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 玉
唐代张祜有诗《感春申君》：薄俗何心议感恩，谄容卑迹赖君门。春申还道三千客，寂寞无人杀李园。
好一个“寂寞无人”，我总觉得这一锤定音太悲忿。名列战国四君子的春申君结局最惨，别人好歹还能终了，唯春申君被投头棘门，满门灭斩。三千食客，竟一无是用。司马迁说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一、勇士
被罢官的孟尝君也是感叹世情冷暖，三千食客都走了。官复原位以后觉得这些食客要是还有脸见他，一定吐上一脸口水。冯欢认为孟尝君错了，说了一番世间熙熙皆为利来，世间攘攘皆为利往的道理，“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很可爱的一番话。冯欢不是等闲之辈，替孟尝君收债，却大宴欠债人，能还债的约定归还日期，不能还债的烧掉契约，取信于民。得冯欢，孟尝君才能官复原位，总算没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王安石说得彻底：“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与孟尝君一地的毛遂智勇双全的上演了楚赵歃血合纵。毛遂剑指楚王的一番说辞是十步之内谁也救不了楚王，当年商汤七十里、周文王百里之地起而框定天下因为“据其势而奋其威”。现在暴秦辱楚，合纵为了强楚，而不是为了赵国。大抵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良禽择木而栖吧，毛遂千里投奔平原君而不入孟尝君。鸡鸣狗盗之名事出有因，当年逃出秦国先靠食客装狗偷来狐裘献给昭王宠妾，宠妾说情才被放，在函谷关食客学鸡叫引来群鸡共鸣，才得以出关。
李园看楚烈王没有后代，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怀孕以后说服春申君将其妹献给楚烈王，得太子。楚烈王死后，李园杀春申君灭口。朱英说自己是春申君的不期而至之人，让他做郎中就可以在宫中伏击李园，先下手为强。春申君不同意，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按当时习惯，朱英领导刺李园的行动会有一帮助手，换成现代说法是“刺李工程负责人”朱英全权负责解决李园问题。战国时代既有春秋大义，又是春秋无义战，且挑灯看剑，梦入侠义一次。
齐国居东郭、西郭的两勇士喝酒，找下酒菜找到自己身上的肉了，于是一人一刀“相赠啖之，肉尽而死”。果然勇士。士可以安置在各色人等身上，比如勇士、死士、武士、义士、医士、博士、谋士等等。古代四民是农工商士，《说文》解“士”为“事也”。《说文》将客说成“寄也”，刺客、食客之客与士一样都要受制于前面的字。孟尝君于赵国某地民众来说，当为暴客。赵人围观返齐的孟尝君，没料到名满天下的孟尝君“乃眇小丈夫耳”，于是一帮人灭县才离开。那个年代人命如草芥，民轻若鸿毛，免不了刺客、勇士辈出。
二桃杀三士说明了侠义的困难。三人按功劳大小分两个桃子，不受桃即无勇。比较功劳以后，功劳小的两人羞愧万分，拔剑自杀；功劳大的觉得自己不仁不义且无勇，刎颈自杀。
古时死士谋求一击必杀，不考虑全身而退的，并且极少有全身而退的事情发生，如专诸用鱼藏剑刺吴王僚后立即被侍卫所杀。但是策划谋杀行动需要大智慧，古代的刺客与死士的区别在于一等刺客智勇双全，死士有勇即可。聂政只身刺侠累，直接登门一击而杀，又杀了几十个护卫后自毁面容、挖眼剖腹而亡。聂政抱必死之信，不但神勇，而且考虑周到，决不牵连别人，只是没想到姐姐聂英如此刚烈。韩国暴尸聂政，聂英为了不埋没聂政英名千里认尸，哀伤过度，当场而死。女子尚且如此大义，何况大丈夫？
智伯的家臣豫让刺杀赵襄子未遂，赵襄子觉得豫让是义士，放人。豫让涂漆吞炭，让自己皮开肉烂声音沙哑，再次刺杀赵襄子被擒。赵襄子认为豫让作过范氏、中行氏家臣，而被智伯杀掉以后，豫让才成为智伯家臣，这样报他杀智伯之仇没道理。豫让认为一心不事二主，智伯得豫让之心，自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了，要行“死名之义”，说白了就是来送死的，以成全名节。赵襄子感其义而泪流满面，却不得不杀豫让，脱下衣服让豫让刺上三剑。赵襄子成全两人之义后，豫让拔剑自杀。
义这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明白的不是义本身，而是义之目的。鲁庄公吃了败仗和齐桓公议和，大将曹沫突然在盟会上劫持齐桓公，齐桓公只得答应归还鲁国土地。曹沫扔掉匕首回席，面不改色谈笑风生，这和毛遂说楚相似。曹沫是鲁庄公的战将，能杀曹沫就能当场击杀鲁庄公了，齐桓公自然下不了手。齐桓公气得要命想反悔，管仲以因小失大的道理劝齐桓公不能失信天下。现在看这样的故事好像天方夜谈，但是中国人从来不干“背信弃义”的事情。远得不说了，穷困潦倒的大清朝，赔款的条约签订以后就没赖过帐，借钱还债的事情都干过。中苏反目以后，穷得只剩裤衩的中国人也把欠苏联的债务全还了。立人之本诚信，立国同样诚信为先。鲜血淋漓的中国历史既是仇恨的历史，也是诚信的历史。
二、刺客
我以为司马迁将荆轲称为刺客而不是侠客，应该是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坏了事。高渐离在易水边击筑，如果能代荆轲唱出此句，荆轲当为古今第一侠客了。
荆轲在燕国找到知音，与高渐离和一个屠狗之人饮歌燕市，痛哭流涕旁若无人。结交了田光以后，引发了震古铄今的故事。
秦将樊於期被灭门，只身逃到燕国，老师鞠武认为此举是“委肉当饿虎之蹊”，并提合纵连横之策。太子丹觉得不能弃义送走樊於期，但是抗秦应该快。鞠武说太子丹“行怨暴之怒”，就找田光先生来谋划。田光觉得自己老了，找荆轲行事，但是太子丹要保密的话刺痛了田光。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田光办事以后为“节侠”之名自杀。《战国策》将田光之死说成“以激荆卿”是对荆轲的怀疑，我以为田光单纯自杀。有食客认为孟尝君与他的饭食质量不一样，孟尝君就给食客看，食客立即挥剑自杀以谢罪，田光应与此道理相同。荆轲答应太子丹应该没有田光因素在里面，因为田光只要荆轲见太子丹，受人所托，玉成其事即可，后面的事情由荆轲做主了。田光所托之事极有分寸，受太子丹国事所托来见荆轲，自杀守密，请荆轲立即将此事亲告太子丹，成全田光的侠义之名。田光托荆轲私事，不是国事。荆轲不愿刺秦自然有道理，好友因太子丹而死，岂是荆轲所愿。太子丹居然叩头大礼而请，于是荆轲答应了。就算荆轲一万个不愿意，没有豫让的士为知己者死之实，也要为侠义之名而答应了。
当秦国进兵燕国边界以后，荆轲决定用樊於期的头取信秦王，樊於期听到以后自刎了。太子丹派草莽勇士秦舞阳为荆轲助手，见荆轲迟迟不去，想让秦舞阳先行一步。荆轲怒叱太子丹，他是等人，既然如此，立即就走。《东周列国志》说荆轲等的是盖聂，并给出《易水歌》全本：“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嘘气兮成白虹！”
秦王听蒙嘉进言后以九宾大礼见荆轲，那朝代当官受贿严重，让蒙嘉开口少不了使银子的。秦舞阳真是没见过排场，吓得面色大变浑身发抖，荆轲嘲笑秦舞阳“北蕃蛮夷之鄙人”，搪塞过去。原本抱着地图的秦舞阳应该是刺杀的直接行动者，换成荆轲独自行动了。图穷匕现，荆轲技艺荒芜，几击不中，投匕又击中铜柱。荆轲事不成乃是想生擒秦王，逼迫写下契约报答太子丹的。可能《东周列国志》据此发挥，说成效仿曹沫了，而且说秦舞阳也被护卫诛杀殿下。
《史记》里的刺秦大量转录了《战国策》，但是较为详细的记录在《东周列国志》。《史记》有许多细节没有说清楚，也让后人莫衷一是了。荆轲一定在等一流刺客，如果聂政再世一定会得手的。以后高渐离客居宋子城击筑唱歌，秦始皇召见后赦了死罪，薰瞎眼睛让他击筑。高渐离最终以铅灌筑击杀秦始皇未果而死。高渐离是荆轲的知音，两人的志向应该一致的，高渐离可以为知音之死而奋力一击，就如荆轲为田广而见太子丹。荆轲行刺动机难以准确界定，但是几千年来众口一词的英雄之说当是对荆轲义举的最大赞同了。
三、论剑
先秦历史中，侠义并没有统一规范，大抵是一个侠义，各自表述程度。司马迁认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取仁义言游侠，唠叨起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了。中国封建结构的儒表法里在如今一目了然了，身为法家掌门的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在汉代已经被独尊儒术所取代了。儒家的仁政、德治也是一句空话，被义政所取代。自汉以后，儒法都不是先秦的儒法了，天知道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只能取鲁迅的“奴才”说了。司马迁大大赞扬了侠客：“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二人为仁、人言为信、止戈为武的春秋大义，在汉代已经夕阳西下了。弃生死尚不困难，但是侠客一定羞于说自己的义行，不像现在没干好事就大吹大擂，干了点好事就吹上天，吹上天还不愿下来的伟光正。
后世所谓仗剑行侠大大的错误，侠义并非刀剑相见的。至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更是指鹿为马了。考古证实先秦男子人手一剑，生佩剑在身，死葬剑随人，腰中无剑大约比现在没有手机的中国人更见不得人。穷得穿着草鞋投奔孟尝君的冯欢也是腰佩一剑，委实穷了点，用草绳缠着剑把。《资治通鉴》有如下记载“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吃饱喝足了，人总要找件事情干干，总有时候有杀掉个把人的冲动，手中有剑，心中不慌。死士什么朝代都有，如今这世道民工跳楼、穷人自杀的事儿层出不穷，不想活了不一定是想不开，也可以是想的太开，更可以是走投无路。为了一件事情而去做，可称为士，有勇气即勇士了。士为名节，或曰尊严，换成现代说法，就是具备敬业精神。秦国实在将线性思维发挥到极致，修秦直道居然不打弯，开山填谷，不玩一点虚假。不但认个死理，而且特认真，如今秦直道居然还不能长树。暴得者暴亡，此言不虚，暴秦亡于“暴”字。屯长陈胜吴广被暴雨阻于大泽乡，按秦律当斩，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起事。当时老百姓做完饭连菜刀都要收缴管理，啥都没有的陈胜吴广“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也让大秦帝国轰然倒塌。
我以为鲁迅的《铸剑》一文破坏了曹丕《列异传》的无厘头风格，鲁迅笔下的无名氏刺楚因为“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说成是武士道精神更合适。莫邪儿子要杀楚王为父报仇，遇上无名氏。无名氏愿意替他报仇，莫邪儿子自刎。楚王煮莫邪儿子头颅三天也没煮烂，跑上去看看，无名氏挥剑斩楚王，头落锅中，并挥剑自尽。因为三人头颅煮烂了分不开，就埋葬在一起。好像《圣经》或者《古兰经》所说的那样，神是没有形状不可命名的，义同样不可命名的。无名氏认识与宗教认识吻合，无来由地杀楚王，替莫邪儿子践义。无名氏行为本身就是义，既没有原因，也不在乎结果，干完就行了，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侠义是超道德、超宗教、超法律的纯粹精神，无忧无虑就可以没有罪恶感的。孔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仁智不但不能成为目的，连彰显智仁本身都可能是罪恶的，仅一个勇字就可取无忧无虑来源而代之了。
庄子滔滔不绝地论剑天下，我以为盖棺定论了：
“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擦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
“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
四、侠义
墨家有规模化的行侠举动，又名“别墨”，三百弟子都可以替天行道赴汤蹈火。墨子认为“所谓，实也；所以谓，名也。”这样来看侠义就清楚了，侠与义是内外之别，名实之分。侠是行动，是义之外化，需要守仁。墨子要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只有“代天行诛”才是正义。
义为侠之本，墨子同时认为“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侠义精神首先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主观认识。司马迁的游侠论又将义分“正”义、“别”义，“正”义于外在仁；“别”义于内在个人认识，即墨家的“无黑无白”论，黑白本一道。侠义既是精神也是现实行动，成义需要侠之行动。将义提升到极致而舍身为义，名之侠。既可以是睚龇必报，也可以忍辱负重。人性为先，乃义举前提。人性有善有恶，矛盾重重，但是侠义要求一定能舍身，因而为之而义的目的少之又少。典型刺客要求的智勇双全就应该放弃那些无谓斗勇，外化于仁已经是皮毛问题了。至于“士为知己者死”，我更认同《新唐书·裴行俭传》所载的“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的看法，后什么再议，没有器识一定先完蛋了。在行动上，孔子的“君子不器”倒是适合侠义精神了。先秦百家各有所长，杂而取之，唯自由二字！陈寅恪诗曰：“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痛哉痛哉。司马迁笔下的《史记》，同样充满了陈寅恪得浩然正气、痛楚“自由”。
诸子百家学说与古希腊哲学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苏格拉底为了维护雅典城邦制度，慷慨受死，堪称义士。孔子的儒学也非后世腐儒所知，当年孔子若丧家之犬，断粮七日，见颜回偷吃还没有熟的饭，拒食那盘不洁之饭。颜回说他发现讨来的米有煤炱，所有把脏饭吃了，孔子回个“知人固不易”的佳话来。儒家虽然太重名声，在身体力行上同样为后世师，子路为义“结缨而死”。墨子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比较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是各自表述的，最终大家接受的是共识，而不是每个人的道德，但是用共识强迫个人认同同样非道德。二人为仁即可概括了，凝结两人关系的是共识，而不是其他。
侠义精神首先是自由精神。如要行侠，须器识，要有对自由精神的见识与包容自由精神的器量才行。所谓大义，乃大自由！乃庄子的“相忘于江湖”。侠之大者，乃大智大勇，既能为达成目的殚精竭虑，又能为达成目的舍生取义。侠义精神诚信俱备。
五、玉碎
荆轲刺秦，自称“壮士”，《说文》解为做大事情的人，但是不能达成目的则自称“竖子”，也就是小人的意思。荆轲与盖聂论剑，盖聂认为他剑道不对，怒目而视，颇有不屑。与鲁句践讨论博戏之道，又被怒叱。荆轲离去应该是心气太高，有士大夫之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既然比不过人家而不招待见，自然走了。鲁句践以后说荆轲剑术很差，也不能让人了解其人。能够慷慨歌燕市，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的，荆轲行的是君子之义。太子丹既然匕首用毒，目的显然是刺杀秦王。荆轲赴秦却有个人使命在里面，最后对秦王的表白不能说是为剑术不精而开脱，按荆轲的智勇，用曹沫之策不杀秦王比杀了秦王更能保全燕国。荆轲的大事不是鲁句践、盖聂之流能够了解的，所求当是正义。荆轲曾用剑术游说，所求正义当是庄子的和民意、安四乡了。司马迁评论的“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当为正解。
长江后浪推前浪。张良刺秦，会同无名氏在博浪沙惊世一击，一百二十斤的铁椎误中副车。此次几乎成功地刺杀仅此记载。相较张良的成功，荆轲刺秦的功亏一篑在于助手未得。张良变卖家产寻求勇士，荆轲没那么多钱财，与鲁句践、盖聂之流当年不得为友尚情有可原，等到受命太子丹以后则应该礼贤下士，亲自邀请才是，这是荆轲没能成功的原因所在。而且荆轲之谋不及张良，若是认定自己有刺杀秦王的能力，也不必带秦舞阳这样的勇士，找个死士更能成事。匹夫不可夺其志，像樊於期这样对秦王怀有深仇大恨的人多了去了，找一个就行了。
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荆轲还是缺了点浩然正气，止于刺客。
每一个人的志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了志以后，当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了。人总要找点事情干干的，既然去做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要玉碎。有了玉碎决心以后，这才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说。
“春申还道三千客，寂寞无人杀李园”，春申君不能得人心，再多的食客也是无济于事。世上朱英千千万，世上李园万万千，春申君却只是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杀与不杀并不是问题，“寂寞无人”与谁听？
浩然志气当玉成，即使玉碎，大丈夫亦在所不惜。
发布日期：2008-08-07