼，罢为角觝。”这就是说，兵器都销毁了，讲武之礼才改为角觝。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无论秦始皇如何收缴民间兵器，总不会连军队的兵器都收光了，只能检阅士兵的徒手搏斗技术。真正的原因是，秦国是在中原建国的，统一天下后，军事力量也是以步兵为主，而徒手搏斗是步兵的重要作战技能，因此才定角觝为阅军大典的内容。
从现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汉朝的角觝开始分支，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并有了不同形式的摔跤。
《汉武故事》上说，汉武帝在徒手对打的基础上，“并四夷之乐，杂以童幼，有若鬼神”。这种有音乐伴奏，有故事情节的武打称之为角觝戏。它已经脱离了体育的范围，成了后代戏剧的滥觞。
甘延寿是西汉的名将，他曾和那位说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将陈汤一起远征西域，战胜了在西域欺压弱邦的匈奴致支单于。甘延寿本人是一位“运动健将”，他精通一种名为“手搏”的运动技巧。
《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属于“兵家伎巧类”。手搏又叫作弁或卞，是一种纯踢打擒拿的军事技术。汉武帝时的大将甘延寿被选为羽林，又因为精于手搏被提升为期门。
据《汉书》金日磾传记载，金日磾抵当了汉武帝寝宫中的侍卫。有一天，汉武帝尚未起床，江充与莽何罗谋反。莽何罗携带武器闯入寝官准备刺杀汉武帝，被日发觉了。“日磾摔胡投何罗殿下，得擒缚之”。“摔胡”就是抓住脖子摔倒在地，这是一个纯粹的摔跤动作。又过了三百多年，三国时孟康在《汉书注》中说：“摔胡，若今相辟卧轮之类也。”“摔胡”，南北朝时称“相扑”，是以摔扑为主的技术，它和手搏、角觝戏，都有区别。
匈奴出身的西汉将领金日磾也是位古代摔跤好手，他所擅长的技巧被称作“摔胡”。这种技巧是“相扑”运动的前身。
金日磾原是匈奴族休屠王的太子，被汉军俘虏，后入宫廷当马夫。由于他为人忠诚，做事勤恳，被汉武帝提拔当了侍卫；又因为擒了莽何罗有功，升为车骑将军。后来他和霍光同是汉武帝的托孤之臣。金日磾的摔胡动作可能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在古代文物上也有类似的图象，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洋西客省庄发掘了一座战国墓，墓中殉葬物有两块透雕铜牌。透雕的花纹图象，在两匹战马之间，为一对长发高鼻的人，上身赤裸，下身穿长裤，互相弯腰搂抱作摔跤状。无论是透雕工艺特点和图中人物形象，还是墓主人的身份，都证明这是我国北方匈奴等古代民族的摔跤动作。这种图象和金日的摔跤动作互为验证，可以认为，在西汉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式摔跤已传入中原地区，并和中原的传统角力相互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摔跤运动。
1979年，湖北省江陵凤凰山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在圆拱形篦背的两面，都有漆绘的人物画。其中一面绘有摔跤图：右边两人对搏，左边一人旁观。三人装束相同，都是赤裸上身，着三角短裤，腰系长带，带在腰后扛结，带端飘垂于臀后。对搏的双方正相向扑来，左边一人前伸两臂，似是裁判，图的上部有一帷幕飘带下垂，表示这场摔跤是在台上进行的。在吉林集安县洞沟高句丽墓壁画上，也有摔跤图象。从出土的文物看，从比赛的场地、服饰或动作等来看，上述漆绘摔跤图和透雕铜牌摔跤图有很大的差别，这说明秦汉两代的摔跤形式已有了不同。
汉代的摔跤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分支。汉代文物留下了不少摔跤图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和研究。
（三）摔跤比赛与蒙万赢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族大混合时期。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文化科学艺术得到一次大交流，体育比赛也得到了互相切磋提高。
砖雕作品，展现了我国古代相扑运动员的风采。
南北朝时，摔跤是当时比赛最多的一个项目。这时摔跤也称相扑、相辟、相攒，都是互相摔打的意思。据《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在中原地区的襄城郡与颖川郡的联欢会上，就有相扑比赛。襄城人在输了之后反而解嘲地说：“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两郡之优劣。”事实上体育比赛最能代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尊严。为了维护这种尊严常常寸步不让，不争回荣誉，决不善罢甘休。《晋书·庾阐传》记载，在晋朝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西城健胡，矫健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司马炎为此事大为恼火。于是张贴榜文，“召募勇士”。后来，庾阐的父亲庾东应募，与胡人比赛。结果，“遂扑杀之”。庾东由此”名震殊俗”，并被赏赐做了官。
《续高僧传》上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隋代有一个叫法通的和尚精通相扑。当时“有西番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敌者”。这件事使隋高祖杨坚很为恼火。他说，难道“大隋国无健者”？有人向隋高祖推荐法通。隋高祖马上派人“召通来，令相扑”。结果，法通赢了大壮，“举朝称庆”。这件事反映了当时民族间相扑技艺的交流，也表现了代表民族的体育比赛，是如何激动着民族情绪。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西方少数民族到中原地区进行相扑比赛的绝不止上述两例。《唐语林》记载：唐代大梁节度使李绅，在检阅过镇海军选送的相扑能手富苍龙、沈万石、冯五千、钱子涛的技艺之后说：“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胡丑夷。”说明这次选拔，是特地为了同西域少数民族的相扑手进行比赛。李绅的话用了“丑夷”、“扑杀”等侮辱少数民族的词语，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民族之间的体育比赛十分强烈地激动着人们的思想情绪。
这些相扑比赛的史料，也反映了在南北朝时，我国的相扑比赛已经有了正式的规则和裁判。正因为如此，两郡或两个民族之间的运动员才能在一起比赛。另外，在许多史料上都用了“扑杀”这一词，它反映了当时对比赛的意义还认识不足，不是重在交流技艺，而是以生死为输赢。
唐代的皇帝大都是喜爱体育活动的。他们喜欢马球，喜欢狩猎，也喜欢摔跤。唐代称摔跤为角觝。“角觝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
在唐朝的宫廷里有两个专供皇帝娱乐的地方，一个是教坊司，一个是内园。教坊司里大都是歌舞伎，而内园却多是体育表演的健儿。《新唐书》上说，“内园恒备角泌之徒”。所谓角觝之徒，就是专门供皇帝观赏的摔跤手。现在摘录一些唐朝历代皇帝观看角觝表演的一些史料，从中既能看到唐代皇帝喜爱这项活动，又能看到唐代角觝发展的面貌。唐玄宗李隆基“每赐宴设酺，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觝”，唐宪宗李纯御瞬德殿大宴群匣及公主，“观击鞠、角剑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唐穆宗李恒”幸左神策军观角觝及杂戏”。唐敬宗李湛于宝历二年六月”甲子，观驴鞠、角觝于三殿”。唐文宗李昂“幸勤政楼观角觝、蹴鞠”。唐懿宗李漼“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为宦官所押，内园恒备角觝之徒，以备卒召”。后唐庄宗李存勖“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觝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觝，存贤胜，得蔚州刺史”。《文献通考》上说，作为宫廷的娱乐活动，角觝是各种表演节目的压轴戏。摔跤手临上场前，左右军就擂起大鼓。在急鼓声中，一个个赤裸上身的壮士绕场而入，寻对扭摔：一交上手，场外的观众就呐喊助威。分出了胜负之后，观众欢呼，急鼓三通。这场面确实很热烈，很激动人心。
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唐代幡画，画面上为两人决斗时情景，很象现代日本的相扑。在皇帝的喜爱倡导下，唐代社会上摔跤活动的开展是较为普遍的。《吴兴杂录》记载：“唐，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避瘴气也。”
避瘴气只是一种迷信，实际是农闲时的娱乐。宋代《角力记》上记载，在五陵、鄱阳、荆楚一带，“五月盛集，水嬉则竟渡，街房则相攒为乐”。
在陕南、成都一带，则设有擂台比赛，“募桥市壮勇者，于山前平原作场，候人交（比赛），赢者出场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看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这种比赛的情景是何等热闹，竟至“观看如堵，巷无居人”。《角力记》还记载，唐朝末年，有一个摔跤能手，外号叫蒙万赢。只因他“拳手轻捷，擅场多胜，受赐丰厚，万赢呼名从此始”。“万赢”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唐代摔跤比赛的频繁和蒙万赢的摔跤技艺之高。
（四）女子摔跤与择婿
宋代的史料上有称摔跤为相扑的，也有称为角觝的。摔跤也是宋代宫廷宴会娱乐的压轴节目，《宋史·乐志》记载，“（宴会）第十九（项表演）用角觝，宴毕”。《东京梦华录》在“天宁节”亲中记载：”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左右军相扑.宴退，臣僚皆簪花归私第。”除了皇官中的宴会有相扑表演之外，朝廷的外交宴会也有相扑比赛。《宋史·礼志》记载：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内等子差。”
内等子就是皇帝御前的徒手侍卫。《梦梁录》：“内等子，隶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所管，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郎将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礼，驾前只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这些人都是摔跤能手。有规定的名额，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三年一次，就本司争拣上下名次入额”。
宋代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大城市如汴梁、临安人口增至几十万，城市中开始有了供市民们娱乐的”瓦子”。在”瓦子”的各种娱乐表演项目中，相扑表演是最受欢迎的，相扑艺人也是各种表演艺人中最多的。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记载，仅南宋临安城一地就有著名的相扑艺人五、六十之多。如撞倒山、金板沓、曹铁凛、周黑大、曹铁拳、王急快、董急快、韩铁柱、黑八郎等，这些都是摔跤好手。
《水浒全传》中的梁山好汉浪子燕青也是当时的一位摔跤好手，《水浒》中还描写了一场他的“相扑”比赛，那场比赛，在当时可以算是盛况空前。
宋代社会上喜爱看相扑比赛，这在《水浒全传》中有较详细的描写，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宫，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这些香官观众，来自全国各地，“一者烧香，二者乃为着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这反映了宋代相扑的开展有广泛的群众性。
宋代，称相扑比赛的规则叫“社条”，称裁判为“部署”。由于在比赛中可能会失手死人，赛前双方都要立下生死文书。这在《水辩全传》第七十四回写燕青与任原的比赛中可知。“燕青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放对。部署向他先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吗？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我单只这个水裤儿，暗算他什么？'”可见，相扑中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许暗算，这是保证比赛能公平进行。
宋代已经有了全国住的相扑比赛。《梦粱录》记载：“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可得奖品旗帐、银怀、彩缎、锦袄、马匹等。南宋临安城的南高峰比赛是全国最高级的比赛，赢得头名所获得的奖品是很丰盛的。宋理宗景定年间，温州的韩福夺得了冠军，不仅获得奖品，还被封了官“补军佐之职”。《水浒全传》上写的泰山庙会的比赛也是全国性的比赛。任原在擂台上夸口说：“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东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北济幽燕，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吗？”泰山庙会的相扑是全国性的比赛，连奖品也是全国各地赞助来的。这更说明宋代的相扑运动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
明刊《忠义水浒传》中有幅反映宋代摔跤场面的插图，图左上方有一官吏端座，观看摔跤，身旁立着一位侍从，摔跤台下，有不少观者。这幅图象和《水浒全传》上所描写的摔跤情景是吻合的。
宋代的相扑可以使用拳脚，有时也会发生死亡事件，但比赛中多半还是以摔、绊等技巧，把对方摔倒取胜。这在《水浒全传》第一○四回对王庆与段三娘比赛相朴描写得很具体：“王庆见她是个女子，又见她起拳便有破绽，有意耍她，故意不用快跌，也拽双拳吐个门户，摆开解数。那女子见王庆只办得架隔遮拦，没本事钻进来，她便觑个空，使个黑虎掏心势，一拳望王庆劈心打来。王庆将身一侧，那女子打个空，收拳不迭，被王庆就势扭定，只一交，把女子翻；刚刚着地，顺手儿又抱起来，这个势叫做‘虎抱头'。”第七十四回写燕青和任原比赛：“任原见燕青不动手，看看逼过右边来，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算我下三百，你看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燕青却一个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鹤鸽旋'”。”虎抱头”是以强打弱，“鹁鸽旋”是以小打大，都是以巧取胜的相扑动作。这说明宋代的相扑是以巧取胜的。《角力记》中记录了宋代一首《题墙上相扑画》诗：“黑汉勾却自汉颈，自人捉住黑人腰，如人要辨输赢者，直须墙隤始一交。”这首诗反映了当时不仅已广泛开展了相扑运动，而且有了以相扑为题村的壁画；同时说明，相扑比赛是以巧取胜，例地就分输赢，不必一定“扑杀”或“撺下台来”。
据《武林旧事》记载，宋代的表演艺人中还有一种“乔相扑”的艺人，乔就是假装的意思，是由一个人俯下身来，穿着假外套，扮成两个人相扑，俗称是“两个小伙子摔跤”。此外，宋代的艺人中还有女相扑手，《梦梁录》记载，临安城有女相扑手“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及”张椿等十人”。关于女子相扑艺人，这是我国最早的记载，但女子相扑这却不是最早的。早在三国时期，东吴的国主孙皓，就曾”使尚方以金作金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女着以相扑，早成夕败，辄命更作”。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相扑，当然不会有多少摔扑的技巧。宋代的女子相扑是讲究技巧的。就以段三娘和王庆的相扑来说，女子敢于和男人比赛，在失败之后，却“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称赞”，表现了虚心学习的态度。宋代的女子相扑排在男子相扑之前，“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这就是相扑表演的开场赛。在北未时，也有女子单独表演相扑的。司马光《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记载，宋仁宗嘉佑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帝在宣德门观看各种艺人表演节目，其中就有女子相扑表演。这件事触怒了封建卫道者司马光，他上奏章给皇帝说：“臣窃闻今月二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备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费。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矛四方也。”司马光以封建礼教思想反对女子相扑，迎合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心理，对女子相扑运动的开展当然很有影响。
元朝王室起于北方的蒙古族，在辽阔的草原上以游牧为生，习俗重骑马、射箭和摔跤，称这三项为”男子三项竞技”。在部落联盟选举中，只有“男子三项竞技”超群者，才有资格被推为部落联盟首领。成吉思汗手下的名将合撒儿、别勒古台、木华黎、哲别、苏别额台等，都是“男子三项竞技”的能手。《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于1218年远征前，商议将汗位委托给皇子。于是拙赤、察哈台二子争汗位，“拙赤起，揪察哈台衣领曰：‘……若远射败于汝，则敢断其拇指而弃之。若相搏败于汝，则自倒地勿起之，愿听父汗圣旨裁夺。'”这表明在蒙古族中继承汗位的人射箭和摔跤是重要条件之一。在蒙古那边慕大会上，“男子三项竞技”是大会的重要内容，获得冠军的人能得到很多的奖品。直到元朝入主中原之后，还经常进行这三项比赛。《元史》中经常有“赐角觝者钞各千贯（或银千两）”的记载。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妇女在游牧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受封建礼教歧视妇女观念的影响。妇女也可以参加“男子三项竞技”比赛，而且有的妇女还胜过男子。《马可·波罗游记》中《海都女之勇力》记载：“国王海都有一女，名叫阿吉牙尼扬，鞑靼语犹言‘光耀之月'。此女甚美，甚强勇，其父国中无人以力胜之。其父数欲为之择配，女辄不允，尝言‘有人在角力中能胜我者则嫁之，否则，永不适人'。其父许之，听其择嫁所喜之人。1290年，有一贵胄，乃一富强国王之子，勇侠而甚健，闻此女角觝事，欲与之角，携千马毅然来此国中。二人即至角场，相抱互扑，各欲扑对方于地，然久持而胜负不决。最后，女扑王子于地。”在这次相扑比赛之前，王后及大臣均劝阿吉牙尼扬让漂亮的王子得胜，以便成全这次婚姻。但是阿吉牙尼扬断然拒绝。她说：“无论怎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做任何不对和没有理由的事。”阿吉牙尼扬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摔跤的能手，在战场上也是一个作战的勇士。“其父远征，辄携女与俱。盖扈从骑卫中使用武器者，无及其女也。有时女自父军中出突敌降，手擒一敌人归献其父，其易如鹰之捕鸟。每战所为，辄如此也。”阿吉牙尼扬真是女中的豪杰，草原上的雄鹰。
（五）塞宴四事摔跤联欢
清王室的满族也是十分重视摔跤的。满语称摔跤为布库。清王室提倡布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训练士兵的力量和搏斗技术，“布库诸戏，以习武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蒙古族诸王联欢。清太宗皇太极为了进军中原，极力加强和蒙古族诸王的团结，经常和诸王宴会。布库是两个民族共同喜爱的活动，于是就成为“肄武绥藩”的重要内容。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壁画，就有一幅摔跤图，反映了藏族人民也喜爱摔跤活动。
八旗军是清王室的基本部队，在八旗军中经常开展布库比赛，军中“分左右翼，令其角胜负，负者罚牛羊。”这就大大地推动了布库运动的开展。在清王室的贵族中也出了一些布库能手。顺治初年，蒙古族的喀尔喀使臣来朝，按照惯例，在宴会时举行布库比赛。御前侍卫的布库能手都败在使巨手下。皇太极二兄代善之子惠顺王知道了，要求他父亲准许他伪装成侍卫与使巨比赛：“使臣与斗，应手而仆，世祖大悦，赏赉无算。”惠顺王这一年才满二十岁。
清王室的御前侍卫大都是布库能手。他们一方面可以保卫皇帝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宴会中随时可以叫出来比赛。康熙十六年扩大了布库侍卫组织，成立了善扑营。康熙为什么要组织善扑营呢？因为布库侍卫为他夺回政治权柄出了大力。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朝廷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大臣鳖拜手中，康熙到了十五岁，决心要铲除这个隐患，收回政权。但螯拜的势力太大，朝中布满了他的党羽，一旦走露了风声，诛杀不成功，反而会酿成一次大的叛乱。据《竹叶亭杂记》记载，康熙“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鳌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执鳌拜，遂伏诛。”康熙利用训练布库的方式，瞒过政敌的监视，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表现了他的英明果断。从此在皇帝的侍卫中“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善扑营中的侍卫，都从八旗军中层层选拔出来，个个是身高力强的壮士。《北京竹枝词》中有一首专门写善扑营的诗：“布靴宽袖夜方归，善扑营中个个肥，燕颔虎头当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飞。”
清王室进入中原之后，与蒙古族诸王的联欢，形成为一种制度，“列圣巡幸木兰（在今围场县），蒙古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长，例于出哨（围猎的一种）之后，恭进筵宴，习武合欢，有所谓塞宴四事者。”在康熙、乾隆盛世，几乎年年都要在木兰举行围猎和塞宴。现藏故宫博物院张文翰绘的《塞宴四事图》，是一幅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图画生动地反映了满蒙两族联欢的景象，使我们看到了清代布库的装束确实是“衣才及尻露裲裆，千条线缝十层布”。临赛时。“握拳舞掌相颉颃，周旋趋避不轻尝”；扭合在一起时，“铁臂铜股互拍张，推排将倾仍不僵”；比赛之后，“胜者跪饮酒一卮，不胜者愧不敢怒”。
清代摔跤的形式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布库，即“脱帽短褠两两相角，以搏捽仆地决胜负”，这是满蒙族的民族式摔跤。另一种叫“厄鲁特”，即“袒褐而扑，虽蹶不释必控首屈肩至地乃为胜。”这有点类似现行国际式摔跤，一定要肩背着地才分胜负。
我国古代的摔跤，从角力到布库延续有三千多年，可谓源远流长了。在摔的方法方式上，从拳脚并用、徒手搏斗，发展到以摔绊为主的技巧。从汉代开始摔跤和手搏分支，由军事训练手段走向社会的娱乐活动，遂使摔跤成为各民族文化娱乐中历代不衰的一项活动。
健儿骏马逞豪强——中国马球“击鞠”的故事
（一）唐代皇帝喜爱打马球
《明皇击鞠图》描绘了唐玄宗李隆基与众嫔妃击鞠娱乐的场面。在唐代宫廷中，击鞠亦即马球是深受众人喜爱的一种竞技运动。
马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击鞠、击球或打球。《宋史·礼志》上说：打球是一种军中的礼节，每年三月，在大明殿举行赛球典礼。皇帝乘马到球场，臣下迎接，依次上马。皇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皇帝打进了第一个球后，才叫诸王大臣开始比赛。
唐代是我国马球盛行的时期，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大多都“以此为乐”。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在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墓道两侧有五十多幅完好的壁画，《打球图》就是其中的一幅。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二十余匹骏马，体态丰满，细尾扎结；骑马人头戴幞巾，脚穿长靴，手执鞠杖；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高举鞠杖，侧身向后击球：球在场中滚动，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枪。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唐代打马球图青铜镜，图像十分逼真，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打马球俑，其形象也非常逼真。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社会喜爱马球活动的风尚。
马球起源于何时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起源于波斯，由波斯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入长安：一种认为起源于吐蕃（我国的西藏地区），向东西方传播；一种认为在东汉后期我国就有了马球，马球是由汉代的足球发展演变而来。这几种说法，都还不能论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唐代马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盛行三百年而不衰，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我国古代的骑兵虽创始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兵种。到了南北朝，盛行甲马，就是给马匹穿上防护的甲具，俗称为铁骑。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成为轻骑兵，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因此，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新唐书·兵志》记载，“自（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天宝后，“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马匹是建设骑兵的基础。有了马匹，还要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木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马球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百马撵蹄近相映，欢声四合壮士呼”。无论是参加打球，还是观看比赛，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开元之时，天下富庶，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闲的娱乐。于是，马球运动就成为社会欢迎的活动了。作战的军士要练武，闲暇的富民要娱乐，这就是唐代马球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社会原因。
唐代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唐代上层社会的喜爱和重视。唐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大都是喜爱马球活动的。“上有好看下必有甚焉”，这是社会现象的一条规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宗条下，就有这样一句话：“上好击球，由此，通俗相尚。”唐代马球运动的发展，和皇帝的倡导亦有关系。
《唐书·本纪》中，常常有皇帝幸某处击鞠的记载，说明唐代皇帝犬都亲自上场打球。唐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据考古材料，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石志上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说明含光殿球场的建筑年代在大和辛亥，即唐文宗五年（831年）；同时也说明，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用的。由于经常参加打球，有几代皇帝的球技还很高超。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待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他可以考中状元。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唐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唐玄宗二十四岁时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球赛，表现突出，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赛赢得了胜利。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吐蕃是游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与之比赛，两战都输了。唐中宗十分恼火。这时，唐玄宗还是临淄王，他和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族马球队，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开赛之后，唐玄宗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连连透门，贵族队大获全胜。球策之后，吐蕃大臣尚赞咄连连称赞说：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
唐玄宗一直到老年还是十分喜爱打球，天宝六年，他已六十二岁了，还想参加球赛，经别人劝阻，才坐在场外观看。究竟是因他喜爱马球，坚持了体育活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唐玄宗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七十七岁。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也算是长寿的了。
唐玄宗晚年，意志衰退，耽于宴乐，不问政事，导致了安史之乱。宋人李公麟绘了一幅《明皇击球图卷》，晁无咎在画上题了一首意含讽刺的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把祸乱的原因归罪于打球，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青年时期的唐玄宗不是更热衷于打球吗？但是他开创了开元盛世。适时的娱乐并不会影响政事，何况是有助于社会尚武、练武的马球运动呢?
唐人击鞠图
（二）月灯阁下打马球
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唐代马球受到军队各级将帅的重视。节度使的驻地，都建有训练用的马球场，并经常修整锄草便于马匹奔驰。左右神策军是皇帝的警卫部队，其驻地也是经常陪皇帝打球的地方。因此，神策军就更重视马球活动。唐代许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军中，并因球技高超而有好几个人升任了节度使。据《资洽通鉴》记载，唐僖宗有一次是用打球输赢来选拔节度使。广明元年（880年）西川节度使出缺，神策军中大将陈敬瑄、杨恩立、牛勖、罗元果四人都想去当节度使。唐僖宗无法决定，便叫他们四人赛球，谁赢了谁当节度使。结果，陈敬瑄夺得了头筹，便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
唐代文人当然没有武将的马球技艺高。在文人中也不会象军中马球开展得那么普遍。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是会打马球的。进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荣的出身，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文人都希望由进士科走入仕途。而进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会，即慈恩塔题名、曲江游乐宴会和月灯阁下打球。这是文人夺得鳖头后最得意的活动。如不会打球，岂不使盛会扫兴。因此，唐代文人由文入武，当了节度使的也不乏其人。如诗人李绅、高适、张建封，都由文人武当上了节度使。当了节度使就要训将练兵，就要会打马球。所以，张建封在他的诗中说：“仆本修文执笔者，今来帅领红旗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文人入武，首先就要会打马球。上述两种仕途都促进了文人中的马球运动。
唐代个别文人，马球技术也很精湛，还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呢。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月灯阁下打球的故事：晚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新进士集会在月灯，阁下准备赛球，场外已围了几千观众。突然，有几个神策军闯进了球场，手拿球杖，策马奔驰。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晚唐时期，朝廷政权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而左右神策军就是宦官手中的两把刀子。虽然这次是无理取闹，新进士也不敢公然得罪他们。但这天的盛会，是新进士出头露脸的大喜日子，如果在几千观众面前输了球，是很丢脸的。正在为难之时，有一个新进士叫刘覃的挺身而出说：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向在场的几个神策军拱手道：新进士刘覃，特来奉陪练球！这几个神策军见有人应战，便拿出球子与刘覃比赛。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球子便被刘覃夺得。他只有一个人，无法传球，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一个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子飞出球场，不知落到何地去了。这几个神策军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高超的球技，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一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在几千名观众的嗤笑声中，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
（三）球场锄奸与唐敬宗被杀
唐代的官僚贵族，也多是以打球为乐的。封建官僚贵族的娱乐，常常和奢侈浪费联系在一起。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场；为了使马跑后不扬起尘土，在一千步长的球场上，用油和泥建筑。五代时的吴王杨渥，喜欢在夜间打球，球场四周点上几十根蜡烛照明。一根蜡烛有十围粗，每天耗费数万钱。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郭英又家中养女伎骑驴打球，驴身上的鞍饰及人身上的服装，也要用去数万钱。这真是豪门一场球，贫民几岁秋。
官僚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无事生非，球场中的风波也会变成政治斗争的恩怨。据《新唐书》记载，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魏博节度田承嗣的女婿。有一次，李宝正和他的内弟田维打球，不慎冲撞了田维，使田维堕马身死。田承嗣大怒，囚禁了李宝正。从此两家结下了十几年的冤仇。刘悟本来是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一个部将，在一次球赛中，刘悟的马头撞了李师古的马；李师古很生气，要杀死刘悟，后因别人劝解而罢。但刘悟却从此怀恨在心。李师古死了之后，刘悟杀了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自己当了淄青节度使。另据记载，黄巢的部将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当了唐朝的节度使。他派儿子朱友伦在长安城做监军。在一次球赛中，朱友伦不慎坠马而死。朱温以为是别人有意谋害，便杀死了唐朝许多旧臣来报复。
阴谋暗杀，是封建官僚贵族争权夺利斗争的一种手段。在唐代的马球场上也曾发生过两起谋杀未遂的事件。李忱是唐武宗李炎的叔父，李炎想杀死他但又不便于公开下手，便派人借球赛的机会阴谋暗害。由于李忱骑术精良，球技高超，才逃过了毒手。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委以三镇节度使的重任。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早已窥见安禄山的叛逆野心，几次想借打球的机会杀死他。终因唐玄宗百般袒护而未能如愿。
司马光所编《资洽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率兵叛乱，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沦入叛军之手，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抗战派，坚持在敌后抗击叛军。但是，兵少粮缺，形势非常险恶。正在艰难困苦之际，常山太守王俌动摇了，和叛军副师史思明书信往来，勾勾搭搭，准备率部投降。常山太守部下的军官都是有正义感的汉子，不愿向叛军投降。但王俌的投降行为尚未明朗，不便反对：如他的阴谋一旦成为事实，又有叛军作为外援，则又很难对付。于是，十几个小军官就借赛球的机会，撞倒了王俌的马，另十几骑随后一拥而上，风驰电掣般地跑过，把奸贼王俌踏得尸骨如泥，血染黄土，粉碎了这次投降的阴谋。
唐人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时，河北镇有个姓夏的军官，骑术精良，武艺超群，能拉开几百斤力的弓，尤其精通马球技术。他曾在马球场上，作过一次飞马打球的特技表演，在球场的地上累了十几个铜钱，他飞马奔驰，用手中的球杖击钱，一次只击一枚，而且这一枚铜钱只飞出七丈远，十几枚铜钱，个个如此。击钱的准确程度达到了神奇的地步。如用这种本领在球场上射门，当然是百发百中了。
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内园也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打球供奉”的记载。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但在皇帝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据《资治通鉴》记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来潮，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李湛。在警卫重重的皇官中，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当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一部分义军，摧毁帝国的统治，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锢的皇宫中，敢于拿起武器，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这种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
（四）天下承平不忘练武
唐代人的诗文中对社会上的马球活动记载颇为详尽，但是有关马球比赛的方法规则记述甚少。《宋史·礼志》和《金史·礼志》在这方面却有较详尽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唐、宋时期的马球运动已具备了较完整的规则。而比赛的方法则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唐代采用双球门，南宋、金国和以后的明代则是用单球门。这种改变，可能受当时足球运动方法的影响，也和社会的习俗风气有关。双球门的比赛方法激烈，直接对抗争夺，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单球门是在一个门前争夺射门，危险性就小得多了。这就促成了改革。但马球运动的这种改革也与足球运动一样，在训练体力和意志上，都是一个退步。
《宋史·礼志》上有”打球本军中戏”的记载，但在其它史料上却很少看到有关军中打球的详细资料。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北宋时期是衰落了。这种衰落，和北宋的军事战略有关。
北宋的国土比起唐代来是大大的缩小了，对外族的侵略又采取守势。骑兵是一种进攻的兵种，不适用于防守战术。因此，北宋是不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的，从而也就不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保守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的，北宋朝廷终于被强大的金国灭亡了。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匆匆忙忙地跑过了长江，在临安城（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小朝廷。他的儿子赵眘在人民要求收复国土的抗战声中，登上了皇位。赵眘表示了主战的决心，在临安城建筑了一个用油布遮盖的室内马球场，亲自率领御前的将帅练习马球。
赵眘主张抗战、建设骑兵的行动，很快就在南宋军中收到了效果。陆游是南宋的爱国志士，他一生渴望民族复兴，祖国统一，临终前还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有名诗句。他四十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四川宣抚使的军队，经常驻军南郑。南郑是南宋向北进攻的前哨阵地，军事训练最能体现南宋朝廷的战略意向。在陆游的诗中，多次提到在南郑的军中开展马球活动的事：“军中罢战壮士闲，梁州球场日打球。”“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闲试名弓来射圃，醉盘骄马出球场。”“打球骏马千金买，切玉名刀万里来。”可见南宋军中为了适应主动进攻的战术需要，建立了拥有三万匹马的强大骑兵部队，因而积极地开展了马球运动。可惜，南宋的这种好景不长，赵眘的抗战决心，随着符离集一役失败而烟消云散，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复了宴饮歌舞，南宋的马球运动重归于寂寥。
从南北宋马球运动的兴衰来看，它始终是和军事战术的需要相关连的。
与此同时，建国于北方的辽国和其后的金国，马球运动却较普遍地开展起来。辽国是契丹族，于947年建立，国土包括内外蒙古及东北地区。据《辽史》记载，辽国的马球是由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辽穆宗耶律璟曾要北汉主（刘旻建立的割据政权）进贡打球衣和经过训练的打球用马；而在辽穆宗以前，在《辽史》上是没有关于打马球的记载的。
辽国在穆宗引进马球之后，在皇帝和贵族的倡导之下，马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辽圣宗耶律隆绪就是一个十分喜爱打马球的皇帝，经常和诸玉、大臣一起打马球。据《辽史》记载，为了这事，谏者大夫马得臣还谏议他不宜参加打球，理由有三条：“君臣争胜，君输臣喜，一不宜也。争心竞起，礼容全废，二不宜也。马或惊蹶，圣体亏损，三不宜也。”但辽国的马球运动。并未因此停止开展。
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1125年灭了辽国，占领了辽国的全部土地，也继承了辽国的社会习俗。《金史》上说：“击球之戏，迹辽俗也，金因尚之。”金国接受了辽国打马球的风俗，并且进一步把赛马球作为礼节，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行过拜天礼后，举行球策。
金国和辽国一样，许多皇帝和贵族也是喜欢打球的。据《金史》记载，金世宗完颜雍就很喜欢打球。他的司天监马贵中也上书谏议他不要打球，理由也是“围猎击球皆危事也”。但是，完颜雍不听，他说：我的祖先是以武定天下的。现在天下承平，岂能忘武！马球是一种很好的练武活动，我亲自参加马球活动，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不能忘了武事。
到了元明，端午节打球的风俗仍然留存在我国北部的土地上。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一直驻守在金国大都的故址（即今北京市）。1403年朱棣起兵“靖难”，当上了皇帝，并迁都到北京。永乐十一年下令，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进行击球、射柳之礼：并在当年五月亲临球场，观看大臣赛球。明代的马球运动，虽因后来军事战略关系而未积极开展，但端午节打球的礼制，却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现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打马球的场景，可为佐证。
辽、金、明的马球发展情况也和宋朝一样，主要是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我国北方有广阔的平原，适用骑兵部队。因此，在北方建立的政权，都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因而也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
击鞠图，击鞠这种马球运动在古代女子中也十分普及
（五）马球的兴衰
唐代的马球盛行时，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参加。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中说，“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球。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剑南节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乐，每天得花费数万钱。五代的前蜀主王建，也最爱看女子打球。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写了好几首有关马球的诗。其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时的动态美。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南宋就逐渐衰落了，但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在皇官中却一直继续。宋哲宗时的进士王珪，宋徽宗赵佶，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在他们写的三家《宫词》中，都有关于女子打马球的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宫女打球的情景是：“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可惜这只不过是马技和服饰的展览，看不出打球的激烈争夺。
到了清代初年，马球就完全绝迹了。这和清王室的禁止人民练武、养马的政策有关。《东华录》记载顺治五年的禁令：“今各处土贼，偷制器械，私买马匹，毒害良民，作为叛乱。今特为禁约：任事及文武官员及战士外，若闲散官、富民之家，不许畜养马匹，亦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矢、器械。有不遵禁令，是怀叛逆作贼之心，若经搜获，本人处斩，家产妻拏入官，邻右十家长杖流。”这样严厉的处罚，人民如何敢养马？没有马又怎能开展马球活动？
康熙十年之后，清王室的统治逐步稳固，原来严厉禁止养马的命令稍稍放松。但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没能恢复，只是作为社会娱乐的马球曾一度出现。清剧作家孔尚任和其他几个诗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北京西郊自云观庙会上，看到了女子马球表演。这事写在他们所作的《燕九竹枝词》里。其中有一首描写女子马球表演的诗是：“谁家儿郎绝纤妙，马上探丸花里笑。翠袖妖娆得得来，星眸偷掷输年少。”
原来少年参加的人吼马嘶的马球活动，现在只剩下“翠袖妖娆”在“马上探丸”。到了清中叶以后，却连这一点遗迹也没有。
中国古代田径史话
（一）和马车赛跑的人
田径在我国古代史籍上就是跑、跳、掷，跑或写作走、趋、奔。跳的异名很多，踊、逾高、超远、跿跔、超距，就是跳高和跳远。掷，就是投。
跑、跳、掷，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能力，在人与自然界斗争中是离不开这种能力的。人类通过各种活动，显示出一些奇材异能，于是就成为人们敬慕和幻想的对象。“夸父逐日”就是古代人民颂扬长跑英雄并富有想象力的神话。《山海经》、《列子》、《淮南子》上都记载了这个神话。夸父族的部落住在北方，他们感到太阳走得太快了，没有给他们留下足够的温暖，便派了一个善于长跑的小伙子，想到天上去逮住太阳，让太阳永远留在空中。这个小伙子跟着太阳跑，从早上跑到傍晚，才在嵎谷的地方追上了太阳。由于一天的长跑，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到渭河里去喝水，把渭河水喝光了，并又喝干了黄河里的水。他想走回北方的大泽去喝水，走到半路便疲劳而死。他的毛发变成了草木，膏血化作了河流，手杖变成了桃林。因他没有完成族人的委托，死后便把一切都献给了大地，让后人踏着他的骨血去完成人类的宏愿。
“夸父逐日”的神话，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幻想，但人类长跑能力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表现的作用，却给人类的想象提供了基础。在古代曾有许多超乎寻常的长跑能手，如《令鼎》铭文记载，周成王率领了他的臣下和奴隶，到淇田场去进行春种，农事完毕后又进行了射箭比赛。在返回王宫时，有一个叫令的小官吏和一个叫奋的奴隶，是成王的随从，跟着王的马车做护卫。周成王一时高兴说。令和奋，你们两人如果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跑回宫中，我就赏赐你们十家奴图—四西周失马走铭（令鼎铬文拓本）隶。周成王的驭手谦仲就快速驱马，车子飞快地奔驰，两个护车的人紧紧跟上，一直到了王宫。周成王如约赏赐，令用这笔钱铸了一个鼎，并把事情经过铭铸在鼎上。这个故事，说明令和奋能和马车赛跑，是出色的长跑能手。在汉画像石中也有在马车前跑步士卒的图象。
到了春秋、战国，有文字记载的长跑事例就更多了。战国时代，战术已经改革，由车战改成大兵团的步兵作战，“兵之情主速”。步兵的移动主要是靠走跑来完成，因此，长跑训练就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大军事家孙武子被聘为吴王阖闾的军师，他就重视军队长跑能力的训练，命令士卒穿了全副甲胄，拿了作战的武器，跑完三百里路，才准许宿营。通过一段时间训练，选拔了三千各长跑能力最好的人，组成先锋部队，进攻楚国。由于运动速度快，乘其不备，“五战五胜”，很快就占领了楚国的首都郢城。
战国时的军制是征兵制。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素质，许多诸侯国在征兵的时候，就用奖励的办法选拔体质坚强的士卒。吴起是战国时的军事家。他在魏国召募兵士时，就以武装长跑作为选拔标准。被征选的人，穿上胸、腹，腿三块甲，戴上面胄，手里提着戈，背上背着弓矢，腰悬短剑，带上三天的干粮，“日中而趋百里”。合格的人，被录为常备兵，并免除了他本户的徭役和田宅的租税。这样厚重的奖励，当然会吸引农民愿意入选，因而长跑练习广泛地得以开展。所以，我国古代的长跑是与军事训练分不开的。
（二）驰马不及的短跑家
秦汉以后，步兵虽仍是军队作战的主要兵种，但没有大兵团的步兵战斗，而是步骑的混合兵种作战。长途追击由骑兵担任，步兵主要是短距离的突击，所以在跑的训练上就偏重于短跑训练了。唐代的兵书《太白阴经》上说：”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要求迅速；就要使用跑得快的人。《宋史·兵志》上规定，召募新兵时要“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跑和跳都是召募新兵的必要条件。明代的抗倭名将威继光，在他练兵经验的《纪效新书》中说：“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这说明各个朝代的练兵都注意了短跑的训练。
为了提高短跑能力，我国古代通过训练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负重训练的方法。《宋史·岳飞传》中说，岳飞非常重视军队的跑跳能力训练，“每休舍，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销习之。”注坡就是上下坡跑，跳壕就是跳远。为了锻炼腿部力量，平时训练时，穿上双重铠甲，增加身上重量，练习跑坡和跳壕，到了上阵打仗时丢掉一层铠甲，就能跑得快，跳得远。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也提到，“古人囊砂，渐渐加之，临敌去砂，自然轻便，是练足之力。”囊砂就是在腿上绑砂袋，这是训练腿部力量的一种好方法，直到现在尚为许多田径教练所采用，由创造负重训练法可以知道，我国古代重视短跑训练，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训练经验。
由于短跑是军中作战的重要技能，所以我国古代史籍中对有能力的战将，常常加上”走及奔马”、“马驰不及”等评语。据《北史·杨大眼传》记载，北魏孝文帝要南攻，命兵部尚书李冲“典选征官”。杨大眼前去应征。测试武艺之后，他没有被录用。杨大眼又请求测试短跑，用三丈长绳系在头上，跑起来之后，”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这种惊人的短跑能力，使李冲甚为赞叹：”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杨大眼被录用后当了先锋官。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军事训练中极为重视短跑，确实出现了有不少杰出的短跑能手。
（三）原地纵跳三尺高
战国时期，战争的防御设施已经有了城堡壕沟。在攻城夺寨的战斗中就必须具有超越壕寨的跳跃能力，才能获得胜利。《吴子》和《六韬》等兵书上都特别提到，要把具有“逾高超远”能力的士卒编成一支特种兵部队，作为战术进攻的小分队。《左传》上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吴王夫差想称霸中原，于公元前487年率兵北上攻打鲁国，军队驻扎在泗水之上。鲁国的大夫微虎认为应当趁吴兵立足未稳，攻其不备，以挫败吴兵的锐气。但是鲁君不听这个建议。于是微虎便在自己的家兵中挑选、组成一支突击队，自己带领着去实现这个计谋。因为是进攻营寨的战斗，挑选的办法，就是在庭院中设下障碍，”三踊于幕庭”，即凡三次能跳过者才能入选。结果在七百名家兵中挑选了三百人。入选者中也有当时正在微虎家中当家臣的孔子的弟子有若。由此说明春秋战国之时，军士中是十分重视跳跃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儒士并不是文弱书生。
跳跃既然是作战中的一种重要的战斗能力，各诸侯国君当然十分重视。在《左传》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领三军攻打曹国。在战斗中，大将魏犨和颠颓二人违犯了军纪，放火烧了曹国大夫羁负僖的家，魏犨在纵火中又烧伤了自己的胸部。晋文公见这两人违犯了自己的军令，十分恼火，命令军司马赵衰将这两人斩首示众。赵衰说，一天杀死两员大将于军不利。魏犨作战很勇敢，屡立大功。如果这次伤势不重，就赦兔了他吧。晋文公同意了赵衰的意见，并派赵衰去探视魏犨的伤势。早有人把这一消息通报了魏犨。魏犨等赵衰来看他时，用布把身上的伤缠紧，忍住疼，”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就是向上跳三百次，向前跳三百次。并说，托晋君的福，我的伤已完全好了。由于魏肇表现了仍有很好的跳跃能力，晋文公便赦免了他，只将颠颉一人斩首，以正军法。
从这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军队对跳跃能力是很重视的。秦汉以后，军队仍旧十分重视跳跃能力的训练。《汉书·甘延寿传》记载，甘延寿因骑射精良，被挑选参加了羽林军。在一次训练中，他跳过了羽林亭楼，其它技能也是优等，遂被提升做了郎官，南北朝时期，宋朝有兄弟两人都是作战勇敢的将领，一个叫卜天与，一个叫卜天生。卜天生年轻时只是一个十人伙的小队长。他带领自己的小队在军事训练中跳越二丈多宽的壕沟，十个人都跳过去了，只有卜天主几次都没有跳过。第二天还是训练这个项目，卜天生在壕沟底全部插满了锋利的竹签，稍一失足跌落沟底就会被竹签戳得皮开肉绽。十个人被这种危险吓住了，都不敢跳。卜天生手拍胸脯说道：“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坠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又何须活！”他带头先跳，全队在他的带领下一连跳过了几次。卜天生就是用这种办法训练土卒的勇敢和跳跃能力，使他率领的军队成为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
唐代的军队，也重视跳跃能力的训练，《太白阴经》记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形迹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矫捷之士。”宋代募兵也要测试跳跃能力，岳飞练兵就是穿着双重的铠甲跳壕。这说明我国古代的跳跃，是作为一种军事技能的训练项目，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
我国古代的跳跃，除了作为军事训练而广泛开展外，在民间开展得也较为普遍。《淮南子》中说：”今有六尺之席，卧而逾之，下材弗难；植而逾之，上材弗易。”这种譬喻当是从社会的实践总结而来。一般人只能跳过三尺高，只有奇材能跳过六尺高。据《晋书》记载，当时的江南有”赌跳者，以高者为胜”。《唐语林》记载，唐代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虽老，气力健壮如年三、四十人，以席圜固其身，挺立一跃而出。”挺立一跃，就是没有助跑的原地纵跳。席的宽度一般是三尺。原地纵跳能越过三尺，表现了很高的跳跃能力。这一些史料都反映了我国古代民间开展过多种多样的跳高活动。
（四）我国古代的田径记录
投掷在古代也是一种作战的技能。据《范蠡兵法》记载，战国时候发明了一种发石机，可以把”重十二斤”的石头掷出“二百步”（这二百步可能是二十步之误）。石头是作战的武器，投石当然就是一种作战的本领了。《史记》中说，公元前224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一次最重要战役，即秦楚之战，秦国大将王翦带了六十万大军，驻扎在天中山，连营十余里，坚壁固守，不与楚军作战；兵士们每天练习“投石、超距”，一连数十日。楚军士气低落，身体疲倦；秦军的作战能力却大大地提高。这一次会战就全歼了楚军。汉代也重视投石技能的训练，并作为军队训练考核的内容，汉武帝的大将甘延寿，就因为“投石拔距，绝于等伦”，而得到提升。唐代时，高宗曾下令征召”投石、拔距，勇冠三军，具录封进”。《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原是东昌府都监，后来投顺了梁山泊，成为马军五虎上将的没羽箭张清，”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投石是作战中一项根重要的技能：在火器没有发明以前，它一直受到军队将领的重视。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田径运动，是作为一种军事技能，随着战争的需要而广泛开展的。这与西欧在竞技场上发展的田径运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军队训练虽然重视跑，跳、掷能力的训练，但不重视跑，跳、掷的成绩记录，所以没有一项运动成绩的记录遗留下来。这是很遗憾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根据史料钩稽出一部分成绩记录，这只能说是史料中的最高成绩，并非是古代正式的田径记录。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他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说：元代有一种长跑比赛叫贵由赤。“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程。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宣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古代一天是以十二个时辰计算，三时即现在的六时。六个小时跑完一百八十里路，一个小时跑一万五千米。
据《北史·杨大眼传》记载，大眼“出长绳三丈许，系譬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这里虽然没有具体成绩，但可通过实验得到。三丈长的绳子，跑起来使之拉宜成一条线，没有一百米11秒的速度是不行的。
又据《南史·黄法传》记载，”法巴山新建人也，少劲捷有胆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跃三丈。”距跃就是跳远。相据《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梁尺当今0.25O5米，”三丈”就是7.50米。黄法的跳远记录是7.50米。
《南吏·周文官传》载：文育”义兴阳羡人。少孤贫……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数里，跳高六尺，与群儿聚戏，众莫能及”。周文育是陈朝人。陈朝因年代短，我们还没有发现当时的尺子。按其前朝的梁尺计算，”六尺”等于今之1.50米。如以后朝隋尺计算，隋尺当今0.296米，则是1.77米了。
又《汉书·甘延寿传》载，延寿“投石拔距。绝子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张晏在引《范蠢兵法》说：“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延寿有力，能以手投之。”甘延寿可以把重”十二斤”的石头，投”二百（十）步”远。汉朝一斤当今258克，十二斤等于今之六斤多一点。一步约等汉尺六尺四寸。汉尺一尺，当今0.231米，一步约合今1.40米；二十步等于今28米。这就是说，甘延寿能把重六斤的石头投出28米远。
发布日期：2008-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