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生
（北京语言大学）
侠义精神的传统内涵，是见义勇为，除暴安良；侠义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它凝聚着人民的愿望，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当今中国，尤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游侠列传》开侠义文学之先河，曹植《白马篇》奠定了侠义文学的基调。初盛唐时期，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李白等一大批诗人，任侠狂歌，从军报国，创作了大量游侠诗、边塞诗，形成了侠义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宋元明的话本、小说中，游侠形象再度活跃，并出现了《水浒传》这样的巨著，是为侠义文学的第二个高峰。金庸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熠熠的侠义英雄形象，拓展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成为侠义文学的第三个高峰。
一、汉代的游侠与侠义观
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莫过于汉唐盛世，而侠义精神最昂扬、并对侠义之道作出精辟阐释的，也正是汉唐时代。
游侠之风起于战国，盛于西汉前期。首先为游侠立传的是司马迁，这立传的宗旨，《太史公自序》说得很清楚：“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史记·游侠列传》的价值，不止是记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等侠客的事迹，连同《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朱亥，成为后世侠客的典范；而且，《游侠列传序》还系统地阐述了司马迁的侠义观：
（一）司马迁从道德观上肯定了游侠的正义性：“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后世的儒家，大抵是鄙视游侠的；但在法家看来，儒和侠都是国家的蠹虫。《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天下所以乱也。”因此，韩非子认为：如果不消灭儒、侠以及工商之民等“五蠹”，就会有亡国灭朝之祸。司马迁反对这种观点，但儒者“多称于世”，而侠者见恶于人主，因而挺身而出，为游侠辩护。尽管司马迁也说“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紧接着就称颂了游侠行侠仗义、舍己救人的行为和诚信、谦让的美德，再联系《太史公自序》中的“仁者有乎”、“义者有取焉”，可见司马迁实际上是肯定游侠具有仁、义、诚信、谦让之德，而这些美德，又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也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二）司马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释了产生游侠的社会原因：“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司马迁认为：由于人生难免有危急困厄之时，加以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因此，“侠客之义”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还认为：重然诺、重信义、不怕死的侠客，比起季次、原宪之类独善其身的隐士来，其社会功用和道德评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司马迁严格地界定了游侠与暴豪之徒的区别，驳斥了世俗的偏见，为游侠鸣不平。他说：“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司马迁认为：区分游侠与暴豪之徒的标志，就在于对待弱者的态度及其行为的目的。游侠以一己之力，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廉洁退让，不求报答，因而“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暴豪之徒结党营私，利用财富和权力，奴役穷人，侵凌孤弱，以满足他们自身的欲望，因而是可耻的，故“游侠亦丑之”。但世俗的偏见却将二者视为“同类而共笑之”，对此，司马迁深感悲愤。至郭解被汉武帝杀害并灭族之后，太史公不禁扼腕而叹：“於戏，惜哉！”
《游侠列传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正面阐释侠义精神的文章，它所肯定的侠客必须具备的仁、义、诚信、谦让等美德，成为后世侠客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游侠之风又勃然兴起。建安初年，军阀混战的两大集团的首领袁绍与曹操，少年时都是“好为游侠”的。但这两位少年“侠客”，除了合伙抢劫了别人的一个新娘外，别无侠义可称。然而，曹操的儿子曹植却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名作《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此诗《太平御览》卷三五九题作《游侠篇》，朱乾《乐府正义》以为是“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它在文学史上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作之一；也不止是开启了唐代边塞诗的先河，并奠定了盛唐边塞诗的基调；还在于它改变了游侠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提升了侠义精神的思想境界。从此，游侠从都市走向了沙场，从闾里走向了边塞，从替人报仇转为从军报国，从除暴安良转为建功立业，立功边塞成为游侠最高的人生理想，为国捐躯、视死如归成为游侠最高的道德规范。
二、唐人的任侠和侠义观
魏晋之际，玄学兴起，清谈之风盛行，游侠之风衰退。西晋时，李阳号称“京都大侠”，但于史无传，从《世说新语·规箴》及刘孝标注引《语林》来看，这李阳也只是交游广、名声大而已，与“大侠”的盛名不符。南北朝时期，侠义精神不绝如缕，只是在少量有关边塞与游侠的乐府诗中，偶尔闪现微光，如梁吴均《雉子班》、王褒《从军行》、庾信《侠客行》、陈张正见《度关山》、隋卢思道《从军行》等。但这些描写侠客从军的诗人，自身并没有从军边塞的生活经历，大抵沿袭旧题乐府的传统内容，敷衍成章，缺乏真情实感。
唐代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思想活跃，生活解放，任侠之风大盛，而鄙视章句小儒。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李靖、李勣，都颇有侠骨。《新唐书·李靖传》：“尝谓所亲曰：'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在晚唐的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李靖被塑造成“风尘三侠”之一。《旧唐书·李勣传》：“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隋唐嘉话》卷上记载了李勣的一段话，记述了他从游侠到大将的过程：“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郭震。《新唐书·郭震传》：“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任侠使气，拨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馀，以饷遗宾客，百姓厌苦。武后知所为，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诏示学士李峤等，即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后来郭震历任凉州都督、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朔方军大总管，屡建奇功，官至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
初盛唐时期，诗人任侠成风，骆宾王、陈子昂、王翰、王之涣、孟浩然、高适、张旭、韦应物等，都以任侠名世。骆宾王《畴昔篇》自称：“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说：骆宾王“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唐卢藏用《陈氏别传》云：“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嗣子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新唐书·王翰传》：“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出为汝州长史，徙仙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唐才子传》卷一《王翰》：“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侠湮没无闻，以其义出存亡生死之间，而不伐其德，千金驷马，才啻草芥，信哉名不虚立也。观王翰之气，其若人之俦乎！”唐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之涣）墓志铭并序》：“惟公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尝或歌从军，吟出塞，噭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府，布在人口。”《唐才子传》卷三《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新唐书·孟浩然传》：“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评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旧唐书·高适传》：“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宋沈作喆《补韦刺史（应物）传》：“当开元、天宝间，宿卫仗内，亲近帷幄，行幸毕从，颇任侠负气。”大书法家兼诗人的张旭，也是一位侠客，李白《猛虎行》说：“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
在唐代诗人中，最富有侠肝义胆的，首推李白。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他的忘年交魏颢《李翰林集序》说：“少任侠，手刃数人。”唐刘全白《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唐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新唐书·李白传》：“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
李白任侠，除击剑杀人外，更多地表现于仗义疏财、结交豪雄。他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又《上安州裴长史书》云：“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
任侠生活影响了李白一生的性格，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和他在现实生活中对腐朽权贵的认识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他反抗权贵的叛逆精神，唱出了“盛唐之音”的最强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并使他成为继屈原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然而，唐代毕竟已不是战国时代，游侠已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而另一方面，唐帝国的空前强盛，又极大地激发了唐人从军报国的热情。“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种重武轻文的英雄崇拜，尚边功而轻儒业的人生价值观，鼓舞着唐代诗人纷纷投笔从戎，走向边塞。骆宾王、陈子昂、岑参等都曾两度从军，苏味道、卢藏用都曾任军中管记。崔融曾从武三思东征契丹，李峤曾监军岭南、平息叛乱，郭震曾先后统兵于凉州、安西、金山、朔方，这些地方，正是当时的主要战场。张说曾先后出任幽州都督、天兵军节度大使、兵部尚书等职。崔颢也曾从军，故《河岳英灵集》卷中云：“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王之涣是否曾经从军，已难确考，但《墓志铭》说他“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见上），再联系高适的《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诗和他自己的名作《凉州词》来看，他至少是到过边塞、体验过军旅生活的。高适曾赴河西，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屡迁剑南西川节度使。王维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后又兼任河西节度判官。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李白。安史乱起，他满怀爱国激情，加入永王李璘的军幕，不料唐肃宗却认定李璘是叛逆，派大军围剿。永王兵败，李白锒铛下狱，长流夜郎。受尽摧残，壮志不移。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出镇临淮，追击史朝义。当时李白已六十一岁，疾病缠身，但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还是决心要从军报国，写下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中说：“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第二年，李白就寂寞地病逝于当涂。
在唐人任侠仗义、从军报国的社会风尚的沃土中，绽开了唐诗中最绚丽的鲜花，这就是初盛唐时期的游侠诗和边塞诗。如王维《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这三首诗，描述了咸阳游侠从意气相倾、畅饮高楼到从军边塞、杀敌立功的过程，表现出少年侠客风流倜傥的浪漫生活，为国杀敌的英雄气概，回荡着一种豪迈奔放的青春旋律，洋溢着朝气蓬勃的少年精神。
又如李白《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侠客形象，虎虎有生气。它歌颂了侯嬴舍生取义、朱亥挥槌救赵的侠义精神，更强调了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表现了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鄙视。《太玄经》是扬雄模仿《周易》的哲学著作，传说扬雄在撰写此书时，曾梦见自己口吐凤凰，集于《太玄经》上，可见他是很自负的。当时的著名学者桓谭对《太玄经》的评价也很高。但李白却不以为然，在《行行且游猎篇》中，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如果我们再看看李白《嘲鲁儒》对迂腐儒生的无情嘲笑，就不难发现：李白对腐儒的鄙弃，与他对侠客的礼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体现了李白的个性，而且显示出盛唐时代的人生价值取向。
王维、李白这类的作品，在初盛唐时期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当时诗坛普遍的歌唱。在他们之前，有虞世南《从军行》，卢照邻《刘生》、《结客少年场行》，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从军中行路难》，陈子昂《感遇诗》其三十四“朔风吹海树”、其三十五"本为贵公子"，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等等；与他们同时或稍前稍后者，有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王昌龄《少年行》、《塞下曲》，高适《邯郸少年行》，杜甫《后出塞五首》之四，李益《从军有苦乐行》等等。即以王维、李白而论，此类作品也远不止上面引述的几首，王维还有《陇头吟》、《陇西行》、《燕支行》、《榆林郡歌》等，李白还有《幽州胡马客歌》、《行行且游猎篇》、《白马篇》、《少年行》、《扶风豪士歌》等。诗人们如此普遍而热烈地歌颂游侠，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正是这些作品，形成了时代的大合唱，唱出了唐人昂扬激越的侠义精神，从军报国的爱国热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为国捐躯的慷慨情怀，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从而构成了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
唐诗高潮本是“建安风骨”更为丰富的展开，初盛唐的游侠诗与边塞诗也正是曹植《白马篇》的继承和发展。但不同的时代特征，使初盛唐的游侠诗与边塞诗，比起曹植的《白马篇》来，更加豪放，更加浪漫，更富有朝气，也更加乐观自信，而且，诗人从军的切身经验，也使得诗歌的内容更加丰富，形象更加丰满了。
在中晚唐的传奇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侠客的形象，如《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柳氏传》中的许俊、《昆仑奴》中的磨勒、《无双传》中的古押衙，都是见义勇为、成人之美、甚至舍命全交的侠士。《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也都个性鲜明；特别是出身卑微的红拂，蔑视腐朽的权贵，慧眼识英豪，大胆私奔，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并帮助李靖建功立业，大有巾帼胜须眉的气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少见的女侠形象，并成为后世戏曲的题材。另一位女侠是《红线》中的婢女红线，以超人的武功，盗取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床头的金盒，从而制止了一场血腥的军阀混战，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这正是侠义道的本色。至于《聂隐娘》，虽故事梗概近似《红线》，但情节荒诞，了无侠义可称；而且，聂隐娘开脑藏剑，妙手空空儿飞天无形，杀人无影，实为后世剑仙飞仙之滥觞。
对侠义精神作出理论总结的，是晚唐大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李德裕所撰《豪侠论》：
爰盎、汲黯，皆豪侠者也，若非气盖当世，义动明主，岂有是名哉！爰盎曰：“缓急人所有。”故善剧孟，匿季心。汲黯好游侠，任气节，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岂徒妄发？杨子所谓孟轲之勇类如是。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所谓不知义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为贯高危汉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为梁王杀爰盎者是也。此乃盗贼耳，焉得谓之侠哉？唯锄麑不贼赵孟，承基不忍志宁，斯为真侠矣。淮南王惮汲黯，以其守节死义，所以易公孙弘如发蒙耳，黯实气义之兼者。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复问径山大师：“欲习道，可得至乎？”径山对曰：“学道者，惟猛将可也。身首分裂，无所顾惜。”由是而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不足观矣。
这篇文章不足三百字，但很精彩，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提高了对侠的人格评价，盛称其“气盖当世，义动明主”，尊为“非常之人”。
（二）阐明了侠与义的关系：“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强调侠“必以节义为本”。没有义，固不能成其为侠，即便出家当和尚，也不能得道，被人瞧不起。
（三）界定了侠与盗的区别：坚持正义、明辨是非、保护忠臣孝子者为侠，“感匹夫之交”、害正利邪、“任气而不知义”者为盗。显然，这是本于《论语·阳货》：“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四）对侠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即必须“以节义为本”，并具有“孟轲之勇”和“守节死义”的情操。所谓“孟轲之勇”，即《孟子·公孙丑上》所引孔子的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译为：“反躬自问，正义确在我，对方纵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所谓“守节死义”，也正是《孟子·告子上》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要之，比起司马迁《游侠列传序》来，《豪侠论》的侠义观更系统、也更全面了，李德裕对侠的道德要求，已趋合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这就为后来侠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明清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发展与蜕变
中唐以后，充满豪情壮志、侠肝义胆的游侠诗边塞诗已成明日黄花，诗歌中也少见侠客的身影，像贾岛《剑客》、贺铸《六州歌头·少年侠气》、陆游《题海首座侠客像》、柳亚子《吊鉴湖秋女士》那样的佳作，已寥若晨星了；但在宋元话本小说中，游侠形象又日趋活跃，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侠盗宋四公、赵正，惩罚了为富不仁、嗜钱如命的财主张富，并大闹京城，使得钱大王、滕大尹、马观察之流惶惶不可终日，可谓大快人心。
《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水浒传》写得最精彩的是前四十回，前四十回的故事情节，都是围绕鲁智深、武松和宋江这三个人物展开，而《水浒传》的侠义精神也正是集中体现在这三个人物身上。
鲁智深是《水浒传》中最光辉的形象，他一出场，读者眼前一亮，心为之一壮：“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走入茶坊里来”，“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落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第三回）。他与金氏父女素不相识，得知他们被恶霸镇关西欺凌，便挺身而出，拔拳相助，说是“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果真是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送走了金氏父女。他在桃花村得知小霸王强抢民女，又仗义救人，痛打周通。接着就是大闹五台山、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紧张曲折的情节，无一不是神来之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第三回）的英雄形象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第九回）的侠义精神，成为市民心目中理想的侠客。他天真爽快似李逵，仗义重交似武松，但又不像李逵那么卤莽，也不像武松那样容易被人收买；他卤莽中有精细，救金氏父女时的精心安排，救林冲时的周密考虑，都贯彻了他“救人须救彻”的宗旨。更可贵的是：他对以高俅为总代表的权豪势要，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存半点幻想，他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因此，他上梁山后，与李逵、武松等人一道，成为反对招安的中坚力量。只因讲义气，他也随同宋江接受了招安，在征辽的战斗中，他勇往直前，立了军功，但绝不稀罕功名富贵，功成身退，毅然出家。当梁山好汉一个接一个地死于非命之际，他却坐化于六和寺的禅椅上，终成正果，印证了李德裕《豪侠论》所引径山大师的话；“学道者，惟猛将可也。”
由于曲艺和戏曲的广泛影响，在中国民间，武松的名头要比鲁智深响亮得多；但在《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却比鲁智深略逊一筹。他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容易被人以小恩小惠收买，一是惩处恶人时，滥伤无辜。但暇不掩瑜，武松毕竟是一条“仗义的烈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第三十回）景阳岗打虎，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场面，也是中国民间津津乐道的英雄传奇，它不仅渲染了武松的神力，更突出了武松为民除害的侠义精神。杀潘金莲，杀西门庆，使他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守护神；醉打蒋门神则是除暴安良的义举，血溅鸳鸯楼虽然伤及无辜，但毕竟还是惩治权豪势要的好汉行径。由于他生平多经挫折，痛恨权豪势要，因而成为梁山群雄中坚决反对招安的好汉之一。他在平辽时立了战功，却在征方腊时折了左臂，后来在六和寺出家，“至八十善终”。从小说对人物结局的安排看来，作者对最富有侠义精神的鲁智深和武松，显然是情有独钟的。
宋江是《水浒传》的核心人物，他“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礼贤下士，交纳豪杰”（第三十二回），“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第十八回）。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给劫了生辰纲的晁盖等人报信，便是最好的例证。在宋江身上，侠义精神不再停留在一般侠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层面，而已提升到了普济世人的高度。也正是这种侠义精神，使宋江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梁山聚义的领袖，并顺理成章地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所谓“替天行道”，也就是宋江所说：“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第六十四回）这就把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提升到了反对权豪势要、铲除滥官污吏、拯救受害百姓的新高度，而这也正是《水浒传》的中心主题。
然而，“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第一百二十回）的宋江，上山落草是极不情愿的，他再三表白：“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第五十九回）其实，早在宋江上梁山之前，他就已经为落草的江湖好汉安排好了一条政治出路。他在送武松上二龙山时说：“入夥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三十二回）这落草——招安——立边功的三部曲，确是深受权豪势要迫害的江湖好好汉最好的出路，而立边功又正是自曹植《白马篇》以来游侠们最高的人生理想。因此，梁山英雄聚义，“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之后，宋江便踌躇满志地唱道：“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第七十一回）“平虏保民安国”，正是侠义道的最高境界；而反抗权豪势要的江湖好汉要实现“平虏保民安国”的理想，招安乃是必由之路。但招安的道路也并不平坦，通过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狠狠地教训了权豪势要的总代表，显示了梁山英雄的强大实力之后，才迫使皇帝下诏招安。接着便是出兵征辽。诏令一下，“众皆大喜”，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破檀州，收蓟州，取幽州，围燕京，直逼得辽国"奉表称臣，纳降请罪"，而梁山英雄，无一阵亡。
宋江平辽的情节，不仅《宋史》、《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无载，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也没有，而且，历史的真实恰好相反，不是辽国投降，而是宋徽宗和钦宗被俘。《水浒传》之所以虚构出这样的故事，只是当时人民愿望的反映，故鲁迅先生云：“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从曹植《白马篇》到初盛唐的边塞诗，游侠们从军报国的理想抱负，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在《水浒传》中乃成为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这是《水浒传》的贡献，正如林庚先生所说：“《水浒传》不但在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身上集中了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济困，仗义疏财’的传统美德，而且赋予他们舍身报国、边庭立功的理想和抱负，这就恢复了市民文学中游侠们身上久已失去的浪漫主义精神和理想光辉。”
尽管宋江等人在破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宋王朝并没有论功行赏，只是“钦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给赏金帛”（第九十回），宋江所幻想的“封妻荫子”化为泡影，当初把他们逼上梁山的政治体制毫无改变，高俅、蔡京、童贯等权豪势要的总代表，依然窃居高位，并千方百计压制和迫害梁山英雄，终于迫使他们走向死亡的陷阱，连续征讨田虎、王庆、方腊，损兵折将，一百零八条好汉，阵亡和病故者多达六十九人。最后，宋江、李逵被毒死，吴用、花荣自缢，只落得个"魂聚蓼儿洼"的悲惨下场。这就与征辽时梁山英雄个个生龙活虎、义旗所指、势如破竹的场景，形成了极强烈的对照，从而揭示出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的历史必然性。《水浒传》思想的深刻性也正在于此。
《水浒传》之后，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中，侠义精神也时有表现。如《神偷寄兴一枝梅》中的侠盗懒龙，神通广大，劫富济贫，较之宋元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和赵正更富于侠义精神。《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中的赵匡胤，“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专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脑的太岁”，因在京城杀人，避难于太原，遇见被强人所掳的京娘，便对她说：“救人须救彻，俺不远千里亲自送你回去。”一路小心呵护，诛杀强盗，将不义之财分给百姓，一直把京娘送回蒲州。当京娘表示情愿以身相许时，他断然拒绝，表现了不贪色、不求报的侠义本色。《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侠客救李勉的故事，取材于唐李肇《国史补》卷中《故囚报李勉》，但《国史补》叙事简略，写那义士不过二十馀字，话本则敷演成一大段完整的情节，突出了侠士“平生专抱不平，要杀天下负心之人”、武功高强、救人“亦不要人酬报”的英雄形象。但总体看来，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已远不如《水浒传》中的英雄那么丰满，更失去了梁山好汉“平虏保民安国”的理想光辉，又回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老套。
清代中叶以后，侠义和公案相结合，武侠小说又开始热闹起来，其中较好的作品是《三侠五义》。这部长篇小说所塑造的白玉堂，个性鲜明，心高气傲，出入深宫，杀人题诗；跃入相府，盗走“三宝”。但这些行为的动机，固然是向最高统治者示威，但主要还是为了“可以名传天下”，致使侠义精神大为减色。至于南侠展昭，沾沾自喜于钦赐“御猫”的封号，已无侠义可称。而且，书中的侠义人物，后来都投入包公麾下，为朝廷卖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从此，武侠小说日益堕落，为民除害、从军报国的侠客，蜕变成为王前驱、以武济恶的爪牙；反抗权豪势要、敢于向封建秩序挑战的豪侠，蜕变成依附权臣大吏、戡平内乱的鹰犬；侠客昔日的英风豪气荡然无存，传统的侠义精神丧失殆尽，“平虏保民安国”的理想光辉黯然消失。在这些武侠小说中，虽然已无侠义，但毕竟还有武功，这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武术；尽管多有夸张，但武技的基本功和所用兵器，大抵还是真实可信的。自《七剑十三侠》始，侠客转化为口吐白光、飞剑杀人的剑仙，不仅毫无侠义，而且连武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大堆胡编乱造的门派争斗，个人恩怨，武侠小说从此坠入魔道。
四、金庸小说中侠义精神的提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小说横空出世，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如凤凰涅槃，金庸小说在旧武侠小说的灰烬中腾空而起，使武侠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崭然一新。它塑造了一系列救民于水火的侠义英雄形象，始终贯彻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宗旨，从而恢复了《史记》、唐诗、《水浒传》所歌颂的侠义精神，并把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金庸小说所塑造的侠义人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是胡斐、郭靖和萧峰。
在胡斐的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赵半山。赵半山的一席话，巧妙地传授了武学的至理，使胡斐终于成为一代武学高手；更重要的是教他如何做人：“一个人所以学武，若不能卫国御侮，也当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若是以武济恶，那是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后来胡斐艺成出道，行侠江湖，始终遵循赵半山的教诲。他在广东佛山镇目睹钟阿四一家四口惨死于恶霸凤天南之手，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为钟阿四一家——也为佛山一镇的百姓申冤，自称“杀官殴吏拔凤毛”，痛打凤一鸣，大闹北帝庙，逼得凤天南毁家避祸，流窜江湖，但他仍不放过，紧追不舍。凤天南为了求饶，先是送给他上等水田四百多亩、庄子一座，后又在京城送给他一套价值二万两银子的豪宅，他都弃之如敝屣，说是“大丈夫义气为先，以金银来讨好胡某，可把胡某的人品瞧得一钱不值了”。他深深爱着袁紫衣，但当这个美丽的姑娘为凤天南求情时，他即断然拒绝。京城有权有势的武官周铁鹪等出面讲情，给足了他面子，他也不为所动，斩钉截铁地说：“这姓凤的在广东作威作福，为了谋取邻舍一块地皮，将人家一家老小害得个个死于非命。我胡斐和钟家非亲非故，但既伸手管上了这件事，便跟这姓凤的恶棍誓不并存于天地之间。倘若要得罪朋友，那也是势非得已。”充分表现了他除暴安良、为民申冤的侠义精神，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不为美色所迷、不为面子所动的英雄形象。
比起侠骨柔肠、机灵活泼的胡斐来，郭靖可是个“老实头”。他是梁山英雄郭盛的后裔，生性戆直，并不十分聪颖，却极其刻苦勤奋，终于得到武林绝顶高手洪七公的真传，成为一代大侠。当他在岳阳楼上看到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时，“不禁油然起敬，在饭碗中满满斟了一碗酒，仰脖子一饮而尽，说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英雄大豪杰固当如此胸怀！’”他生当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已侵占大半个中国，他率领江湖豪杰与襄阳人民顽强抵抗。当忽必烈妄想招降时，他大义凛然地说：“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襄樊之战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侵略军的著名战役，相持的时间最长，战况也最为惨烈。郭靖这个人物及其相关的故事情节虽属虚构，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因此，朱子柳盛赞郭靖：“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们把上引三段话结合起来，便可看出：郭靖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又有“满腔热血，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的决心，更有长期坚守襄阳、保国安民的实际行动，无论其精神境界或所作所为，都远远超过了朱家、郭解之类的汉代大侠，这正是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的提升。
曹子建高歌“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时，曹操已具备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实力；王维高歌“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时，正值开元盛世，唐帝国的强盛，举世无双；而郭靖的处境则大不相同，当时南宋王朝已日暮途穷，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但郭靖仍舍身赴难，坚守襄阳。他对杨过说：“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我们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说只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最后成功失败，他也看不透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这一名言，体现了无数仁人志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郭靖达到了这样的思想高度，因而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大侠，成为古今文学作品中最完美的侠客形象。正是郭靖这种精神的感召力，感化了杨过，团结了黄药师、周伯通、一灯大师等绝顶高手和丐帮弟子，共同投入了襄阳保卫战。
金庸小说还明确区分了“侠之小者”与“侠之大者”。郭靖对杨过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可见，区分侠之大小的唯一标准，就在于是否“为国为民”，而胡斐、郭靖、萧峰，正是“侠之大者”的杰出代表。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侠总是身怀绝艺的武士，但金庸小说超越了这一思维定式。襄阳大战前夕，郭靖和杨过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郭靖说：“你想中国文士人人都会做诗，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他忧国爱民之故。”杨过道：“你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文武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般的。”郭靖说：“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当郭襄提出丐帮帮主鲁有脚“算不算大英雄”时，杨过说：“此人武功并不怎么，也说不上有什么大作为，但瞧在‘锄奸杀敌，为国为民’八个字上，算他是一号人物。”要之，不论出身、职业、身份、地位，也不论文人武士，更不论武功高低，只要“为国为民”，便可成为大侠，就算是真好汉、真豪杰。金庸小说的这种侠义观，无疑是传统侠义精神的拓展和提升；而这种不分文武、不论职业、人人都应当为国为民、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也正是今日中国百姓最期盼的。
在金庸小说所塑造的大侠形象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萧峰。他出生于契丹武士之家，未满周岁时到外婆家去，在雁门关外遭中原武林高手截杀，母亲惨死，父亲投崖，他被汉人乔氏夫妇收养，故又称乔峰。他在汉人的养育下成长，从小就痛恨契丹人，后来他为丐帮立下七大功劳，被立为帮主，而“丐帮一直暗助大宋抗御外敌，保国护民”，乔峰自然也以契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当他在雁门关亲眼目睹宋军残杀契丹平民、甚至马踏婴儿时，立即挺身而出，将那些大宋官兵杀尽，纵声长啸。当他终于明白自己本是契丹人之后，心中苦恼之极，但终于解开了心中的郁结，他对阿朱说：“我一向只知道契丹人凶恶残暴，虐害汉人，但今日亲眼见到大宋官兵残杀契丹的老弱妇孺，我……我……阿朱，我是契丹人，从今而后，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后来他官居辽国的南院大王，手握雄兵数十万，却不愿领兵伐宋，因为他明白：“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当他求少林寺老僧解救父亲时，那老僧说道：“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如此大仁大义，不论有何吩咐，老衲无有不从。”最后，他迫使耶律洪基当众折箭发誓：“于我一生之中，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而他自己旋即自杀身亡。英雄往矣，浩气长存。萧峰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实践了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达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中国武侠小说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尽管历史上有过多次汉族与某些兄弟民族的战争，但广大民众总是盼望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而每一次民族战争的结果，也总是从反面教育了民众，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王昭君之所以留芳千古，主要并非由于她的美丽，而是因为她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赢得了六十多年的和平，使北方边境“罢关徼之儆（通‘警’），息兵民之劳”。文成公主之所以永垂青史，是由于她与松赞干布联姻，促进了唐王朝和吐蕃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推动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萧峰这位大侠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代表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厌恶战乱、渴望和平的普遍意愿，体现了民族要团结、国家要安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有许多抗敌御侮、保民卫国的英雄形象，如岳飞、杨家将等等，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但为民族团结而献身的英雄人物，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尚不多见。金庸小说既成功地塑造了胡斐这样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大侠，又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样抵抗侵略、鞠躬尽瘁的大侠，还成功地塑造了萧峰这样为国家和平与民族团结而英勇献身的大侠，这确是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后记》中说：“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严家炎先生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列举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大街上勇斗歹徒而受伤的记者倒在血泊之中，无人援手；劫匪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公然抢劫，无人反抗；餐馆里被盗的顾客不敢指证，致使抓小偷的人反被小偷暴打，多处负伤。严先生说：“据粗略统计，从1979年到1983年，报刊上报道的这类触目惊心的事实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一个多么突出的社会现象。”然而，从1983年到现在，二十三年过去了，我国的社会秩序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光天化日下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有增无减，见义勇为者孤身奋战、围观者甚多却无人相助的事情屡见不鲜。此类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危害。
时代在呼唤侠义精神的回归，人民在盼望胡斐、郭靖、萧峰式的大侠重出江湖。特别是金庸先生所倡导的不分职业、不论身份、人人都应当挺身而出、维护社会正义的侠义精神，更是今日中国的迫切需要。
发布日期：2008-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